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初，统治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长达近30年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主动辞职，成为最后交出权力的苏联时代领导人之一。漫长的强人政治之后，权力是否能平稳移交，新政府是否会处理先前泛滥的裙带关系，会有哪些改革措施，种种讨论浮出水面。2020年的冠状病毒大流行中，这个中亚国家尽管相当早就封关并封城，却没能阻止疫情在夏天遍地爆发。而在假新闻横飞与传言四起的疫时，除了人们面临失业与失去亲人之苦，政治场上的角力也在暗暗进行。《端传媒》邀请一位哈萨克斯坦记者，在2020年步入冬季时，为读者记录下这一年的变化。
当2019冠状病毒肆虐中国的消息传到哈萨克斯坦时，没什么人能想像这种疾病会传播多快，影响将有多深。
疫情抵刚抵达哈萨克没多久，著名的年轻嘻哈歌手Say Mo就在网上分享了一段影片。内容是她姐姐举行婚礼，一家人聚在一起庆祝。这显然违反了政府应对流行病的指引。她的粉丝们生气地指责她有违社交距离。Say Mo则公开回应说，哈萨克斯坦“并没有受到病毒的影响”。她说所谓的病毒是政府为了筹集更多经费而自导自演的一场阴谋，当局派出直升机在空中散布病毒，“毒害”人们。她还认为激增的病例都是假象。
尽管哈萨克斯坦紧挨中国，但在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许多人还是更关心欧洲和俄罗斯的事务。本地和国外的网媒与电视频道不断报导和关注的，也都是欧洲和俄罗斯新闻。很多媒体都直接由俄罗斯拥有，它们对瘟疫问题轻描淡写，满不在乎。加上社交平台，这些信息来源让哈萨克斯坦人广泛怀疑2019冠状病毒是否存在，能有多大威胁。
很快，这个30年前获得独立的中亚国家，就变成了Covid19在中亚的最大爆发地。而其中暴露与揭示出的，也并不只有横行的假消息。疫情还推动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公共领域及社会保障也相继遭受了考验。
假新闻、流言和公众
著名的哈萨克政治评论家萨帕耶夫（Dossym Satpayev）曾经说，哈萨克斯坦人中的大部分都被俄罗斯媒体影响。最近，萨帕耶夫再次露面为哈萨克斯坦的媒体境况而哀叹：“我看不到哈萨克斯坦有任何进展去建设具竞争力的媒体环境。到目前为止没有变化。”
独立后哈萨克斯坦由纳扎尔巴耶夫统治近30年。近年来，社交媒体作为信息来源和对话平台日益普及，却进一步阻碍了政府开放公共讨论。2014年，哈萨克斯坦政府订立条例打击“故意散播虚假信息”。一些主要的人权倡导组织，包括“人权观察”和“无国界记者”等，纷纷抨击这一法例侵犯人权和企图压制批评声音。哈萨克斯坦人权活动家卓提斯（Yevgeniy Zhovtis）认为，反虚假信息法是“一项教科书式的例证，国际社会应该敦促改变这一条例，因为这将对言论自由、见解自由和信息自由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哈萨克斯坦人已经不信任本地媒体，他们纷纷转向社交媒体和通讯软件，以寻找可信赖的信息。许多人持续收看俄罗斯媒体，希望能多了解病毒传播的信息，结果反而对一些假消息深信不疑。
为了应对假消息和谣言，哈萨克斯坦政府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试图科普2019冠状病毒的危险性，普及如何降低传播风险的简单操作步骤。四月以来，阿拉木图的主要道路、商店和公共场所都贴出了提醒人们必须戴口罩遮住脸部的广告。政府不断通过各种媒体渠道提醒民众散布虚假信息会遭遇行政和刑事处罚。
然而，直到第一次封锁结束，确诊人数攀升到顶峰之后，许多人才意识到2019冠状病毒迫在眉睫的危险。社交媒体上更充斥著悲伤的故事。
刚刚过去的夏天中，仅在7月，哈萨克斯坦就录得高达6.7万感染案例和605例死亡个案。7月1日开始，确诊病例激增，部分原因是包括了无症状感染者。在此之前，他们并未被记录在感染数字内。公众因而指责政府低报大流行数据。
另一个数字争议，是7月9日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发布的一份声明，警告当地公民有致命的“未知”肺炎爆发。这份声明再次引起混乱。根据声明，到2020年上半年，有1772人死于这种肺炎，而仅6月份就有628人。大使馆还声称受害者中包括了中国公民。
发表声明后的一天，哈萨克斯坦卫生部承认存在“病因不明的病毒性肺炎”，但驳斥了中国大使馆的说法，称其“与现实不符”。卫生部还说，一些出现2019冠状病毒症状的病例若在检测结果中呈阴性，便会被归类为肺炎，他们指这种做法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指南。再过一周，即在7月17日，哈萨克斯坦当局同意自8月1日起把肺炎个案都纳入Covid-19病例数，以回应国际社会和哈萨克斯坦公众不断的施压。因为他们怀疑政府报低了2019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数，并将其中一些病例记录为肺炎。
