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半山腰，一个中国研究圣地的死亡

傅高义（Ezra F. Vogel）逝世前两天，给熊景明发了一封电邮。“听说中心要被关闭了，不知我过几天写信给中大，有否作用？应该写给谁？”

傅高义所指的“中心”，是座落于香港中文大学半山腰、田家炳楼八楼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曾是中心助理主任。此前数天，她刚收到风声——中心将被重组，甚至完全关闭。消息来得突然，之前中大从来没有就此事进行任何咨询。

1963年，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和一群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在香港促成了中心的前身——大学服务中心。近60年来，中心屹立中西的夹缝地带，在中大保持独立运作。它藏书超过12万册，收藏了全球孤本——一系列完整的《内部参考》、学者宋永毅带头整理的文革资料库、逾400部中国纪录片、中国各省的地方志...... 所有这些资料，都面向公众开放，任何市民只需简单登记，即可阅览中心馆藏。学者们称它为中国研究的圣地“麦加”。在傅高义眼中，“没有中心，就没有当代中国研究”。

“先上床休息吧，”考虑到收信的一刻，已是美国时间凌晨2点，而傅高义刚做了一个手术，熊景明简单回信，打算第二天再去打听，该联络中大何人。

这是两人最后的联系。香港时间2020年12月21日，傅高义在美国麻萨诸塞州一家医院去世。4天之后，中大向媒体发信，正式宣布“重组”中心。起初校方称，“重组”是为了把中心馆藏交给大学图书馆管理并数码化，而学术交流活动交由中国文化研究所承担。到了12月底的记者会上， 经记者多番追问，校方承认，18个月的重组后，中心不再存续。

然而，据端传媒多方了解，今年1月20日左右校方已发信予中心各职员，强调自1月1日始，所有职员已被分派至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大图书馆辖下，所有馆藏已为大学图书馆所有。所谓18个月重组期，子虚乌有。

风雨数十载，熊景明没有想过，中心落幕的一刻，如斯仓促。自校方公布决定，先是二十多名美日学者发起联署，望中大三思，后又有过百名中西学者联署，对决定表达失望，促请中大重新考虑决定。78岁的熊景明亦奔走联络，查询中大决定的原因，最终没有任何回音，亦没有挽回的希望。“这个（决定）没有说服力，自然会引来很多遐想。”熊景明叹。

而中心原主任、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李磊（Pierre Landry）对端传媒表示，校方于12月召开会议，突然通知他这个决定，开会后一小时，他已愤而递交辞职信。“如果在中心死亡的过程中，我有份参与监督或组织工作，对我来说是绝对不正直的行为。所以，我决定退出。”李磊说。

从中国、从西方来的人，在香港吵架

每天午餐时间，就是争论之时，吵著吵著，什么访客、助手、教授，种族身份都忘乎所以了。华峰觉得，中心的学者就是故意跟你吵......

1967年，香港正处于六七暴动，街头混乱，交通停滞。美国学者戴慧思（Deborah Davis）一路赶来香港，下了飞机才发现没有车坐，辛苦辗转才抵达当时位于九龙塘的一座小洋房。那机构没有招牌，只在门前泊一架小面包车，上头写有“大学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戴慧思当时于哈佛大学修读东亚研究硕士，是傅高义的学生，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找到中国人做访谈，而来到香港。

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仍处于冷战格局，专研中国的美国学界分为两派，领头人物一边是较为同情国民党的华盛顿大学教授George Terylor，另一边是对共产党抱持开放态度的哈佛教授费正清（John Fairbank）。当年，美国教育与世界事务基金的主席 William Marvel，两方均不想支持，以免造成分化，转而尝试在香港设立独立的学术机构。

63年，William Marvel 致电正在香港度假的美国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请他成立中心，并担任第一代主任。此后，各路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一批批来中心落脚，寻找从大陆逃来香港的难民做访谈。他们大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年青研究生及教授，其中不乏日后的大家，如潘鸣啸（Michel Bonnin）、傅高义，亦有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学者Michel Oksenberg等。傅高义曾说，6、70年代，西方大学有关中国的课堂内容，核心几乎全部来自中心。

