现场：死亡与火光下，奋力在危机中自保、互救的印度人们

编按：自4月来，印度疫情惨烈，失去控制。5月初，印度每日的COVID-19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000人，每日确诊的人数超过40万人；自2020年疫情开始以来，印度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300万人，其中死亡人数超过25万人。令人心惊的数字背后，悲惨不堪的画面背后，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普通印度人是怎样面对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面对失能的政府，怎样的相互扶持才能带著彼此挺过危险？端传媒特邀生活在印度已有十年的撰稿人章小榆，发来此刻印度普通人的抗疫日常。

此时此刻的德里，都市空地焚尸的火光与缺氧痉挛的身体备受世界注目。在德里长住的我，这时是否应该逃跑？回到没有肆虐疫情的世界？身在台湾的家人们催得急，我心里却十分抗拒，不禁埋怨：“又不是战争，担心什么？”转念一想：“现在这样，难道不是比战争还惨？”另一声音却又回荡著：“大家都还在，我不想走啊”。

大家，一个模糊的概念，抓著我，使我想驻守于此，尽管，已经是太惨太惨并且还能更惨。这场灾难是史无前例的，鬼哭神嚎，横尸遍野，每一个人都有朋友或亲人死亡。死亡太近太多，以至于麻木，以至于因麻木而感到无限悲哀。然而，我也明白，大家都还在，生活还在，社会也还在，尽管，国家缺席了。印度是个有“社会”的地方，人与人之间那无尽绵密的细网支撑著依然陷溺在利益与算计中的失能国家。

过往，我和室友老开一台随时会抛锚的大破车出门，坦白说，坏成这样也不换，是因为赖皮。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车子半路抛锚发不动时，铁定会有陌生人从车上或附近房屋里走出来，把我们两个女生晾在一旁，齐力推车，将破车重新启动。或许就是这份信任感与安全感吧，我总觉得，在这里，我不会死。即使，已经死了太多人了。

我访问了居住在印度各地的数位友人，二位NGO工作者、一位在念博士班的女性、一位在念硕士的男性。透过他们四位来呈现印度不同阶级、不同地区疫中生活的多种面貌。

德里：靠自己熬过疫病的三姊弟

他们发现，人人都有一套药物的鸡尾酒配方，统合各方信息，配方不外乎：“一颗抗生素、一颗抗病毒药、退烧药、维他命C与锌。”

拉维和他两个姊姊从东印度比哈邦（Bihar）乡下来大城市德里读书工作，他们确诊时是四月初。拉维在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读艺术与美学硕士，三月底染疫时课程皆是线上，很少出门。如今，三姊弟已经恢复健康。

当时，大姊和拉维先发烧，为他们煮饭的厨娘也开始发烧，他们怀疑是COVID-19。姊弟三人先去找社区里的家庭医师，医师建议他们做检测，结果出来，三人都阳性。

家庭医师告诉他们：“不用担心，你们在家里等，政府那边会有人与你们联络，告诉你们下一步该怎么做，会有医生看诊开药，药品和血氧剂会送到家里，也会有人定期追踪你们的情况，如果家里隔离空间不够，政府会把你们送去隔离所，如果病况恶化，会送你们去医院。”

医生的话让人宽心，然而，这通代表著希望的电话却一直没出现，三人的烧，越发越高。

拉维和姐姐们开始与家人朋友联系，问有经验的人该如何处理，该注意什么，该吃什么药。他们发现，人人都有一套药物的鸡尾酒配方，统合各方信息，配方不外乎：“一颗抗生素、一颗抗病毒药、退烧药、维他命C与锌。”

比照各家配方后，他们依照自己的症状，为自己开了处方，准备药物，也买了血氧计，并且联系专给患了COVID-19、居家隔离病人送食物的NGO，告知地址人数，请他们提供食物。

接下来的几天，三人都高烧到达39摄氏度，现实感逐渐模糊，毫无力气。拉维说，他这辈子没经历过这种程度的高烧与无力。最糟的情况大约持续四五天，直到四月中，三姐弟才算康复。他们康复后，德里市疫情的凄惨与恐怖才浮上台面。

