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以来,隔离以来,尤其在认识到从前“正常”的生活定将远离我们以来,对于像我这样孩子还年幼的人而言,一连串问题始终挥之不去:大流行是否会困扰儿童?是否会在孩子心中留下创伤?我们要如何确保,这些艰难的时刻不会在幼小一代的身上,留下永久的印记呢?
身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变化,对年幼的儿童或青少年产生的影响很不一样,有研究显示,年纪更小的孩子更容易害怕家人被感染,而年纪大一些的孩子则更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和反复询问病毒和疫情。毫无疑问,具体的情形决定了每个孩子的境遇——如果照顾者(carer,这里指广义上照顾孩子的人,譬如父母、祖父母、长兄长姊或法定监护人等,后文称为“照顾者”)处于危险之中,或失去工作,如果儿童无法接触到公共空间,并且挤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疫情对孩子们的影响会更大。
如何应对改变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情,但我仍然想介绍一个得到许多研究和教育专家们推荐的思路:如果孩童身边有一个照顾者可以应对现实,并且去创造一种“叙事”,向他们解释发生了什么,孩子们就会没事。
看过电影《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吗?在 Roberto Benigni 导演的这部电影里,为了保护儿子,一位父亲把在德国集中营里的生活转变成一场游戏。如果你想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做参照的话,那么想一想来自叙利亚的父亲 Abdullah Mohammed,他教自己三岁的女儿 Salwa 在听到炸弹从天而降的声音的时候开怀大笑,这样她就不会被吓到。
专注研究儿童虐待和创伤的美国儿科医生布思(Stephen Boos)在采访中对我说:“如果家长们可以讲述一个故事,并在故事中去丰富孩子们对疫情经历的意义,情况就会好转。孩子们肯定会被疫情影响,并记住这段经历,但他们会从中得到成长,而不是被其困扰。”
那位叙利亚父亲或者《美丽人生》电影里的家长角色,都是在让孩子们“游戏”,而且是把每天的日常转变成一场游戏。“游戏”可以是讲述故事的方法。在这之前,在让孩童们更好、更恰当的游戏这一点上,你我可能都需要更多的思考。
“为玩而玩”的游戏才“有用”
在很多成年人的眼里,游戏可能是一种多余且无聊的活动——儿童们因为不用肩负更大的责任才会花时间玩乐。但其实,游戏是学习和成长的基础。
动物研究表明,年幼的动物们大多都是在游戏中试炼自己的技巧。小老鼠会通过模拟他们在真实打斗中的行为来“戏斗”——当然不是全力以赴。小乌鸦们会玩弄棍子,这样它们日后获取食物时的效率会更高。小狐狸们会在父母带回来活的猎物时,去假装追捕猎物。甚至幼年的黄蜂也被观察到会去击打其它黄蜂的触角,舔并咬他们——这种行为的目的还未知,但和哺乳动物中的戏斗很类似。
从这些例子中,产生了关于游戏的生物学定义。生物学家 Marc Bekoff 和 John A. Byers 把游戏定义为“所有在出生后进行的、看似漫无目的的运动性活动。”
人类的婴儿也是像这样“看似漫无目的地”游戏。婴儿没有最终目标,只为好奇心本身而去探索。这种自由的探索可以有无数种形式:从无规则游戏到假装游戏,从运动到召唤想象中的朋友。
以研究儿童如何学习而闻名的发展心理学家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在《园丁与木匠》(The Gardener and The Carpenter)一书中,强调了游戏的几个独特元素:游戏不是工作,它是乐趣,它是自愿的,而且在其他基本需求满足的时候发生。
最重要的是,从进化学角度来看,游戏是童年的一个基本特征:因为它非常有用。游戏对孩子为以后要面临的挑战作出准备。游戏教会孩子们如何学习、探索和变得灵活。
游戏也是儿童的基本权利,正如1989年联合国公开大会批准的《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医疗、营养和教育等其他权利一样。《儿童权利公约》开创了把游戏和其他权利同等对待的重要先例:它隐晦地主张,无论任何情况下,游戏都是儿童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游戏对发展技能“有用”的观点把我们引向一个悖论。一方面,正是游戏的目标缺失、没有目的定义了它;另一方面,游戏最重要的角色却是作为一种学习方式。
