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脱钩时代的《花木兰》：如何做到一次过得罪全世界

“开场两分钟后，我就知道这电影麻烦了。”

这是华裔撰稿人 Xiran Zhao 在接受播客《话中国》（ChinaTalk）访问时提到对新版《花木兰》的第一印象。看完全片后，她在推特上写道：“不要看木兰。不要花一分钱。不要鼓励迪士尼制作这样的电影。观影体验完全是一场折磨，比我想像得要差得多。我又累又气，彻底精疲力尽了。”

一夜之后，这条推特被转发超过万次，一跃成为推特上 #Mulan 话题的第一条。

经过数次延期，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终于于9月4日在迪士尼自家平台 Disney+ 与观众见面，并于9月11日在中国院线公映。作为今年迪士尼乃至全球最重要的商业影片之一，重制版《花木兰》的背后，不仅是1998年的经典动画和2亿美元的制作成本；时值影视工业因疫情停滞的2020年，现象级作品《花木兰》，承载着迪士尼、好莱坞、院线乃至全球电影产业在新冠疫情中复苏的希望。

尽管一系列迪士尼重制版电影始终口碑平平，新版《花木兰》却达成了一项罕见的成就：让人们跨越政治、地缘和价值光谱，一同对电影表示不满。

可影片甫一面世，电影的口碑就遭遇了伏击。非亚裔的北美主流观众，对情节设置和人物刻画表示失望。而华裔和抢先看到影片的中国观众，则聚焦于《花木兰》“水土不服”的中国元素。尽管一系列迪士尼重制版电影始终口碑平平，新版《花木兰》却达成了一项罕见的成就：让人们跨越政治、地缘和价值光谱，一同对电影表示不满。

这似乎有些令人讶异。哪怕新冠肆虐，重制版《花木兰》在表面上依然占尽先机：电影资金雄厚，同档期竞争稀少；既有1998年动画为蓝本，还有符合当下好莱坞潮流的全亚裔演员阵容；它不但有中美电影工业的全力支持，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情节，更是迪士尼早年公主故事里最进步前卫的，精准迎合了当今全球文艺作品“女性觉醒”的风潮。

但人们对新版《花木兰》的不满，很快就体现在评分和影评上：烂番茄点评网上，虽然影评人给予成片75%的新鲜度，一周后观众评分却已下沉至53%（1998年动画版的大众评分为85%）；在IMDB，电影评分跌至5.5分，离去年重制版《狮子王》（The Lion King）口碑平平的6.9分还相去甚远；而豆瓣上，通过各种渠道抢先看到电影的中国网民更刷下如潮恶评，打出了4.7分——不但远低于一周前在中国院线公映的诺兰新作《天能》（Tenet），还输给了2013年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注：新片评分仍有波动）。恶评之下，《花木兰》在中国内地的首日票房仅为5300万元，不及《天能》的5700万，更不及同期《八佰》1亿4千万首日票房的一半。

正如《The Verge》杂志在《花木兰》影评标题里直言不讳地说的：“这是今年最华丽的失望。（Mulan is the year’s most beautiful letdown.）”

作为“中国故事”：一定要符合中国史实吗？

一言以蔽之，2016年开始筹拍的新版《花木兰》，在好莱坞“亚洲热”的风潮中，起个大早，赶了晚集。

最尖锐的批评，首先来自北美亚裔与中国观众：新版《花木兰》呈现了一个割裂而架空的远方中国。

从推特、豆瓣等社交媒体上，像 Xiran Zhao 一样从影片开场就感到不适的观众不在少数。电影开始数分钟，片子已建立了基本设定：武功天赋异禀的小女孩木兰，拥有比旁人更强大的“气”(Chi)，但花父告诉木兰：“气是给战士的，不是给女儿的。”

这一设定，与多数华语世界观众对“气”（Chi）的理解相去甚远，反更接近星球大战里的“原力”（force）。电影没有着墨发掘解释这个设定，却寄望观众囫囵接受神秘的东方超能力“气”。电影多处弥漫东方主义气息：如木兰的宿敌是巩俐扮演的女巫（witch）仙娘，尽管“女巫”意象有强烈的西方色彩；关于“家族荣耀”的呈现，也显现欧美白人对东方的遐想；西式中国风主题生硬也反复，直接影响剧情的设置。

纽约时报记者 Kathy Tu 在 NPR 电台讨论提到，“电影把‘家族荣耀’这个概念砸在我头上，好像什么都是关于荣耀忠诚真实。我不理解为什么电影里的花木兰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电影没能说服我。当木兰换上女装骑马进入战场时，我都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细节也经不起推敲，不论有史可查的花木兰历史，还是架空奇幻的中国古代：北魏时期的木兰家乡，门前对联的上联“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出自近千年后元代《西厢记》，下联“愿世间眷属皆是有情人”平仄不对。木兰的传家至宝是一枚白色刻有凤凰的纹章，中间工工整整刻有一个正楷的“孝”字，几令人联想到中国的殡仪用品。

