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鯨吞更危險：國安法後，模糊紅線下掙扎的香港學者

編者按：九七以來，香港的大學校園曾經借來了美好的時光。自由的校園氣氛、學術空間以及良好的設施待遇吸引了全球不同地區的學者、學生前來。自去年開始，風雲變幻。懷著對政府和制度的憤懣，年輕人走上前線，成為抗爭主力，大學校園一度成為警民對峙的戰場。猛烈的衝突過後，當權者全面清算，教育被視為「三座大山」之一。走過硝煙，觸碰紅線，此刻的校園新常態是怎樣的？我們走近多所大學的學者，梳理他們正經歷的恐懼與憂慮，紀錄他們的去留掙扎。

國安法落地香港之後，香港教育大學助理教授伍鳳嫦決定舉辦一個學術研討會，邀請一系列NGO、公民社會持份者，討論國安法的影響。她沒想到，沒有一個香港NGO願意出席。

研討會最終在8月舉辦，參與的只有外國NGO，以及一些以個人名義參加的社運人士。伍鳳嫦細閱國安法，感覺字眼模糊，眾人只能不斷揣測紅線的邊界。研討會後半個月，消息傳來：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小林哲郎被一家民調公司拒絕問卷調查的委託，原因是：部分問題可能違反國安法。

「反修例運動時，我沒有擔心恐懼，只有難過…… 但國安法落實之後，我可以200%肯定跟你說，我擔心，我的家人都擔心。」伍鳳嫦對端傳媒表示。

在教育大學，伍鳳嫦身處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是學系副主任。該系的研究涉及人權、貧窮、不平等，特別議題都牽涉國家政策。她在想，今後研究中國的強迫遷移違法嗎？與外國大學或機構合作，又會否被指控勾結外國勢力？「我擔心的是整個部門的方針。我們還可以做什麼？是否可以繼續組織討論政府政策的研討會？」

2020年，一場前所未有的陰霾籠罩著香港校園。法律的紅線難以觸摸，重點大學的高層出現顯著變化：在香港大學，兩名清華大學學者申作軍及宮鵬經校長張翔推薦後，成為副校長，這是港大歷史上第一次同時迎來兩位內地背景的副校長，其中申作軍被指原為清華學系的黨委委員；在香港中文大學，曾赴前線與警察談判的校長段崇智，持續被建制力量起底和追擊。學者和教職員中也湧現不安，戴耀廷、邵家臻等多位積極參與社會改革或運動的學者，則被解僱或不獲續約。

兩個多月前，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葉蔭聰也接到校方不續約的通知。葉蔭聰研究中港文化與政治，是香港獨立媒體網的創辦人之一，他不獲續約一事引發輿論關注。然而，他對端傳媒表示，這些人事決定，很多時候都難以斷言是政治操作。他指，與大眾和媒體想像的「劇本」不同，大學學術自由的變化，是以一種更日常、更含糊不清的方式持續不斷發生的，而一切有利當權者加強控制的因素，早於反修例運動前已經存在。

「不是媒體想像中，清晰且戲劇性的東西…… 」葉蔭聰認為，「他不一定要是染紅，可以是保守，亦可以是想壓抑某學系的勢力，含含糊糊，這樣才是政治呀。」

含混的紅線，「比鯨吞更危險」

「就在國安法落實那一刻，我就決定要回台灣了…… 」在香港大學附近的教職員宿舍，吳易叡如是說。他是港大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的總監和助理教授。

吳易叡來自台灣，在牛津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專研醫學歷史。2015年，他放棄了於新加坡有望申請終身教席的職位，來到香港大學任教。過去數年，不時有台灣大學招攬他回去任教，他總是拒絕。直到今年7月，他決心接受台灣成功大學的邀請，將於2021年夏天闊別香港。

他分析，就學術研究而言，港區國安法影響的，首先是中國研究，不過他自己的研究範圍暫時沒有囊括中國大陸。早年，他曾經在大陸研究精神醫學。2016年，與他合作研究的中國NGO聯繫他，指有成員消失了，估計是被有關部門帶走問話，此後他就擱置了中國大陸的研究，「決定全心做香港的醫學史」。

港區國安法後，他留意到一些做中國研究的同事開始擔心，未來的研究如何繼續，回大陸考察是否安全，「有些人都拿到資助了。」也有一些教授考慮，暫時留在香港做「armchair 式」（純看文本資料的）的研究。

