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离港潮：去留之间， 他们怎看黯淡的城市未来？

国际搬运公司ReloSmart 近月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跟往年同月份相比，公司所收到的查询是以往的四倍，从每月50至80宗生意，飙升至每月180至250宗。

“我跟其他行家聚头时，大家也会谈论这个现象。有35年经验的老行家也指从来未见过这么大规模的迁出。”Lars Kuepper对端传媒说。“雷曼兄弟泡沫爆破后都曾引发离港潮，但跟近年我亲眼所见到的现象无法相比。”自90年代开始，他就在香港从事国际运输，8年前创办了ReloSmart。现在的客户，约68%是香港本地市民，其余为居港外国人。

尽管生意大增，但Lars苦笑，暂时来看，从外国移居到港的人越来越少，未来潜在客户可能越来越少，相反，他留意到从大陆来港工作的人多了，但他们较少使用国际搬运公司。入境处数据显示，根据一般就业政策的签证数字，亦即因特别技能、知识或经验而受聘的外籍人士由2019年的41289宗降至2020年的14617宗。

国安法后的香港，活在平行时空。多间大陆企业来港上市，资本市场空前活跃。2020年，香港全年IPO总集资额达513亿美元（约4,000亿港元），按年增长25%，全球排名第二；会计师行安永更预测今年IPO集资额3500亿港元，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新股交易市场。全球瞄准商机和资本运作的人仍在注视香港，但与此同时，一些留港多年的expats或不同领域的人，正因不同原因选择告别香港。很长一段时间，以高薪、房屋津贴等良好待遇派遣到香港的expats曾是香港中环的主流风景。

最新消息是，港府的疫情管制措施，也成为外国人离港的一大推力。近日半山区爆发疫情，连延至居港外国人社群，8名幼儿须入住隔离中心，私立国际学校启历学校把某班学生全体送往隔离中心。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者对此政策反应负面，超过5成受访者更表示若此政策持续，将影响他们留待香港的决定。

渴望离开的不只香港本地市民。自2019年香港爆发运动、疫情扩散、国安法火速通过，外国人圈子里也出现离港潮。这班外国人里，有总是来又去的流动专才；也有住了十几年懂得柯打“冻柠茶少甜”的白皮肤香港人。他们曾冲著香港的金钱、自由、异国情调而来，却又因著什么原因失望而回？

返澳大利亚的金融人：这城弥漫著不快乐

我知道大家都说这班外国人在香港住、赚钱这么多年，但当事情不顺时就选择离开！

刚在香港工作的几年，如同大部分 expats (外派人员)，Ivan (化名)每天的生活就是在中环至半山区绕一个圈。每晚在中环闹市的银行工作至11点后， Ivan会走上德己笠街跟老友在兰桂坊喝两杯，然后回到半山的家睡觉，明早又下山开始绷紧的数字人生。

“我一直是一名expat，虽然曾跟几个香港女生约会，但我一直都跟其他 expats一样，住在一个气泡里（Living in a Bubble），”Ivan 说。他于2001年从澳大利亚来港工作，当年20多岁，转眼间，他已经四十几岁，生了三个小孩，夜蒲不再，拥抱安定。筹备约半年，去年年尾，Ivan一家飞回澳大利亚生活，告别待了20年的香港，那个从中环闹市至半山的半小时生活圈。

Ivan是不会讲中文的华裔澳大利亚人，自小希望在亚洲工作，跟当地人有著一样的肤色，感觉会比较舒服。大学毕业、在澳大利亚金融界工作数年后，澳大利亚经济踏入衰退，Ivan四出求职，一家跨国银行提出让他到香港面试，结果成功以外派人员身份获聘。

“起初我只打算在这里打几年工，但香港的2000年代有非常多机会，（金融界）欣欣向荣，吸引全世界有潜质的人才，感觉像纽约或伦敦。”他形容香港东西交汇，又拥有完善独特的制度，其他亚洲城市无法相比：“香港就像是班上唯一一个的混血学生。”