后来赴美国读书、成为戴慧思学生的香港学者陈健民对端传媒介绍，当时中心聚集了许多傅高义的学生，有别于主要依据历史资料做研究的傅高义，这些学生开始寻求实证研究，是第一代的中国研究学者，《陈村》一书的作者就是其中代表。

当时，陈佩华 （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等几位“蹲在香港”的研究生，以访问从番禺陈村逃来香港的人为基础，撰写了《陈村》一书，以丰富的故事，还原陈村的社会变迁与政治秩序。后来，这批学者中不少人成为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戴慧思现为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的荣休教授，陈佩华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名誉副教授，安戈则是同校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学系教授。

1979年，熊景明从昆明抵港不久，就在报纸上读到一个广告，邀请有中国农村经验的人到中心做访谈。想著可以说出“中国实际情况”，她很快前往。

她生于云南昆明，原是当地澄江中学的英文老师。文革时期，因有亲人在美国，她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苗子”，被遣往军垦农场。经历文革的折磨，熊景明以丈夫的华侨身份离开中国，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前来香港。

访谈期间，当时在中心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美国教授Jean Oi，决定邀请熊作她的研究助理。中心当时有10多个职员和研究助理，气氛自由无拘。

当时曾任中心研究助理的华峰（化名）对端传媒回忆，当时许多来自大陆的、香港的、西方的人在这里脸红耳赤地吵架，在中心“争吵”的时光，教会了他许多。

华峰生于香港，1948年，未满1岁的他被左派父亲带往中国，在动荡的政治运动中挨过二十多年，1974年终于逃回香港。回港后他与一群朋友创立了一个读书会，“香港人也好，台湾人也好，华侨也好，让他们知道到底中国是什么。”

起初，他们在新亚书院聚会。后来有人提议，大学服务中心好像不错，有些外国人在找人访问。华峰先与同伴到中心探探口风，推门一进去，迎面几个外国人，开口却是普通话，“正好就在找我们（这些从中国过来的人）”。

每隔三两天，读书会就去中心开会，和外国学者聚餐聊天。中心餐食便宜，职员要价4元，来客6元，“总之比外面餐厅便宜”。这个一边吃饭一边交流的习惯，后来成为中心学术午餐会的传统。

华峰回忆，当时不少来自西方、不曾进入中国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颇具吸引力。华峰亲历文革，就爱与中心的左派者争论。每天午餐时间，就是争论之时，吵著吵著，什么访客、助手、教授，种族身份都忘乎所以了。华峰觉得，中心的学者就是故意跟你吵，“争吵过程中他们教会了我们很多，我们也教会了他们很多。”后来，华峰更成为中心一名法国学者的研究助理。

然而，时代很快转向。

70年代末，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竹幕大开，西方研究者得偿所愿，纷纷涌入中国，中心顿时失去了特殊的价值，访问学者越来越少。不同的美国私人基金会，也开始重新考虑中心的价值，中心再难申请资助。时任主任John Dolfin辛苦筹得的经费，有一半都要用对付房租，也不知明年的经费有否著落。

转眼到了1983年，中心的研究助理只剩熊景明一人。

不过，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有意接管中心，香港大学甚至曾派人过来中心丈量房子。在与当时中心的主管单位——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的洽商中，中大的秘书长、中国研究文化所所长陈方正、政治与行政学系系主任关信基和社会学讲座教授金耀基等人均显出极大诚意。

这几位中大人承诺，将保持中心独立性，不置于任何学院学系之下；同时保持中立，对各派学者开放，不论政治立场；亦会提供固定的资金支持，供收集馆藏、薪金及杂费。

1988年，中心正式安家中大，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由关信基代表中大，出任主任。而凭借在中心的经验，熊景明在应征中击败了其他学历更高的竞争者，出任助理主任。

一年之后，世界再迎来巨变。1989年的6月4日，响彻北京深宵的枪声与悲鸣，令外来访客再次却步中国。身处香港的中心，又再次迎来一个个关注中国的西方学者。

李磊（Pierre Landry）正是其中一个。

《内参》、文革资料库，收藏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

这份《内参》，目前仍是世间孤本，成为众多学者的最爱...... 每年的寒假、暑假，总会看到一个老人，天天坐在《内参》前，弯著腰抄著密密麻麻的笔记

1990年，还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博士的李磊第一次到访中心。他的老师、克林顿时期的亚洲政策资深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叮嘱他，一定要到访中心，也见见熊景明。

