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老师，您曾在上海、香港、台湾、美国这么多地方生活过，您觉得哪里才是您的故乡？”
2021 年的春节前夕，台北冬阳难得露面，白先勇端坐在国父纪念馆附近的家中，一身齐整的招牌唐装，脚踩着发亮的室内皮鞋，内衬着一双绅士袜、长短分毫不差，声气不疾不徐地回忆：
“我在广西出生，到处这么走、到处逃难，然后到台湾待了 11 年，我成长在台湾，跟台湾很亲近阿...后来又到美国住了四十几年，但美国不是我的故乡。你看我，一点也不像个美国人。我就在想，我的故乡在哪里？”
如白先勇这样的一代人，要回答自己的故乡何处，确实不容易。1945 年，中国对日抗战胜利，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首任陆军一级上将。年仅 9 岁的白先勇随家人离开出生地广西桂林，搬到上海，却只住了短短三年。1948 年，国共内战大局底定，白家随政府撤退，自此与故里别过。
其后，白先勇先到香港，再到台湾求学、成长，毕业后前往美国，开始撰写《台北人》、《游园惊梦》、《孽子》等作品，敷衍一则又一则的城市传奇，却总是找不到心中的原乡。直到他年过半百，开始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后，答案才逐渐清晰：
“我做昆曲、做红楼梦，我最安心，最踏实。我的认同应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它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是心灵上的故乡。”
近年来，众人皆知，白先勇的这趟“心灵返乡”之路，掀起了一次“昆曲复兴运动”热潮。他自2002 年开始四处奔走，挑选年轻演员组成“小兰花班”，促成“青春版《牡丹亭》”在两岸三地登台。
自 2004 年首场台北公演开始，至今已巡回世界公演将近 400 场，并感动许多大专院校学生，组织起“校园版《牡丹亭》”，让昆曲观众平均年龄“下降到三十岁”，恍如杜丽娘的传奇再现，一个古老的剧种，为情复生。
昆曲自何时开始，成为了白先勇心灵上的故乡？曾经短暂居住的上海，正是他与昆曲第一次相遇的城市。
衣冠南渡
1945 年 8 月，八年抗战结束，因战争避走于香港的梅兰芳在上海复出，选定兰心大戏院演出第一出戏——昆曲《刺虎》，隔了三个月，梅兰芳宣布，再到美琪大戏院连演十天昆曲，演出的几出戏中包含经典剧目《游园惊梦》。
名角复出的消息一出，引发全城轰动。白先勇回忆，当时的上海，可说是万人空巷，戏票在黑市叫到天价，“一张票要价差不多要一根金条！”白先勇被母亲带去欣赏表演，当天看的，正是《游园惊梦》。
《游园惊梦》，是《牡丹亭》中的著名剧目，由明朝剧作家汤显祖于 1598 年所创作的昆曲。故事讲述南宋时期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两人在梦中相遇，杜丽娘为梦中之人相思而死，却又因柳梦梅来到下葬地而复生，与之结为夫妻，历经世人惊骇、误解，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其中《游园惊梦》正是《牡丹亭》剧作中描述杜丽娘游园后，在梦中与柳梦梅鱼水交欢的桥段。
七十六年前看《游园惊梦》的这一天，对白先勇来说仍恍如昨日，“那时我才十岁，哪里懂什么昆曲？但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有一场【皂罗袍】，那段曲牌，十岁那年听了之后，就好像一个唱碟一样，灌在我脑子里。后来多年只要听到这段笛子声音一起来，所有回忆都出现了。”
为了这段萦绕在心的曲目，二十年后，白先勇写下同名小说《游园惊梦》。故事讲述一位名为蓝田玉（钱夫人）的昆曲名角，从大陆撤到台湾之后，在一场宴会中，因听到有人唱起《游园惊梦》，使她想起在大陆南京的往事，对照出一代民国迁台儿女今非昔比的伤感。
“（创作小说）很多奇怪的因素，这些小时候的记忆：一条河、一出戏、一段音乐等等的这些。如果没有在上海看过那昆曲， 后来可能也不会有那篇小说（指《游园惊梦》）。”
听完梅兰芳的《游园惊梦》后，白先勇也如蓝田玉一般，很快被时代洪流带离大陆，来到台湾。再次返回上海时，已是四十年后，他从十岁的孩子，长成了五十岁的小说家。
久别重逢
1987 年四月，两岸军事对峙状态缓和，白先勇受上海复旦大学的邀请，做了一段时间的访问教授，离沪前夕，他听说上海昆剧团演出全本《长生殿》，大喜过望，赶紧买票前去观赏。
“我本来以为昆剧消失了，原来又浴火重生了。我后来跟他们（演员）聊天，我好感动的。他们（在文革）是下放、唱样板戏、去田里面耕田，在田里看看四面没有人，又『阿～』地唱起来了，偷偷地把那些戏词记下来。”