Ivan记得，2003年沙士过后直至2007、8年期间，大概是香港金融界的全盛时期：“当时中国银行需要香港的经验——包括香港的专长、人才、跟世界的联系。”他刚在香港银行工作时，只有两个同事是中国的海归留学生。二十年间，Ivan见证金融行业重心逐步转移至中国市场，来自中国大陆的同事从原本的寥寥几名，变成管理层的大多数。

“我刚在香港工作时，所有上司都是白人，现在他们都绝种像恐龙一样。”Ivan苦笑。他曾花四年在东亚另一国家创业，回香港后，发现金融界大多数工作都要求申请人讲普通话。不会讲普通话的他，已非常难在金融界再觅工作。在决定离港前的两年多，他改而在一家中资科技公司当管理层。

对于金融市场的中国化，虽身为不会讲普通话的非受益人，Ivan也不抱怨，在气泡里抱著抽离态度。“你看，最近有这么多中国公司在港上市，股价大升，经济上必是好事。”“中国的确在令香港变成中国枢纽，而不是国际枢纽。所以我想的问题就是，当香港最终变成像北京、上海一样的城市时，香港的独特性在哪儿呢？”

对于香港近年的政治变化，Ivan同样显得理性抽离。他最初觉得香港开始失去那种迷人的生命力，是2014年雨伞运动后。他把房子卖了，因为觉得香港黯淡了，空气弥漫著不快乐。“那时我就想到香港只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里的对立矛盾只会更激裂。这里有两种立场，两种我也明白，而且当中没有共同点。”他所认识的银行高层、投资者，从那时开始对香港变得悲观、保守。“这种不快乐的气氛影响一切。大家不那么有自信，不愿意承受风险，这不是我喜欢的环境。”

但Ivan还是留下来了。直至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他见证这“两种立场”的矛盾加剧，街上催泪弹横飞，街道布满砖头，孩子的学校停了两个多星期，他决定举家搬回澳大利亚。他形容自己已尝试设法避开运动冲突，但有次在九龙探朋友，惊见一街被挖的砖头，还是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我知道大家都说这班外国人在香港住、赚钱这么多年，但当事情不顺时就选择离开！”Ivan笑说。

“但我的确是个有另一个护照的expat，我很容易就离开，我不如本地人般跟这座城市有如此强的连系。许多香港的外国人可能因为西方的背景而同情抗争的香港人，但这不是他们的战斗，他们不会为香港而抗争。他们都是很务实的人，当他们孩子学校停课、或搭地铁上班被阻45分钟时，他们就会非常气恼。”Ivan说。

Ivan说，自己也同情香港人的抗争，但他爱研读世界历史，心里明白南非、韩国等国家用上数十年以至许多人困在牢狱的青春，才能争取民主自由。“我知道香港这边不能取胜……没有国家真的愿意为帮助香港而跟中国打交道。”Ivan说。国安法立法后，Ivan赶紧加速把孩子送回澳大利亚：“因为历史总是由赢家改写，学校教授地理和历史的方法将会改变。我不希望孩子十岁后仍在香港的学校学习，到时他们能否挑战教科书所写的，仍然成疑。”

当然，移居总是不那么简单，疫情、香港租金、许久不见的澳大利亚家人，也是让Ivan决心离港的原因。

就他所知，孩子所念的国际学校里也有五个国际家庭已经搬离香港了。他本来有个创业计划，但因疫情而停滞了：“那我当然宁愿用跟香港同等甚至更便宜的租金，在澳大利亚海边的公寓慢慢等吧！在这里许多expats所交的两年租金，已足够他们在老家买楼了。”

对于那个他曾经爱过的、放射光与电的活力香港，他认为，也不得不改变：“我相信再过两、三代人，香港始终会变得越来越像中国。香港人本性还是务实的，还是会到大陆找工作、讲普通话。两地融合是一定会发生的。”Ivan说。

那个班上唯一一个的混血儿同学离校了，学校将继绩招收新生。

愤而离去的文化艺术工作者：香港在拒绝承认艺术的力量

只要我们仍视反对声音为危险，我们便是拒绝承认艺术的力量

近日，西九文化区M+博物馆收藏的一幅艾未未作品成为建制最新追击的对象—— 相中人在天安门广场前比粗口手势，被立法会议员容海恩批评为低俗、可能违反国安法，并认为以公帑建造的M+不应展示对国家不敬的作品。“这种讨论的出现，可能代表香港Art Basel、或者其他收藏丰富的画廊开始终结。原因是：当某些创意表达方式被武断地摒除，有谁会愿意来香港观看或投资艺术呢？”来自欧洲、50多岁的资深文化艺术工作者Eric (化名)说。

