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老師，您曾在上海、香港、台灣、美國這麼多地方生活過，您覺得哪裡才是您的故鄉？」
2021 年的春節前夕，台北冬陽難得露面，白先勇端坐在國父紀念館附近的家中，一身齊整的招牌唐裝，腳踩著發亮的室內皮鞋，內襯著一雙紳士襪、長短分毫不差，聲氣不疾不徐地回憶：
「我在廣西出生，到處這麼走、到處逃難，然後到台灣待了 11 年，我成長在台灣，跟台灣很親近阿...後來又到美國住了四十幾年，但美國不是我的故鄉。你看我，一點也不像個美國人。我就在想，我的故鄉在哪裡？」
如白先勇這樣的一代人，要回答自己的故鄉何處，確實不容易。1945 年，中國對日抗戰勝利，白先勇的父親白崇禧被國民政府任命為首任陸軍一級上將。年僅 9 歲的白先勇隨家人離開出生地廣西桂林，搬到上海，卻只住了短短三年。1948 年，國共內戰大局底定，白家隨政府撤退，自此與故里別過。
其後，白先勇先到香港，再到台灣求學、成長，畢業後前往美國，開始撰寫《台北人》、《遊園驚夢》、《孽子》等作品，敷衍一則又一則的城市傳奇，卻總是找不到心中的原鄉。直到他年過半百，開始推廣中國傳統文化復興運動後，答案才逐漸清晰：
「我做崑曲、做紅樓夢，我最安心，最踏實。我的認同應該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面，它不是一個地理概念，是心靈上的故鄉。」
近年來，眾人皆知，白先勇的這趟「心靈返鄉」之路，掀起了一次「崑曲復興運動」熱潮。他自2002 年開始四處奔走，挑選年輕演員組成「小蘭花班」，促成「青春版《牡丹亭》」在兩岸三地登台。
自 2004 年首場台北公演開始，至今已巡迴世界公演將近 400 場，並感動許多大專院校學生，組織起「校園版《牡丹亭》」，讓崑曲觀眾平均年齡「下降到三十歲」，恍如杜麗娘的傳奇再現，一個古老的劇種，為情復生。
崑曲自何時開始，成為了白先勇心靈上的故鄉？曾經短暫居住的上海，正是他與崑曲第一次相遇的城市。
衣冠南渡
1945 年 8 月，八年抗戰結束，因戰爭避走於香港的梅蘭芳在上海復出，選定蘭心大戲院演出第一齣戲——崑曲《刺虎》，隔了三個月，梅蘭芳宣布，再到美琪大戲院連演十天崑曲，演出的幾齣戲中包含經典劇目《遊園驚夢》。
名角復出的消息一出，引發全城轟動。白先勇回憶，當時的上海，可說是萬人空巷，戲票在黑市叫到天價，「一張票要價差不多要一根金條！」白先勇被母親帶去欣賞表演，當天看的，正是《遊園驚夢》。
《遊園驚夢》，是《牡丹亭》中的著名劇目，由明朝劇作家湯顯祖於 1598 年所創作的崑曲。故事講述南宋時期杜麗娘與柳夢梅的愛情故事，兩人在夢中相遇，杜麗娘為夢中之人相思而死，卻又因柳夢梅來到下葬地而復生，與之結為夫妻，歷經世人驚駭、誤解，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故事。其中《遊園驚夢》正是《牡丹亭》劇作中描述杜麗娘遊園後，在夢中與柳夢梅魚水交歡的橋段。
七十六年前看《遊園驚夢》的這一天，對白先勇來說仍恍如昨日，「那時我才十歲，哪裡懂什麼崑曲？但印象最深刻的，是裡面有一場【皂羅袍】，那段曲牌，十歲那年聽了之後，就好像一個唱碟一樣，灌在我腦子裡。後來多年只要聽到這段笛子聲音一起來，所有回憶都出現了。」
為了這段縈繞在心的曲目，二十年後，白先勇寫下同名小說《遊園驚夢》。故事講述一位名為藍田玉（錢夫人）的崑曲名角，從大陸撤到台灣之後，在一場宴會中，因聽到有人唱起《遊園驚夢》，使她想起在大陸南京的往事，對照出一代民國遷台兒女今非昔比的傷感。