成年人在现代社会对待游戏的方法充斥著相同的悖论:游戏是一种没有目标的、志愿的活动,但我们在游戏中越来越多以目标为导向。为了帮助儿童学习,成年人介入游戏。也许是无心之过,但我们打破了游戏的一项重要原则:为玩而玩。
由认知发展心理学家博纳维茨(Elizabeth Bonawitz)领导的一项针对4岁到6岁孩童的研究发现,当儿童在游戏中被要求听从指示时,他们学到的东西和自由游戏时是不一样的。
儿科医生们和游戏倡导者们对成年人这种自相矛盾的干预非常担忧——他们也有足够理由担忧。证据显示,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游戏都在减少,而这正在影响儿童的行为。
在试图量化游戏减少的一个尝试中,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家们分析了1981年至1997年中,美国儿童如何度过他们的时间。在十六年的时间里,他们发现美国儿童(一直到青春期)的玩耍时间减少了25%。其它研究也发现,美国幼稚园儿童的休息时间减少了30%——尽管这对学习非常重要。英国和其他强调从小学习的社会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
在整篇文章中,我用联合国的定义来指代儿童——18岁以下。截至2019年,18岁以下人口有2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0%。虽然大部分关于玩耍重要性的研究集中在人类生命的最初几年,但玩耍在整个童年时期、甚至青春期都非常重要。
为虚构的国家发展政府、创造评估社会研究的桌游、为不同气候准备“生存工具包”——这些都是美国研究员 Hilary G Conklin 分析的青少年的游戏例子,她曾是一名中学教师。青少年的游戏,特别是疫情期间,大多涉及大量的“屏幕使用时间”(Screen Time)。恰当“管理”孩子的“屏幕时间”并不容易,但如果这是孩子与朋友联系的唯一方式,也可以玩到好的游戏,那么花一些时间在屏幕上,并无不妥。
虽然青少年的玩耍与蹒跚学步的幼儿的玩耍看起来非常不同,但我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的基本方法,无论年龄大小都适用。只要成年人还愿意陪伴孩子去做他们自己的探索,那么依然可以进行“正确的”游戏。国际游戏协会(International Play Association)为父母和照顾者们如何支持孩子游戏提供了一份有用的指南,其中也包括青少年的屏幕使用时间。
支持孩子游戏并非暗示家长和教育者们完全撒手不管。举例来说,保证吃饭、睡觉和洗澡的规律作息对保证孩子的安全感来说非常重要。但进行“正确的”游戏,通常要求成年人自己更自律、更体贴。孩子们的游戏里,不需要专横的家长式的存在。比起告诉孩子哪块拼图要放哪里,你可以帮他们试著去旋转一块拼图,一起找到吻合的时刻。
中国浙江省安吉县幼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程学琴对“真实游戏”的定义更进一步,她认为游戏是在爱的环境中自行决定的。曾经担任浙江省安吉县教育厅学前教育办公室主任的她写道:“对于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可以带来的快乐、自由和成长的游戏更重要了”。
程学琴带著“真实游戏”的想法设立了安吉游戏,这是安吉所有公立学校都设立的一项完整课程,其中给成年人设置了清晰的指导意见,现在,美国的部分学校也在实践这一意见。这个意见中,成年人的众多责任里,首当其冲的就是“支持但不指导或干预游戏”。
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在一个愈发城市化的环境里。城市环境大多极其不适合游戏,而全球有超过一半的孩子正住在其中。到2050年,68%的孩子会住在城市里。户外的游戏空间正在越来越罕见。有不少提案推动在学校开设以游戏为基础的课程,也有不少提议建设更多对儿童友好的公园,以及街头游戏。
在台湾,针对设计得很糟糕的公园,“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的李玉华(Christine Lee)和很多妈妈们一起呼吁“为了儿童和由儿童参与的公园和游乐场”。
“别人觉得我们是麻烦精,”李玉华在电话采访中对我说,“我们只是想让每一个成年人都了解游戏,并明白孩子的需求。”李玉华说,很多台湾家庭遵循长幼有序,也存在许多性别主义的观点,比如把孩子主要看作母亲的责任,这都是她遇到的问题。“小孩必须听话”,她说,即使在公园游乐场这些他们应该玩得脏脏的地方。
五年内,他们参与了超过两千场公园的翻新和建造工作,其中的设计和反馈阶段都有儿童参与。他们还在2019年开启像“疯北大儿童上街趣”的活动,上千名小孩在街头玩耍。在香港,“智乐儿童游乐协会”也启动了类似的倡议,通过增加一些可能会玩到浑身脏脏的和有些风险的游戏,让公园或游乐场对孩子来说变得更有趣。