正因为对艺术表达空间收窄的忧虑，他在香港工作近5年后，于2020年8月、国安法立法一个多月后回到欧洲老家。

跟 Eric 约网上访问前，先来来回回交换十几封电邮。有时他谨慎但有礼地问—— 可否匿名？可否隐去所住城市？就香港目时情况而言，若他的身份被揭露，会面临多大风险？有时他捎来欧洲媒体有关香港政治局势的报导，跟我谈香港的故事可怎样写、纪录下去：“如果可以建立一个资料库，记载此时此刻香港人的状态和想法就好了。”

作为专业文化艺术工作者，约5年前，Eric答应到香港一家艺术机构工作的邀请，因为他当时被上司所描绘的香港将如何致力发展文化艺术云云所打动了，抱著殷切寄望到港工作。然而，国安法的快速通过，彻底打破了他的寄望。

“无论政府对文化艺术有多大投资，但如果这个行业不能让人彻底探索表达方式的自由，也只是空有其表的华丽而已。”Eric说，“艺术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传统、想法、经验的工具，假若这被视为潜在风险，那我认为这就是艺术的末日了。”

Eric回想第一天到港，见到街上满是商店和人潮，人们不是在购物就是在前往购物的途中，他担忧自己跟这城市主导的商场文化 (Culture of Malls)，好像格格不入。还好他很快就发现，在都市森林以外，香港有真正葱郁的自然森林，而2019年爆发的运动，更让他重新认识了香港人的特质——人们如此热烈关注此城的自由、民主及未来。不谙中文的Eric，对运动非常好奇，不时跟身边人讨论，当中有外国人、香港人，有年老也有年轻的。

“我感觉到，当香港人分享信息时，会容许大家采用不同角度解读，没有强迫你去认同他们的立场。当他们引用论据说明自己立场，同时亦给予讨论的空间。”Eric说。他常强调，这种多元 (diversity) 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也是香港作为一个海纳百川、融汇各种文化的海港，得以繁盛的原因。

但当这种多元受到威胁，就是让Eric明白他不得不离去的时候。Eric是二战后出生的欧洲人，感恩没有遇上战乱、极权统治的年代。从前他认为“安全”就是治安良好，在街上不需担心遭遇扒手——在这方面，香港非常“安全”。但经历过反修例运动，Eric看见政府对近二百万人上街表达诉求不予回应，还有一次，他目睹警察对市民采用不必要的暴力，让他感到一种截然不同的“不安全感”。

“当我离开我常常逛的中环商场时，我便感觉到下次被橡胶子弹或催泪弹击中的可能是我。”Eric说。

直至国安法在香港立法，Eric更明白他不得不走。“我非常惊讶，政府不打算跟人民集体讨论、尝试找出解决方案，而是视大家表达意见为一种危险。”他说，在他的家乡，“民主”的概念及实践不时被挑战、调整，但从来未放弃，他亦始终相信实践民主的过程虽非常麻烦，但对民众有利。

“国安法立法正正说明了政府走向商谈路线的对立面，所以这成为了我离开香港的强烈原因。”虽然Eric在香港的工作经验尚未感受到审查或压迫，但他考虑到若言论及表达自由被收紧，在专业层面来说，将对他所工作的文化艺术行业将带来负面影响。

“只要我们仍视反对声音为危险，我们便是拒绝承认艺术的力量。艺术本应是扰乱秩序的 (disturbing)、提出质疑 (questioning)的。”Eric说。

金融业以外的“边缘人”：这城容不下创意和想像

如果我是香港人，我也一样非常愤怒…… 你看，香港近年实现了什么数码、创新想法？我们甚至连环保回收也做不好！

Marcel（化名） 今年30岁，法国人，说一口流利英语，充满到国外打拼的蛮劲。“我来香港工作，是因为想到一个有异国情调的地方，还有练好英文。”他说。

他本来在巴黎一个跨国公司担任销售及市场推广工作，因该公司在香港设有分部，一次Marcel在荷兰论坛上遇上香港分公司的CEO，便大力游说他分派自己到香港工作，取代一个刚离职的香港员工。“他跟我说，既然聘请了我，我就要充份发挥自己的国际背景及知识，不能把自己当成本地员工。”Marcel说。