那次的相遇，让白先勇与昆曲重逢，也看见其传承的艰难。在那一刻，他开始“动心起念”，想要让昆曲重返现代舞台，“给它一个新的生命、给它在二十一世纪的舞台上重放光芒，可不可能？我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我对昆曲本身有信心：那么美的东西，你弄得好，有人看的呀！”
自 1987 年开始算起，白先勇步步走上推广昆曲运动。前期，他更像是一名热情的爱好者，四处奔走宣传，例如在1992 年邀请上海昆剧团名旦到台湾演出《牡丹亭》。但在推广过程中，白先勇眼见一代昆曲演员逐渐凋零，观众也趋于老化，他决定亲自制作一出能与当代对话、又不失传统板眼的昆曲。借此培养出年轻演员、年轻观众共同传承昆曲文化。
2002 年开始，白先勇着手筹备“青春版《牡丹亭》”，正式由爱好者转为制作人。他组织两岸三地的团队，挑选演员成立“小兰花班”，筹划、训练一年多的时间，于 2004 年 5 月在台北的国家戏剧院首演，接着巡回至两岸三地、世界各国。截至 2021 年一月为止，“青春版《牡丹亭》”已经在各地演出近四百场，更在大学校园里衍伸出校园版《牡丹亭》风潮。
外人看这次的巡演，多半聚焦在青春年少的新进演员，但白先勇也强调，“青春版《牡丹亭》”之“青春”所指，不只是“年轻人”的牡丹亭，也不只是让演员年轻化，而是指恢复正宗而严谨的昆曲形式，将昆曲 revival（复活）、rejuvenate（注入活力），而不是将其改成新戏。若在制作时，违背昆曲基本美学原则，就已经不能称之为昆曲。
这场“复兴运动”开始时，白先勇早已是华人世界殿堂级小说家，却笑言自己像“戏班主”一般，替演出打理大小事、四处奔走寻求资金，并不断地前进校园巡回、接受各式媒体采访，“我都已经那么老了，还跟他们到处跑、闯江湖，啊呀，觉得自己好像『昆曲布道家』一样。”
（昆曲）等于当时的卡拉OK，全民都在唱。
百戏之祖
白先勇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复兴昆曲，并非全凭个人爱好与童年回忆，而是因为昆曲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确有不同，被称为“百戏之祖”。
对此，台湾中央大学昆曲博物馆馆长洪惟助解释，目前大部分的传统剧种，多少都直接、间接受到昆曲影响。包含京剧、北方梆子戏、四川川剧、广东粤剧、浙江越剧等。此外，由于昆曲是雅部（备注：此为戏曲名词。 清干隆年间，称昆曲为“雅部”，其他非昆曲的戏种皆为“花部”，有高低区别之意），其他所剧种也被归为“乱弹”，“所以早期在演出时，若同时有好几个团，开头一定是让昆曲开头，这是尊敬昆曲的表现。”
昆曲的全盛时期，是自明朝嘉靖年间，至清嘉庆年间，正是江南最富庶繁荣的两百年内。一些富贵人家会养戏班子显示其社经地位，或在特殊节日时找昆剧团来到家里客厅演出，称为堂会。
“苏州（昆曲）最盛的时候，每个家里有家班子，养戏子的，一养十几二十个。《红楼梦》里面，（贾府）就有戏子，等着元妃回来的时候，演给她看的，”白先勇解释，昆曲最盛的时期，苏州有数百个戏班，“等于当时的卡拉OK，全民都在唱。”
不过，昆曲的精致文雅，远在卡拉OK之上，也让它的传承与推广更为不易。洪惟助分析，昆曲会在晚清没落有很多复杂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作为“百戏之祖”的昆曲较少与群众共呼吸、几乎不会因民众反应去修改剧本。相对于其他剧种来说，显得冷静、不热闹，在庙会活动时，不如其他剧种讨喜，使昆曲的演出机会渐渐减少。
到了清末民初，慈禧太后更爱相对通俗的京剧，昆曲逐渐式微。民国时期，西风东渐，政府开始推广新文化运动后，这些旧剧都受到新知识分子的摒弃，讲究以诗入词、“文人戏”性质浓厚的昆曲，更容易受到冷落。
百年传习
距今恰好一百年前，1921 年，昆曲生死存亡之际，一群文化人与实业家在苏州成立了“昆曲传习所”，收了近四十位当时家境清寒的学生们，供吃住、习昆曲，企图为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薪火，更在他们的名字中间字都取了一个“传”字，意味着“传承”，像是周传瑛、王传淞、沈传芷、邵传镛等。
洪惟助说，在这些出资者当中，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当时从事纺织业的实业家穆藕初，共出了五万银圆支持传习所，是最主要的金主。穆藕初本身是昆曲爱好者，曾找知名昆曲演员俞振飞的父亲俞宗海来教自己昆曲。但后来，穆藕初生意受挫、无法继续提供资金，昆曲的传承工作更形困难。
