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购房者：钱拿在手上就是贬值，太焦虑了

本来谁都不着急的，想买房的、换房的都还在犹豫。房价却突然开始飙升，像瞬间上涨的海潮，浪头打过来，让人猝不及防。

“中介说，去年10月开始，上海楼市突然热起来，好像所有想买房的人都跑出来了。最火爆的就是10月、11月、12月。”在签完买房合同三个月后，蒋明远说起去年的疯狂情形，还有些恍惚。本来没想买房的他，被这股热潮推动，掏空所有积蓄付了首付，买下一套338万（人民币，下同）的房子。

“如果不是看着房价涨，我也不会买。”他说，“房价一涨，心态崩了呀。”

房价的上涨，像个计时器，嘀嘀嗒嗒地推动着人往前冲。周文原本也是不着急的，直到10月房价开始涨，他才有些慌，开始看房。到1月中旬签合同时，他新买的那套房在三个月里涨了60万。

在买完房两个多月后，周文仍非常乐于分享买房经历。那就像是一场地震，余波未了，他走不出来——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忍不住拿出手机，查看周围的房价；时不时地就会看自己的房子是涨了还是跌了，心情也随之波动。似乎只有通过一遍遍和别人说，他才能把这事从脑子里赶走，回归正常生活。

买房的过程也带给Stella焦虑和失眠。去年底，她在万般不舍下卖掉原来的房，换了一套学区房，以确保女儿将来能上一所优质初中。但今年3月，再一次遭遇变数。

3月16日，上海市教委公布了《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改革实验办法》，将实行名额分配到区和分配到校。其中，上海的优质高中将拿出50%到65%的名额分配到不同的区和初中。这也意味着，以往优质高中入学名额被优质初中垄断的局面将被打破，不确定性增加，非优质学区和非名校的学生也有了机会。

Stella决定屏蔽相关消息。“太复杂了，几年以后的事情不好说。”她说，“我已经不太想看相关分析了，随缘吧，反正孩子有学可以上就行。”

魔幻的2020年，疫情让整个世界在突然停顿之后，变得更疯狂。在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开始接连上涨。先是深圳，在去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抢房潮和房价飙升。接着是上海。北京在严格管控下仍有升温，尤其是学区房，涨幅凶猛。

政策、市场、人们的期待和恐慌，共同书写了这一波波浪潮。身在其中的人们，无不经历了和房价赛跑、和房东博弈、和自己斗争的过程，焦虑、恐慌、后悔、难受、震惊、庆幸……种种复杂的情绪在买房人身上轮番出现，久久不能消失。

房子，是中国人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背景下，在不安和不确定的时代洪流中，最渴望抓住的救命稻草。

只有买一个对口的房子，才能让孩子读好学校

“今年房价会涨，买房要抓紧。”2020年春夏之交，朋友对周文说。那时朋友正在看房，已经有了房价升温的触感，知道周文有换房的念头。

周文在疫情隔离时有了换房的想法。去年2月，他住在七年前买的上海市中心50平（编注：中国大陆多用平方米计量房屋面积，1平方米≈10平方呎≈0.3坪）的小房子，和女朋友以及一只狗共同居住。不能出门的日子里，两人一狗被关在狭小的屋里，他才切身感受到一个宽阔的居住环境有多重要。

换套大一点的房子，哪怕是住到较远的外环外（编注：外环是环绕上海市中心的一条环形的城市快速路，全长约99公里）也值得——那是周文在疫情期间产生的念头。

3月疫情放缓后，横盘近三年的上海房地产市场有了升温迹象。诸多当地的房地产媒体、博主记录了这一苗头。一家沪上颇具影响力的房地产自媒体，在探访了多处售楼部和中介门店后称：横盘三年后，上海楼市，马上要变天了。新房在筹备密集入市、成交量亦在上涨，中介门店里二手房挂牌和带看的需求也在上涨。

“明确的是：大盘在涨，微涨也是涨。”该自媒体最后给出结论。

那时的周文，处于“有想法、但没行动”的状态。同一时期的蒋明远，也没有买房的想法。他30出头，单身，上海户口要到10月才到手，按照上海的限购政策他尚没有买房的资格。彼时的他也不想买，“心理感受是一大笔钱花出去了，就在房子里冻着，很麻烦。钱在我手上还可以做点别的事，比如做理财，心理会有安全感，不会突然一下拿不出来、不能变现。”他说，“而且我感觉房价不会涨。”

3月的Stella也还没有确定的换房想法。在那套住了十三年的房子里，她工作、结婚、生女，后来又和丈夫离婚，独自带着女儿生活至今。那里是家，是人生黄金时代的回忆，带给她强烈的安稳感。