2014年，Marcel带著这种“国际性”来到香港打工，数年后，他由旅游行业投身到饮食创科行业，直至2021年年初成为外国人“离港潮”的一员。疫情、政治不安是部分因素，但更大的推力，是香港的“国际性”不再，创新停滞，让Marcel意识到这座城市不太容得下他。

说起香港的好，Marcel还是可以一口气的数下去。交通方便、低税率、搭一程车便可看高山绿水、搭两三小时飞机到泰国或越南，度个海滩周末。“香港还是‘入门版的亚洲’（Asia for Beginners），你可以在这里感受不一样的文化，但不用学当地语言，也不用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或文化，不用踏出自己的安舒区 (Comfort Zone)太多。”

6年来，Marcel在香港过得非常快活，认识了一班外国人及香港好友，形容香港在娱乐闲暇方面，简直是天堂。

来港打工的外国人，一些常常待数年就走，但自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后，Marcel身边离港的好友悄悄攀升，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的朋友搬到其他国家或返回自己国家。其实早在运动爆发前，Marcel跟身边朋友已经考虑离港，只是到了最近，不稳定的政局、蔓延的肺炎才成为催化剂。

“首先，许多二十几到三十岁头的外国人，包括我，都不是外派人员，没有优厚的福利待遇。”他说，因此自己没有那种说走就走的条件。

相比政治不稳定，这班外国人更关心的是能否在此城安居乐业。“我们这班朋友到了想建立家庭的年纪，都会觉得在香港养小孩非常困难，租金、学费也太贵。”Marcel指，许多外国朋友即使在港生了小孩，也会设法在孩子三岁要读幼稚园前离去。

另一原因是，Marcel认为对于非金融领域的外国人们，在香港找工作越来越难。“许多国际公司都把专注发展亚太区业务的分部设到新加坡、吉隆坡、曼谷等，香港的分部越来越本地化，只专注于香港市场，所以也不太需要像我们的国际员工。”Marcel举例指许多初创公司Deliveroo、Tinklabs、Klook也把主理亚洲业务的分部移离香港；他朋友所工作的数码媒体公司、咨询公司及创科企业等也有同样的趋势。

“以香港所拥有的资源及人才，早应发展出如Airbnb、Grab、电子晶片、无人机等创新业务。”Marcel 也曾在香港投身创科行业，这几年来他看著创科领域的朋友，最终都是搬去深圳、曼谷发展，“香港十几年前真的是全世界最顶尖城市，汇集会讲三、四种语言的人才，都是孕育创新企业的土壤；而我在这里也看见许多有创意有想法的 start-up企业，但都不能在这城市发展。”

“简单地说，香港就是一个租金太贵的金融中心。这十几年来你听过什么著名的来自香港的创新企业？好像只有 9Gag而已。”Marcel说。租金贵、人工贵，自然是窒碍创意发展的因素，但Marcel认为最责无旁贷的还是政府。“太多事情是香港政府可以做的了。例如是为创业者提供支援、挽留想撤离香港的公司、征收遗产税以抗衡家族袭断等等。总括来说，香港政府和菁英阶层太短视了，只急著赚取快钱（Easy Money)。”

对于2019年的运动，Marcel说自己只是远远观看的旁观者，但他非常明白年轻人的恼怒。“如果我是香港人，我也一样非常愤怒。自小被迫著竞争、大学没有足够学位、租金太贵，还要被上一代人怪责不努力。明明他们那一代应该感到内疚，因为是他们做成香港今天的局面。你看，香港近年实现了什么数码、创新想法？我们甚至连环保回收也做不好！”Marcel说。

Marcel本来从事的创科公司因疫情裁员，他失业半年多后，在巴黎找到新工作，到了一家声名显赫的国际公司当业务发展经理。今年1月初，他正式告别离开，结束了六年的“异国”历险，因为这座城市不再需要他的“国际性”。

