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死亡與火光下，奮力在危機中自保、互救的印度人們

編按：自4月來，印度疫情慘烈，失去控制。5月初，印度每日的COVID-19死亡人數已經超過4000人，每日確診的人數超過40萬人；自2020年疫情開始以來，印度的確診病例已經超過2300萬人，其中死亡人數超過25萬人。令人心驚的數字背後，悲慘不堪的畫面背後，不同階層、不同地區的普通印度人是怎樣面對這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的？面對失能的政府，怎樣的相互扶持才能帶著彼此挺過危險？端傳媒特邀生活在印度已有十年的撰稿人章小榆，發來此刻印度普通人的抗疫日常。

此時此刻的德里，都市空地焚屍的火光與缺氧痙攣的身體備受世界注目。在德里長住的我，這時是否應該逃跑？回到沒有肆虐疫情的世界？身在台灣的家人們催得急，我心裏卻十分抗拒，不禁埋怨：「又不是戰爭，擔心什麼？」轉念一想：「現在這樣，難道不是比戰爭還慘？」另一聲音卻又迴盪著：「大家都還在，我不想走啊」。

大家，一個模糊的概念，抓著我，使我想駐守於此，儘管，已經是太慘太慘並且還能更慘。這場災難是史無前例的，鬼哭神嚎，橫屍遍野，每一個人都有朋友或親人死亡。死亡太近太多，以至於麻木，以至於因麻木而感到無限悲哀。然而，我也明白，大家都還在，生活還在，社會也還在，儘管，國家缺席了。印度是個有「社會」的地方，人與人之間那無盡綿密的細網支撐著依然陷溺在利益與算計中的失能國家。

過往，我和室友老開一台隨時會拋錨的大破車出門，坦白說，壞成這樣也不換，是因為賴皮。經驗告訴我們，無論在何時何地車子半路拋錨發不動時，鐵定會有陌生人從車上或附近房屋裏走出來，把我們兩個女生晾在一旁，齊力推車，將破車重新啟動。或許就是這份信任感與安全感吧，我總覺得，在這裏，我不會死。即使，已經死了太多人了。

我訪問了居住在印度各地的數位友人，二位NGO工作者、一位在唸博士班的女性、一位在唸碩士的男性。透過他們四位來呈現印度不同階級、不同地區疫中生活的多種面貌。

德里：靠自己熬過疫病的三姊弟

他們發現，人人都有一套藥物的雞尾酒配方，統合各方資訊，配方不外乎：「一顆抗生素、一顆抗病毒藥、退燒藥、維他命C與鋅。」

拉維和他兩個姊姊從東印度比哈邦（Bihar）鄉下來大城市德里讀書工作，他們確診時是四月初。拉維在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讀藝術與美學碩士，三月底染疫時課程皆是線上，很少出門。如今，三姊弟已經恢復健康。

當時，大姊和拉維先發燒，為他們煮飯的廚娘也開始發燒，他們懷疑是COVID-19。姊弟三人先去找社區裏的家庭醫師，醫師建議他們做檢測，結果出來，三人都陽性。

家庭醫師告訴他們：「不用擔心，你們在家裏等，政府那邊會有人與你們聯絡，告訴你們下一步該怎麼做，會有醫生看診開藥，藥品和血氧劑會送到家裏，也會有人定期追蹤你們的情況，如果家裏隔離空間不夠，政府會把你們送去隔離所，如果病況惡化，會送你們去醫院。」

醫生的話讓人寬心，然而，這通代表著希望的電話卻一直沒出現，三人的燒，越發越高。

拉維和姐姐們開始與家人朋友聯繫，問有經驗的人該如何處理，該注意什麼，該吃什麼藥。他們發現，人人都有一套藥物的雞尾酒配方，統合各方資訊，配方不外乎：「一顆抗生素、一顆抗病毒藥、退燒藥、維他命C與鋅。」

比照各家配方後，他們依照自己的症狀，為自己開了處方，準備藥物，也買了血氧計，並且聯繫專給患了COVID-19、居家隔離病人送食物的NGO，告知地址人數，請他們提供食物。

接下來的幾天，三人都高燒到達39攝氏度，現實感逐漸模糊，毫無力氣。拉維說，他這輩子沒經歷過這種程度的高燒與無力。最糟的情況大約持續四五天，直到四月中，三姐弟才算康復。他們康復後，德里市疫情的淒慘與恐怖才浮上檯面。