「（創作小說）很多奇怪的因素，這些小時候的記憶：一條河、一齣戲、一段音樂等等的這些。如果沒有在上海看過那崑曲， 後來可能也不會有那篇小說（指《遊園驚夢》）。」
聽完梅蘭芳的《遊園驚夢》後，白先勇也如藍田玉一般，很快被時代洪流帶離大陸，來到台灣。再次返回上海時，已是四十年後，他從十歲的孩子，長成了五十歲的小說家。
久別重逢
1987 年四月，兩岸軍事對峙狀態緩和，白先勇受上海復旦大學的邀請，做了一段時間的訪問教授，離滬前夕，他聽說上海崑劇團演出全本《長生殿》，大喜過望，趕緊買票前去觀賞。
「我本來以為崑劇消失了，原來又浴火重生了。我後來跟他們（演員）聊天，我好感動的。他們（在文革）是下放、唱樣板戲、去田裡面耕田，在田裡看看四面沒有人，又『阿～』地唱起來了，偷偷地把那些戲詞記下來。」
那次的相遇，讓白先勇與崑曲重逢，也看見其傳承的艱難。在那一刻，他開始「動心起念」，想要讓崑曲重返現代舞台，「給它一個新的生命、給它在二十一世紀的舞台上重放光芒，可不可能？我沒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但我對崑曲本身有信心：那麼美的東西，你弄得好，有人看的呀！」
自 1987 年開始算起，白先勇步步走上推廣崑曲運動。前期，他更像是一名熱情的愛好者，四處奔走宣傳，例如在1992 年邀請上海崑劇團名旦到台灣演出《牡丹亭》。但在推廣過程中，白先勇眼見一代崑曲演員逐漸凋零，觀眾也趨於老化，他決定親自製作一齣能與當代對話、又不失傳統板眼的崑曲。藉此培養出年輕演員、年輕觀眾共同傳承崑曲文化。
2002 年開始，白先勇著手籌備「青春版《牡丹亭》」，正式由愛好者轉為製作人。他組織兩岸三地的團隊，挑選演員成立「小蘭花班」，籌劃、訓練一年多的時間，於 2004 年 5 月在台北的國家戲劇院首演，接著巡迴至兩岸三地、世界各國。截至 2021 年一月為止，「青春版《牡丹亭》」已經在各地演出近四百場，更在大學校園裡衍伸出校園版《牡丹亭》風潮。
外人看這次的巡演，多半聚焦在青春年少的新進演員，但白先勇也強調，「青春版《牡丹亭》」之「青春」所指，不只是「年輕人」的牡丹亭，也不只是讓演員年輕化，而是指恢復正宗而嚴謹的崑曲形式，將崑曲 revival（復活）、rejuvenate（注入活力），而不是將其改成新戲。若在製作時，違背崑曲基本美學原則，就已經不能稱之為崑曲。
這場「復興運動」開始時，白先勇早已是華人世界殿堂級小說家，卻笑言自己像「戲班主」一般，替演出打理大小事、四處奔走尋求資金，並不斷地前進校園巡迴、接受各式媒體採訪，「我都已經那麼老了，還跟他們到處跑、闖江湖，啊呀，覺得自己好像『崑曲佈道家』一樣。」
（崑曲）等於當時的卡拉OK，全民都在唱。
百戲之祖
白先勇花費這麼大的力氣復興崑曲，並非全憑個人愛好與童年回憶，而是因為崑曲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確有不同，被稱為「百戲之祖」。
對此，台灣中央大學崑曲博物館館長洪惟助解釋，目前大部分的傳統劇種，多少都直接、間接受到崑曲影響。包含京劇、北方梆子戲、四川川劇、廣東粵劇、浙江越劇等。此外，由於崑曲是雅部（備註：此為戲曲名詞。 清乾隆年間，稱崑曲為「雅部」，其他非崑曲的戲種皆為「花部」，有高低區別之意），其他所劇種也被歸為「亂彈」，「所以早期在演出時，若同時有好幾個團，開頭一定是讓崑曲開頭，這是尊敬崑曲的表現。」