李磊回忆，中国研究当时还是一个相对偏门的领域，进入中国不易，资料也缺乏。中心的馆藏，让他如获至宝。在书报海之间，他一时未想清，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什么题目。

熊景明在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名为《广东省县（区）1980－1990：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此书资料之齐全，让李磊留下深刻印象，成为他日后量化研究中国政治和城市发展的起步点。

后来，三十年来的每个夏天，李磊都会从美国飞来香港，直奔中文大学半山腰上的中心，“那时我只是学生，只有很少钱，但我总要找到方法（过来）。”

中心的馆藏包揽中国近2800个县，以至数千条乡镇及村级的纪录。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对端传媒表示，图书馆收集县志，一般不收偏僻的县。“但中心就千方百计把偏僻的县的县志都收到中心里，”宋永毅说，即使与美国著名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相比，若论县志，中心馆藏最少比费正清中心多上1倍。

此外，中心还收藏了一整套始于50年代初的中央及地方报纸、杂志，包括《人民日报》、《红旗》、《瞭望》等。熊景明说，这些年代久远的报纸源于上世纪70年代一次成功的抢购。时任中心主任John Dolfin及图书馆主任Thomas Bernstein，从中国报刊进出口公司手中抢购到这批报纸，市值5万美元。

熊景明记得，当时竞争甚烈，尤以日本人争取最力，“最后进出口公司说，香港那边也是中国人，就给他们吧。”

很多年后，在美国读博士的陈健民钻研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贪污问题，靠的就是每天坐在中心翻看中心系统收藏的广州报纸《羊城晚报》。“我只要看到有和贪污有关的个案，就会抽出来，做我的数据分析，纪录什么级别的官员、男还是女、在哪个县发生、判刑...... 我博士论文一半的资料，要靠中心里面的资料。”

这些系统的馆藏，是熊景明日夜累积的心血。最初来到香港，她惊讶地发现，狄更斯、托尔斯泰的小说竟然随处可见，她连忙将所能找到的世界名著一一买回，就怕万一，哪天这些名著又没有了，好让女儿长大了还可以读。对于中心，她抱著同样的心态，誓要填补每份资料的空缺。

为了抢购资料，关信基和熊景明一度要自资垫钱。熊景明回忆说，行政报帐需时，中国又正值改革开放，书刊流动的规例随时变更，为免错失良书，熊景明决定自己拿出10万港币，关信基拿出15万，先行垫付采购费用。

利用这笔资金，中心以每本书5元的服务费，邀请各间进出口公司、去大陆访问的学者和中国图书馆的采购人员，甚至亲朋好友，组成一队她口中的“杂牌军”，为中心采购资料。

最惊喜的，莫过于搜集到一套1949至1964年、每周一册的《内部参考》。所谓《内参》，是专供县级、军队团级以上官员阅读的内部文件，标有“绝密”字样，理应不得外传。这源于当年一位采购人员，在北京一家专门从废品收购站收集书刊的机构，得到一张可供书单，上面赫然出现《内部参考》四个大字。

这份《内参》，目前仍是世间孤本，成为众多学者的最爱。一名中心前职员向端传媒表示，由于《内参》不能拍照，每年的寒假、暑假，总会看到一个老人，天天坐在《内参》前，弯著腰抄著密密麻麻的笔记，此人正是南加州大学教授、中美问题专家骆思典 (Stanley Rosen)。他来访次数之多，让职员都记著他喜欢的咖啡口味。

除了年鉴，熊景明亦特别留意较少人收藏的文学杂志。“当年每个省都有一本，改革开放后，很多人的回忆录都登在这些杂志上，”例如1978年末出版的《新文学史料》，内有丁玲、巴金、茅盾等人自四五运动后的回忆录，收到这些刊物的一刻，熊景明“开心到发神经。”

在如山海般书刊面前，熊景明独创了一套分类索引方法。中国辽阔，不同省区，情况迥异，熊先以地方分类，再创立500多个范畴，例如农业、政治，以下又细分为文革、政治理论、人权等。许多学者称，以此分类查资料，事半功倍。