这种水土不服令华人观众将批评指向新版《花木兰》的核心制作团队。导演 Niki Caro和四位编剧都是清一色白人，并无讲述中国故事的经验。尽管导演对《纽约时报》表示“我有一支军队般庞大的中国顾问”，而电影也确实大肆宣传全亚裔演员阵容，聘请了土生土长的中国影星，但上述尴尬，却不免令人怀疑影片制作过程中“中国声音”是否受到足够重视。

从艺术与现实关系上看，《花木兰》并非不能架空拍摄，影视作品里的历史呈现也无需极尽真实，毕竟连《木兰辞》本身都没提及木兰的姓氏，花姓乃后人托作，而不论古今中外，每个版本的花木兰故事也都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编。但问题在于，有技巧地改编历史，反需要主创团队对中国认识更为深刻，想像力与文本方可和谐相处——这也是改编的重要法则：知道规则在哪里，才能最好地打破它。

甚至迪士尼自己也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花木兰》之前，迪士尼最大的少数族裔项目是《寻梦环游记》（Coco），其中的大量拉美裔卡斯和拉美裔主创，制作出一个符合拉美裔观众文化背景的亡灵国度，在世界口碑满堂彩，票房亦大获成功。

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看，影视作品里的历史呈现也无需极尽真实，但有技巧地改编历史，反需要主创团队对中国认识更为深刻。

但对文化透彻而有机的改编，并未出现在迪士尼的中国故事里。讲述这个问题最犀利的，是美籍台湾电影人 SueAnn Shia 在“关键评论”发表的看法：

“就像一帮一年级东亚研究系的白人学生，拿了两亿美元预算来给做自己的期末报告。他们懂的东西，刚好够让他们惹上大麻烦，却又根本不够让他们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错。”

在中国本土，这些错误带来的反弹，被年轻观众的意识觉醒进一步加深了。在豆瓣，引述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影评被点赞推到了首页。近年热点早已令中国为数不少的网民谙熟欧美进步思潮关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文化”的反思话语。早在两年前，D&G广告就因“东方主义审美”掀起网络轩然大波，品牌几乎失去整个中国市场。民族主义网络出征也集中对西方“东方凝视”的批判和反思，并与传统“辱华”控诉编织一处。对比过去几年更接地气的《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和《流浪地球》，新版《花木兰》的不伦不类，正为中国观众提供了完美的标靶。

期待的落差，甚至因《花木兰》对中国市场的重视被进一步放大。《花木兰》毕竟不是亚裔移民写给自己的《疯狂亚洲富豪》，迪士尼在舆论枪林弹雨中定角刘亦菲，取景新疆，甚至据报导配合中国审查部门删改剧本，都放眼中国巨大的电影市场。但最终讲出的故事，却不符合许多华人的胃口。

一言以蔽之，2016年开始筹拍的新版《花木兰》，在好莱坞“亚洲热”的风潮中，起个大早，赶了晚集。中美观众对于中国故事的追求，在几年之间完成了从“代表”（representation）到“能动性”（agency）的转变。如果1998年的木兰还可以单凭自己的亚洲身份吸引到亚裔和国人，2020年全白人核心班底的《花木兰》，已经无法光靠舶来的“中国故事”和国产演员来赢得口碑了。

作为“迪士尼故事”：女性力量这种桥段过于老派了

人物发展的缺乏，甚至被保守派影评人视为“政治正确”的症结之一。这被认为是自由派迪士尼向进步主义服软，为女性强行赋能的结果。

即便抛开错漏百出的“中国元素”，《花木兰》作为一部“真人重制版”迪士尼动画，也遭遇了不少的批评。

问题的根源，要从迪士尼宏大的改编计划说起。

1990年代，创始人离世、消沉许久的迪士尼公司借鉴欧美音乐剧的风格，找到了动画电影的新模式，推出了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动画作品，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小美人鱼》，《人猿泰山》，和1998年的《花木兰》。这段后来被称为“迪士尼文艺复兴”的时期，巩固了迪士尼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商业模式：院线公映电影，热潮褪去后租售录影带取得第二波收益，作品衍生出的文化产品，最终以发售周边和主题公园来创造持久的利润。

这一模式需要不断输出IP，赢得更多的拥趸。也正因为此，过去十年间，迪士尼启动了雄大的经典重制计划来吸引更多年轻粉丝。从2010年的《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开始，随之而来还有《黑魔后》（Maleficient），《灰姑娘》（Cinderella），《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阿拉丁》（Aladdin）和去年上映的《狮子王》（The Lion King）。