現在看來，市政府的防疫機制在三月底已出現漏洞，很難想像四月底大爆發時，到底這個系統照顧到多少比例的染疫人口。拉維說：「大家都是靠著非正式網絡渡過危機，NGO送食物，線上的平台幫忙找病床找氧氣，但是那些接觸不到線上平台的窮人，要怎麼辦？」我猜，他們或許也有一些屬於自己線下網絡。

我問拉維：「NGO送的食物好吃嗎？」他說：「如果我現在吃，會說不好吃，但那個時候沒發現。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其實自己已經逐漸失去味覺與嗅覺了。一直到第四、五天，稍微有點力氣想要叫點外賣來吃時，才發現，啊，原來味覺已經不見了。那種感覺非常詭異，味覺沒有完全消失，你可以分辨食物是甜的還是鹹的，但是吃不到香料不同層次的味道，整個變成單一的味道。」

拉維還是很稱讚NGO的服務，送來的食物份量非常充足，豆咖哩（Dal）、蔬菜（Subzi）還有非常非常多的麵餅（Roti），足夠三人吃上兩天。他們很感謝送餐的先生，一直保持著聯繫。只是沒過多久，替他們送餐的先生自己也染疫了，幸好如今已康復。

拉維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朋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這個朋友五十多人的大家族中，兩週內就死了十二個親人。死亡與階級緊密相關，存活的關鍵在於能在危急的時刻取得救命的資源、氧氣。拉維在德里另一個中產階級的朋友，與父母三口染疫，父母兩人透過吸氧都度過危險期順利康復。

拉維的父母住在比哈邦的首都巴特納（Patna），2020年3月，當全國只有零星確診病例，中央政府閃電宣布全國大封城一同抗疫時，時常跑鄉下的爸爸開完笑說：「這根本就是一個都市病，幹嘛把我們大家都拖下水。」一年後，情況截然不同，爸爸告訴他：「病毒已經抵達了最偏遠的鄉下的地區，人們正在死去，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聊到這裏，我們都想起近日網路媒體Scroll上的一篇報導，說在北方邦的鄉下「人們像蒼蠅一樣的死去。」

拉維父母住在一個獨立的社區，社區剛好在公立醫院附近，住了很多醫師，社區裏頭也有準備自己的氧氣，他說：「我想應該還算安全。」但現在的情況，沒有誰有辦法真正放心。

「以前我很少打電話回家，現在每天打。我們問他們什麼問題，也都是他們想問我們的。我們擔心他們，他們擔心我們。」

普納，與底層一起的「拼命三娘」

醫院內則是完全超載，一團混亂，900張病床只有十幾個醫生，每一位醫生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照顧五六十床的病人。

婕米是一個「拼命三娘」，心理學碩士班畢業後，她在過去六、七年一直在印度西部馬哈拉施特拉邦的普納（Pune）做精神病患的社區工作。「去機構化」是她的理想，她培養近五十位來自貧窮社區的在地工作者，組織他們為個案服務，使精神病患能在社區裏獲得救助，生活下去。在貧民窟裏，精神病的康復跟具體的物質條件密切相關，舉例來說，一位全身赤裸在街上行走嚇壞路人的年輕人，經過訪查發現如果要讓他穿上衣服，至少要讓全家吃飽，他們工作目標是「每天送餐，確保全家都吃到吃飽」，過不久，這位年輕人裸奔的情況就改善了。

2020年3月底全國大封城，一夕間，在地與跨邦交通全部中斷，上百萬名瞬間失業的從鄉村來都市打工的工人，步行千百里回鄉，許多人被攔阻在路上，被警察毆打，許多人餓死途中。印度疫情的「第一波」是違反「比例原則」的錯誤政策造成的社會慘劇。

在普納，婕米見了第一波的混亂與荒謬。封城的緣故，普納市政府將學校改成打工者收容中心，實際上也是監禁。傳出裏頭有人自殺後，法院要求市政府派心理專業進入提供協助，婕米與她的團隊於是進入這些收容中心。她發現許多人其實不是工人，而是無家可歸的遊民，很多人沒有手機，根本不知道為何被關在此地，不知外頭發生了什麼事情，也沒有聽說過COVID-19。婕米的介入就從「提供基本而正確的訊息」開始。

而在他們服務的社區，又是另一番混亂。「社交距離」是中產階級的特權，大部分的窮人都是五、六人共住一個小房間。平日，有人白天工作、有人晚上工作，「家」其實是輪流睡覺的地方。在這樣的地區，所謂封城「打斷感染鍊」，就是把聚集了兩、三萬人的貧民窟的出口全部封閉，留下一個出入口加裝監視器，由警察駐守。