现在看来，市政府的防疫机制在三月底已出现漏洞，很难想像四月底大爆发时，到底这个系统照顾到多少比例的染疫人口。拉维说：“大家都是靠著非正式网络渡过危机，NGO送食物，线上的平台帮忙找病床找氧气，但是那些接触不到线上平台的穷人，要怎么办？”我猜，他们或许也有一些属于自己线下网络。

我问拉维：“NGO送的食物好吃吗？”他说：“如果我现在吃，会说不好吃，但那个时候没发现。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其实自己已经逐渐失去味觉与嗅觉了。一直到第四、五天，稍微有点力气想要叫点外卖来吃时，才发现，啊，原来味觉已经不见了。那种感觉非常诡异，味觉没有完全消失，你可以分辨食物是甜的还是咸的，但是吃不到香料不同层次的味道，整个变成单一的味道。”

拉维还是很称赞NGO的服务，送来的食物份量非常充足，豆咖哩（Dal）、蔬菜（Subzi）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面饼（Roti），足够三人吃上两天。他们很感谢送餐的先生，一直保持著联系。只是没过多久，替他们送餐的先生自己也染疫了，幸好如今已康复。

拉维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朋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个朋友五十多人的大家族中，两周内就死了十二个亲人。死亡与阶级紧密相关，存活的关键在于能在危急的时刻取得救命的资源、氧气。拉维在德里另一个中产阶级的朋友，与父母三口染疫，父母两人透过吸氧都度过危险期顺利康复。

拉维的父母住在比哈邦的首都巴特纳（Patna），2020年3月，当全国只有零星确诊病例，中央政府闪电宣布全国大封城一同抗疫时，时常跑乡下的爸爸开完笑说：“这根本就是一个都市病，干嘛把我们大家都拖下水。”一年后，情况截然不同，爸爸告诉他：“病毒已经抵达了最偏远的乡下的地区，人们正在死去，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聊到这里，我们都想起近日网路媒体Scroll上的一篇报导，说在北方邦的乡下“人们像苍蝇一样的死去。”

拉维父母住在一个独立的社区，社区刚好在公立医院附近，住了很多医师，社区里头也有准备自己的氧气，他说：“我想应该还算安全。”但现在的情况，没有谁有办法真正放心。

“以前我很少打电话回家，现在每天打。我们问他们什么问题，也都是他们想问我们的。我们担心他们，他们担心我们。”

普纳，与底层一起的“拼命三娘”

医院内则是完全超载，一团混乱，900张病床只有十几个医生，每一位医生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照顾五六十床的病人。

婕米是一个“拼命三娘”，心理学硕士班毕业后，她在过去六、七年一直在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普纳（Pune）做精神病患的社区工作。“去机构化”是她的理想，她培养近五十位来自贫穷社区的在地工作者，组织他们为个案服务，使精神病患能在社区里获得救助，生活下去。在贫民窟里，精神病的康复跟具体的物质条件密切相关，举例来说，一位全身赤裸在街上行走吓坏路人的年轻人，经过访查发现如果要让他穿上衣服，至少要让全家吃饱，他们工作目标是“每天送餐，确保全家都吃到吃饱”，过不久，这位年轻人裸奔的情况就改善了。

2020年3月底全国大封城，一夕间，在地与跨邦交通全部中断，上百万名瞬间失业的从乡村来都市打工的工人，步行千百里回乡，许多人被拦阻在路上，被警察殴打，许多人饿死途中。印度疫情的“第一波”是违反“比例原则”的错误政策造成的社会惨剧。

在普纳，婕米见了第一波的混乱与荒谬。封城的缘故，普纳市政府将学校改成打工者收容中心，实际上也是监禁。传出里头有人自杀后，法院要求市政府派心理专业进入提供协助，婕米与她的团队于是进入这些收容中心。她发现许多人其实不是工人，而是无家可归的游民，很多人没有手机，根本不知道为何被关在此地，不知外头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听说过COVID-19。婕米的介入就从“提供基本而正确的信息”开始。

而在他们服务的社区，又是另一番混乱。“社交距离”是中产阶级的特权，大部分的穷人都是五、六人共住一个小房间。平日，有人白天工作、有人晚上工作，“家”其实是轮流睡觉的地方。在这样的地区，所谓封城“打断感染炼”，就是把聚集了两、三万人的贫民窟的出口全部封闭，留下一个出入口加装监视器，由警察驻守。

