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如何改变了你的四年？第一辑：千禧一代

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来临之际，端传媒记者通过面谈、电话或视讯的方式，走访了生活在美国不同地区、从事不同职业、不同肤色的人群。这些人里，有生活在中西部的共和党白人，有来自亚洲或拉丁美洲的新移民或移民第二代，有退伍军人、小企业主、农民、自由职业者，也有科学家、教授和政府雇员。

他们中很多人从未接受过媒体访问，几乎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听说端传媒的名字——向中文读者讲述自己在过去四年的经历，有的人兴奋，有的人辛酸，有的人警觉，有的人五味杂陈。抛开那些枯燥、艰深的时政报道，我们希望借由这些鲜活、真实的个体故事，向读者展示政治的另一面：四年一届的总统任期是如何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与事业？

从本周至美国总统大选日，端传媒将在每个周末为读者呈现这些故事。第一辑是三位“千禧一代”在这四年中的喜怒哀乐。

“告诉家人我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比出柜还难。”

—— Daniel L.L.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商业咨询师，共和党人，同性恋者

“我生活在美国的首都，这里原本应该是最能体现美国全貌、最多元化的地方，然而，这是全美国最蓝的地方，民主党支持者高达九成以上，共和党人、特朗普支持者都是少数派。”

“我就是一个少数派。作为一个Trumper生活在这里，比作为同性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更加艰难。”

“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支持特朗普。我父母是来自北非，当初是因为宗教信仰问题逃到美国来的。我是移民二代，出生在这里，在这里读书、受教育、立业、寻找伴侣。我父母当初离开那个极权国家到美国来，就是因为过去被管的太宽了，从头到脚政府都要管，而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在法律的范围内，你可以做任何事。”

“我们全家都是民主党人，除了我。他们觉得自己是移民，所以希望政府更多照顾少数族裔。但这个逻辑是错的！为什么大家都要强调少数族裔、肤色、性少数这些？在这个自由的国家，只要你能获得成功，只要在任何一个领域取得卓越的成绩，你就不再是minority！所有人都会跟着你走，你懂吗？”

“我当年和父母出柜时，他们很宽容，他们是支持我的。但是我妈妈对我说，‘你出门要小心，不要打扮的太出格，不然别人会欺负你，你会压力很大的’。他们一直是那种受害者心态，他们希望我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你懂吗？但我不想那样。我穿女装，我涂口红，我去Gay bar，我大大方方的，怎么了？”

“我父母现在英文口音依然很重，生活方式也不像美国人，不看美国电视，不吃美国菜。他们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我不喜欢他们这样。他们希望国家的政策倾斜到弱者身上，但过分地扶持弱者，会让弱者更加边缘化。”

“这个社会是崇拜强者的。我觉得特朗普就是一个强者。我也要做一个强者。”

“我长着一张穆斯林的脸，又是同性恋。我不知道你能否体会遭人另眼相看的感受。但是我在现在的公司做到业绩第一，客户最多，那我就是最受欢迎的人。我的男朋友也是帅气和温暖的人。我们衣着得体、做事周到，在邻里间非常有人缘。”

“特朗普当选后，我真的很开心。但我不敢对家人同事说。过去，即便是在首都这个政治中心，公司里是不怎么聊政治的。有的同事我认识已经快10年了，我都不知道他的政治倾向。直到特朗普打败希拉里，全公司的人都很沮丧，都开始讨论政治，一起痛骂特朗普，除了我，我发现我又成了少数派了。好苦闷啊。”

“像我这样的人有一个小圈子，叫做‘D.C. Log Cabin Republicans’，你可以理解为特区的‘深柜’共和党人。”

“我们平时与大家融为一体，但私下为不能公开自己的政治倾向而感到苦恼，比同性恋出柜的压力还大。”

“有时候，我会偷偷把公司茶水间放新闻的那台电视频道从CNN换到Fox，没有人知道是我干的。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意识到，你身边是有共和党人潜伏着的！”

“特朗普在任四年，这些事情就困扰了我四年。我希望下一个四年，他还在，我也可以像当年在父母面前出柜一样，大声地说，我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我不是少数派。”

“我从所有心思都放在考试成绩上的大学生，变成社会运动人士。”

——Kristin，加州，越南与中国移民二代，Black Lives Matter社运人士

“我原本只是单纯地讨厌支持特朗普的那群人，觉得他们又笨又不可理喻。但是从我父母身上，我觉得和他们一味对立起来是没有用的，而是要去理解他们的背景，教育他们。”

“我的父母都喜欢特朗普，他们觉得特朗普注重经济发展，讲究法律和秩序。”

“我的母亲是战争时期逃难来美国的越南人，父亲是福建偷渡来纽约的中国人。”

“他们原本也都是移民，我父亲甚至还是非法移民。现在他们自己有了美国护照，却希望特朗普遣返其他像他们一样走投无路的人，我在家里和他们大吵了一架，我骂他们太自私了！”