但是，更多的變化卻並不如此直接，而是開始這裏碰壁，那裏碰壁。

去年6月，吳易叡為他的一門新課程寫計畫書，課程名稱為“Critical Zones: Our Toxic Environment and the Question of Well-Being”，講述環境污染和人類福祉的問題。「我提到想訓練學生，日後可以選擇成為environment activist（環保活動份子），就只是讓他們可以有這個選項。」然而，計畫書上交之後，校方表示不可以用“activist”這個詞，要變成“socially engaged individual” (積極參與社會的人)。

這是他第一次被要求修改課程計劃的內容。

小心翼翼的不只是他。今年，在上述的課程中，將會有一堂課討論催淚煙對香港的影響，他本打算邀請醫生、專家等不同人士來課堂。「有學生問我，若我們邀請與政府有關的人過來，會否有審查的問題？我們會否沒辦法發揮自己的想法？」

早前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他亦透露，在一門講述醫護責任的課堂上，他在幻燈片中陳列了反修例運動現場的照片，但教學中沒有仔細講述這些，而將幻燈片上傳給校方備案之前，他刪掉了這些相片。

9月15日，他出席了香港浸會大學一場有關肺炎疫情的網絡學術會議，另一位講者是翻譯《方方日記》的白睿文。《方方日記》是作家方方撰寫的武漢疫情記錄，最初受到中國民眾歡迎，直到4月，日記由白睿文翻譯並於海外出版，惹來大量網民批評，指方方向外界曝光了中國的醜事。浸大的研討會上，白睿文亦有分享《方方日記》，此舉再次被中國網民關注，抨擊他呼籲全球媒體人和機構關注《方方日記》。

吳易叡留意到，其後浸大將這場網絡會議的影片從網上下架。

疫症時期，無處不在的攝像鏡頭，進一步在不安的氛圍投下令人憂懼的陰影。Covid疫情爆發後，各個大學的課堂都轉到線上教學，部分會被錄影。據端傳媒了解，目前中大、嶺大、教大、科大等都有建議教師在網絡教學時進行錄影，但並不是強制。而港大方面，據了解也有教師收到校方電郵，建議進行課堂錄影，但港大發言人回應指，校方並沒有關於課堂錄影的規定。

我們的課堂現在是被錄影的...... 教職員中有人會擔心，這些影片會傳到（校園）外面，這個我們無法控制，所以大家現在說話會有所顧慮。

穆嘉（Carsten A. Holz）是來自德國的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的教授，研究中國經濟政策。他告訴端傳媒，他正積極考慮，自2020年春季新學期開始，取消一門有關中國經濟的課程的公開討論環節。

「因為我必須保護學生，這是我的責任。」穆嘉說，自己並無家庭和子女，並不太擔心自己的安全，但他感受到瀰漫於某些同事之間的恐懼氛圍，「到底我們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什麼？」

「我們的課堂現在是被錄影的...... 教職員中有人會擔心，這些影片會傳到（校園）外面，這個我們無法控制，所以大家現在說話會有所顧慮。」穆嘉說。

伍鳳嫦介紹，雖然校方沒有強制，但她現在教學時都會錄音，因為有部分身處中國大陸的學生利用VPN翻牆上課，但VPN不穩定，為方便學生們稍後重溫，她講課時會錄音。

於她而言，她暫時沒有被監視的感覺，亦認為錄影等安排頗為合理，「但我可以理解有一些教授會擔心，這就是一直說的，國安法會令學者變成驚弓之鳥。」

伍鳳嫦特別關注港區國安法中提及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的第九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和防範恐怖活動的工作。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什麼是「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如何「監督」「管理」？民眾只能揣測。

「我覺時現時的審查壓力，主要還是來自自己，想像出來的。」吳易叡指出，據他個人了解，國安法落實後，港大校方沒有向教授們施壓，明言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沒有如山般重的壓力，沒有如火般烈的改變，但吳易叡認為，許多微小的事在蠶食學術自由。

「有可能蠶食到一個地步，生活在其中的我們都不覺得自己的自由受到侵害，這比鯨吞更危險。」

從校長人選變化，觀察高校變動

「國安法只是過程裏的一個點，不是源頭。」葉蔭聰這麼看。

他觀察，大學管理的變動，早於反修例運動爆發之前的好幾年已見端倪，而最明顯的就是大學的管理層，特別是誰做校長。「保證校長與政府步調一致，嶺大就最明顯，三任校長，你會看到分別，其他大學都有類似情況。」