婕米说，五、六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已经是痛苦万分，警察甚至不让他们使用外头的公共厕所，上厕所也会被百般刁难。警察并非不知社区情况，但是公共厕所在封锁线外，若被路人拍到有太多人进出，“会让他们被长官骂。”在第一波疫情时，除了配送物资给需要的人之外，婕米还要在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与警察抗争。

“第二波”的冲击则如海啸，确诊人数以倍速成长，顶峰时，婕米有十几天的时间，每天都会接到二、三则亲戚或朋友的死讯。

婕米负责的一位女性个案刚从精神病院出来就染疫，她没有家人，唯一可以帮助她的就是婕米与她的团队。为了找病床，婕米出动二十人，二十四小时打电话给不同的医院与机构，才顺利地找到一个病床。她在医院门口看见心急如焚的家人痛哭呐喊的悲惨画面。

面对这样的场面，医护人员在竭尽自己所能时依然能保持“冷静”，这使婕米印象深刻。医院内则是完全超载，一团混乱，900张病床只有十几个医生，每一位医生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照顾五六十床的病人。早晚班医生会下不同的指令、不同的处方，也无法确保是否护士全部照办，病人在里头，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完全对之负责与追踪。

婕米负责的个案有糖尿病，她担心打了类固醇之后血糖飙升，使她陷入生命危险，她的二十人团队持续疯狂打电话给医院每一个人，请医生与护士注意血糖，二十天后，这位个案平安康复出院。她无法想像，一般家庭要如何应付。

婕米说，第一波时，觉得病毒威胁到的是老人与有共病者，自己主要的工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病毒本身没有太大的威胁性。然而第二波的死亡威胁，却是措手不及与不分年龄的。有许多年轻人染疫，在几日内死亡。她的另一位年轻个案，确诊后居家治疗，追踪她的血氧与体温，情况转坏时马上送医，送医后一天就去世了。

一切来的太快太突然，她一直质问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说著流下眼泪。

“无法再假装正常了，必须要承认现在是一个非常极端情况，人们在承受超乎寻常的巨大失去与痛苦，不能再继续要求人们用一样的效率工作、不能不给人们一点喘息与悲伤的时间。我感觉这个社会还在继续否认灾难与悲痛的存在，如果连这样一点的认可都没有，谈什么都是多余的。”心理学出身的婕米担心，印度社会还在否认大规模的创伤和悲痛的存在。

更吓人的是她发现，科学对于病毒感染的后果还是相当无知，病毒感染可能并发细菌感染或霉菌感染，医生因此会让病人愈后继续服用抗病毒、抗生素与抗霉菌药很长一段时间。她的朋友，三十多岁的女性，出院后没多久心脏衰竭骤逝，类似的案例不在少数，孟买亦传出新一波罕见“黑霉菌”（mucormycosis）流行，病毒康复的人感染罕见的黑霉菌再次住院，霉菌感染鼻、眼、脑，死亡率极高，为了救活病人，医生常要切鼻割眼。“疫后死亡（post-covid death）”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被重视。

班加罗尔，和“文老们”封在一块儿的女儿

他的防灾二宝：一是现金，第二个件物品则是煮饭用的备用瓦斯。

年近50的康蒂住在班加罗尔，离开职场后，如今是一位正在读博士的摩登独身贵族。康蒂抢在第二波封城前，住进了爸妈的老人公寓。“大概三月底的时候，好像心里就是有个预感，就跑来跟爸妈住了。”她告诉我。

康蒂的爸妈都七十多岁了。约两年半前，在爸爸病倒几次后，父母决定从南班加罗尔的独栋别墅搬到城郊八层楼高的老人公寓。这栋大约容纳一百户人家的大楼“园景退休之家”（Park Side Retirement Home）座落于乡村地区，四周是绿油油的田地，内部自成一个独立社区，设有餐厅、商场、活动社交区，亦有各种社团、早晚都有人唱歌跳舞。社区亦备有救护车，医院在开车五分钟之外的地方。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日早上七点，都会接到工作人员的“早安”。