新感染的高峰慢慢在六月到顶，然后逐渐下降。整个九月和十月，每日确诊都维持在基本不超过100例。但十月中旬，数字又缓步上升。10月27日达到了142例。但尽管如此，哈萨克斯坦全国主要城市的防疫措施都放松了。10月26日，国家首席医师批准了阿拉木图的电影院重新开放——在众多商业团体请愿了许久之后。
政权过渡的意料之外
2019年3月19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宣布了他的辞职决定，及不会参与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
这大大震惊了哈萨克斯坦人。没人预料到会有这一幕。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掌权了近30年，几乎掌管了所有权力部门，并在79高龄上仍然充满活力。2007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允许哈萨克斯坦第一任总统——也就是纳扎尔巴耶夫——绕过总统任期的限制。2017年，纳扎尔巴耶夫被授予领袖“Elbasy”的地位。一年后，当局更通过宪法，以确保纳扎尔巴耶夫能终身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这个委员会旨在国家安全和国防领域上协调国家政策，“维护内部政治稳定、维护宪法秩序、国家主权和哈萨克斯坦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利益。”
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领袖可能辞职，但大多数专家还是倾向于认为纳扎尔巴耶夫永远不会放弃总统职位。哈萨克斯坦政治专家阿伊多斯·萨利姆（Aidos Sarym）对辞职消息评论道：“老实说，我一直认为纳扎尔巴耶夫永不会放弃政权，更不用说辞职了。后苏联专制政权的经历显示，和平的权力移交是很难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萨利姆将这位第一任总统的辞职决定理解为：纳扎尔巴耶夫想要成为一个真正“载入史册”的人物。
少数预测纳扎尔巴耶夫会结束任期的专家之一，是阿拉木图的政治学家库图诺夫斯基（Viktor Kovtunovskiy）。在纳扎尔巴耶夫历史性宣布辞职的前不久，库图诺夫斯基在脸书上更新了一大堆贴文，给出了他的预测。这位专家称是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Kremlin）向纳扎尔巴耶夫施压。显然，纳扎尔巴耶夫年纪太大了，莫斯科官员担心哈萨克斯坦将要出现“自发且不可控的”政权更迭。而俄罗斯不愿看到其他主要邻国发生突然的政变，因此促成了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考虑到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和媒体格局的影响，库图诺夫斯基认为克里姆林宫在这方面绝对有影响力。
2019年3月19日，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职时，随即任命了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为继任者。几个月后的6月9日，托卡耶夫以71％的选票在投票中获胜正式成为总统。作为一名专业外交官，托卡耶夫在纳扎尔巴耶夫任职期间担任过多个职位，最近的一个是参议院的议长。在此之前，他曾担任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总干事。他年轻时就学于莫斯科，1980年代末曾任职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并在苏联解体后回到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一些专家常形容托卡耶夫是一个与主导哈萨克斯坦出口经济的寡头集团相距甚远的政治人物。他也经常被人们称为“临时”总统，因为大家认为他的任命本来是准备为纳扎尔巴耶夫家族的成员作铺垫。
其他很多人，比如前政府成员和前反对党领袖Petr Svoik，都认为新任总统将做得比较长久。Svoik暗示说托卡耶夫上任第一天就把哈萨克的首都阿斯塔纳（Astana）重命名为努尔苏丹，意味着托卡耶夫至少会做满一个任期，以确保这座以领袖命名的城市更加巩固。还有人认为莫斯科和托卡耶夫的关系和睦，标志了他强大的政治地位。
但新总统的权力，无论乍看起来是否岌岌可危，都在疫情下的数轮紧急状态后得以巩固。