婕米說，五、六個人擠在一個房間已經是痛苦萬分，警察甚至不讓他們使用外頭的公共廁所，上廁所也會被百般刁難。警察並非不知社區情況，但是公共廁所在封鎖線外，若被路人拍到有太多人進出，「會讓他們被長官罵。」在第一波疫情時，除了配送物資給需要的人之外，婕米還要在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上與警察抗爭。

「第二波」的衝擊則如海嘯，確診人數以倍速成長，頂峰時，婕米有十幾天的時間，每天都會接到二、三則親戚或朋友的死訊。

婕米負責的一位女性個案剛從精神病院出來就染疫，她沒有家人，唯一可以幫助她的就是婕米與她的團隊。為了找病床，婕米出動二十人，二十四小時打電話給不同的醫院與機構，才順利地找到一個病床。她在醫院門口看見心急如焚的家人痛哭吶喊的悲慘畫面。

面對這樣的場面，醫護人員在竭盡自己所能時依然能保持「冷靜」，這使婕米印象深刻。醫院內則是完全超載，一團混亂，900張病床只有十幾個醫生，每一位醫生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照顧五六十床的病人。早晚班醫生會下不同的指令、不同的處方，也無法確保是否護士全部照辦，病人在裏頭，其實並沒有任何一個人完全對之負責與追蹤。

婕米負責的個案有糖尿病，她擔心打了類固醇之後血糖飆升，使她陷入生命危險，她的二十人團隊持續瘋狂打電話給醫院每一個人，請醫生與護士注意血糖，二十天後，這位個案平安康復出院。她無法想像，一般家庭要如何應付。

婕米說，第一波時，覺得病毒威脅到的是老人與有共病者，自己主要的工作是解決社會問題，病毒本身沒有太大的威脅性。然而第二波的死亡威脅，卻是措手不及與不分年齡的。有許多年輕人染疫，在幾日內死亡。她的另一位年輕個案，確診後居家治療，追蹤她的血氧與體溫，情況轉壞時馬上送醫，送醫後一天就去世了。

一切來的太快太突然，她一直質問自己是否做錯了什麼，說著流下眼淚。

「無法再假裝正常了，必須要承認現在是一個非常極端情況，人們在承受超乎尋常的巨大失去與痛苦，不能再繼續要求人們用一樣的效率工作、不能不給人們一點喘息與悲傷的時間。我感覺這個社會還在繼續否認災難與悲痛的存在，如果連這樣一點的認可都沒有，談什麼都是多餘的。」心理學出身的婕米擔心，印度社會還在否認大規模的創傷和悲痛的存在。

更嚇人的是她發現，科學對於病毒感染的後果還是相當無知，病毒感染可能併發細菌感染或黴菌感染，醫生因此會讓病人癒後繼續服用抗病毒、抗生素與抗黴菌藥很長一段時間。她的朋友，三十多歲的女性，出院後沒多久心臟衰竭驟逝，類似的案例不在少數，孟買亦傳出新一波罕見「黑黴菌」（mucormycosis）流行，病毒康復的人感染罕見的黑黴菌再次住院，黴菌感染鼻、眼、腦，死亡率極高，為了救活病人，醫生常要切鼻割眼。「疫後死亡（post-covid death）」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被重視。

班加羅爾，和「文老們」封在一塊兒的女兒

他的防災二寶：一是現金，第二個件物品則是煮飯用的備用瓦斯。

年近50的康蒂住在班加羅爾，離開職場後，如今是一位正在讀博士的摩登獨身貴族。康蒂搶在第二波封城前，住進了爸媽的老人公寓。「大概三月底的時候，好像心裏就是有個預感，就跑來跟爸媽住了。」她告訴我。

康蒂的爸媽都七十多歲了。約兩年半前，在爸爸病倒幾次後，父母決定從南班加羅爾的獨棟別墅搬到城郊八層樓高的老人公寓。這棟大約容納一百戶人家的大樓「園景退休之家」（Park Side Retirement Home）座落於鄉村地區，四周是綠油油的田地，內部自成一個獨立社區，設有餐廳、商場、活動社交區，亦有各種社團、早晚都有人唱歌跳舞。社區亦備有救護車，醫院在開車五分鐘之外的地方。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每日早上七點，都會接到工作人員的「早安」。

