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大离散下的香港恋人们

分手可以来得很突然。她想走，他想留下来；他还想要在这个城市创作，她已经无法忍受这里的生活…… 什么时候走，够不够钱，卖不卖楼，去海外怎么生活？一对恋人，两个独立的人，无法完全同步。

2020年夏，香港冒起移民潮。英国开放港人BNO“5+1”移居入籍计划，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又相继推出“救生艇计划”，让年轻人更容易移民。面对离散，感情不再是理所当然。在2021年初，端传媒采访了三对香港恋人，他们有人愿意牺牲，有人选择了追梦，有人尚站在去或留的闸口。在千疮百孔的香港，人们延续著伤口愈合的故事，经受著被震荡的亲密关系。如果我不想走，你会留下吗？如果我非走不可，你真的愿意一起吗？不是所有的话都可以说出口。道别之前，这个城市的人心千回百转。

这房子，我们能不能不卖？

Sabrina著急起来。九龙市中心的房子托付给经纪已经半年，来看盘的买家二十来个，一个也没有回音。听说最近放盘的人很多，大家都急于把香港物业脱手，腾出现金来移民。尽管香港楼市看来还是没有跌幅，但看著政治气候每天都在变，身边人忙著撤资、离散，Sabrina担心，楼市有一天会塌下来。

焦虑之际，经纪致电：刚才来看盘的年轻夫妻，他们有兴趣买。行动派的Sabrina立刻安排时间详谈，挂线后终于松一口气。

“我们能不能不卖？”一直沉默的丈夫Jonathan突然问。Sabrina才发现，丈夫还是不想离开。

“不要把加拿大看得这样美好，也不要觉得逃去另一个地方就开心。你本身不开心，解不了结，根本逃去哪里都一样。”Jonathan说，何况，他对加拿大的生活有阴影。

现年37岁的Jonathan是加藉港人，一副深邃的鬼佬轮廓，自然卷曲的头发上总是压一条头巾。他母亲是香港人，年轻时随夫嫁到加拿大，诞下两个儿子。1991年，Jonathan 7岁时，母亲感觉加国生活无聊，决定举家回流香港。在国际学校，他认识了一群“只懂说英语的有钱港人”。他喜欢和人聊天，可是不会讲广东话，连跟的士司机沟通也有困难。

上大学时他选择到加拿大升学，以为终于可以“回家”了。尽管语言通了，他还是自然地黏到一群亚裔圈子里。他不适应加拿大的教学模式，高分入学的他，GPA只有1字头。看医生后才被诊断他原来患有过度活跃症。种种压力之下，2005年，他辍学回港。

在飞机降落那刻，他想，自己又“回家”了。文化冲击却再次袭来，一开口又是语言障碍。他惭愧、自责，“我不晓得一句广东话，我好像永远都不属于香港。”

对于香港的早期印象，Jonathan记得，除了跟同学在铜锣湾区流连，便是2003年七一游行。那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高达50万人的游行，反对通过《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他叫爸爸也去，他们穿著白衣，以为游行人数只有数百，没想到金钟地铁站人潮如涌，“穿白衣的人背贴背，他们的脸孔好像都在惊讶，原来有这么多人会上街游行。”当时他19岁，他说自己对香港没有感情，只是觉得发表言论不应该受到惩罚。

黑压压的人潮里，Sabrina也在其中。那是她人生第一次游行，“大学时期大家都是热血青年，看了报纸觉得不对劲，有少少柴娃娃（马虎随意）啦，未去到现在的年轻人说要抗争。”往后的游行也是和这班大学同学上街，50万、30万，逐年递减…… 每逢七一大游行，Sabrina在港的话一定参加，自己一个也会行。

她生于基层家庭，父亲在果栏工作了半辈子，母亲是越南难民，供养她和家姐读本地中学。她追求中庸的生活，读书不花很大的力，毕业后在一间贸易公司工作至今。在感情上，她有点逆来顺受。认识Jonathan之前，她有个拍了五年拖的男朋友。有一天男朋友通知她“我们要结婚了”，她开始想，我真的想跟这个人一生一世吗？