但她也不是没有惶惑和不安。3月11日，上海开始实施“公民同招”政策，即公办和民办初中同时报名、同时招生。起初，在民办学校更强势的上海，不少家长都会首先让孩子去考优质民办学校，将公立学校作为保底选择。但实施这一政策后，家长只能在公办和民办中二选一，民办也由考试入学改为摇号入学。若最后去不了优质民办，则只能在尚有入学名额的公立学校中被统筹安排。这也意味着孩子的命运完全不可控，有可能被统筹去差学校。

这也是近年中国教育部想要推动基础教育资源平均化的举措，不少省市都在推动公民同招、统筹摇号等入学政策。上海此前已在小学阶段实施了三年“公民同招”，2020年开始将这一政策在初中阶段推行。

它的直接后果是推动了诸多城市优质学区房房价上涨。此时，学生入学从比拼考试成绩演变成了比拼家长的经济实力。“原来还可以让孩子努努力，拼一把去考优质民办，但现在只能买一个好学校对口的房子，才能让孩子读好学校。”Stella说。

她的小孩还在念小学三年级，但她必须提早考虑。从3月开始，她便陷入了换房的纠结中，“从理性角度，早点换是好的。但从感性角度，我就是受不了离开我现在住的房子。”她说。几个月里，她内心一直在挣扎和焦虑，有时半夜睡不着觉，脑子里全是换房的事。

学区房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10月涨价全面爆发之前，上海的学区房在6月到9月的四个月里，同比上涨了15%。

钱拿在手上就是贬值，太焦虑了

蒋明远的妈妈是积极的买房者，尤其是给儿子在上海买房。“她总觉得，我在上海呆着，得有一个自己的住的地方。”蒋明远说。从去年七八月开始，他妈妈便开始看房，也切身体会了楼市的两重天。

那时，楼市还是买方市场。她去看房的时候，中介老早便在小区门口候着，一套套极有耐心地带看。跟房东砍价，很容易便能谈个10万8万。但进入十月后，楼市不知不觉变成了卖方市场。中介不在门口等了，得你积极地联系中介。和房东砍价也特别难，“砍半天也只能砍1万块，有的1万都谈不了，报多少卖多少，不买明天还要涨价。”蒋明远说。他后来看中一套房，中介告诉他，今天不定，明天房东就准备从337万提到350万。

看着房价蹭蹭上涨，本不想买房的蒋明远“心态崩了”，10月户口下来后，立刻调头往房市里冲。

周文也是在10月加快了换房的步伐——先将自己的房挂牌卖出去。在房子没卖出之前，他也不敢下手新买一套。但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眼睁睁看着楼市越来越火热：原先看中的几套房子，几天后再问就没有了；房价也不断涨，同一个小区差不多面积的房子，从10月到12月就涨了50万到80万。

12月卖掉自己的房子后，他去了一趟深圳出差，顺便看了看深圳的房价，顿时被吓住：太贵了，动不动就是十几万一平，相比之下上海还算便宜的。

深圳在那时已成为中国一线城市中房价最高的。早在2019年下半年，深圳就因成立先行示范区、前海扩容，以及取消豪宅税等利好，引发了楼市上涨。疫情之后，又因经营贷流入楼市而进一步推高房价。

“有房无房的财富增速差距非常明显，房产划分出了一道难以打破的阶级壁垒。”

2020年3月，中国央行为了扶持疫情下的实体经济，释放了长期资金4000亿元，各银行也应声扩大了放贷规模。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刘桂平在3月30日的业绩说明会上称，建行在2020年将新增贷款1.5万亿，其中公司类贷款6850亿元，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700亿元。

针对中小企业发放的经营贷利率也极低。深圳各银行的经营贷利率从3.2%到4.7%不等，均低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4.9%以上），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导，大量企业和个人不惜违规从经营贷中贷出资金，进入楼市买房。2020年上半年的深圳，焦躁气氛四处弥漫。

“钱拿在手上就是贬值，太焦虑了。”去年7月的田意，眼里都是焦虑。那时，她刚卖掉一套大理的房，准备回深圳买房。她身边深圳的朋友们，人人都想赶紧买房，哪怕有些人手上已经有两三套房了，依然焦急地想要把钱投出去，却陷于无房可买、一有房就得靠抢的境况。

“大家都挺着急的。深圳的竞争非常激烈，一不小心没跟上就掉队了。有房无房的财富增速差距非常明显，房产划分出了一道难以打破的阶级壁垒。”在深圳工作的80后李翔说，他那大半年都在关注楼市的动态，若关注的房子挂盘价涨了就焦虑、生气，气自己误判了房价走势，也气自己为了等心仪的房子错过了下手的最佳时间窗口。他最终赶在深圳政府调控前买了一套房，一个多月后，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最低价也比他买时贵了80万。