疫情给了托卡耶夫使用紧急状态的权力，在此期间，法律允许他绕过议会，不受限地实施统治。大多数官员，包括负责监督关键任命并控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终身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在内，都同意新规定并支持托卡耶夫。然而，身任参议院主席的纳扎尔巴耶娃（Dariga Nazarbayeva），领袖的长女，显然对托卡耶夫渐渐加强的地位感到不满。她公开批评了政府在处理疫情中的失误，甚至向宪法委员会质询托卡耶夫的行为是否符合基本大法。人们普遍认为，纳扎尔巴耶娃被老总统安排作参议院议长，主要是为了平衡新总统的权力，并在她父亲万一想换掉托卡耶夫的时候介入局面。然而，托卡耶夫于5月2日发布总统令，将纳札尔巴耶娃革职，这让许多人大吃一惊。
哈萨克斯坦新闻界纷纷赞赏托卡耶夫驱逐纳扎尔巴耶娃的果断态度。但一些分析人士相信，托卡耶夫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征求了纳扎尔巴耶夫的许可，比如纳扎尔巴耶夫可能不满其女儿给自己的声誉带来负面影响。除了她太过野心勃勃，纳札尔巴耶娃的生活还给其家族带来不少负面新闻。比如2008年，她当时居住在奥地利的前夫阿利耶夫（Rakhat Aliyev）被控绑架、叛国罪和策划针对其岳父纳扎尔巴耶夫的政变，以缺席审判判处40年有期徒刑。后来，阿利耶夫被发现在奥地利死于自杀。2019年春天，当英国官方对其家人在英国的8000万英镑（合9600万美元）房地产投资组合发出《不明来源财富法令》（Unexplained Wealth Order）后，纳札尔巴耶娃再次成为头条新闻。尽管此案后来被推翻，但故事已经传遍全球，当然也就包括了哈萨克斯坦媒体。
8月，纳扎尔巴耶娃的儿子阿索丹（Aisultan）在伦敦去世，死因怀疑是心脏衰竭。他毕业于英国桑德赫斯特（Sandhurst）皇家军事学院，在承认吸毒前，一直担任哈萨克斯坦足球联合会副主席。据媒体报导，他在英国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年，并于2020年2月在当地申请政治庇护，称他的家人因为他的直言不讳一直在给他施加压力。在阿索丹去世后，纳札尔巴耶娃发表声明说，阿索丹的丧生“打碎”了整个家庭，并要求“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保障自己的私隐”。从那时起，她就再也没露过面。
托卡耶夫在9月1日的电视讲话中发表了一份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以凸显自己的权威。尽管他的讲话几乎没有任何激进改革国家的想法，却也算是平衡和全面。他强调了要改革国有部门，特别是在执法、公平竞争和经济发展方面加快速度。为此他宣布成立了几个新的政府机构，包括总统改革委员会（Presidential Council on Reforms），统计局（ Statistical Agency）和竞争局（ Competition Agency）。托卡耶夫认为以石油为中心的经济计划需要终结，以实现经济多元化。他还承诺削减政府支出。为了建立更有效的治理体系，未来两年内要将各州的公务员人数减少25％。托卡耶夫还谈到了环境问题，并强调在民众中建立对司法系统的信任。最后，他还宣布在2021年将举行乡长选举，以促进哈萨克斯坦的民主。目前，哈萨克斯坦的所有官员都是由国家任命的。
托卡耶夫的倡议收到的反馈好坏参半。虽然一些哈萨克斯坦人赞美他的坦率和理智，但很多人仍难以将他视为具有足够权力的独立人物。199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流亡的前总理Akezhan Kazhegeldin等反对派人士抨击托卡耶夫，批评他处理今天面临的众多问题时优柔寡断。尽管很少有人怀疑新总统的资历和贡献，但还是有许多人认为他只是深居幕后的老领袖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牵线木偶。
自托卡耶夫上台以来，有关纳扎尔巴耶夫和他在权职上的分歧，不断有谣言传出。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究竟如何。他们俩也都没有发表任何相关的评论。前总统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因此其角色更不明显。纳扎尔巴耶夫的办公室定期报告他与政府官员的会晤，特别是他参与执政党祖国之光党（Nur Otan）的初选活动。而托卡耶夫也在疫情中逐渐显露出在国家未来发展问题上的强势。
挣扎中的2020
哈萨克斯坦的旧都阿拉木图被天山北脉环绕，仍然是全国最大都市，也是中亚的城市中心之一，人口约200万，以其繁荣与多元而闻名。俄罗斯人19世纪后期定居于此，其后又迁入了许多其他民族如维吾尔人、朝鲜人、鞑靼人和乌兹别克人。如今数十年间，这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也涌入了数百万从周围和邻国迁入的哈萨克人移民。