崑曲的全盛時期，是自明朝嘉靖年間，至清嘉慶年間，正是江南最富庶繁榮的兩百年內。一些富貴人家會養戲班子顯示其社經地位，或在特殊節日時找崑劇團來到家裡客廳演出，稱為堂會。
「蘇州（崑曲）最盛的時候，每個家裡有家班子，養戲子的，一養十幾二十個。《紅樓夢》裡面，（賈府）就有戲子，等著元妃回來的時候，演給她看的，」白先勇解釋，崑曲最盛的時期，蘇州有數百個戲班，「等於當時的卡拉OK，全民都在唱。」
不過，崑曲的精緻文雅，遠在卡拉OK之上，也讓它的傳承與推廣更為不易。洪惟助分析，崑曲會在晚清沒落有很多複雜原因，其中一個就是因為，作為「百戲之祖」的崑曲較少與群眾共呼吸、幾乎不會因民眾反應去修改劇本。相對於其他劇種來說，顯得冷靜、不熱鬧，在廟會活動時，不如其他劇種討喜，使崑曲的演出機會漸漸減少。
到了清末民初，慈禧太后更愛相對通俗的京劇，崑曲逐漸式微。民國時期，西風東漸，政府開始推廣新文化運動後，這些舊劇都受到新知識分子的摒棄，講究以詩入詞、「文人戲」性質濃厚的崑曲，更容易受到冷落。
百年傳習
距今恰好一百年前，1921 年，崑曲生死存亡之際，一群文化人與實業家在蘇州成立了「崑曲傳習所」，收了近四十位當時家境清寒的學生們，供吃住、習崑曲，企圖為這門古老的藝術傳承薪火，更在他們的名字中間字都取了一個「傳」字，意味著「傳承」，像是周傳瑛、王傳淞、沈傳芷、邵傳鏞等。
洪惟助說，在這些出資者當中，其中最為關鍵的人物，是當時從事紡織業的實業家穆藕初，共出了五萬銀圓支持傳習所，是最主要的金主。穆藕初本身是崑曲愛好者，曾找知名崑曲演員俞振飛的父親俞宗海來教自己崑曲。但後來，穆藕初生意受挫、無法繼續提供資金，崑曲的傳承工作更形困難。
「傳字輩」重要演員之一沈傳芷，在後來的口述記錄中回憶，資金短缺後，演員必須自行演出籌款，在他記憶所及，當年看崑曲觀眾人數，正逐步在下滑，一旦遇上戰事，更讓演出環境雪上加霜，「時局差，觀眾少了，很多地方都唱不起。後來我們的行頭在一次轟炸中炸掉了，我們採用包帳的方式演出，就是演一場給多少錢，不管賣座，一天就是一百元，結果有時賣座還賣不到一天的租金，維持不下去，只好解散了。」
1929 年開始的抗日戰爭，緊接著爆發的國共內戰，連續重創崑曲。不少演員的家當、行頭都毀於砲火之間。洪惟助說，在戰爭期間，勉強還能維持生活的是比較通俗的蘇劇，有不少崑劇團的演員就寄生在別的劇種裡，像是周傳瑛、王傳淞都到了民間劇團「國風蘇劇團」討生活。
如今回看，1945 年白先勇在上海美琪大戲院所看到的演出盛況，其實是梅蘭芳久違復出的盛名所及，崑劇在中國，實已氣若游絲。
1955 年，上海電影局局長張駿祥到杭州，杭州宣傳部副部長兼文化局長黃源介紹他觀賞由「國風崑蘇團」（由國風蘇劇團改名）所排演的一齣戲《十五貫》。由於當時共產黨正主張「打倒官僚主義、要有實證主義精神」，而《十五貫》的內容剛好符合政治口號，因此就被邀請「進京演出」，連前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也曾進場看戲，演出後被《人民日報》形容是「一齣戲救活了一個劇種。」
實際上，《十五貫》並不能說是正統崑曲，它的內容一半是蘇劇、一半是崑曲，但在政治因素使然之下，崑曲回過了一口氣。然而好景不長，1966 年爆發的十年文革，再次將崑曲微弱的火苗幾乎熄滅，在政治動員之下，演員們各個被迫進行思想改造、或遭下放勞改。原本就為數不多的演員們，在文革的衝擊之下，所剩無幾。