南印的班加羅爾（Bangalore）鄰近的邁索古城（Mysore），有悠久與深厚的公民社會傳統，我曾在班加羅爾的國際藝術電影影展，被現場爆滿的白髮蒼蒼的「老人們」給嚇一大跳。我本以為藝術電影是「文青」所專屬，而這是有「文老」的城市。康蒂已經過世的外婆賈雅帕蒂就是「文老」中的模範，年輕時愛上自己的老師，搞師生戀，老師當時是印度反殖民建國運動的自由戰將（freedom fighter）。

住進退休老人之家是印度「文老」的新興文化。他們認為，如此一來安全、獨立與尊嚴兼得，比與孩子同住好多了。康蒂的爸媽在老人住宅裏買了兩個單位，一間自住，隔壁間給兒孫拜訪時住。每個單位都是完整的居住空間，一房、一廳、一衛、一廚還有一個大陽台。三月底時疫情雖稍緩和，老人住宅的防疫沒有鬆綁，康蒂必須在自己的單位裏隔離十四天方能與爸媽碰面。

第二波的恐懼非第一波所能比擬的。康蒂說，第一波你感覺病毒在遠方可見處，這一波，卻深深覺得病毒已穿透進來，不分內外了。園景之家本身雖已遺世獨立，在第二波來臨時，也決定進行內部封城，規定即使在室內也要戴口罩，建議老居民們沒事不要出門串門子，社團活動暫停、餐廳與商場也停止營運，一律改由餐車送餐到各家門口，除了原本已經住在裏頭的員工，外人不得進入，也建議非有必要不要訂購東西。整棟大樓「安靜」了下來。

安靜不帶來安寧，反而使人喘不過氣。

康蒂的媽媽陸續得知好友過世，壞消息越多，她越發讓自己忙碌。煮食、打掃、一刻也不肯休息。康蒂爸倒是幽默，早上起床發訊息到家人群組徵詢意見：「日夜戴口罩，是否需要刮鬍子？況且，我想，即使不刮鬍子，我的愛人應該已經老到不會拋棄我了」。玩笑以外，康蒂爸還是很務實地為可能的危機做充分準備，他的防災二寶：一是現金，他與銀行聯繫，請他們送現金過來，第二個件物品則是煮飯用的備用瓦斯。在印度，瓦斯取得手續繁複，時常短缺，瓦斯是上一代人永遠不會忘記要儲備的重要物資。

除了可以就近陪伴爸媽與被爸媽陪伴之外，跟老人們「封」一起的康蒂，還「找回了」外婆賈雅帕蒂。「園景之家」最高齡的獨居老人是一位92歲的女性，樂觀進取，善解人意，當大家遲疑是否要打疫苗時，她自己第一個去打。她懂得康蒂想念外婆之心，在她面前便自稱是賈雅帕蒂，為她煮食她最愛的豆子咖哩。

2020年，康蒂在沒有爸媽的大房子裏足不出戶獨居了八個月，她說：「那八個月就像整個頭栽進一團泥巴一樣，喘不過氣，但很奇怪，有一天我開始拿起畫筆畫畫，畫油畫，好像是把泥巴全部塗上畫版，一筆又一筆的隨興地抹上去，我開始在家裏的花盆、欄杆上畫畫。我好像是發現了自己的創造力。」

康蒂開始在老人之家開課教畫畫，患有阿茲海默症的老公公一直稱讚她獨特的教學的風格，如今大家都窩在自己的房間裏，她若要給這裏的老人們繼續上課，得先教會爺爺奶奶用ZOOM上課才行，她忍不住笑說：「想到這，我頭就大了。」

帕特納，危急中不忘心理健康的女主人

若「第二波」的強度與廣度不是如此極端、如此超現實，人們大概不會感受到「它」的存在。

30多歲的蘿吉是印度極少數「自願」單親的媽媽，六年前，印度最高法院通過嬰兒的出生證明可以「父不詳」後，決定生下自己的孩子。當時醫院完全搞不清楚狀況，為了幫女兒取得出生證明，還得上法院。她平日看起來拘謹保守，卻屢有驚人之舉。

蘿吉出身一般的中產階級家庭，她媽媽的「啟蒙」是「全自動」的：媽媽的原生家庭篤信印度教，年輕時卻自行悟得「世上沒有神」的道理，對於兩個女兒皆發誓不婚，她全力支持。在印度，傳統上所有小女孩都會被強迫打耳洞，蘿吉的妹妹那時不肯，媽媽就由她去，小妹是印度非常稀有的「沒有耳洞的女人」。媽媽雖只讀到小學，思想卻非常進步開明，可以與兩個唸到博士的女兒暢聊「資本主義」、「國族主義」的問題。