决定暂时留下的人：最近两、三年是我人生最棒的几年

我觉得最好惹怒政权的方法是，你不明言立场，但你做著无人明白其意义的事情，这也可以很政治性 (political)。

住在长洲上的 Chris (化名)，把我带到岛上他向朋友以低廉租金合租、由仓库改建的创作工作室。知道我到长洲找他谈他在香港感觉的“自由”后，他跑上工作室楼梯时，忽而拍打梯间的白墙，笑说：“摸吧！感受它！这就是自由！”说完放声大笑。

Chris 是建筑师，也是艺术家，来自欧洲。2008年，他一个朋友在香港某设计公司工作，邀请他试试求职，结果成功获聘。但经过2009年金融海啸，公司裁员，他于是自立门户开公司接生意。近几年他一直摸索一种最合适、让他兼顾各种爱好的生活方式。现在他接设计生意、兼职教设计，其他闲余时间躲在工作室作画。

“最近两、三年可说是我人生最棒的几年。我喜欢画画，想继续实现成为艺术家的志愿；教设计虽不是完美，但让我可继续作画，而我也享受授课。”Chris说，“许多人好笨，他们赚不少，但也花掉不少，住在半山。住在离岛，你可以赚得少，但也花得少。”

刚到香港时，他买了一部单车，以为就此可以游遍都市，结果落脚人多车多的土瓜湾，失望至极。“那时我以为我在香港最多只待一年。”直至他发现长洲。从中环坐45分钟小轮，穿越白浪，就踏入仿佛凝结的时空 —— 这里有海滩、三轮车、踢拖街坊及放缓的生活步伐。Chris还寻宝般找到了半丢弃的屋苑、货仓改建的工作室，两者租金不到一万元，过著理想又自由的生活。

结果，Chris由最初预想只在香港待一年，变成待了将近十三年。

Chris好奇又爱玩的顽童个性，让他很快融入本地人圈子。他会跟香港朋友上酒吧玩骰盅唱K，也会在长洲舞狮、扒龙舟。他收养岛上的流浪狗，为牠改名；也认得天上麻鹰的飞行轨迹。但真正让他享受自由的，是在香港，身为一个不受国族所限、没有历史也没有过去、同时是Insider及Outsider的人。

Chris来自欧洲较落后的国家。他认为较富裕的西欧国家总是看不起他家乡的人。“总是以为我们是偷车贼。”他坦承，在香港，基本上只要你是白皮肤“鬼佬”，无人关心你来自哪里、或做什么。“我可以明天印张名片说自己是摄影师，也没有人理！”他笑说。加上离家数千里，离父母远远的，无结婚生子买楼压力。

Chris形容，自己在香港的日子，就像大学时到法国交流一样，法国大学不知他以前干什么、他本来的大学也不知他在法国干什么。

他也关心香港的政治情况，常把香港跟他家乡作对比。他第一次在港参与游行是为反对人大“831”决定，“政府怎可能提出这种废话？不是该由香港人选择自己的行政长官吗？”到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被失踪”、反修例运动爆发、国安法忽然通过，Chris指自己越来越不信任香港政府。他的国家也曾受共产极权操纵。“他们的招数都是一样的，总是会指控示威者暴力、控制媒体、鼓励人互相举报。”

最近Chris也有留意，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对M+收藏艾未未作品的批判。“这些机会主义者总是透过说荒谬的话建立事业，”他说，“现在在香港已很难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立场了。”不过他又认为，艺术在狭缝中反长得茂盛凶猛。他笑说，你知道吗，在我的国家，伟大的艺术都在审查年代时浮现 —— 艺术表达变得迂回荒诞、探索创新形式，成功绕过庞大僵化的政权。

Chris提及一个例子。在他的国家受极权统治的年代，有艺术家举著横额，上面写著：“我们在抗议 （We are Protesting）”，但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抗议什么。Chris相信在艺术里总有路径可以钻，不必表明立场、高举旗帜，“我觉得最好惹怒政权的方法是，你不明言立场，但你做著无人明白其意义的事情，这也可以很政治性 (polit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