这座城市的特色是占其经济总量约40％的中小企业。自从1990年代哈萨克斯坦将首都迁至当时的阿克莫拉（Akmola）即今天的努尔苏丹（Nur-Sultan）以来，过去两个世纪中一直占据阿拉木图主导地位的服务业开始衰落。这座城市不得不重新定义自己为贸易和商业中心。今年3月19日，阿拉木图因为疫情宣布封锁，城市的生活随之暂停了。最早在阿拉木图确诊的2019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中，前两起都归因于3月13日从德国返国的两名哈萨克斯坦公民。
根据封城时的政府法令，除了城市管理部门、食品商店、药房、兽医诊所、急诊服务机构和媒体机构等，大多数组织不得不关闭。政府禁止人们在市区内驾车或徒步出行，只允许人们离开房屋购买必需品或带宠物散步。那些居住在市中心之外的“大阿拉木图”的超过百万的人口，必须在72小时内离开市中心。这一决定引起了公愤，因为大阿拉木图的大多数居民都依靠市中心的工作为生。
阿勒屯（Altyn）今年39岁。几年前，她带着3个分别16岁、14岁和8岁的孩子，和丈夫努尔兰（Nurlan）搬出城外。他们想的是这样可以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阿勒屯和努尔兰出售了他们在阿拉木图市中心的公寓后，在郊区盖了一间大房子，以便子女、努尔兰的父母和他的妹妹能够住在一起。与大家庭共用一屋簷在哈萨克斯坦并不罕见。这样可以维持家人中紧密的联系，并节省生活费用。
封城后，阿勒屯发现自己和孩子们被困在阿拉木图市区。而努尔兰和他的妹妹和父母则留在了新边界的另一边，即大阿拉木图市郊。阿勒屯带孩子们到她母亲的一居室公寓，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月，直到5月11日解除第一轮封城。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阿勒屯与努尔兰分居两地。她也在母亲的居所远程工作，母亲则负责照顾三个孩子。过去10年一直从事物流业务的努尔兰没办法在家工作。他每天需要在阿拉木图市中心开会、视察仓库，监督运输和出货。由于物流业在封城下停滞，努尔兰被迫留在大阿拉木图的家中，并取消了他的工作安排。不幸中的幸运是，努尔兰的姐姐是哈萨克斯坦一家大保险公司的经理，可以在家工作并支付家用。
在封城期间，现年70多岁的努尔兰的父母开始生病，大家怀疑是感染了2019冠状病毒。他们的症状都类似：发烧、肌肉和关节疼痛、持续咳嗽。尽管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子里，但偶尔也去了当地人经常光顾的小商店。他们不愿住院，也不信任当地的医疗保健系统，因此自行隔离直到症状消失。努尔兰和他的妹妹则至今身体健康。解除封城后，全家人在阿拉木图的一家私人诊所抽血做了抗体检测。结果显示，努尔兰、他的姐姐和父母双方都曾感染。而在另一地区度过了封锁期的阿勒屯和三个孩子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阿勒屯和努尔兰已经很幸运，在大流行期间能依靠他们的亲戚。作为阿拉木图本地人，即使有经济困难，他们也有足够的“关系”来维持生计。但阿拉木图的大多数居民没有这个机会。由于担心物资匮乏，他们一听说封城，就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到家乡。今年28岁的古力米拉（Gulmira）是哈萨克斯坦一家银行的IT员工，她担心自己会被裁员，无法生存。趁还能遥距工作，她暂时搬到了母亲家乡——哈萨克斯坦最北部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Petropavlovsk）附近的一个城镇。然而，古力米拉发现搬回母亲那儿也够糟糕。自从她17岁离家到阿拉木图求学以来，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就没正常过。封城时她在家乡待了两个月，极度渴望恢复正常生活。好在她保住了在银行的职位，在五月回到了阿拉木图。
病毒造成的混乱促使阿拉木图的一些居民聚在一起，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一群积极分子，包括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和意见领袖们，一起创立了AqJurek，旨在帮助那些对抗疫症的前线医生。自3月中旬以来，他们的义工一直为阿拉木图的主要医院提供送餐服务。他们一开始通过众筹和一些私营公司的赞助运作。后来他们扩大了服务范围，甚至开始为医务人员提供急需的个人防护装备。这也是因为政府常常无法提供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因此私人公司和类似AqJurek之类的计划必须介入。
