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鲸吞更危险：国安法后，模糊红线下挣扎的香港学者

编者按：九七以来，香港的大学校园曾经借来了美好的时光。自由的校园气氛、学术空间以及良好的设施待遇吸引了全球不同地区的学者、学生前来。自去年开始，风云变幻。怀著对政府和制度的愤懑，年轻人走上前线，成为抗争主力，大学校园一度成为警民对峙的战场。猛烈的冲突过后，当权者全面清算，教育被视为“三座大山”之一。走过硝烟，触碰红线，此刻的校园新常态是怎样的？我们走近多所大学的学者，梳理他们正经历的恐惧与忧虑，纪录他们的去留挣扎。

国安法落地香港之后，香港教育大学助理教授伍凤嫦决定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邀请一系列NGO、公民社会持份者，讨论国安法的影响。她没想到，没有一个香港NGO愿意出席。

研讨会最终在8月举办，参与的只有外国NGO，以及一些以个人名义参加的社运人士。伍凤嫦细阅国安法，感觉字眼模糊，众人只能不断揣测红线的边界。研讨会后半个月，消息传来：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小林哲郎被一家民调公司拒绝问卷调查的委托，原因是：部分问题可能违反国安法。

“反修例运动时，我没有担心恐惧，只有难过…… 但国安法落实之后，我可以200%肯定跟你说，我担心，我的家人都担心。”伍凤嫦对端传媒表示。

在教育大学，伍凤嫦身处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是学系副主任。该系的研究涉及人权、贫穷、不平等，特别议题都牵涉国家政策。她在想，今后研究中国的强迫迁移违法吗？与外国大学或机构合作，又会否被指控勾结外国势力？“我担心的是整个部门的方针。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是否可以继续组织讨论政府政策的研讨会？”

2020年，一场前所未有的阴霾笼罩著香港校园。法律的红线难以触摸，重点大学的高层出现显著变化：在香港大学，两名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军及宫鹏经校长张翔推荐后，成为副校长，这是港大历史上第一次同时迎来两位内地背景的副校长，其中申作军被指原为清华学系的党委委员；在香港中文大学，曾赴前线与警察谈判的校长段崇智，持续被建制力量起底和追击。学者和教职员中也涌现不安，戴耀廷、邵家臻等多位积极参与社会改革或运动的学者，则被解雇或不获续约。

两个多月前，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叶荫聪也接到校方不续约的通知。叶荫聪研究中港文化与政治，是香港独立媒体网的创办人之一，他不获续约一事引发舆论关注。然而，他对端传媒表示，这些人事决定，很多时候都难以断言是政治操作。他指，与大众和媒体想像的“剧本”不同，大学学术自由的变化，是以一种更日常、更含糊不清的方式持续不断发生的，而一切有利当权者加强控制的因素，早于反修例运动前已经存在。

“不是媒体想像中，清晰且戏剧性的东西…… ”叶荫聪认为，“他不一定要是染红，可以是保守，亦可以是想压抑某学系的势力，含含糊糊，这样才是政治呀。”

含混的红线，“比鲸吞更危险”

“就在国安法落实那一刻，我就决定要回台湾了…… ”在香港大学附近的教职员宿舍，吴易叡如是说。他是港大医学伦理及人文学部的总监和助理教授。

吴易叡来自台湾，在牛津大学完成博士学位，专研医学历史。2015年，他放弃了于新加坡有望申请终身教席的职位，来到香港大学任教。过去数年，不时有台湾大学招揽他回去任教，他总是拒绝。直到今年7月，他决心接受台湾成功大学的邀请，将于2021年夏天阔别香港。

他分析，就学术研究而言，港区国安法影响的，首先是中国研究，不过他自己的研究范围暂时没有囊括中国大陆。早年，他曾经在大陆研究精神医学。2016年，与他合作研究的中国NGO联系他，指有成员消失了，估计是被有关部门带走问话，此后他就搁置了中国大陆的研究，“决定全心做香港的医学史”。

港区国安法后，他留意到一些做中国研究的同事开始担心，未来的研究如何继续，回大陆考察是否安全，“有些人都拿到资助了。”也有一些教授考虑，暂时留在香港做“armchair 式”（纯看文本资料的）的研究。