2009年，认识Jonathan之后，她觉得“沟通原来是一件那么舒服的事”。Sabrina带他吃本地大牌档，用有限的英语去解释香港发生什么事。“他生于富裕家庭，家人离地，令儿子无法熟悉社会，我希望他贴地少少。”

二人感情稳定。Jonathan渐渐在香港建立起自己的网络，从事自由身纪实拍摄。Sabrina则计划置业、结婚。置业时，他们选购的家具大部分是入墙的，Sabrina打算至少住20年吧。她热爱计划，那边厢完成了结婚的人生清单，下一步就是计划退休。她觉得在港退休福利差，靠强积金无法过活。“去加拿大生活如何？”她问，丈夫回：“加国很闷的，不要有太大期望。”

直到2019年，Sabrina把移民时间线快速推前。

他们一起走过6月份的一百万、二百万人和平游行。当运动往激烈的勇武方向演进，Jonathan扛起相机，以纪录者身分参与。Sabrina担心风险，大部分时间都在家看直播。

2019年7月21日，Jonathan在上环中联办的示威现场拍摄。Sabrina在家中守著直播，先留意到其中一块画面换成了元朗站，继而是白衣人用滕条抠打黑衣人。她立刻把直播连接发给丈夫，也致电给当警察的妹夫，著他“尽量待后，不要打示威者”。后来警察在元朗现场久未现身，Sabrina不敢相信法治的香港发生这事，觉得继续住在香港很危险。

Jonathan说，自己不太记得运动的细节，他说或许自己有意识想删除创伤的记忆。他记得每晚从示威现场回家，Sabrina都在等他。脱下沾上各种气体的衣物，洗澡后便直接倒头大睡，翌天再赴往现场。“可能我心底里不想去沟通、交流。因为我不懂得去交代，当刻经历的心情。”

2020年1月4日，Sabrina一个朋友移民澳大利亚，她也在当天前往快递公司，寄出了加拿大配偶的移民签证申请。“那朋友很支持梁天琦的，连她也决定走了。我觉得那时就是一个序幕啦，身边朋友都开始走了。”

反修例运动后的香港一潭死水。Sabrina很想逃离这个政治处境，同时留意到，丈夫变得情绪不稳。加上香港传媒界也愈发动荡，纪录者也风险重重，“虽然他是一个small potato，但我意识到有0.0001%的风险时，我也要去保护他。”这想法出现后，Sabrina决定于3月把房子公开出售，整个状态都在预备移民。Jonathan意绪紊乱，他不想离开，他想自己或许有责任留港纪录，同时矛盾，觉得太太的担忧不无道理。

Jonathan一直陷于离弃香港的内疚。在前线纪录的时候，他看到的不只是愿意游行的港人，而是“愿以生命、牢狱为香港抗争的人”。“对太太来说，她希望离开政治困境。于我，是离开一群流著血的抗争者。”他总觉得，太太在电视机上看到的硝烟画面，无法跟他近距离接触的示威者连接。这些想法，他没有跟太太交流。

在卖楼问题上，二人冷战了几个星期。Jonathan不想离开，但又知道太太生活得不开心，急切想离开。Sabrina只想冲锋陷阵地办理售楼手续，她觉得这决定对丈夫是好的，“他现在就是处于不理性状态。如果我不做决定，他的情绪会永远困在香港。我想做一次坏人。”

半推半让下，经纪抱著一叠文件和支票等待他们确认。Jonathan望住文件，发呆。名字签错了好几次。待经纪走后，他独自出了门。

“由签文件那一刻开始，我知道他是为了我而离开的。我知道他很痛苦，那时我想可能时间会冲淡呢。”Sabrina后来知道，那晚丈夫跑到家对街一条楼梯。那位置可以眺望他们位于二楼的家。

如果留在香港令她感觉被困，即使我们继续一起，都不是一个家了。若要选择留下来但失去她，或者跟她一起离开，永远是后者。

接近交楼前的一个晚上，Sabrina等丈夫回家，问：“如果大家分歧那么大，是不是要 “not together” 了？”看著泪流满脸的太太，Jonathan有一刻觉得，算吧，他可以为了她离开香港。“如果留在香港令她感觉被困，即使我们继续一起，都不是一个家了。若要选择留下来但失去她，或者跟她一起离开，永远是后者。”