南印的班加罗尔（Bangalore）邻近的迈索古城（Mysore），有悠久与深厚的公民社会传统，我曾在班加罗尔的国际艺术电影影展，被现场爆满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们”给吓一大跳。我本以为艺术电影是“文青”所专属，而这是有“文老”的城市。康蒂已经过世的外婆贾雅帕蒂就是“文老”中的模范，年轻时爱上自己的老师，搞师生恋，老师当时是印度反殖民建国运动的自由战将（freedom fighter）。

住进退休老人之家是印度“文老”的新兴文化。他们认为，如此一来安全、独立与尊严兼得，比与孩子同住好多了。康蒂的爸妈在老人住宅里买了两个单位，一间自住，隔壁间给儿孙拜访时住。每个单位都是完整的居住空间，一房、一厅、一卫、一厨还有一个大阳台。三月底时疫情虽稍缓和，老人住宅的防疫没有松绑，康蒂必须在自己的单位里隔离十四天方能与爸妈碰面。

第二波的恐惧非第一波所能比拟的。康蒂说，第一波你感觉病毒在远方可见处，这一波，却深深觉得病毒已穿透进来，不分内外了。园景之家本身虽已遗世独立，在第二波来临时，也决定进行内部封城，规定即使在室内也要戴口罩，建议老居民们没事不要出门串门子，社团活动暂停、餐厅与商场也停止营运，一律改由餐车送餐到各家门口，除了原本已经住在里头的员工，外人不得进入，也建议非有必要不要订购东西。整栋大楼“安静”了下来。

安静不带来安宁，反而使人喘不过气。

康蒂的妈妈陆续得知好友过世，坏消息越多，她越发让自己忙碌。煮食、打扫、一刻也不肯休息。康蒂爸倒是幽默，早上起床发信息到家人群组征询意见：“日夜戴口罩，是否需要刮胡子？况且，我想，即使不刮胡子，我的爱人应该已经老到不会抛弃我了”。玩笑以外，康蒂爸还是很务实地为可能的危机做充分准备，他的防灾二宝：一是现金，他与银行联系，请他们送现金过来，第二个件物品则是煮饭用的备用瓦斯。在印度，瓦斯取得手续繁复，时常短缺，瓦斯是上一代人永远不会忘记要储备的重要物资。

除了可以就近陪伴爸妈与被爸妈陪伴之外，跟老人们“封”一起的康蒂，还“找回了”外婆贾雅帕蒂。“园景之家”最高龄的独居老人是一位92岁的女性，乐观进取，善解人意，当大家迟疑是否要打疫苗时，她自己第一个去打。她懂得康蒂想念外婆之心，在她面前便自称是贾雅帕蒂，为她煮食她最爱的豆子咖哩。

2020年，康蒂在没有爸妈的大房子里足不出户独居了八个月，她说：“那八个月就像整个头栽进一团泥巴一样，喘不过气，但很奇怪，有一天我开始拿起画笔画画，画油画，好像是把泥巴全部涂上画版，一笔又一笔的随兴地抹上去，我开始在家里的花盆、栏杆上画画。我好像是发现了自己的创造力。”

康蒂开始在老人之家开课教画画，患有阿兹海默症的老公公一直称赞她独特的教学的风格，如今大家都窝在自己的房间里，她若要给这里的老人们继续上课，得先教会爷爷奶奶用ZOOM上课才行，她忍不住笑说：“想到这，我头就大了。”

帕特纳，危急中不忘心理健康的女主人

若“第二波”的强度与广度不是如此极端、如此超现实，人们大概不会感受到“它”的存在。

30多岁的萝吉是印度极少数“自愿”单亲的妈妈，六年前，印度最高法院通过婴儿的出生证明可以“父不详”后，决定生下自己的孩子。当时医院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为了帮女儿取得出生证明，还得上法院。她平日看起来拘谨保守，却屡有惊人之举。

萝吉出身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她妈妈的“启蒙”是“全自动”的：妈妈的原生家庭笃信印度教，年轻时却自行悟得“世上没有神”的道理，对于两个女儿皆发誓不婚，她全力支持。在印度，传统上所有小女孩都会被强迫打耳洞，萝吉的妹妹那时不肯，妈妈就由她去，小妹是印度非常稀有的“没有耳洞的女人”。妈妈虽只读到小学，思想却非常进步开明，可以与两个念到博士的女儿畅聊“资本主义”、“国族主义”的问题。