但是，更多的变化却并不如此直接，而是开始这里碰壁，那里碰壁。

去年6月，吴易叡为他的一门新课程写计划书，课程名称为“Critical Zones: Our Toxic Environment and the Question of Well-Being”，讲述环境污染和人类福祉的问题。“我提到想训练学生，日后可以选择成为environment activist（环保活动份子），就只是让他们可以有这个选项。”然而，计划书上交之后，校方表示不可以用“activist”这个词，要变成“socially engaged individual” (积极参与社会的人)。

这是他第一次被要求修改课程计划的内容。

小心翼翼的不只是他。今年，在上述的课程中，将会有一堂课讨论催泪烟对香港的影响，他本打算邀请医生、专家等不同人士来课堂。“有学生问我，若我们邀请与政府有关的人过来，会否有审查的问题？我们会否没办法发挥自己的想法？”

早前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他亦透露，在一门讲述医护责任的课堂上，他在幻灯片中陈列了反修例运动现场的照片，但教学中没有仔细讲述这些，而将幻灯片上传给校方备案之前，他删掉了这些相片。

9月15日，他出席了香港浸会大学一场有关肺炎疫情的网络学术会议，另一位讲者是翻译《方方日记》的白睿文。《方方日记》是作家方方撰写的武汉疫情记录，最初受到中国民众欢迎，直到4月，日记由白睿文翻译并于海外出版，惹来大量网民批评，指方方向外界曝光了中国的丑事。浸大的研讨会上，白睿文亦有分享《方方日记》，此举再次被中国网民关注，抨击他呼吁全球媒体人和机构关注《方方日记》。

吴易叡留意到，其后浸大将这场网络会议的影片从网上下架。

疫症时期，无处不在的摄像镜头，进一步在不安的氛围投下令人忧惧的阴影。Covid疫情爆发后，各个大学的课堂都转到线上教学，部分会被录影。据端传媒了解，目前中大、岭大、教大、科大等都有建议教师在网络教学时进行录影，但并不是强制。而港大方面，据了解也有教师收到校方电邮，建议进行课堂录影，但港大发言人回应指，校方并没有关于课堂录影的规定。

我们的课堂现在是被录影的...... 教职员中有人会担心，这些影片会传到（校园）外面，这个我们无法控制，所以大家现在说话会有所顾虑。

穆嘉（Carsten A. Holz）是来自德国的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教授，研究中国经济政策。他告诉端传媒，他正积极考虑，自2020年春季新学期开始，取消一门有关中国经济的课程的公开讨论环节。

“因为我必须保护学生，这是我的责任。”穆嘉说，自己并无家庭和子女，并不太担心自己的安全，但他感受到弥漫于某些同事之间的恐惧氛围，“到底我们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

“我们的课堂现在是被录影的...... 教职员中有人会担心，这些影片会传到（校园）外面，这个我们无法控制，所以大家现在说话会有所顾虑。”穆嘉说。

伍凤嫦介绍，虽然校方没有强制，但她现在教学时都会录音，因为有部分身处中国大陆的学生利用VPN翻墙上课，但VPN不稳定，为方便学生们稍后重温，她讲课时会录音。

于她而言，她暂时没有被监视的感觉，亦认为录影等安排颇为合理，“但我可以理解有一些教授会担心，这就是一直说的，国安法会令学者变成惊弓之鸟。”

伍凤嫦特别关注港区国安法中提及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的第九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恐怖活动的工作。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什么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如何“监督”“管理”？民众只能揣测。

“我觉时现时的审查压力，主要还是来自自己，想像出来的。”吴易叡指出，据他个人了解，国安法落实后，港大校方没有向教授们施压，明言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没有如山般重的压力，没有如火般烈的改变，但吴易叡认为，许多微小的事在蚕食学术自由。

“有可能蚕食到一个地步，生活在其中的我们都不觉得自己的自由受到侵害，这比鲸吞更危险。”

从校长人选变化，观察高校变动

“国安法只是过程里的一个点，不是源头。”叶荫聪这么看。

他观察，大学管理的变动，早于反修例运动爆发之前的好几年已见端倪，而最明显的就是大学的管理层，特别是谁做校长。“保证校长与政府步调一致，岭大就最明显，三任校长，你会看到分别，其他大学都有类似情况。”