1995年，出身社會科學、畢業於牛津大學的陳坤耀被委任為嶺南學院校長，該校當時為學院，至99年升格為大學。陳坤耀作風敢言，親自授課，重視與學生的關係。現時擔任港大校委會主席的李國章，當時是教育統籌局局長，陳坤耀經常與李國章就教育問題爭執，亦與時任嶺大校董會主席的梁振英不和。

「他公開說，他是全港唯一一個校長會與校董會主席不和的。」葉蔭聰說。

至2007年，陳玉樹接任嶺大校長。陳玉樹出身商科，在科大創立商學院，曾任科大副校長。他在任時，香港民主派公民黨的副主席陳清僑被委任為其中一個協理副校長。

2013年，變化開始發生，鄭國漢被委任為嶺大校長。鄭同樣出身商科，被視為梁振英的支持者，在梁參選特首期間擔任其選舉辦公室顧問。鄭國漢上場後，陳清僑亦於2015年任期屆滿後，不獲續任。

「這種安排，不會是意外。」葉蔭聰說，「當你看到誰人當上副校長，知道他們的色彩時，自然會少說話。」

葉蔭聰介紹，大學校長的權力頗大，對許多校內事務和人事問題擁有最終決定權，例如各學院聘請教授，最終要由校長批准。在嶺大，其中一個決定是否給予教授終身教席的委員會——學術人員評審委員會(ASRC)，校長亦是會內成員。

不過，要決定誰能成為大學校長，並不是那麼複雜。

香港每一所公立大學都設有「校監」一職，由每一屆特首自動出任。校監可委任校董會主席、副主席、司庫等職位，除中大和港大之外，超過一半的校董會成員均由校監直接或間接委任。

而校董會則可進一步選出「校長遴選委員會」，這一委員會將負責推薦和選拔校長。

2017年年底，港大的校長遴選委員會確定校長人選有二，包括來自中國大陸、旅美多年的科學家張翔，以及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該委員會最終建議張翔接任校長。當時，港大教師及職員會主席張星煒表示，梁卓偉更熟悉香港及港大的情況，擔憂張翔不熟悉香港，未來只聽從校委會主席李國章的說法。

今年10月，張翔領導的遴選委員會推薦並成功委任兩名清華大學學者申作軍及宮鵬擔任港大副校長。據清華大學工程系網頁，申作軍為該校工業工程系黨委委員，消息傳出後，有關資料則被刪去，申作軍其後發表聲明指自己並非黨員。

吳易叡對港大高層的轉變亦有擔憂。在他看來，兩名新副校長與張翔背景類似，三人都曾經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教，而宮鵬和張翔則先後於1984及1985年從南京大學畢業。到了10月底，特首林鄭月娥又委任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為校務委員。他憶起有同事提起，該同事的部門開始安排親建制人士進入管理層，感覺有如「中國式管治」。

「就是有種『人治』的感覺，只有和政府親近的人才可以晉升為大學高層。」吳易叡說。

隱密的系統，「含含糊糊才是政治」

與浮上水面的管理層變動相比，大學制度中還有一套更細微複雜的系統。因這種制度，葉蔭聰指出，大學並不需要明顯的打壓，足以控制學術自由。

這套系統，一關乎錢的流動，二關乎人的升遷，而兩者之間又緊密相扣。

在香港，大學的學者主要向研究資助局（研資局）申請研究用途補助金。而研資局的資金，則主要來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其成員全部由特首委任。接獲申請後，研資局轄下的學科小组將進行匿名評審。研資局從未公開學科小组成員的選擇過程，而申請人對結果也沒有投訴的權利。

葉蔭聰說，考慮到研資局與教資會的關係，「你想申請（研究資金）時自然會收口。」

一名不願具名的大學教授亦向端傳媒表示，對於能否續約以及能否得到終身教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能否拿到研資局的資助。

該學者透露，近年以一個頗具政治爭議性的題目申請資助，連續2年被拒絕。該學者曾查看評審分數，發現不同委員的評分差距很大，有些5分（5分為滿分），有些卻給1分，「若果不批准的原因是學術水平不足，委員之間的評分的差距沒有理由這麼大吧。」

該學者表示，假若你正在爭取終身教席或續約，「你就會有壓力」，在此情況下，有些學者可能就會選擇傾向保守、容易拿到資助的題目，變相限制了學者選擇學術方向的自由。

而大學的續約制度，則決定了一個學者會否被解僱。葉蔭聰表示，香港的續約制度混合了美國的終身制（Tenure-track）以及英國的RA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即研究評估考核制。