经过一轮轮风风火火的搜集、整理，搬来中大前只有万余册藏书的中心，如今已超过12万册馆藏。除海量县志、专业志、年鉴、报刊、纪录片外，中心还有大量有关1949至1976年间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的资料外。关于文革，中心的资料非常丰富，收藏了由宋永毅等人编著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这个电子资料库包含35422份原始文献，在全球学界享誉盛名。

“中心最大的贡献，就是作为一个中国20世纪下半叶最完善的档案资料馆，”熊景明颇为自信，倘若要研究中共建政后动荡不安的50年历史，一定绕不开中心。

1993年，李磊前往南京大学进行交流，期间对他的指导老师提到中心。如同当年李侃如叮嘱自己一样，李磊促老师一定要去中心，也认识一下熊景明。

这位老师，名叫高华。

高华的学术家园

每晚，在吐露港的海边，高华与沈志华等学者聊朝鲜战争，乡民自治，以至河南卢氏县的某个腐败书记，在南方小岛的星空之下，畅所欲言

1991年8月19日，收音机里正传来苏联八月政变的消息，高华在南京书房里动笔撰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第一章，走入延安整风的历史真相。

高华的家庭，受贫困和政治浩劫的折磨。据谢海涛所写的《高华的后二十年》报导，高华父亲在49年前就加入共产党，49年后被定性为特务，后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时离家出走。长大后的高华，毕生诘问：人民的革命为何会反噬人民？后来他于南京大学读史，起初虽治民国史，但他的兴趣，始终离不开党史，特别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

积累十多年后，他终于决定动笔。后来接受独立导演胡杰的采访时，高华说动笔那天，“我当时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你要摆脱一种内心的恐惧，摆脱各种各样的禁忌。”

写延安整风一事，高华一直私密进行。南京大学前校长董健在《史家高华》一书中提到，当时南京大学正受“清理文科运动”所迫，国家教委声称要清查大学教师的上课笔记、出版书目、论文等。数年之后，面对快将完成的《红太阳》书稿，高华一度担心无法出版。

在千里之外的香港，熊景明正希望把中心慢慢转型为服务中国学者、以至中国民间的机构。1995年，中心成功向香港政府申请拨款，开始启动中国学者访问计划。她心念大陆仍然落后，不少学者没有出外交流的机会，邀请的原则不按表面的名气，而看学者的真材实料。

她翻看学术杂志，看到文章写得好的，就将作者请过来，第一位受邀的就是时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现任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客座教授的秦晖。她也专门去《山镇论坛》等刊登农村干部文章的杂志，发掘众多身处贫困地区的学者和乡镇干部。
陈健民回忆说，当时许多西方学者开始直接接触中国，不需要再绕道香港，相反，许多大陆背景的学者，反而多了来香港的兴趣，因为在香港，透过中心，“可以重新看中国”。这些学者既有直接来自大陆的，也有一些早于八九前后离开中国的，比如宋永毅。

1998年4月，熊景明读到高华发表在《二十一世纪》期刊上的一文，觉得相当不错，又听闻他正在写书，中心资料对他定有助益，就将他邀请过来作访问学者。

中心给这名治史者带来一个新世界。其中的大量馆藏，尤其是1949年以来的不少第一手资料，以至中共内部公文，令高华甚为惊讶。此后半年，他基于中心资料，三修其稿，并与时任中大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观涛商量出版事宜。

终于，2000年2月1日，《红太阳》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成为享誉学界的著作，而且迅速在大陆以盗版书和复印本的形式流通。《高华的后二十年》一文提及，“数年间，这本书的盗版本出现在全国各地，从首善之地到西部僻壤。”

高华之后的研究重心，从民国史转向至1949年之后的中国当代史，中心成为他日后研究的重要基地。他利用中心的资料，相继发表、出版了《身分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革命年代》等作品。