如今，萝吉在印度东部比哈邦古城帕特纳（Patna）推动大众健康的NGO“照顾印度”（CARE India）工作，她带领16位乡村在地工作者推广妇女权益。她的团队驻守于5间乡间医院，协助受暴妇女就医、了解基本的法律常识，并与社区头人沟通，确保妇女返家后的安危。在地工作者常得介入各种各样的惨案：除了每日看见被打的满身是血的女人外，还有诸如丈夫为了再婚以获取嫁妆而企图谋杀太太、男朋友把女孩带回家给朋友们轮暴、妈妈在结婚前一天因为有人“出价”更高而取消婚礼等等使人对人性彻底失望的事情。

萝吉说，她的团队里都是二、三十岁的未婚男女，他们开始出现忧郁、对生命失去信心等心理问题，一向很会说故事的她常与工作者们诉说不同面向的故事、也为他们举办对人性重拾热情的工作坊。

疫情来袭，萝吉的组织对2500位在地员工的健康提供充分的保障：提供口罩、隔离衣等防护配备、租借旅社让确诊员工进行自我隔离、确诊者的医疗全由组织负担，若不幸殉职家人会获得补偿。一年多来，她的团队虽有过七人确诊，却无死亡。

组织虽然照顾了他们的安危，却无法顾及员工的心理需求。2020年7月解封后，尽管机构规定不得举办五人以上的会议，萝吉知道大家社交的欲望，特别秘密举办“绝不谈工作”的会议，让大家唱歌、聊天、猜谜。

疫情使贫穷家庭的经济状况恶化，社区家暴问题加剧，封城期间交通中断也让受暴妇女无处可去、更为无助。然而萝吉也与我分享比较“正面”的故事：一位长期被丈夫殴打却从不吭声的妇女，封城期间被丈夫殴打赶出家门，流落街头的她向萝吉的团队求助，他们以防疫为由要求地方头人介入，家暴的历史曝光，邻里皆知，丈夫此后收敛许多。

说到如今的“第二波”时，她有些失语。比哈是个贫穷的邦，乡间医疗非常匮乏，她的团队平日就时常带著急需输血的女人跑一家又一家的医院，常因一再遭拒，只能悲伤地看著人死去。平日已是如此，疫情爆发后，更加严重。然而，原来已经极端匮乏的人无法感受到医疗是如何“更加”匮乏。这一回，是“有钱人”总算体会到找不到病床的焦急与痛苦。

若“第二波”的强度与广度不是如此极端、如此超现实，人们大概不会感受到“它”的存在。

2020年3月封城时全国只有500例，两个月全国封锁期，确诊案例依然缓慢上升，5月开始“解封”，确诊数字快速爬升，曲线越陡，解封越多，已无法分辨“封”与“不封”的背后逻辑。当政策失去参考价值，人们只求“自保”，提醒彼此“解封以后才是危险的开始，更加不能出门”，解封带来的紧张与恐惧有增无减。

从2020年5月到2021年3月，确诊数字一直起起伏伏。在“第二波”出现以前，德里已经历过“三波”起伏，11月是第三波高点，1月到3月最为平稳。4月严格说来不是“第二波”，而是全新“海啸”的“第一波”。

在这漫长的“波上波下”日子里，萝吉决定每个月冒风险至少回到加尔各答的家一趟。萝吉是七口之家的“一家之主”：她妹妹、五岁的小女儿，近七十岁的爸妈，一直跟他们住的四十多岁的女仆，与女仆从乡村来到城市读书的小姪女。萝吉的妈妈承诺为小姪女辅导课业，一直到她通过中学考试。姪女于是也成了家庭的一份子，在妈妈的辅导下努力向学。

萝吉回到家，便不可能维持社交距离，她的来去，为自己与家人增高染疫风险，但她说：“我不可能一直为了害怕而不回到女儿与家人的身边，这是不可能的，在欲望与自保，在心理健康与肺的健康之间，我一定要有个平衡。我想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也非常想我。”

四月中，当德里的疫情逐渐升温时，她还赶在疫情烧到东印前安排了一趟全家出游，许多人都说她疯了。但是，她对我说：“已经太久了，我们需要这趟旅行。我很高兴自己做了这个决定——我们还能这样关著自己到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