Sabrina感觉内疚。“原来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让步或沟通的。原来对方要牺牲，那个牺牲是这样痛苦。”

2020年11月，他们把两个行李箱和60个纸箱搬到一间服务式公寓单位，正式撤出了旧居。在香港民主派初选大搜捕的一天，他们决定先订2021年4月的机票离港。

等待离开的日子，两人买了一部虚拟实景眼镜。他们兴奋地拆开新玩具，连上google map后，第一时间想回到旧居看看。

Sabrina戴著眼镜，滑到旧居附近，Jonathan看著电视上的2D地图。Sabrina溜到那条楼梯向上眺望。

“老公！我记得当时你就站在这个位置，你在这里哭了一晚。现在我终于明白你的感受啦，在同一个位置。”

Sabrina继续滑，她有点想走一次七一大游行的路线。由北角到金钟，用google map可以穿梭这条她由03年开始走的路——17年前，参与的人太多，集合点维园附近太拥挤，很多人都在北角下车，走去维园。

“这段路我由03年开始行，那时警察很友善。到了19年就要自我审查，戴帽和太阳眼镜。我想这是我永远记住，我永远行亲都会眼湿湿的。”

“其实我最想他叫我留下来”

饭菜煮得真好——亲友们啧啧称奇说，这样的质素可以到加拿大开餐馆了，到时你负责做什么，其他人帮忙什么。Isobel吃著饭，觉得压力很大。家人对移民外国充满期待，只有她想留在香港。

那是2019年中秋节的晚上。饭后，她独自搭地铁回学校宿舍。途径太子地铁站时，她情绪不稳。这是她目睹太子站831事故后，第一次重返这个地铁站。她无法动弹，没力气离开太子站，发了信息给最近认识的Mark。Mark来到她身边后，她不能自控地爆发了。

Mark知道，Isobel正烦恼著跟家人移民。

21岁的Isobel是家中的妹妹，是唯一仍犹豫移民的家庭成员。父母计划以BNO“5+1”计划移居英国，而大她4年的姊姊会去温哥华工作。Isobel 6岁时，她听到表姐要“移民”，以为她要去一个很长的旅行。后来她知道母亲的家族都在温哥华，饭桌上偶而会说起移民，但真正热烈起来还是2019年。

反修例运动爆发期间，Isobel长期留在宿舍，避开了家人对移民的热烈讨论。校园里，她认识了同样热衷于运动的Mark，起初觉得他“总是戴著口罩”，是个谨慎、有警戒心的人。那夜她在太子站情绪失控，Mark陪她聊至深夜，Isobel觉得他成熟有义气，也可能是自己一直寻找的、可以依靠的人。

在抗争运动上演火热之时，二人豁出去成为情侣，“好像在打之前……把要说的话交代好。”运动变得死寂后，他们去黄店庆祝圣诞节，讨论“黄店拯救队”介绍有没有让食物质素改善。2020年1月，Isobel去外国做交换生，Mark飞去找她。（编注：黄店拯救队为《苹果日报》果籽的网上节目，介绍资深厨师到不同黄店训练厨艺。）

Isobel本来不打算离港，但2020年，一切都急遽变幻“没想到肺炎持续这么久，以为仍有机会重返街头，或者做一些文宣工作，这场运动不会就此完结。”因疫情爆发，Isobel的交流课程提早结束。回港后，她发现家人对于移民由犹豫，变成有非常明确的出路。

港区国安法生效后，不同的“救生艇计划”让港人不断思考移民。Isobel父母决心去英国，同时给她留了一笔移民资金，让她在任何一个国家买楼自住，“当我家人为我铺好路后，我知道我真的需要抉择，不能再拖下去。”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这么决心不离开香港。”Mark比Isobel大一年，去年刚毕业进入社会工作。家中有个读中学的妹妹要照顾，他需肩负起单亲家庭的财务开支。

离散潮开始后，Isobel父母把物业放售出去。Isobel觉得香港死亡速度比想像中快，心底开始倾向离开。她希望跟男友面谈，但每次都忍不住哭，总是无法谈下去。Mark支持她去加拿大，他觉得女友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