每晚，在吐露港的海边，高华与沈志华等学者聊朝鲜战争，乡民自治，以至河南卢氏县的某个腐败书记，在南方小岛的星空之下，畅所欲言。熊景明记得，她在中国听高华有关三反五反的演讲，首要说“现时对三反五反，普遍有3种看法”以作铺垫，来到香港，高华也不废话，一来就马上批评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表示，那些年，熊景明将“中国学者搅在一起了，这是极好的事。”

2002年，他来到中心，参加午餐会，演讲中国农民问题，在席者有时任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的裴敏欣。裴甚为欣赏于的演讲内容，遂邀请他到美国演讲。到了美国的演讲会场，于建嵘又结识了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她邀请于建嵘在哈佛大学访学一年，他亦正式与西方学术界连系起来。

因为高华的介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申晓云也对中心产生了兴趣。她同样是文革过来人，老三届，不过当年兵荒马乱，接收消息亦只能靠口口相传，或是官方文稿。对于文革的整个来龙去脉，她起初并不清楚。

在她看来，中国的“文革研究也是乱麻一团”，出不了官方所谓最高领导人受蒙骗、下了错误决定的口径。她也发现，对于文革的记忆与关心也随时间逝去，有的过来人甚至“变成讴歌文革了”。她总担心，“等我们这些对史实真相有些探索的人都离去了，就应了《红楼梦》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要做文革研究，需要第一手的资料，特别是回忆录这些民间纪录。她去过一趟台湾，未有重大收获。2004年，去台湾参加研讨会之前，她特别先来香港，终于中大的半山腰看见了一批珍贵资料。2009年，她来香港浸会大学教书一年，终于得以经常访问中心，此后又多次来访，慢慢揭开了她心中一直以来的谜团——陶铸事件。

1966年8月，陶铸本是中共第四把手，不到半年，就被打成“全国最大的保皇派”。申晓云说，其中因由，怕且陶的女儿陶思亮也说不清楚，坊间一般说法，则将责任推到四人帮的江青与陈伯达身上。

来到中心，申晓云先看了《文革大年表》、《文革运动历程述略》等书，摸清整个文革的脉络。有了根基，申晓云再以一手资料，例如《王力反思录》，以至当时广州报刊《羊城晚报》等，比对时人看法与官方说法。透过这些中心的馆藏，申晓云梳理并还原了陶铸事件的部分真相。

根据申的梳理，整个斗倒陶铸的事件，毛泽东应是知情的，只是陶铸一直对毛忠心耿耿，为了安抚人心，唯有装作不知。这一研究结果，最终在2016年发表于台湾出版的学术杂志《当代中国研究》上。

得知中文大学决定关闭中心的一刻，她惊讶且失落。自2009年以后，她几乎每一年都会来香港访问中心，因为疫情，2019年是她最后一次来访，看到合适的材料，就马上影印。

她曾梦想，退休以后，可以有一段时间住在靠近中大的马鞍山，天天去中心看书。

殒落的先兆

短暂热闹起来的中心，又再次沉寂。据消息人士透露，雨伞运动之后，中心一度被中央定性为“颠覆基地”......

事实上，过去十年，中心的荣光业已渐渐退去。

人事频繁的变动和更替是难以摆脱的内因。2007年，关信基退休，由当时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系主任王绍光接替中心主任。王绍光主要研究中国政治及民主，被视为新左派代表，93年与中国学者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广受中外关注。

2008年，熊景明退休，新聘请的助理主任再无熊当年的实权，其最高决策权被主任收回。中心被重组前，助理主任一直为来自大陆的学者高琦，他婉拒端传媒采访邀请。

根据端传媒多方了解，王绍光任内有不少争议，包括于2009年反对宋永毅于中心出版电子资料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宋永毅表示，王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我们把大参考（内部参考）的内容放进去（资料库）……要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

宋永毅当时就出版受阻一事，联络监管中心运作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经听证后，当时委员会主任傅高义去信中大时任校长沈祖尧，获回信称：“会调查处理。”

最终，王绍光于2012年辞职，上述资料库虽最终由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仍得以被中心收藏。很快，在傅高义和戴慧思的引荐下，中心迎来陈健民这名新主任。

当时，陈健民是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亦兼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几乎每天穿梭中港两地。他自认常年投身大陆公民社会，对中心参与不多，但两位师长开口，不好推托。