如今，蘿吉在印度東部比哈邦古城帕特納（Patna）推動大眾健康的NGO「照顧印度」（CARE India）工作，她帶領16位鄉村在地工作者推廣婦女權益。她的團隊駐守於5間鄉間醫院，協助受暴婦女就醫、了解基本的法律常識，並與社區頭人溝通，確保婦女返家後的安危。在地工作者常得介入各種各樣的慘案：除了每日看見被打的滿身是血的女人外，還有諸如丈夫為了再婚以獲取嫁妝而企圖謀殺太太、男朋友把女孩帶回家給朋友們輪暴、媽媽在結婚前一天因為有人「出價」更高而取消婚禮等等使人對人性徹底失望的事情。

蘿吉說，她的團隊裏都是二、三十歲的未婚男女，他們開始出現憂鬱、對生命失去信心等心理問題，一向很會說故事的她常與工作者們訴說不同面向的故事、也為他們舉辦對人性重拾熱情的工作坊。

疫情來襲，蘿吉的組織對2500位在地員工的健康提供充分的保障：提供口罩、隔離衣等防護配備、租借旅社讓確診員工進行自我隔離、確診者的醫療全由組織負擔，若不幸殉職家人會獲得補償。一年多來，她的團隊雖有過七人確診，卻無死亡。

組織雖然照顧了他們的安危，卻無法顧及員工的心理需求。2020年7月解封後，儘管機構規定不得舉辦五人以上的會議，蘿吉知道大家社交的慾望，特別秘密舉辦「絕不談工作」的會議，讓大家唱歌、聊天、猜謎。

疫情使貧窮家庭的經濟狀況惡化，社區家暴問題加劇，封城期間交通中斷也讓受暴婦女無處可去、更為無助。然而蘿吉也與我分享比較「正面」的故事：一位長期被丈夫毆打卻從不吭聲的婦女，封城期間被丈夫毆打趕出家門，流落街頭的她向蘿吉的團隊求助，他們以防疫為由要求地方頭人介入，家暴的歷史曝光，鄰里皆知，丈夫此後收斂許多。

說到如今的「第二波」時，她有些失語。比哈是個貧窮的邦，鄉間醫療非常匱乏，她的團隊平日就時常帶著急需輸血的女人跑一家又一家的醫院，常因一再遭拒，只能悲傷地看著人死去。平日已是如此，疫情爆發後，更加嚴重。然而，原來已經極端匱乏的人無法感受到醫療是如何「更加」匱乏。這一回，是「有錢人」總算體會到找不到病床的焦急與痛苦。

若「第二波」的強度與廣度不是如此極端、如此超現實，人們大概不會感受到「它」的存在。

2020年3月封城時全國只有500例，兩個月全國封鎖期，確診案例依然緩慢上升，5月開始「解封」，確診數字快速爬升，曲線越陡，解封越多，已無法分辨「封」與「不封」的背後邏輯。當政策失去參考價值，人們只求「自保」，提醒彼此「解封以後才是危險的開始，更加不能出門」，解封帶來的緊張與恐懼有增無減。

從2020年5月到2021年3月，確診數字一直起起伏伏。在「第二波」出現以前，德里已經歷過「三波」起伏，11月是第三波高點，1月到3月最為平穩。4月嚴格說來不是「第二波」，而是全新「海嘯」的「第一波」。

在這漫長的「波上波下」日子裏，蘿吉決定每個月冒風險至少回到加爾各答的家一趟。蘿吉是七口之家的「一家之主」：她妹妹、五歲的小女兒，近七十歲的爸媽，一直跟他們住的四十多歲的女僕，與女僕從鄉村來到城市讀書的小姪女。蘿吉的媽媽承諾為小姪女輔導課業，一直到她通過中學考試。姪女於是也成了家庭的一份子，在媽媽的輔導下努力向學。

蘿吉回到家，便不可能維持社交距離，她的來去，為自己與家人增高染疫風險，但她說：「我不可能一直為了害怕而不回到女兒與家人的身邊，這是不可能的，在慾望與自保，在心理健康與肺的健康之間，我一定要有個平衡。我想我的女兒，我的女兒也非常想我。」

四月中，當德里的疫情逐漸升溫時，她還趕在疫情燒到東印前安排了一趟全家出遊，許多人都說她瘋了。但是，她對我說：「已經太久了，我們需要這趟旅行。我很高興自己做了這個決定——我們還能這樣關著自己到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