1990 年代，大陸實施改革開放以後，雖然政策改弦易轍，政府願意支持部分崑班生存，但生態系已經被破壞，市場對傳統戲曲的需求低落，演員的生活艱難。直到 2001 年 5 月 18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佈第一批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崑曲被列入其中，中國國家文化部也對崑曲提出了「保護、傳承、發展、挖掘」的八字方針。
但遲來的認可，早已擋不住崑曲的衰微。
時間進入二十一世紀，1921 年時正方年少的「傳字輩」演員，已是暮年的「老師傅」，連他們的學生，都垂垂老矣。這讓白先勇看到了傳承的重要性，「我們這片子有一個主題，就是世代相傳，從『傳』字輩老師傅，傳給現代的崑曲大師，崑曲大師傳給小蘭花班，小蘭花再傳給那些學生。」
就是這個年紀的人，剛好是最想去尋找自己文化認同的一代。
文藝復興
傳承二字，乍看是老生常談，但對於白先勇來說，除了延續一個古老的劇種，更藏著一個將中國美學「接回來」的大夢。白先勇憶述，自己就讀台大外文系時，常接觸西洋文化，深知西方文明成就斐然，無論是音樂、戲劇、繪畫、舞蹈，整個世界「都是他們（西方）說了算。」
在白先勇眼中，西方文明的強大與繁榮，來自文藝復興的推動，「西方文明本來也有 dark age（黑暗期），直到了十四、十六世紀，他們慢慢覺醒，才發現希臘、羅馬文明原來那麼燦爛，才慢慢地把西方文明的源流，從黑暗時期斷掉的地方接回來，加上經濟已經有了根基，把古代跟近代接起來，從義大利佛羅倫斯『嘩』一下擴散的。」
在白先勇心中，一場推動崑曲復興的運動，正是一次將中華文明「接上」古代燦爛時光、一次「中國版文藝復興」的夢想，「我們也有很燦爛的文明，我們也有幾千年那麼大的傳統，」雖自十九世紀開始衰落、加上外國侵略，導致受創嚴重，「但你說我們會永遠衰落下去嗎？不可能！」
對於白先勇而言，那套不同於西方的中國美學世界，正是在崑曲中方見奧義，「中國的劇場美學是抽象的、寫意的、抒情的，是詩化的，跟西方的寫實劇傳統、跟希臘悲劇不一樣。整個崑曲的美學，也是如此。」
白先勇反反覆覆論證的「東方與西方」之辨，是十九世紀以降知識分子關心的焦點。我們好奇問，若白先勇生在十九世紀，是否會支持體用論、而對全盤西化有所保留？「最後就是他們（全盤西化派）贏了呀！到現在傳統文化都沒了嘛，走到極端就搞出了後來這些文化大革命呀，說到底是全盤西化的問題呀！」
然而，西方文化中並非沒有抒情傳統，白先勇念茲在茲的「中國式抒情」，究竟所指為何？對於白先勇而言，東方的「情」字，與西方並不相同，「我們的父子情、母子情、兄弟情，像一張網一樣，綿綿密密的，這個情網是不得了的，搞不清，我們的人際關係非常複雜很多倍。西方當然也描述情感，但『理』還是厲害的。」
說起中國「情網」之複雜，白先勇總愛舉自己在美國教書的例子：要與外國學生解釋《紅樓夢》中的「姑表」之親，是項困難的工作，「他們姨表、姑表是不分的，就一個 cousin到底，堂啊表啊無所謂的。我要講薛寶釵是姨表、林黛玉是姑表，姑表要比姨表親，為什麼？因為姑表的媽是姓賈、姨表的媽姓王，所以跟賈家就近一點，他們哪裡懂這個？」
甚至連「情」字本身，白先勇都認為它很難精準地翻譯成英文，「是 love？feeling？sentiment？passion？通通都表達不出這個『情』字，情，也不是愛情，」《牡丹亭》唱詞中，「情不知從何而起，一往而深」的「情」字，正是白先勇心中，中國文化說不懂、翻不清，卻又特別動人的部份。