“我收到的任务是，要令中心开放，要令世界学者确定我们是开放使用的。就是这样，重新恢复中心的活力。”2021年2月，身处经历巨变的香港，陈健民回忆起9年前的工作。

他走的第一步，是重新申请基金，资助大陆学者和外国学者来港交流。“我希望可以做到有更多外国人来，因为大陆学者是没有问题，好多人会听，”而许多外国学者，已经习惯直接进入中国。为了让他们重新发现中心，陈健民增加各种活动，“每星期两三个seminar”。

不少外国学者对中心的研讨会有兴趣，“他们始终做中国研究，战战兢兢，有时候对中国理解不是很完整，有班观众其实就是中国学者，吃饭的时候，听完批评，给意见你，问你问题，对学者来说是很有意思的。”

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研究的范式早已极大转变。中心长于历史资料，但后来第二代、第三代的中国研究学者，更重视大规模的量化研究，而从事质性研究的学者，又可直接进入中国做访谈。不过，陈健民认为，中心原本浩瀚的历史资料，可以数码化，为学者的量化研究提供数据。

他马上想到熟悉数据处理的李磊，邀请他成为中心的研究人员，将部分资料进行数码化。李磊等人后来以中心的县志为基础，结合卫星观察到的中国各城市的灯火明暗，整理出包含中国各县级行政区，人口、财政、等统计资料的数据库《中国县级发展数据库(BOCD)》。

一切正在缓慢推进，时代的洪流再次扑来。

2013年，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占领中环、争取真普选的设想，在一次访问中点名陈健民和朱耀明牧师一同参与。陈健民眼前摆著两条路：一是继续走那条他已走了十数年、北上中国、培育公民社会的路；而另一条，荆棘满途，亦必然要割弃上述一切。

最终，他放弃一生志业，选择了承担“作为香港人的责任”。陈健民说，决定参与占中以后，等完成过渡工作，他马上辞去中心主任，以免“将政治色彩带进中心”。

短暂热闹起来的中心，又再次沉寂。据消息人士透露，雨伞运动之后，中心一度被中央定性为“颠覆基地”。该人士又称，2013年，10几位本来将访问中心的中国学者，纷纷取消了行程。

2014年雨伞运动以降，中国学者来港亦愈发困难。2017年，中心广邀中外学者，举办文革50周年的研讨会，其中一名受邀讲者，《炎黄春秋》原编辑丁东，在深圳海关被截留，未能出席。自此，不少学者和学生反映，中心近年邀请的中国大陆学者，不再如往日般重要和吸引。

不过，于建嵘则指出，中心在熊景明退休后，“没有担当……不敢请政府不同意、研究敏感问题的人（来港）”。

陈健民进一步解释说，管理中心，邀请学者来访问演讲，是复杂的协调工程。然而，迁入中大后，中心主任一直为义务性质，不易寻找有热诚的继任者。离任时，他曾向校方提及，不要将主任定位为“象征性的职位”，亦应减免主任在校内的其他工作。

2018年，校方终于以受薪形式，从上海邀请李磊来港，出任中心联席主任。

当时，李磊离开了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的职位，在上海纽约大学教书。收到中大邀请的一刻，他几近没有犹豫。“我在中心30年了，当然会答应……我可以回来这里，以及全天候使用中心，”他笑著说。

怀抱著对中心的感情和做点事情的决心，他又回到了中文大学的半山腰。

圣城的终章

讽刺的是，这把我们带回60年代，有如一个循环......

早在成为中心主任之前，李磊已经在为中心档案资料进行数码化。2014年，应时任中心主任陈韬文邀请，他曾与助理主任高琦合作，走访大陆不同提供电子化技术的公司，最后撰写了一份有关数码化中心部分馆藏的计划书，交予校方，却遭否决。

6年后，中大校方以把馆藏数码化为由，决定“重组”中心。

李磊回忆，在校方叫他开会公布此决定之前，一切出奇的安静——没有任何事先的讨论，监管中心的国际委员会亦没有就此讨论。在去年12月29日召开的记者会中，参与此次决策的陈金梁对中心并不熟悉。2020年1月，陈从新加坡转来中大正式就职，他表示自己来中大之前，“没有听过中心”。