所謂終身制，即第一份合約只有三年，三年後只可以續約一次，在這第二個三年期間，除非成功取得終身合約，否則就不會再獲續約。申請終身合約時，須依次經過三層委員會的推薦：系內評審委員會(DRC)、學院學術委員會(FAP)，及大學的學術人員評審委員會(ASRC)。至於RAE，就是三個委員會評核是否給予教員續約的重要一環。

不過，RAE的具體要求是什麼？如何評核一個學者的研究做得好？委員會並沒有清晰標準。葉蔭聰表示，自己是被FAP委員會阻擋申請的，原因是他著作的學術出版機構不夠「重要」及「國際級」，而FAP的成員皆為匿名。

大家都會有自己的應對方法，可能是自我審查，我自己算是最不會自我審查的人了……我有朋友說，（有終身教席之前）他連Facebook都不寫了。

考慮到一些校方高層的保守作風，申請終身制時要保持低調，成為了業界共識。「大家都會有自己的應對方法，可能是自我審查，我自己算是最不會自我審查的人了……我有朋友說，（有終身教席之前）他連Facebook都不寫了。」葉蔭聰說。

以上的大專制度，大都不是由香港特區政府發明，更多是承傳自英殖年代的法規。例如特首校監必然制，正是沿襲港英時期總督出任校監的安排。葉蔭聰表示，只是，英殖時代的管理，更多是一種「隱蔽的政治控制」，而近年，從各校高層與教授轉變可見，這種控制更加直接、明顯了。

葉蔭聰再次強調，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不續約事件，不必然是由政治主導。「所謂的清洗太平地，亦不一定是政治上的太平」，背後也不一定有明確的政治力量在操控。

他舉例，他有一位不獲續約的朋友認為，學校是為了騰空他的位置，招聘一名從美國名校回流的大陸學者。「（動機）可能是政治，亦有可能是那位海歸的學術成就真的好。」正如他認為的，「含含糊糊，這樣才是政治呀。」

進擊的舉報

倘若說校園內的控制仍在延用一套隱密而源自殖民時期的系統，那麼最新的變化是，校外的各種建制力量，已積極採取截然不同的進擊路徑——投訴、舉報、施壓。

伍鳳嫦對此深有體會。今年夏天，她的同事、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師蔡俊威被警務處處長點名批評的風波，加劇了她對外間言論足以影響，甚或干預大學學者的言論及學術自由的擔憂。

去年11月，蔡俊威在香港電台節目《左右紅藍綠》中，批評警方圍攻理工大學。今年6月，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去信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要求跟進蔡俊威的仇警言論。及後，親政府人士，包括前特首梁振英群起攻之。教育大學客席講師陳國權當時撰文支持蔡俊威，斥鄧炳強意圖「斷人衣食」，梁振英即表示，蔡俊威「冇衣食」是早已註定，並指要被「斷衣食」的將多一人，促請市民寫信到教育大學投訴陳國權。

最終，港台將該集節目從網上下架，教育大學則回應，將按既定程序和機制作出跟進。端傳媒曾聯絡蔡俊威，他婉拒受訪。

伍鳳嫦說，在香港教育界中，投訴的風氣一直強烈，不過近年，這段風氣背後，似乎混雜了政治力量的身影。

2017年，激進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已經致函港大要求解僱戴耀廷。2019年，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斥香港大學榮譽助理教授鍾庭耀的民調是「政治工具」。2020年，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批評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是「美國強有力的外援」。而另一邊，前特首梁振英創立「803基金」，於今年2月要求教育局公開專業失當的教師和學校資料，最近更於個人的Facebook公開18名教師的資料。

你有可能會害怕他們，但不是他們的意見超卓，而是因為他們的身份。這樣的話，社會不會腐敗嗎？

伍鳳嫦感覺，這些來自外間、且非教育專業人士以打壓及懲罰為出發點的批判，比國安法有更大影響，令學者成驚弓之鳥。「你有可能會害怕他們，但不是他們的意見超卓，而是因為他們的身份。這樣的話，社會不會腐敗嗎？」

「這已經是很危險的氣氛。就因為（投訴人）的政治背景，就可製造出漩渦。」她的語氣有些惱怒，「我對國安法的恐懼，比起對葛珮帆、梁振英、吳秋北等人（的恐懼）其實更少。」