行過半生，白先勇也自我覺察，「所謂 culture identity（文化認同） ，作為一個中華民族的文化構成是什麼？我自己也很奇怪，我年紀越大，中國文化的 DNA 越來越強。」對於白先勇來說，「不了解我的人會說，我整天在搞戲，」但在他看來，「如果崑曲這麼精緻、這麼需要古文根底的藝術都可以復興，我們整個中國文化一定也可以！」
在推廣崑曲的過程中，白先勇也發現，中國生於 80、90 年代一輩的青年，恰好就是能支持中國文藝復興最好的觀眾，屬於「剛好的一代」：在經濟上有了根基，上一輩經歷過文革，「早一點不行，還在投入那種（文革）政治的東西，整個都投入到那邊去；晚一點也不一定行，就是這個年紀的人，剛好是最想去尋找自己文化認同的一代。」
然而，近兩年的兩岸三地關係正急遽變化，對於不少台港青年而言，未必認同自身是「中國美學」的傳人，也對所謂「中華文化」也心生拒斥。對於這個現象，白先勇怎麼看？
「中華文化不一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一定是共產黨的東西，而是我們所有中華民族的遺產。要把中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開。中國，是文化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政治中國。」
「年輕人反中共、怕共產黨的制度、討厭過去的政治運動，我都理解...但民國史，也是台灣史的一部分，」談中華文化談至興處，白先勇提高了聲量，再三地聲明：「詩經、楚辭，那是我們（文化中國）的！」
是否覺得此岸的中華民國，比彼岸的政權更能傳承「文化中國」的理想？白先勇先是惋惜道，「中華民國，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十年...」旋即又更正道，「我說錯了，現在還是中華民國呀！既然我們的國號還叫做中華民國，歷史就要從 1911 年算起，不能從 1945、1949 算起，那是把頭砍掉了。」
我們這個民族很老，但我們並不衰老。
青春不老
訪問接近尾聲，白先勇預備送客，前往市中心的電影院，與「青春版《孽子》」與各版本《孽子》的演員共聚一堂，觀賞「青春版《牡丹亭》」放映。各種「青春版」的年輕演員齊聚，讓他分外期待，「晚上又要喝酒囉！」
「青春，最近特別喜歡青春，」白先勇笑稱，自己年輕的時候，總是寫些像《台北人》那樣的老人故事；現在年紀大了，反而熱愛青春，恰似他心目中的中華文化，「我們這個民族很老，但我們並不衰老，常常一下子又青春、一下子又青春起來了。」
死而復生，是杜麗娘的愛情傳奇；永保青春，則是文化傳承的唯一秘密。這晚散戲後的聚會，恰似三十幾年前，他與崑曲在上海重逢的情景。1987 年，看完全本《長生殿》後，興奮的白先勇忍不住跑到後台與演員們交流，一聊起勁，約著吃飯繼續往下聊。工作人員連打幾通電話，餐廳全都客滿，最後，訂到一家名為「越友餐廳」的餐館，一行人歡喜地移動前去。
一進門，白先勇剎時楞住：這家位於上海汾陽路 150 號的越友餐廳，正是白先勇四十餘年前居住的其中一個「家」。1949 年後，被中共政府接收，輾轉成為餐廳，一行人吃飯的地方，就是白家曾在此起居的客廳。
「那天啊，感受太複雜、太不可思議，不知道怎麼說，」再提起當晚，白先勇擺擺手，不知如何重述當日心緒，只願提一提，自己那晚喝掉了整整兩瓶紹興黃酒，「人生如戲，真的就像我寫的《遊園驚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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