“传字辈”重要演员之一沈传芷，在后来的口述记录中回忆，资金短缺后，演员必须自行演出筹款，在他记忆所及，当年看昆曲观众人数，正逐步在下滑，一旦遇上战事，更让演出环境雪上加霜，“时局差，观众少了，很多地方都唱不起。后来我们的行头在一次轰炸中炸掉了，我们采用包帐的方式演出，就是演一场给多少钱，不管卖座，一天就是一百元，结果有时卖座还卖不到一天的租金，维持不下去，只好解散了。”
1929 年开始的抗日战争，紧接着爆发的国共内战，连续重创昆曲。不少演员的家当、行头都毁于炮火之间。洪惟助说，在战争期间，勉强还能维持生活的是比较通俗的苏剧，有不少昆剧团的演员就寄生在别的剧种里，像是周传瑛、王传淞都到了民间剧团“国风苏剧团”讨生活。
如今回看，1945 年白先勇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所看到的演出盛况，其实是梅兰芳久违复出的盛名所及，昆剧在中国，实已气若游丝。
1955 年，上海电影局局长张骏祥到杭州，杭州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长黄源介绍他观赏由“国风昆苏团”（由国风苏剧团改名）所排演的一出戏《十五贯》。由于当时共产党正主张“打倒官僚主义、要有实证主义精神”，而《十五贯》的内容刚好符合政治口号，因此就被邀请“进京演出”，连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曾进场看戏，演出后被《人民日报》形容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实际上，《十五贯》并不能说是正统昆曲，它的内容一半是苏剧、一半是昆曲，但在政治因素使然之下，昆曲回过了一口气。然而好景不长，1966 年爆发的十年文革，再次将昆曲微弱的火苗几乎熄灭，在政治动员之下，演员们各个被迫进行思想改造、或遭下放劳改。原本就为数不多的演员们，在文革的冲击之下，所剩无几。
1990 年代，大陆实施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政策改弦易辙，政府愿意支持部分昆班生存，但生态系已经被破坏，市场对传统戏曲的需求低落，演员的生活艰难。直到 2001 年 5 月 18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一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被列入其中，中国国家文化部也对昆曲提出了“保护、传承、发展、挖掘”的八字方针。
但迟来的认可，早已挡不住昆曲的衰微。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1921 年时正方年少的“传字辈”演员，已是暮年的“老师傅”，连他们的学生，都垂垂老矣。这让白先勇看到了传承的重要性，“我们这片子有一个主题，就是世代相传，从『传』字辈老师傅，传给现代的昆曲大师，昆曲大师传给小兰花班，小兰花再传给那些学生。”
就是这个年纪的人，刚好是最想去寻找自己文化认同的一代。
文艺复兴
传承二字，乍看是老生常谈，但对于白先勇来说，除了延续一个古老的剧种，更藏着一个将中国美学“接回来”的大梦。白先勇忆述，自己就读台大外文系时，常接触西洋文化，深知西方文明成就斐然，无论是音乐、戏剧、绘画、舞蹈，整个世界“都是他们（西方）说了算。”
在白先勇眼中，西方文明的强大与繁荣，来自文艺复兴的推动，“西方文明本来也有 dark age（黑暗期），直到了十四、十六世纪，他们慢慢觉醒，才发现希腊、罗马文明原来那么灿烂，才慢慢地把西方文明的源流，从黑暗时期断掉的地方接回来，加上经济已经有了根基，把古代跟近代接起来，从义大利佛罗伦斯『哗』一下扩散的。”
在白先勇心中，一场推动昆曲复兴的运动，正是一次将中华文明“接上”古代灿烂时光、一次“中国版文艺复兴”的梦想，“我们也有很灿烂的文明，我们也有几千年那么大的传统，”虽自十九世纪开始衰落、加上外国侵略，导致受创严重，“但你说我们会永远衰落下去吗？不可能！”
对于白先勇而言，那套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美学世界，正是在昆曲中方见奥义，“中国的剧场美学是抽象的、写意的、抒情的，是诗化的，跟西方的写实剧传统、跟希腊悲剧不一样。整个昆曲的美学，也是如此。”
白先勇反反覆覆论证的“东方与西方”之辨，是十九世纪以降知识分子关心的焦点。我们好奇问，若白先勇生在十九世纪，是否会支持体用论、而对全盘西化有所保留？“最后就是他们（全盘西化派）赢了呀！到现在传统文化都没了嘛，走到极端就搞出了后来这些文化大革命呀，说到底是全盘西化的问题呀！”