半年后，李翔的经历也将在上海的周文身上复制。但周文意识到时，已晚了一步。当他从深圳出差回来，立刻去看了房子。此时，他准备去谈价的一套房的挂牌价已经比一周前涨了13万。他没有再动摇，和中介约了房东谈判，开始了买房过程中最难的一步。

Stella想买的学区房，在10月以后加速上涨，每个月涨30%到50%。到了12月，她终于走出了最艰难的一步：卖掉房子，换一套对口优质初中的学区房。她把所有事委托给一位信任的房产经纪人，但自己依然承受了非常重的心理负担。“前期是买不买、卖不卖，卖了之后就是担心房价会不会跌、我是不是做错决定了。卖掉之后，没办法后悔，情感上又受不了。”她说，“承受了很多压力和情感上的东西，都是在跟自己耗。”

谈判

对蒋明远和周文来说，最煎熬的事情，都是买房过程中的谈判。房价一直在涨，房东总想要更高价，总在反悔，谈判似乎随时可能崩掉。时间的流逝是最可怕的，每拖延一分钟，便意味着更大的代价。博弈，不断地博弈，赌的是谁更输不起，谁能坚持到底。

蒋明远看中的是徐汇区一个二阶梯学区房（编注：即在教学质量和升学率方面排在第二梯队），30多平的“老破小”一居室。在中介的安排下，他们和房东经历了两次谈判，交了10万定金，签定合同，以337万成交，房东带走精装修房里的一个柜子。“他本来很想带走一个智能马桶盖，我没同意。”蒋明远说，“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执着想带走马桶盖，后来马桶盖的事情会反复出现。”

三天后，房东反悔了，想要涨价3万，凑够340万。“那个小区之前没卖过那么高价的房，最高也就290万左右。在我们下了定金后，小区卖了一套340万，还是顶层。我们房东就觉得他337万卖便宜了，所以要加价。”蒋明远说，他们没同意。

房东便提出了新诉求：拿走马桶盖和冰箱，加起来价值1万6。蒋明远仍然没同意。

又过了几天，中介打来电话说，他们从佣金中拿出一部分补偿房东，同时让房东拿走洗衣机和马桶盖。此时，蒋明远也怕房东毁约，同意他带走马桶盖和微波炉，洗衣机不能带走。

谈判再次达成。

但在等待网签时，变数再次发生：房东要求网签提前10天，以便提前拿到首付款，置换另一套房。“怎么又改？那我们也提出条件：违约金由0.5%改成1%。”面对房东的反反复复，蒋明远有些不耐烦，也提出条件。但房东拒绝了，谈判陷入僵局。

所有的谈判形式都是相似的：房东在一个房间，买方在另一个房间，中介在两边来回跑、传话。到最后，蒋明远也不明白中介到底做了什么，让谈判达成，条件回到最初：337万，房东带走一个柜子，马桶盖不要了，佣金照给，网签时间也一样，还是给房东10天免租期。他和母亲唯一做到的是：强硬，坚持不让步。

“上海的房子，怎么说也是几百万的交易，相当于小企业并购了，哪能随随便便搞？”蒋明远说，“反正签了合同，毁约我们就法庭见了。但中间也有点慌的，真怕他毁约，即便赔我10万，但房价在涨啊，那时都将近350万了。”

相比之下，周文和女友的谈判更简洁快速。但在结束后，他们才发现自己有多单纯。

谈判约在一个晚上，依旧是各在一个房间，中介两边跑。那套外环外、110平的三居室房子，房东挂牌价668万，周文报了660万，他想着最好能谈下来5万，实在不行砍一两万也是可能的。但没想到，房东不仅不让，还要求他们把家具买下来，同时还要在里面多住三个月。

“现在买房不是解决居住问题，而是解决钱贬值的问题，大家都不想被房价收割。”

周文想要放弃，在中介的劝说下又继续等待。一个小时后，中介带来了更苛刻的条件：今天不签，房东就准备把房子下架，明天再加20万挂上去卖；今天愿意签呢，就以这个价格卖，但卖方的中介费也得由周文出。

周文彻底懵了，立刻让中介联系另一套两居室的房东。但他至今不知道，那时中介是真打给了那套房子的房东，还是给他们演了一出戏。打给房东的电话是公放的，电话里那个男人的态度也很强硬：价格一分也不让，卖不掉就卖不掉。

面对如此形势，周文不再坚持，决定买下眼前这套三居室。他签合同时，才感到特别后悔，“还是太年轻，没有再坚持一下。”他说，那时他才知道房东和中介谈成了什么条件：6万的中介费，中介只收了不到3万；房东还在中介公司签了VIP，减免了1万的费用。