耳熟能详的故事加上明星和巨资，这一策略看似稳操胜券，但在操作上却面临挑战：载歌载舞的动画片改编成真人和CGI为主的电影，把90分钟电影加长到两小时。这增加了制作难度：视觉媒介的改变让影片呈现更贴近现实，但也使电影在调性、风格和叙事方式上都做出调整。迄今为止，尽管一系列的重制版电影获得丰厚票房，口碑评分却都不及旧版。

真人版《花木兰》也不免落入这一陷阱。公映前，重制版在故事上的调整已经遭遇了不少争议：电影删除了98年动画版的歌曲，选取了相对阴沉晦暗的故事基调，删除了受欢迎的角色，卡通龙“木须”，仅保留了原作的故事骨架。单从审美角度，这些选择并不能影响电影的成败。但新版木兰遭到的不少诟病，恰在于真人版电影作出的调整。

缺乏人物发展是新版电影受到诟病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动画版花木兰把大部分人物性格的发展，融入了歌曲之中。木兰替父从军的内心纠结，有经典曲目《Reflection》（迪士尼音乐剧里，这只曲目在结构上称为“I want song”，主角直抒胸臆唱出自己的人物动机）。木兰和她的战友从笨拙的菜鸟新兵到智勇双全的战士，有《I’ll Make a Man out of you》一步步讲述全程。

但在删除了98年的音乐与幽默，又增长了半个小时之后，电影中的人物并没有更为丰满。滚石杂志影评人 K. Austin Collins 认为剧本“平淡”、“拖沓”、“过分简化”。影评人写道，“电影太过分强调自己宏大而无趣的主题，反而自残式地把精彩的战争和法术多多少少边缘化了。”

人物发展的缺乏，甚至被保守派影评人视为“政治正确”的症结之一。影评人 Armond White 在保守派媒体 National Review 中写道，“女性力量”这个桥段已经太老派了。早年木兰努力的桥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孩提时期就能飞檐走壁拯救动物的小姑娘。这被认为是自由派迪士尼向进步主义服软，为女性强行赋能的结果。

作为“女性故事”：你们以为“孝”就是“爱”？

毕竟对西方观众而言，电影中的“孝”字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只是迪士尼动画和好莱坞电影惯用的合家欢主题升华，表达对家庭的爱、奉献和责任。

而在价值光谱的另一端，许多关注女权的观众，也对新版《花木兰》的情节设置表示不满。一个自幼身怀绝“气”，在战场除掉盔甲披散头发就有如神助的木兰，改变了故事的内核，从代父从军的女性故事，变成了深藏不露的超级英雄故事。

此外，新版《花木兰》把“孝”这一价值，生硬翻译为“对家庭的投入（devotion to family）”，并把“孝”在剧情核心价值上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电影里花家不仅有一个刻着“孝”字的家传玉璧，木兰失而复得的宝剑，除了家族传承的“忠”“勇”“真”之外，又在宝剑背面御赐了一个“孝”字，是为影片的价值升华所在。

西方主创显然对“孝”这一多面的价值缺乏基本的理解，或并不在意潜藏在细节里的保守元素。毕竟对西方观众而言，电影中的“孝”字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只是迪士尼动画和好莱坞电影惯用的合家欢主题升华，表达对家庭的爱、奉献和责任。“Devotion to family”几乎在所有迪士尼动画里都有所体现，譬如《冰雪奇缘》（Frozen）里的姐妹情深，和《寻梦环游记》里的深情追思。

但事实上，“孝”做为传统价值，在中国文化中有其特定的含义和语境，它更是羁绊木兰的中华文化沉疴之一——木兰拒绝婚配，违抗父命，都难以在传统标尺下看作孝行。更何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也是压在木兰和花父身上的枷锁。

随着近年国内以“孝”为理论基础之一的“女德”班死灰复燃，这一传统价值被赋予了更多的负面色彩。花木兰的故事放在当下，本是探讨女性在中式“孝义”中寻找自我的大好机会，但影片却没有对“孝”进行任何反思，口号式的全盘喂给观众。在没有足够情节的支持下，生硬地宣传“孝”在不少中国观众中引发了不适，甚至在预告片甫推出就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了反弹，批评其封建迂腐。

但这些文化背景，显然并没有进入西方主创的视线里。

作为“反抗故事”：本没关系的人一起“抵制木兰”