“直到2018年，我们的关系才稍微缓和了一点。我的父母说，他们刚来美国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靠每天打三份工，靠四处求师拜艺，靠白天黑夜地在餐馆里忙碌，日子终于越来越好。他们在洛杉矶郊区买了有四个房间的别墅，餐馆也在圣盖博市开了分店，所以觉得那些其他族裔的人，也应该靠自己的努力过上更好的日子，而不是靠政府的补贴，免费的医疗保险，和有钱人多缴纳的税收活下去。”

“他们觉得自己苦的时候，也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优惠。”

“我从小在父母开的餐馆长大，每天下午，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就坐在餐馆的桌子上写作业、画画。如果父母忙不过来，我就要帮他们去给客人点餐、上菜。餐馆的顾客大多数是手头拮据的亚裔和墨西哥裔的建筑工人。我上的小学是教育质量偏低的公立小学，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是社会的边缘人，和白人为主流文化的社会格格不入。”

“但是我十六岁之后，父母就不让我去餐馆帮忙了。他们花了很多钱给我请了申请大学的顾问，希望我读名牌大学，最好是读律师或者医生专业。我说我想要念人文科学，他们不允许，觉得毕业了找不到工作。”

“我本科上了南加州大学，硕士和博士期间得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奖学金，进修心理学，是一名注册的心理治疗师。心理学算是和医学和人文科学都沾边，这是我和父母讨论之后，做出的折中选择。”

“疫情爆发以来，我所在的社群好几次组织给低收入的人群包括流浪汉捐助口罩和食物。我们召集了许多第二代、第三代的亚裔移民，他们被认为是‘模范少数族裔’，却不甘做沉默的那一群人。BLM运动爆发，我们参加了游行，还组织和非裔人群的对话。”

“过去的四年里，我从所有心思都放在考试成绩上的大学生，变成了关心社会问题的社会运动人士。”

“和父母冷战的那段时间，我想了很多，也能够理解到他们曾经贫穷过，害怕高昂的税收会让他们回到贫穷的日子里。所以我们的关系缓和了一些。疫情期间，我们每隔一天通一次电话。”

“但是，从我父母身上，我意识到许多人对这个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认识太少了。比如对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歧视、医疗保险制度的问题、教育制度的问题，并不是像我的父母那样，用一句‘自己不够努力’就能解释的。”

“离开和平队之后，我当上了美国公务员。”

—— John D. 密歇根州，联邦政府雇员，前美国“和平队”志愿者

“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有两年我是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在一所中国高校里教书。”

“今年1月，特朗普政府终结了和平队的中国项目。那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初起，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这件事。和平队不是因为疫情而撤出中国的，而是被当作一个政治筹码，悄无声息地就被划上句号了。特朗普政府不明白，这个预算微不足道的项目在中国造就了深远的影响。这个项目除了做善事，没别的了。”

“听说和平队在中国要结束的时候，我感觉很超现实。在中国当志愿者时，我看到这个项目有许多可以改善的地方，但我从来没想象过，自己会是通过和平队接触中国老百姓的最后一代美国人之一。”

“悲观地想，两国的平凡人以这样的方式建立深厚友谊，是不是在未来十年都不太可能了。”

“中国人很热衷于探究特朗普的个性作风。我有一回给学校师生做一个关于美国政治体系和社会的演讲，之后观众的大部分提问都是围绕特朗普的。师生们不太关注美国政治体系是怎么运作的，他们只看到一个强人领袖，犹如习近平或普京那样的人物。中国人因此非常急迫地想去了解特朗普。但美国政治有权力制衡，不应该像极权政府那样，都绕着一个头号领袖转。比起美国，中国似乎更早地接受了特朗普的强大权力。”

“我希望我的（中国）学生能明白，一个国家的人们有许许多多不同观点，不是说一国政府就代表了所有国民。有的学生曾经私底下对我表达过这个意思，中国人民不等同于中国政府。反之亦然，我也期盼他们能够理解，美国政府的立场也不代表每个美国人。”

“离开和平队之后，我当上了美国公务员。我可能是特朗普政府下令冻结政府招聘多年之后，重启招聘的首批公务员之一。我加入之后听同事们说，他们之前既忙碌又焦虑，人手不足，还害怕在推进的项目资金批不下来，连自己的饭碗也要不保。”

“我在和平队学到了一件事，无论在工作上面临怎样的困境，你可以把工作做好。就算我无法认同权力金字塔最顶端的老板，我还是能够想方设法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这也是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共同精神。有在政府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前辈说，我们要努力工作，山不转水转，世事千变万化。当白宫更新换代，你的老板可能换了人当，但我们还会在这里。我们是超越党派的公务员，我们是替美国人民工作。”

端传媒将在10月2日（周六）推出《特朗普如何改变了你的四年？》（第二辑：自由捍卫者）。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