香港學界「出埃及記」？

吳易叡的港大宿舍，是一間三房單位，空間寬敞。他說，他很喜歡這個單位，很喜歡這間學校，也很喜歡香港。

回想五年前，他從新加坡來到香港，一來因為港大是老牌學府，資源充足，二來，對比新加坡，「香港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地方。」當時他初來乍到，主要用國語和英語和人溝通。「現在，就在我的廣東話剛開始改進的時候，就要離開了。」

而對比台灣，他感覺更相信香港的制度。「有很多人說，台灣的大學會講關係，要認識人。我覺得香港不會這樣。我對香港的制度很有信心。」然而，經歷港大校委會推翻教委會決定，解僱法律系終身席教授戴耀廷一事，再迎來港區國安法，香港這年來發生的一切動搖了他的信心。

「我不是覺得危險，而是虛無感。面對是非不分的事情，邏輯思考在這裡是不成立的。我發現我的理性有一點點失去了。」吳易叡說。

除了他自己，他亦耳聞，不少同行有意遠走他方，不過香港的工資實在極為優厚，難以於外地找到類似待遇。吳易叡坦承，這次台灣的成功大學提供了優厚待遇，是他離開的原因之一。「但是，要是沒有之前的事（國安法、戴耀廷的事件），我都不會走。」

而他身邊，一些薪酬本身低一些的教職人員早已決定離開，移民台灣。「我的同事都說，香港學界會否開始出現『出埃及記』？」

我們都說笑，香港學界對應徵者唯一的吸引力，基本上只剩下工資...... 要發展學術事業，尤其是社科人文學科，香港可能已不再是好的地方。

「我們都說笑，香港學界對應徵者唯一的吸引力，基本上只剩下工資。」葉蔭聰嘴上說開玩笑，眼鏡背後卻沒有笑意。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份文件，2017-2018年度，該校教授的月薪中位數為$129910，副教授則為$97235。

不過，對於學術界，薪金不是一切。葉蔭聰認為，在時下的香港，「要發展學術事業，尤其是社科人文學科，香港可能已不再是好的地方。」

他驀然想起，大學門口的保安登記崗哨。

從去年年底、今年年初開始，香港各大學校園都摒棄了以前校門常開、自由出入的管理，改為由保安駐守，校外人士需登記、甚至有校內人士邀請才能進入。葉蔭聰說，表面來看，理大事件以後，校園加強保安實屬合理，而疫情壓境，也提供了一個合理原因，但他只擔心，門禁一立，開放不再。

「一開始了，就會有惰性，很難回頭。」學術制度亦如是，「趨勢應是越來越保守，越來越不容易。」

葉蔭聰說，他會留下來。他和嶺大的合約，明年8月結束，他會繼續在香港嘗試尋找教席。他自知不論是政治立場還是年紀，都會令他找工作時遇上極大困難。然而，他認為在香港教學，能接觸到中國大陸的年青人，仍是一個很珍貴的機會。

他不想放棄，而情況或許也沒有那麼壞。「香港對中國共產黨的價值，正在於香港是一個與國內體制不同的地方。整個改變了對共產黨也沒有好處，他們是想要一個不同，但可以控制的地方。」

拿著德國護照的穆嘉，同樣不想離開香港。他的本業，一直是研究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和數據，未來亦將如是。「我會繼續冒風險。我是一個研究中國的學者，現在香港正值多事之秋，我更不想離開。」

他對未來感到悲觀，覺得學術自由瀕臨滅亡邊緣（Deeply endangered）。他預期，香港學界未來將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又或者，只能吸引來自中國大陸的優秀人才。

當下，他理解同事們的憂慮，特別是有孩子的。「我已經56歲了，若我在香港出了麻煩， 我亦沒有子女需要照顧，而且，（以下的話）我必須小心一點。」 他謹慎地表示：「國安法根本不算是法律。條文不具體，亦不是經由民意授權的機構通過…… 我不會改變我的言論。」

伍鳳嫦亦相信，香港的學者，大多如穆嘉一般。「仍然有心，仍然愛這個地方。」她說，「但這種愛，可以令你走得多遠？」

她透露，她的家人泰半早已移民海外，最近更力勸她離開。但是，「我不想走，我覺得對（我創辦的）NGO，有道德上的責任。」2014年，她創辦了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幫助香港難民社群。她的辦公室中，為難民準備的物資，佔了一大半的空間。

不過她也承認，儘管心裏打算孤注一擲，留在香港繼續努力，但心裏也有種種隱憂。訪問尾聲，她電話響起，是有關她申請BNO的訊息。她輕輕地說，「你看，我也有Plan B的。我也經常和年輕人說，有命才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