已有统计学研究表明,(尤其在童年阶段)同自然的直接接触与个人的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让孩子在公园或是游乐场玩得浑身脏兮兮非常重要。即使户外活动受到限制,也可以通过搭建室内小花园的简单方式和自然接触,可以玩树叶和蜗牛,或者用其它自然材料(比如沙子、泥土或者枯枝)在室内搭点什么。
强加的井然有序,恰是孩童游戏“混乱”的源头
进入疫情带来的大隔离,很多父母要一边工作一边在家教育孩童。但是,即使我们被困在狭窄的公寓里,“游戏”的好处就是,它不必复杂、耗时,或者通过任何奢华的方式进行。能接触自然当然是理想的,但哪怕是狭小的只有一点点户外空间的公寓,也可以转化成适合玩耍的环境。
只是,在考虑室内游玩时,我们成年人往往再次面对著一个悖论:对家长来说一个完美有序、每时每刻都要保持井然有序的环境,在孩子看来却是五彩缤纷、疯狂又混乱的游乐场。
想想你自己家里那些不愿意让孩子乱动的地方——你的书架上按照字母顺序摆好的书;那个你重金淘回来的新沙发;亦或是你的那套红酒杯。一个明显的解决办法是强行增加限制:把某些房间的门关上,把值钱的东西藏好,然后花很多时间监控你的孩子,时时刻刻对他们的某些冲动说不。
没什么用的。尽管我们设置了重重限制,孩子的探索依然会继续。怎么可能不呢?童年的重点就是学习,而孩子学习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在没有成年人强加的限制和规则之下的玩耍。
无论成年人介入了多少,即使在困难的时刻,孩子们总会找到自由游戏的时间。
如今是谢菲尔德大学教育学教授的 Elizabeth Wood 在第一版《国际游戏杂志》的序言中写道:“孩子们就像逃脱大师胡迪尼:他们逃离并对那些成年人强加给游戏的定义、界限、规则和政策提出质疑。”
成年人们忙著构建更高效的系统——比如把锅碗瓢盆都放在灶台周围,或者在淋浴房边上放浴巾;孩子们在乎的只是探索和游戏——他们打开每一个抽屉,把能接触到的每一本书和纸盒子分解。
成年人会通过系统、规则和边界来思考;孩子们却是通过挑战这些系统、规则和边界来学习。
“孩子们通过游戏探索自己的极限。”游戏专家吉尔(Tim Gill)说,“他们感受脱离成年人控制是什么样的,踏出成年人的领域,然后创造属于自己的想像领域。”更重要的是,吉尔说,孩子们可以通过探索外部的边界来探索自己的情绪边界,“他们可以探索处于控制和失控之间的界线。”
想想,不管你跟他们说了多少次这很危险,孩子还是会爬上床、然后从上面蹦下来的场景。你也许会以为他们就是在玩,或者就是要气你。但最有可能的是,他们只是在试著理解重力,以及他们的身体在空中以及在地面如何运作——而且他们在学习怎么控制自己的身体,和那些改变带来的后果和情绪。他们跌到地上的时候,不是会伤到自己吗?可这就是他们了解痛苦和寻找确定性的方式。
对于风险,父母做出的判断往往高过实际情况:冬日雪后、结了冰的小道,总是布满了在冰面上滑行玩乐的孩童,和在身旁手足无措担惊受怕的父母。
如果你仔细看,孩子和成年人待在同一个屋簷下,真的很容易引发灾难。一方面,成年人总是倾向于对孩子创造的混乱感到焦虑,并想获得控制:他们的家就是这些欲望的最大表达。另一方面,孩子们会做所有尝试来了解他们能走多远,以及这个宇宙是如何运作的——留下的痕迹则会被成年人认为是破坏和混乱(即时到了青少年时期也是如此)。
对家庭环境的想象如此不同,怎么可能在一起和平共处呢?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亚伯拉罕森(Eric Abrahamson)和记者弗里德曼(David Freedman)在书作《一个完美的混乱》(A Perfect Mess)中列出了一些极端案例:由于家庭混乱引起的争吵,导致一名家庭成员杀害了另一名成员。当然,这是极端情况。但是,在有6-12岁孩子的家长中,就有将近90%的家长表示:“孩子房间的状况是造成混乱苦恼的源头”;而且,有34%的家长表示,孩子的“邋遢习惯”是“父母和孩子争吵的常见原因”。
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视角,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家庭空间。
改变视角,帮助游戏
“玩耍是一种布置,也是一种活动。”居住在印度新德里的城市规划专家查特吉(Sudeshna Chatterjee)对我说,她也是一名儿童环境与儿童友好型城市领域的全球专家。如果你也和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一起,不妨像我一样,跪下来、从90厘米身高的视角看自己的家,然后考虑一下查特吉给出的这些建议:
举个例子,看看你家的餐桌。你看见的是一张摆得整整齐齐的桌子,上面可能有贵重的银器和易碎的瓷器。当然,你想要让蹒跚学步的孩子远离餐桌,并让它保持整洁。但再从不同的视角看看:这张桌子也可以是一座堡垒,你蹒跚学步的孩子可以在你打视频电话或者吃午餐的时候躲在下面。只需要加几个软垫和枕头,这就足够了。
现在,看看你的墙壁。你看到的——通常是生硬的白色——是一块需要保持洁净的空间,在那,可以展示艺术品或摄影作品。但为什么不在墙的下半部分贴上一些大画幅的纸,把一半墙变成孩子可以写写画画的白板?毕竟,孩子的涂鸦也是艺术。
接下来,垃圾桶。你也许收到网络购物的订单后,丢了一些大纸盒。你可以在那里面放一些柔软的毯子,请孩子进去,然后一边拉著纸箱,一边发出汽车鸣笛的声音。再想想你用来收脏衣服的塑料洗衣篮。如果在里面加点水,它就变成了你客厅里的小型私人泳池,孩子可以做在里面玩耍漂浮的瓶盖,装满或者清空任何容器。
李玉华也与我分享了一些贴士。她说,家长们可以在天花板上装秋千或单杠,或者在墙上装攀岩抓手(然后在下面放垫子),这样孩子们可以真正意义上地攀墙,通过体育活动减轻焦虑。室内蹦床也是很好的解压工具——尤其是你想增加自家床垫和沙发的使用寿命的话。
当然,也有玩具,尽管一些商业玩具可能会减少孩子们玩耍的自由程度。女孩们如今可能更想成为《冰雪奇缘》(Frozen)里的 Elsa,有事先确定的剧本和角色;乐高这样的积木,多是成套出售,带有品牌人物和组装说明,许多电子游戏也是如此。虽然这可能不是故意的,但其结果往往会阻碍创造力,削弱孩子的能动性。
由于疫情带来的大隔离,很多父母要一边工作一边在家教育孩童。当我们被锁在狭窄的公寓里,“游戏”有什么变化吗?2020年的数据显示,照顾孩童的负担已经沉重地落在了家庭身上,而女性承担了最大的压力。在英国,有孩子的人更多地休无薪假,而家里三分之二的工作,都是由女性完成的。
美国2020年12月的新增失业人数全数为女性;意大利的情况也类似,2020年年末,98%的新增失业人口为女性。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的全球数据显示,因为妇女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无偿护理工作,这场大流行可能会让我们在性别平等方面倒退25年。这已经对母亲的福祉和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
政府的支持可以帮助照顾孩童的人不那么绝望。在封锁期间,德国的父母将额外获得10天的假期来照顾他们的孩子,单亲父母将额外获得20天的假期。在澳大利亚,儿童保育服务在封锁期间免费开放。日本向那些必须呆在家里照顾孩子的父母支付现金。阿根廷也增加了每月的儿童津贴。
换句话说,现在正是需要父亲在家里承担更多责任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位在读这篇文章的父亲,已经意识到游戏的意义,却依然不知怎么办的话,也许先回想一下你的童年,或是让你快乐的时刻吧。此外,如果你承担起做饭和洗衣的工作,你的伴侣也可以更好地与孩子们玩耍、相处,而不是同时要做十几件事情。
总之,在疫情蔓延不绝的当下,当我们必须给孩子们创造一个不同的故事时,游戏可以帮助到你。口罩的使用、对卫生的重视以及日常生活的打乱,也改变了孩子们的生活,但我们可以以一种有趣的态度,来帮助他们应对当前的情况。你可以把洗手的习惯变成一首歌;你可以给孩子们讲一个故事,而COVID-19,大可以是故事里的坏角色。
疫情在这个世界肆虐了一年多,但如果你能为了孩子,让这个糟糕的现实变得“好玩”,那么这场大流行将只是孩子人生中一个短暂的章节——一个他们会自己设法处理、应对的章节。
Irene Caselli 是一名多媒体记者和作家,专注于性、妇女权利和儿童早期。她每周撰写一封名为《头1000天》(The First 1000 Days)的新闻信,关注常被忽视的孩童基础时期。
看过原文链接,我认为文中的“失业人数/人口”应当要改为“新增失业人数/人口”才对,否则意思就变成了美国男性就业率100%,既不是原文的意思,也是绝无可能的。
謝謝你,的確是指新增失業人數,已做修訂。
“美国2020年12月的失业人数全数为女性;义大利的情况也类似,2020年年末,98%的失业人口为女性” 这句话肯定是搞错了,翻译问题吗?
「义大利」確實為筆誤,已修訂;但是,所引援的數字並沒有搞錯(我與你一樣吃驚!!),已經在文中補充相關聯結,供參考。想起波伏娃的一句話,送給你:「永遠不要忘記,只需一場政治、經濟或宗教危機,女性的權利就會遭到質疑⋯在你的餘生中,都必須對此保持警惕。」
關鍵還是土地問題,一些需要活動的遊戲需要足夠空間。
喜歡這篇由兒童視角出發的文章。遊玩和快樂,確實是童年,甚至成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