迪士尼版的花木兰，在加速脱钩的世界里逐渐变成了中国和中共扩张的缩影。“抵制木兰”运动，更逐渐拧合了许多原来本无甚交集的人群。

而在电影之外，新版《花木兰》遭遇的最大批评，则在于整部片子与中国政府暧昧不明的关系。

像许多海外大片一样，制片方为了迎合中国市场为剧本作出相应的审查和改动。获取中国政府的支持，对讲述“中国故事”、邀请中国演员，在中国取景拍摄的新版《花木兰》而言，尤为重要。审查与改动多在黑箱之中，但具体可求证的删改，则包括迪士尼在中方观众和管理层提议下删除一场吻戏。然而像木兰上阵保卫“丝绸之路”的剧情设置，对忠孝价值的宣传，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官方对“一带一路”和传统文化的宣传。

迪士尼对待中国政府的如履薄冰，还体现在新版《花木兰》卷入的政治风波中。去年，女主角刘亦菲公开转发“我支持香港警察”的微博，引发国际范围内的“抵制木兰”行动（另一主演甄子丹也高调支持警察）。迪士尼对此并无回应。很快，由香港社会运动领袖黄之锋等人发起的“抵制木兰”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如果说刘亦菲和甄子丹的撑警还可归咎于演员自己的团队，可电影甫一上映，影片在片尾公开致谢新疆吐鲁番公安局和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却是迪士尼无可推卸的责任。根据卫星图像，木兰一些的拍摄取景地，距离关押维吾尔居民的再教育营，只有数公里的距离。

对新疆问题，迪士尼 CFO Christine McCarthy 模棱两可地回应道：“电影末尾写明国家和当地政府十分常见。这带来了很多公众注意力。我们就说到这里。” 其而后又对《纽约时报》表示，在中国取景是为了“准确地描绘中国地貌和历史。”

而迪士尼版的花木兰，在加速脱钩的世界里逐渐变成了中国和中共扩张的缩影。无论支持抑或反对中国政府，木兰都具有了电影之外的意义。“抵制木兰”运动，更逐渐拧合了许多原来本无甚交集的人群：香港和台湾社会运动人士反对迪士尼对香港警察暴力的共谋；而在东南亚，对抵制木兰亦植根于对汉文化霸权的反感；中美对峙下，美国鹰派将木兰视为文化战争的一部分；而迪士尼在新疆再教育营附近取景、鸣谢当地宣传部的行为，更一下子印证了所有的控诉。

而中国官方则乐得将新版《花木兰》纳入其宣传口径中。电影上映当天，外交官赵立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盛赞刘亦菲，因其撑警言论称其为“当代花木兰”，“一个真正的中华儿女”。环球网则发文庆祝《花木兰》票房在台湾排名第二，“打脸”抵制人士。但好景不长，官方口径的支持也随着电影口碑崩盘土崩瓦解。在刘亦菲撑警后公开支持新版《花木兰》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又撰文，批评电影“缺乏艺术价值”，在中国失败了。

不论是对中国政府的有心讨好或经济压力下的自我审查，迪士尼的如履薄冰，让电影中强调的“忠孝”更为刺眼。在中后段，巩俐饰演的女巫向花木兰示好，并提出合作征服世界的方案后，木兰，迪士尼世界里进步而先锋的女权“公主”，答道：

“我知道我的位子在哪里。我的职责是保卫我的国家和君主。（I know my place. My duty is to protect my kingdom and emperor.）”

华人观众能看到美国中心的傲慢，非华人观众能看到重制电影的贫瘠，保守派观众能看到苍白的政治正确，自由派观众能看到迂腐的忠孝仁义，对中国亲善的观众能看到东方主义，对中国政府有异议的观众，则看到主演和制作方对独裁者的妥协共谋。

中美关系尾声：核心困境

新版《花木兰》的导演 Niki Caro 曾在受访时表示，“尽管这是个重要的中国故事，中国历史文化非常重要，但这部电影还有另外一层：迪士尼文化。不论谁是导演，需要同时处理好两者。这就是他们选择我的原因。”

Niki的回答，恰点明了新版《花木兰》的核心困境。迪士尼的中国故事，酝酿于上个时代的中美关系的尾声——那时，外资能在妥协沉默下得到巨大的增量市场，而进口电影仍可用“美国”光环装点东方主义故事。但2020年公映的《花木兰》，却阴错阳差慢了一拍，出现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少数族裔讲自己的故事成为新的风潮；中美文化交流的误解隔阂不断加深；电影试图讨好各个群体，又要迎合审查，最终令政治光谱上的各色观众，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批评：

华人观众能看到美国中心的傲慢，非华人观众能看到重制电影的贫瘠，保守派观众能看到苍白的政治正确，自由派观众能看到迂腐的忠孝仁义，对中国亲善的观众能看到东方主义，对中国政府有异议的观众，则看到主演和制作方对独裁者的妥协共谋。迪士尼的动画作品，往往因为表现人性共情之处而在世界各地收获观众。但生于乱世的《花木兰》，在愈发紧张的国际矛盾下，却似乎难堪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