对于他们之间的感情，他抗拒讨论。

其实我最想他叫我留下来，每次他叫我去加拿大我也很不开心。

2020年11月的一天，Isobel收到男友传来加拿大政府推出“救生艇计划”的资料。“我不希望在他口中听到他想我走，好像他不想和我在一起。其实我最想他叫我留下来，每次他叫我去加拿大我也很不开心。好像赶我走一样。”

Mark在WhatsApp里坦白：“我不想你为我作出任何牺牲。我走不到没所谓，我还有家人。但你家人会在外国，如果以后走不了，你就要成世人留在大湾区讲普通话。”

Isobel回：“我记得你曾经跟我交代，如果你被捕了，我要帮你照顾妹妹。在那一刻开始，我知道未来我想跟你一起分担。”

Mark：“你不后悔就行了。”

今年2月再跟Isobel做访问时，她与家人刚搬进了新居，以一年租约为期。原本的物业已售出，随时有流动资金来移民。Isobel最迟需于明年2月离港，或者更早——她还在犹豫，暂时离开的愿望略胜留下。

今年情人节，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在港庆祝。Isobel以前很重视节日，但Mark不喜欢挥霍。他不能送她很贵的礼物，就透过请她食饭，让她慢慢储钱，再买喜欢的东西。

加拿大政府推出的“救生艇”工作签证，最近正式接受申请，即将毕业的Isobel符合条件。根据该计划，五年内毕业的大专或以上学历人士，可获得加国的三年工作签证，并最快可在工作一年后申请永久居民身份。Isobel思考著，不如先离开，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分后，届时和男友结婚，再一起走。

“她追寻想要的生活，我追寻最好的梦想”

Rebecca意识到自己跟男友的生命轨迹不一样，是在2019年6月底。香港反修例运动当时火热爆发，男友Kingston刚从美国交流回来，她去接机。“突然有种panic attack，想呕想晕的感觉。”经历了一整个月的剧烈社运，她觉得必须要离开香港，她一直不算太喜欢的香港。但她没有告诉Kingston。

那时我们讨论，天长地久的承诺会令人快乐，但这是不实际的，因为人生很长，很多事情会发生。

两人今年同为29岁，三年半前，相识于一套爱情音乐剧。Kingston是导演，Rebecca是演员。两人在排练过程渐生情愫。透过讨论剧本，Kingston觉得她像一个心灵导师，很愿意分享对生命的看法、价值观。“那时我们讨论，天长地久的承诺会令人快乐，但这是不实际的，因为人生很长，很多事情会发生。”

Rebecca自小就不太喜欢香港。她成长于草根家庭，单亲妈妈做兼职清洁工，一份工养大两个女儿。三人窝在240平方呎的石硖尾公屋，小时候靠综缓维生。家里空间细，加上复杂的亲戚关系，她自小已不喜欢住在香港，但成长于贫富悬殊底层的家庭，她觉得自己从没有移民的条件。

大学二年级她去了韩国当交换生，度过了人生最快乐的时间，也交上来自瑞典的男朋友。外国生活使她向往，同时满足了一个最卑微的愿望—— 拥有自己一间房的生活空间。毕业时正好是2014年，撞上雨伞运动爆发，她不太知道抗争者在争取什么。她当时旅居瑞典三个月，决定申请瑞典同居签证（Sambo Visa），结束长距离恋爱。

感情的变化突如其来。一年多后，收到同居签证的时候，她已经分手。最终她没去瑞典，返回香港。

Rebecca也喜欢演戏。但她无法像Kingston一样醉情於戏剧，也没有像他一样，想要留在香港。“那时我脑后方还有一个想法，最后我都会离开香港的。”家里太小，没有独立房间，母亲每天清晨开动洗衣机的声音，总把她吵醒。贫穷线下的生活使她想离开，但她没有能力。

两人一起后的日子平淡快乐。那时Kingston修读第二个学位，下定决心朝戏剧创作方向走。2018年她27岁，曾经报考演艺学院的戏剧学士课程，入围最后一轮面试，但最终不获录取。她放弃以演戏为志业，继续在亲戚开的移民公司，做著月薪不到二万的工作。她总是觉得，自己在香港找不到生命意义。