中大的此次决定引发国际争议。过百名全球各地学者两次发起国际联署，对中心或遭关闭表示忧虑；学术界中，于亚洲研究领域方面最大型的组织——亚洲研究协会亦去信中大，对中心被重组表示关注。

有份参与其中一份联署的学者宋永毅表示，中心馆藏大多有版权，平常只可于中心查阅，不可将内容放在网上，因此，他认为中大根本没有可能兑现将中心所有馆藏资料数码化的承诺。

宋永毅指出，尽管中心影响力早已不如以往，但仍然是一个特殊且罕见的机构，它不仅仅是一个图书馆，还是一个研究中心和活动中心。这种三合一的机构，据宋永毅所知，全世界仅有三到五个。而且，中心在国际的声望，亦是冠绝中大其他所有的中国研究机构，熊景明认为，即使要重组，按道理也应是“把别的（研究中心）整合过来。”

不过，中大常务副校长陈金梁在记者会上曾表示，中国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成果，若果出来的东西没有水准，有多热情、多好的服务，then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use of taxpayer money（那么就没有好好用纳税人的钱）”。

不可否认的是，大学追求量化排名的风潮，一直威胁著不以出产学术论文为首要之务的组织。多年来，中心培育学者，协助著作面世，但这些并不会直接和中大的学术排名挂钩。

裴宜理向端传媒表示，不仅仅是中心，连著名的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都面临重组的压力，“有些人建议，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应该电子化，整合到一般的图书馆，（批评它）花费太多时间于访问学者……为何不电子化后就关闭？”

而后来留学法国，目前在法国某大学做研究的华峰向端传媒坦承，当年学界无人不识中心大名，而如今一辈的研究中国的法国学者，已经大多没有听过中心。

不过彻底关闭中心，还是让华峰不能理解，他总猜测其中有政治因素：“中心的整个文化和中国是对立的，而且中心是帮助你了解共产党的本质，但中国最不想你了解共产党的本质，怎会让中心生存？”宋永毅亦指出，中心是由美国学者创立的，而中国政府一般分不清楚美国学界和美国情报的关系；不只中心，多年被亲建制媒体批评的港美中心，其位于中大的会址，亦于去年8月停运。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个华峰口中“一国两制最好的印证”，在一国两制已几近崩坏的如今，消亡又似是理所当然。

端传媒曾就重组的程序、原因及细节；中心馆藏日后是否仍然保持开放；中心是否于去年1月1日已被重组等等，发信向中大询问，至截稿前未有回复。

时代已变，香港正处于反修例运动后的动荡政局中，北京对于香港政制、教育、新闻媒体的改造，每日接踵而至，中美、中欧关系紧绷，中大半山腰上一个中心的死亡消息，很快又被更多更剧烈的新闻冲洗，遗忘。

2021年3月26日，中大半山腰，田家炳楼正在装修外墙。在尘土与喧嚣之下，位于八楼中心的招牌犹在，这个场地何时正式关闭，馆藏是否移送中大图书馆，如何对访客开放，目前通通是问号。而中心的官方网页，抬头已被改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特藏。

熊景明觉得，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很多人的愿望，就是留下一个关不掉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她始终认为，在中心回望中国大陆，比在大陆内部观写来得透彻，“这是中心最大的优势，也是香港最大的优势。”

李磊也表示，自己并没有再和中大进一步周旋，“唐吉诃德才会与风车争斗。我不会如此。”坐在中心的矮沙发中，他环顾中心，想到自己在这里经历了从一个年轻学生到中心主任的人生经历，“你看，中心在大量书架之外，还保留了很多空间，这个设计是为了让人们交流，”李磊说，“很多友谊、合作、构想在这里发生...... 这里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很难复制，是柔软的，无形的......”

此刻，柔软的一切都消失了。“讽刺的是，这把我们带回60年代，有如一个循环，”李磊道，中美关系恶化，以至疫情，两国学者的合作仿佛回到上世纪60年代，中心成立之初，一切甚为艰难。访谈结束，他头也不回，转身溜回他在中心一个三四十平方呎的工作室，只管埋头研究。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华峰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叶洁明、林咏祺、张晓澄、李静琳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