1995年，出身社会科学、毕业于牛津大学的陈坤耀被委任为岭南学院校长，该校当时为学院，至99年升格为大学。陈坤耀作风敢言，亲自授课，重视与学生的关系。现时担任港大校委会主席的李国章，当时是教育统筹局局长，陈坤耀经常与李国章就教育问题争执，亦与时任岭大校董会主席的梁振英不和。

“他公开说，他是全港唯一一个校长会与校董会主席不和的。”叶荫聪说。

至2007年，陈玉树接任岭大校长。陈玉树出身商科，在科大创立商学院，曾任科大副校长。他在任时，香港民主派公民党的副主席陈清侨被委任为其中一个协理副校长。

2013年，变化开始发生，郑国汉被委任为岭大校长。郑同样出身商科，被视为梁振英的支持者，在梁参选特首期间担任其选举办公室顾问。郑国汉上场后，陈清侨亦于2015年任期届满后，不获续任。

“这种安排，不会是意外。”叶荫聪说，“当你看到谁人当上副校长，知道他们的色彩时，自然会少说话。”

叶荫聪介绍，大学校长的权力颇大，对许多校内事务和人事问题拥有最终决定权，例如各学院聘请教授，最终要由校长批准。在岭大，其中一个决定是否给予教授终身教席的委员会——学术人员评审委员会(ASRC)，校长亦是会内成员。

不过，要决定谁能成为大学校长，并不是那么复杂。

香港每一所公立大学都设有“校监”一职，由每一届特首自动出任。校监可委任校董会主席、副主席、司库等职位，除中大和港大之外，超过一半的校董会成员均由校监直接或间接委任。

而校董会则可进一步选出“校长遴选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将负责推荐和选拔校长。

2017年年底，港大的校长遴选委员会确定校长人选有二，包括来自中国大陆、旅美多年的科学家张翔，以及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该委员会最终建议张翔接任校长。当时，港大教师及职员会主席张星炜表示，梁卓伟更熟悉香港及港大的情况，担忧张翔不熟悉香港，未来只听从校委会主席李国章的说法。

今年10月，张翔领导的遴选委员会推荐并成功委任两名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军及宫鹏担任港大副校长。据清华大学工程系网页，申作军为该校工业工程系党委委员，消息传出后，有关资料则被删去，申作军其后发表声明指自己并非党员。

吴易叡对港大高层的转变亦有担忧。在他看来，两名新副校长与张翔背景类似，三人都曾经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而宫鹏和张翔则先后于1984及1985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到了10月底，特首林郑月娥又委任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为校务委员。他忆起有同事提起，该同事的部门开始安排亲建制人士进入管理层，感觉有如“中国式管治”。

“就是有种‘人治’的感觉，只有和政府亲近的人才可以晋升为大学高层。”吴易叡说。

隐密的系统，“含含糊糊才是政治”

与浮上水面的管理层变动相比，大学制度中还有一套更细微复杂的系统。因这种制度，叶荫聪指出，大学并不需要明显的打压，足以控制学术自由。

这套系统，一关乎钱的流动，二关乎人的升迁，而两者之间又紧密相扣。

在香港，大学的学者主要向研究资助局（研资局）申请研究用途补助金。而研资局的资金，则主要来自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其成员全部由特首委任。接获申请后，研资局辖下的学科小组将进行匿名评审。研资局从未公开学科小组成员的选择过程，而申请人对结果也没有投诉的权利。

叶荫聪说，考虑到研资局与教资会的关系，“你想申请（研究资金）时自然会收口。”

一名不愿具名的大学教授亦向端传媒表示，对于能否续约以及能否得到终身教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否拿到研资局的资助。

该学者透露，近年以一个颇具政治争议性的题目申请资助，连续2年被拒绝。该学者曾查看评审分数，发现不同委员的评分差距很大，有些5分（5分为满分），有些却给1分，“若果不批准的原因是学术水平不足，委员之间的评分的差距没有理由这么大吧。”

该学者表示，假若你正在争取终身教席或续约，“你就会有压力”，在此情况下，有些学者可能就会选择倾向保守、容易拿到资助的题目，变相限制了学者选择学术方向的自由。

而大学的续约制度，则决定了一个学者会否被解雇。叶荫聪表示，香港的续约制度混合了美国的终身制（Tenure-track）以及英国的RA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即研究评估考核制。