为了帮助哈萨克斯坦的无收入人士，政府决定提供大规模财政援助。公民可申请单次42500哈萨克坚戈（约合100美元）的资助，后来又延长了另一轮。劳动和社会福利部指有800万公民申请了经援，占劳动力的86％。在大阿拉木图地区，申请数量更高达100万。
许多留在市区的人也发现自己在挣扎求存。尽管政府采取许多措施支持那些陷入困境的私营部门，但许多企业家和专家都认为政府应做更多工作。“隔离使整个服务行业停顿。利润也中断，雇员没有得到报酬。就算允许中小企业将贷款还款时间推迟到10月，也不能解决问题。即使已重新安排在年底的还款时间表，但还款总额仍在一直有增无减。如果中止了半年的工作，中小企业将从何处获得收益？”经济学家斯米诺夫（Sergey Smirnov）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其他旨在帮助私营部门的措施包括推迟退税和取消滞纳金。但即使是某些一般毫无保留支持政府举措的政客，也认为这些措施不够。8月初，国会议员、亲企业的光明道路党（Ak Zhol）领袖Azat Peruashev抗议阿拉木图地区的商业支持计划不足。他认为国家让企业家失望，使他们要自己处理问题。
熟悉的危机
到5月中旬，大流行似乎在消退。5月11日，隔离区解除后，只有72例新的病例个案。渴望重返正常生活的阿拉木图居民涌向街头咖啡馆，并开始探望亲戚。结果，到了6月中旬，事实让大多数哈萨克斯坦人更加失望。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令人担忧的消息。病毒传播得越来越快了。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在6月的最后十天中，每天只有不到3％的病例增加。传闻却认为可能有更高的感染人数。由于资金严重不足（近几年，哈萨克斯坦仅将其GDP的3-4％用于公共卫生）和贪污腐败现象的普遍，公共卫生服务遭受了巨大的压力。
有一个例子能够佐证哈萨克斯坦公共卫生系统的腐败和混乱程度。在南部城市什姆肯特（Shymkent），居民艾赞·叶尔格索娃（Aizhan Yergeshova）在脸书上贴出了一份控诉，描述了她母亲是如何死在当地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中的。叶尔格索娃的母亲阿曼古丽（Amankul Agabayeva）感染了Covid-19，她在7月7日做了影像检查，并诊断为双肺感染。随著阿曼古丽病情恶化，她的两个孩子——艾赞和她的兄弟叶尔布（Yerbol）叫了一辆救护车，但医院拒绝接受阿曼古丽住院，声称医院已经爆满。随后，阿曼古丽的孩子们费力安排了一部私人救护车，将阿曼古丽带到了定点接收病人的一所传染病医院。医生同意提供帮助。但第二天，两个孩子发现医院没有装备给严重肺炎患者使用的吸氧装置。叶尔布于是花费了25万坚戈（约合600美元）买了一台仪器，交给了一名医务人员，说明是为阿曼古丽买的。又过了一天，叶尔布搞到了一套防护服，闯进急诊室探望母亲。但他被看到的景象吓呆了：阿曼古丽昏迷在床，氧气装置断在一边。叶尔布向护士求助，护士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他为母亲购买的氧气设备。可惜的是，当阿曼古丽终于接上氧气时为时已晚。
阿曼古丽的事件在网上传开后，引起了哈萨克斯坦的全国公愤，并导致几名中层官员被免职。
社交媒体上还有数十个类似的悲惨故事，诉说了哈萨克斯坦公共医疗保健系统的溃败。这促使总统托卡耶夫承认存在“医疗保健机关领导人系统性的错误”，并宣布7月13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之前不久的6月25日，自2017年以来一直担任卫生部长的比尔塔诺夫（Yelzhan Birtanov）辞职，比尔塔诺夫在脸书帐户上发布官方声明声称自己患上了2019冠状病毒肺炎，需要进一步治疗。8月2日，官方发表声明确认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比尔塔诺夫手下工作的医疗保健副部长阿比谢夫（Olzhas Abishev）因涉嫌盗窃公共资金而被拘留。
如今，几个月过去，确诊病例已经每天保持在低位。许多哈萨克斯坦人已经恢复了旧的生活模式。阿拉木图的酒吧和餐厅重新挤满了顾客，但只有很少的人在平时配戴口罩。政府不断呼吁人们注意防护措施，但没什么人理会。
年底来临，人们将和家人聚在一起——这是哈萨克斯坦人一年一度的重要时刻。不过今年，大家不会做什么长远打算。2020年的确足够困难，而哈萨克斯坦人经历过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萧条，也经历了近年来的经济危机。人们已经习惯了一边过日子，一边抱怨世事难料。
（原文为英文，翻译：施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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