然而，西方文化中并非没有抒情传统，白先勇念兹在兹的“中国式抒情”，究竟所指为何？对于白先勇而言，东方的“情”字，与西方并不相同，“我们的父子情、母子情、兄弟情，像一张网一样，绵绵密密的，这个情网是不得了的，搞不清，我们的人际关系非常复杂很多倍。西方当然也描述情感，但『理』还是厉害的。”
说起中国“情网”之复杂，白先勇总爱举自己在美国教书的例子：要与外国学生解释《红楼梦》中的“姑表”之亲，是项困难的工作，“他们姨表、姑表是不分的，就一个 cousin到底，堂啊表啊无所谓的。我要讲薛宝钗是姨表、林黛玉是姑表，姑表要比姨表亲，为什么？因为姑表的妈是姓贾、姨表的妈姓王，所以跟贾家就近一点，他们哪里懂这个？”
甚至连“情”字本身，白先勇都认为它很难精准地翻译成英文，“是 love？feeling？sentiment？passion？通通都表达不出这个『情』字，情，也不是爱情，”《牡丹亭》唱词中，“情不知从何而起，一往而深”的“情”字，正是白先勇心中，中国文化说不懂、翻不清，却又特别动人的部份。
行过半生，白先勇也自我觉察，“所谓 culture identity（文化认同） ，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构成是什么？我自己也很奇怪，我年纪越大，中国文化的 DNA 越来越强。”对于白先勇来说，“不了解我的人会说，我整天在搞戏，”但在他看来，“如果昆曲这么精致、这么需要古文根底的艺术都可以复兴，我们整个中国文化一定也可以！”
在推广昆曲的过程中，白先勇也发现，中国生于 80、90 年代一辈的青年，恰好就是能支持中国文艺复兴最好的观众，属于“刚好的一代”：在经济上有了根基，上一辈经历过文革，“早一点不行，还在投入那种（文革）政治的东西，整个都投入到那边去；晚一点也不一定行，就是这个年纪的人，刚好是最想去寻找自己文化认同的一代。”
然而，近两年的两岸三地关系正急遽变化，对于不少台港青年而言，未必认同自身是“中国美学”的传人，也对所谓“中华文化”也心生拒斥。对于这个现象，白先勇怎么看？
“中华文化不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一定是共产党的东西，而是我们所有中华民族的遗产。要把中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开。中国，是文化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政治中国。”
“年轻人反中共、怕共产党的制度、讨厌过去的政治运动，我都理解...但民国史，也是台湾史的一部分，”谈中华文化谈至兴处，白先勇提高了声量，再三地声明：“诗经、楚辞，那是我们（文化中国）的！”
是否觉得此岸的中华民国，比彼岸的政权更能传承“文化中国”的理想？白先勇先是惋惜道，“中华民国，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旋即又更正道，“我说错了，现在还是中华民国呀！既然我们的国号还叫做中华民国，历史就要从 1911 年算起，不能从 1945、1949 算起，那是把头砍掉了。”
我们这个民族很老，但我们并不衰老。
青春不老
访问接近尾声，白先勇预备送客，前往市中心的电影院，与“青春版《孽子》”与各版本《孽子》的演员共聚一堂，观赏“青春版《牡丹亭》”放映。各种“青春版”的年轻演员齐聚，让他分外期待，“晚上又要喝酒啰！”
“青春，最近特别喜欢青春，”白先勇笑称，自己年轻的时候，总是写些像《台北人》那样的老人故事；现在年纪大了，反而热爱青春，恰似他心目中的中华文化，“我们这个民族很老，但我们并不衰老，常常一下子又青春、一下子又青春起来了。”
死而复生，是杜丽娘的爱情传奇；永保青春，则是文化传承的唯一秘密。这晚散戏后的聚会，恰似三十几年前，他与昆曲在上海重逢的情景。1987 年，看完全本《长生殿》后，兴奋的白先勇忍不住跑到后台与演员们交流，一聊起劲，约着吃饭继续往下聊。工作人员连打几通电话，餐厅全都客满，最后，订到一家名为“越友餐厅”的餐馆，一行人欢喜地移动前去。
一进门，白先勇刹时楞住：这家位于上海汾阳路 150 号的越友餐厅，正是白先勇四十余年前居住的其中一个“家”。1949 年后，被中共政府接收，辗转成为餐厅，一行人吃饭的地方，就是白家曾在此起居的客厅。
“那天啊，感受太复杂、太不可思议，不知道怎么说，”再提起当晚，白先勇摆摆手，不知如何重述当日心绪，只愿提一提，自己那晚喝掉了整整两瓶绍兴黄酒，“人生如戏，真的就像我写的《游园惊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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