所谓终身制，即第一份合约只有三年，三年后只可以续约一次，在这第二个三年期间，除非成功取得终身合约，否则就不会再获续约。申请终身合约时，须依次经过三层委员会的推荐：系内评审委员会(DRC)、学院学术委员会(FAP)，及大学的学术人员评审委员会(ASRC)。至于RAE，就是三个委员会评核是否给予教员续约的重要一环。

不过，RAE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如何评核一个学者的研究做得好？委员会并没有清晰标准。叶荫聪表示，自己是被FAP委员会阻挡申请的，原因是他著作的学术出版机构不够“重要”及“国际级”，而FAP的成员皆为匿名。

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应对方法，可能是自我审查，我自己算是最不会自我审查的人了……我有朋友说，（有终身教席之前）他连Facebook都不写了。

考虑到一些校方高层的保守作风，申请终身制时要保持低调，成为了业界共识。“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应对方法，可能是自我审查，我自己算是最不会自我审查的人了……我有朋友说，（有终身教席之前）他连Facebook都不写了。”叶荫聪说。

以上的大专制度，大都不是由香港特区政府发明，更多是承传自英殖年代的法规。例如特首校监必然制，正是沿袭港英时期总督出任校监的安排。叶荫聪表示，只是，英殖时代的管理，更多是一种“隐蔽的政治控制”，而近年，从各校高层与教授转变可见，这种控制更加直接、明显了。

叶荫聪再次强调，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不续约事件，不必然是由政治主导。“所谓的清洗太平地，亦不一定是政治上的太平”，背后也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力量在操控。

他举例，他有一位不获续约的朋友认为，学校是为了腾空他的位置，招聘一名从美国名校回流的大陆学者。“（动机）可能是政治，亦有可能是那位海归的学术成就真的好。”正如他认为的，“含含糊糊，这样才是政治呀。”

进击的举报

倘若说校园内的控制仍在延用一套隐密而源自殖民时期的系统，那么最新的变化是，校外的各种建制力量，已积极采取截然不同的进击路径——投诉、举报、施压。

伍凤嫦对此深有体会。今年夏天，她的同事、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讲师蔡俊威被警务处处长点名批评的风波，加剧了她对外间言论足以影响，甚或干预大学学者的言论及学术自由的担忧。

去年11月，蔡俊威在香港电台节目《左右红蓝绿》中，批评警方围攻理工大学。今年6月，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去信教育大学校长张仁良，要求跟进蔡俊威的仇警言论。及后，亲政府人士，包括前特首梁振英群起攻之。教育大学客席讲师陈国权当时撰文支持蔡俊威，斥邓炳强意图“断人衣食”，梁振英即表示，蔡俊威“冇衣食”是早已注定，并指要被“断衣食”的将多一人，促请市民写信到教育大学投诉陈国权。

最终，港台将该集节目从网上下架，教育大学则回应，将按既定程序和机制作出跟进。端传媒曾联络蔡俊威，他婉拒受访。

伍凤嫦说，在香港教育界中，投诉的风气一直强烈，不过近年，这段风气背后，似乎混杂了政治力量的身影。

2017年，激进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已经致函港大要求解雇戴耀廷。2019年，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珮帆指斥香港大学荣誉助理教授钟庭耀的民调是“政治工具”。2020年，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吴秋北批评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是“美国强有力的外援”。而另一边，前特首梁振英创立“803基金”，于今年2月要求教育局公开专业失当的教师和学校资料，最近更于个人的Facebook公开18名教师的资料。

你有可能会害怕他们，但不是他们的意见超卓，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这样的话，社会不会腐败吗？

伍凤嫦感觉，这些来自外间、且非教育专业人士以打压及惩罚为出发点的批判，比国安法有更大影响，令学者成惊弓之鸟。“你有可能会害怕他们，但不是他们的意见超卓，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这样的话，社会不会腐败吗？”

“这已经是很危险的气氛。就因为（投诉人）的政治背景，就可制造出漩涡。”她的语气有些恼怒，“我对国安法的恐惧，比起对葛珮帆、梁振英、吴秋北等人（的恐惧）其实更少。”