Kingston则有破釜沈舟的决心。当时他成功报读一个到美国短期交流戏剧课程，获批后突然面对一个抉择：要不要放弃美国绿卡。

Kingston父母离异，母亲和妹妹于8年前移居美国，他跟父亲和哥哥留在香港。父母没有正式签纸离婚，两人早于十多年前感情疏离，索性以移民来分开。Kingston还在读第一个学位时，获得美国绿卡，但签证获批后到美国“打卡”式住了两个月，就回港了，此后绿卡被搁置了整整6年。

根据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绿卡持有人离开美国超过365天，就有丧失身份的风险。考虑到自己不打算离开香港，Kingston放弃了绿卡，申请了旅行签证赴美。他觉得戏剧跟社区的连结很强，需要在土生土长的文化中创作，既然他热爱这项艺术，就会留港做下去。

那是2019年6月，反修例运动在他去美国之后的几天爆发。事后他说起，总会被朋友取笑：“不留条后路给自己。”他没有BNO，放弃绿卡后又申请无期。Rebecca在肩擦肩的游行队伍里，既感动又愤怒，但看了特首林郑月娥的记者会，她感觉香港人只有三条路——“烈士、港猪、或者离开”。

“即使多少人走出来，我们还是无自由、无权力的一群。”Rebecca说。从美国回来后，男友又去台湾交流，缺席运动现场，让她感觉两人的感受无法同步。她觉得自己身心饱受折磨，开始计划离开。

“我的人生priority是离开，他是要当舞台剧导演。对我们来说，生命上重要的东西不是很一样。我要离开，做不到因为喜欢的人而留下来。因为我的身心受到折磨。”2020年5月，港区国安法宣布草拟后，她在网上递交了两份工作假期申请，去澳大利亚和瑞典。

“对我来说，最贴身是艺术创作会受到限制吗？当我想这些事时，我知道创作已经不自由了。”国安法生效后，Kingston也开始思考移民，Rebecca著他尝试申请BNO，寄信给英国签证与移民局查询，97年前出生的他是否符合资格取BNO。寄了半年多的信，至今没有回音。而即使真的获批BNO，Kingston也不能肯定，自己到底会不会离开。

“考虑到跟他的未来，我觉得是不存在的。”Rebecca向男友表示想藉工作假期留在当地发展，Kingston说好啊。但这代表要分开吗？他有点想逃避这个问题。Rebecca也是。

一晚，Kingston放学后如常到女友家。躺在床上闲聊时，Kingston压抑不住心里的包袱：“其实，你打算去working holiday后，我们就分手吗？”

“是啊……不然你打算如何？”

Kingston不作声。他心里清楚，没法要求女友留下来，即使如此关系也不会长久。他们之前的格言是，支持伴侣去追求自己的人生路向，“义无反顾地去支持”。回想跟Rebecca一起前，他曾经思绪紊乱，止于表白：“我们是否一定要用情侣方式发展呢？好像不太重要。只要这个人过得好，是否在一起也没所谓。”

她追寻想要的生活，我追寻最好的梦想。即使结果不是一起，也是最好的结局。

两人的轨迹，随著政治气流，分道扬镳。

他们约好了，Rebecca上飞机之前，他们都还是恋人。分手那天是2020年12月9日，Rebecca飞去瑞典。她不想任何人送机，觉得离别是抑郁的。但Kingston坚持跳上了前往机场的Uber，两人牵著手，车箱里只有司机轻松地聊起，疫情期间还有人飞啊。

在女友登机前的11月，Kingston忙著筹备数个月后公演的毕业作。这个戏剧作品以移民为题，描写非法亚裔黑工在中式餐馆打工的故事。跟创作团队讨论时，大家都知道他的母亲和妹妹都移民了，而女友也将要离开香港。

剧中的不同角色都有一句对白：“如果我有一个愿望。”

“这种盼望是很有共性的。这是对离开自己地方的无奈，和对改变现状的一个力度。”Kingston觉得，现在，他更理解离开的人对未来、自由想像的渴望。“她追寻想要的生活，我追寻最好的梦想。即使结果不是一起，也是最好的结局。”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Jonathan、Sabrina、Isobel、Mark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汤伟圆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