而周文，不仅总价没谈下来，中介费照付，还得让房东在房子里多住三个月，自己在外面租三个月房。“房东还说要把智能马桶盖拆走，智能锁也要拿走，我们都惊呆了。”周文说。

还完房贷才有资格胡思乱想

2021年1月21日，在狂热的楼市浪潮中，上海政府出台了严格的限购政策：房屋买卖的增值税减免需要房产在手满五年，而非之前的满两年即可，同时更严格地限制了以离婚的形式买房。自此以后，上海楼市才有所降温。

蒋明远、Stella和周文彼时都已办理了网签合同，买房近乎尘埃落定。但一切却远未平息，买房所带来的近似于PTSD的症状，在每一个人身上蔓延。

掏空积蓄的蒋明远，正好处于换工作的间隙。上一份工作太忙、压力太大，他愤而裸辞。原本想着手里有一笔钱可以支撑自己过一段悠闲生活，不慌不忙地找一份合适的新工作。但买房打乱了所有计划，他不得不马不停蹄地开始找新工作，才能保证有足够的现金流，以及还房贷。

“我对有房没房没所谓的，只要有这个资格和能力买就行了。主要是架不住房价涨得越来越快，导致你实力越来越弱。”他说，“现在买房不是解决居住问题，而是解决钱贬值的问题，大家都不想被房价收割。”

他时而会想起前不久让他崩溃的一件事。2016年，他曾去杭州余杭区未来科技城看过一套房子，89平，报价169万，他嫌贵没买。这一次在上海看房时，他去查了查杭州那套房，发现已经530多万了。“心态就不好了你知道吗？翻了三倍，比上海都贵。感觉亏大了，一辈子都没几次这种机会的。”他说。未来科技城在阿里巴巴对面，这一区位优势和该公司的高收入人群直接拉高了周边楼盘价格。

Stella仍在拖延搬家的时间。在这个变动不安的时代，附著在一套房子里的安稳和归属感不断被打破，让身处其中的个体无所适从。

她的房产经纪人也陪着她哭过很多次。“她哭也是因为看到我整个过程非常纠结，知道我是不想卖的，但为了孩子上学不得不换一个自己不是很喜欢的房，就觉得有时做妈妈是一种牺牲。”Stella说，“买学区房这事，都是妈妈主导的，很多爸爸都不会那么大动干戈。”

到今年2月底，她买的房和卖的房单价都涨了3万，总价涨了近200万。但她却说不上高兴，也并未坦然，还是“很不安”。中国的教育政策仍在变动，Stella考虑过最坏的情况就是买的那套房不是学区了，原来对口的好学校被换掉，房子价格就会迅速跌下来，但它的概率很小，“非常倒霉才会遇到”。此外便是向北京的方向发展，变成多校划片——一个区域的房子对应一个区域的学校，以抽签摇号的方式入学，区域里有好学校也有差学校。“从北京的经验看，学区房价格虽然跌了，但跌得不明显，因为你有房子才能参与到划片，大家还是愿意拼一拼的。”Stella说。

但她还是想着三年后孩子上了初中就把房子卖掉，因为“学区房溢价还是很高的，拿在手上很不安”。

3月16日上海教育新政一出，学区房的价格走势成为关注焦点。网络上有人称上海学区房价格应声下落，但在上海本地媒体实地调查后，目前尚未看到暴跌的情形出现，挂在中介门店的学区房价格依然稳定并昂贵，大部分家长目前都处于观望状态。

这样的变数未来是否还会发生，谁也说不清。蒋明远也不想再去了解新政会不会给自己买的小学学区房带来影响。房子已经买了，“我对它做不了啥事啦。”他说。

“生活有了明确的目标，变得简单了很多，只想着每年有多少钱还房贷，支持你的生活，除此之外你才有资格胡思乱想。”

周文或许是最乐观的。尽管谈判时吃了亏，但他总算实现了换房目标，而且房子买下后又涨了几十万。一切都在印证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又因为买的不是学区房，所在区域也是教育洼地，上海的教育新政也不会对他的房子产生影响。

买房甚至帮他克服了原来的抑郁情绪。他原来的房子没有房贷，这次买房后需要承担每月2万的房贷，“生活有了明确的目标，变得简单了很多，只想着每年有多少钱还房贷，支持你的生活，除此之外你才有资格胡思乱想。”他说。从事影视行业的他，曾经还想过“有一天可以舍弃一切去做更艺术的东西”，但买完房后，虚无漂渺的东西消失了，“要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并开始接受自己的平凡。

“现在只是想让自己在生活中更开心一点，去做一些更脚踏实地的事情。”周文说。而眼前，他所希望的就是赶紧从买房后遗症中走出来，不再时时刻刻关注房价，“不希望房价涨了就开心，房价跌了就担心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多年”，而是回到日常，回到更真实的生活里来。

应受访者要求，周文和蒋明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