香港学界“出埃及记”？

吴易叡的港大宿舍，是一间三房单位，空间宽敞。他说，他很喜欢这个单位，很喜欢这间学校，也很喜欢香港。

回想五年前，他从新加坡来到香港，一来因为港大是老牌学府，资源充足，二来，对比新加坡，“香港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地方。”当时他初来乍到，主要用国语和英语和人沟通。“现在，就在我的广东话刚开始改进的时候，就要离开了。”

而对比台湾，他感觉更相信香港的制度。“有很多人说，台湾的大学会讲关系，要认识人。我觉得香港不会这样。我对香港的制度很有信心。”然而，经历港大校委会推翻教委会决定，解雇法律系终身席教授戴耀廷一事，再迎来港区国安法，香港这年来发生的一切动摇了他的信心。

“我不是觉得危险，而是虚无感。面对是非不分的事情，逻辑思考在这里是不成立的。我发现我的理性有一点点失去了。”吴易叡说。

除了他自己，他亦耳闻，不少同行有意远走他方，不过香港的工资实在极为优厚，难以于外地找到类似待遇。吴易叡坦承，这次台湾的成功大学提供了优厚待遇，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但是，要是没有之前的事（国安法、戴耀廷的事件），我都不会走。”

而他身边，一些薪酬本身低一些的教职人员早已决定离开，移民台湾。“我的同事都说，香港学界会否开始出现‘出埃及记’？”

我们都说笑，香港学界对应征者唯一的吸引力，基本上只剩下工资...... 要发展学术事业，尤其是社科人文学科，香港可能已不再是好的地方。

“我们都说笑，香港学界对应征者唯一的吸引力，基本上只剩下工资。”叶荫聪嘴上说开玩笑，眼镜背后却没有笑意。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份文件，2017-2018年度，该校教授的月薪中位数为$129910，副教授则为$97235。

不过，对于学术界，薪金不是一切。叶荫聪认为，在时下的香港，“要发展学术事业，尤其是社科人文学科，香港可能已不再是好的地方。”

他蓦然想起，大学门口的保安登记岗哨。

从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开始，香港各大学校园都摒弃了以前校门常开、自由出入的管理，改为由保安驻守，校外人士需登记、甚至有校内人士邀请才能进入。叶荫聪说，表面来看，理大事件以后，校园加强保安实属合理，而疫情压境，也提供了一个合理原因，但他只担心，门禁一立，开放不再。

“一开始了，就会有惰性，很难回头。”学术制度亦如是，“趋势应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不容易。”

叶荫聪说，他会留下来。他和岭大的合约，明年8月结束，他会继续在香港尝试寻找教席。他自知不论是政治立场还是年纪，都会令他找工作时遇上极大困难。然而，他认为在香港教学，能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年青人，仍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

他不想放弃，而情况或许也没有那么坏。“香港对中国共产党的价值，正在于香港是一个与国内体制不同的地方。整个改变了对共产党也没有好处，他们是想要一个不同，但可以控制的地方。”

拿著德国护照的穆嘉，同样不想离开香港。他的本业，一直是研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数据，未来亦将如是。“我会继续冒风险。我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现在香港正值多事之秋，我更不想离开。”

他对未来感到悲观，觉得学术自由濒临灭亡边缘（Deeply endangered）。他预期，香港学界未来将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又或者，只能吸引来自中国大陆的优秀人才。

当下，他理解同事们的忧虑，特别是有孩子的。“我已经56岁了，若我在香港出了麻烦， 我亦没有子女需要照顾，而且，（以下的话）我必须小心一点。” 他谨慎地表示：“国安法根本不算是法律。条文不具体，亦不是经由民意授权的机构通过…… 我不会改变我的言论。”

伍凤嫦亦相信，香港的学者，大多如穆嘉一般。“仍然有心，仍然爱这个地方。”她说，“但这种爱，可以令你走得多远？”

她透露，她的家人泰半早已移民海外，最近更力劝她离开。但是，“我不想走，我觉得对（我创办的）NGO，有道德上的责任。”2014年，她创办了香港寻求庇护者及难民协会，帮助香港难民社群。她的办公室中，为难民准备的物资，占了一大半的空间。

不过她也承认，尽管心里打算孤注一掷，留在香港继续努力，但心里也有种种隐忧。访问尾声，她电话响起，是有关她申请BNO的信息。她轻轻地说，“你看，我也有Plan B的。我也经常和年轻人说，有命才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