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网民为何支持周庭？国安法后震动的中日关系

8月10日，在港区国安法施行超过一个月后，香港社运人士，前学生领袖与政团“香港众志”前常委周庭，以怀疑违反港区国安法为由，被香港警方上门拘捕。

8月12日晚，获得保释后，周庭在YouTube频道“周庭チャンネル”（周庭channel）上开始了一场直播。直播中她身穿藏青泡泡袖连衣裙，先后用粤语与日语讲述了自己8月10日晚被带走的过程以及在“臭格”（牢房）中的心境。在这条截至8月17日有86万观看量的视频下，有来自世界各地的7千多条评论，其中过半是日语。一条高赞日语评论是“日本人は、みんな、あなたのことを応援していますよ！力になり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よ！！とにかく、解放されて好かった！！”（“日本人都很支持你哟！想要助你一臂之力哟！你被释放实在太好了！”）

“周庭チャンネル”频道的过往影片，不少都与日本相关，甚至有些直接用日语录制。早在港区国安法之前，周庭已在日本收获人气。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周庭曾受邀至明治大学演讲，接受多家日本媒体采访，当时她被部分日本媒体称为“民主の女神”。8月10日周庭被捕之后，日本媒体亦争相大幅报导，呼吁释放周庭的“#FreeAgnes”（释放周庭）标签一度冲上日本推特热词榜首。有统计指使用此标签的全球推特用户中，有六成来自日本。

周庭被捕后，日本社会不少重要人物都发声关注，如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日本共产党参议院议员小池晃、艺术家奈良美智等等。相比起同样在国安法施行后被拘捕的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周庭在日本获得的关注远远更多，特别是在以年轻人为主的社交媒体。

“反差萌”的社运形象

周庭在日本网络上掀起的波浪，令许多关注事态的人始料不及。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日本年轻人眼中，比起过去所认知的社运人士形象，周庭更像是一个邻家女孩式的“idol”。另一方面，周庭以清新日式的风格，以及无障碍日语交流，让日本人感到十分亲切。这使得逮捕周庭令不少日本人产生一种“自己人”被伤害的感觉。

周庭的成功因素之一，是她选择了以“御宅族”文化为入口，打开与日本年轻人的连接通道。

周庭在深夜保释后，在警署外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用日语表示这是她四次被捕经历中，感到最恐惧的一次，借助媒体，她感谢用#FreeAgne标签为她在网上呼吁的日本网民，并表示在自己被拘留期间感到恐惧时，她“脑中始终萦绕着《不协和音》这首歌的歌词”。这一番表述应该击中了不少日本年轻人的心。《不协和音》是日本人气偶像团体“榉坂46”的代表作。这首歌的歌词中有这样一句——“最后の最后まで抵抗し続ける”（“我要继续抵抗到最后的最后”。）

在日语中，“アイドル”（idol）一词不仅有“偶像”之意，更是代表了某种潮流文化。“アイドル”是“和粉丝共享成长过程，以成长过程本身的魅力为卖点的人物。”在日本政坛，也有自称为“政治アイドル”的政治人物，不过这类“idol”更多是为某些政党候选人站台，作为竞选手段，也是女性参政的其中一条路径。但在日本舆论场上，自1970年代后成功将“アイドル”与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且有如此大影响力的，来自香港的周庭恐怕是第一位。

“御宅族”文化中常常追捧一些性格与外表反差巨大的角色，比如“暴力萝莉”、“软萌大叔”、“邪恶萌物”。日本现代社运史中也有这样的角色，比如长发披肩，手持AK47的“赤军连”领导人重信房子。在旧照片上，重信房子看上去青春美丽，却又是一个意志力坚韧、手段强硬的革命分子。在日本动漫、电影中，常常出现携带重型机关枪或者肩扛RPG的少女形象，其原型来源之一便是重房信子。她20岁时便参加学生运动，在父亲的影响下走上了暴力革命道路，坚信“武装斗争是最大的宣传”，并义无反顾离开了日本，去往当时反美斗争的最前线中东，从1970年代开始便以中东为中心，在世界各地开展恐怖袭击。2006年，重信房子被东京地方裁判所以犯有“蓄意谋杀和策划恐怖袭击罪”处20年监禁，至今仍在监狱服刑。

虽然日本赤军早已解散，重信房子的社运路线在今天的日本社会谈之色变。但是以她为原型，手持重型武器，身穿水手服的“暴力少女”形象，却在动漫、电影中经久不衰，成为“反差美学”的代表。对于“御宅族”文化来说，“反差”是最体现魅力的关键。

周庭身上也有一种“反差”带来的魅力。与过去苦大仇深的革命者形象不同，周庭的公共形象中同时包含了“邻家女孩”式的“かわいい”（可爱）元素，与“革命者”的“粘强い”（坚韧）元素，而正是这种“ギャップ萌え”（反差萌），使周庭被捕后获得了许多日本年轻人的关注。

火热的讨论，与冷淡的社运

回看二十世纪初，在日本的殖民帝国扩张的同时，也有一批民间人士接纳各地逃难的革命人士与异见人士，亚洲许多国家的革命者，都曾在日本留下他们的足迹与故事。宫崎滔天、大川周明、寺尾亨、头山满这些人在保护、帮助亚洲各国流亡者方面不留余力，甚至面对政治、生命风险也在所不惜。

比如宫崎滔天，1887年在横滨与孙文相识，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革命友谊，不但见证更是直接参与到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又如新宿糕饼店中村屋的老板相马爱藏和妻子相马黑光，他们在店铺内藏匿、保护早期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R·B·布斯（Rash Behari Bose）等人，也曾成为一时美谈。当时的日本政府根据日英条约正与英国结盟，对印度的革命分子态度严厉，这对日本夫妇恰恰和日本政府对着干。

周庭被捕后，在日本社会各界人士中掀起的讨论与声援，似乎让平时不关注海外动态的当今日本，出现了一些曾经历史的影子。不过，这种类比未必恰当，也并不能说明现在支持周庭的日本年轻人是否真正了解香港之事。他们更可能是出于道德直觉，一种对“民主革命少女”形象的好奇，甚至只是觉得周庭可爱便支持她。

以日本网民对周庭的支持热度，恐怕不足以猜测日本民间社会也会跟进关注。日本社会对社运的冷淡有其历史脉络，非一日之寒。去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早期，日本人还支持运动，但到了八月示威者占领机场期间，许多日本人就觉得这变得不可理喻——在公共场合“邪魔”（打搅）他人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笔者恰有两位当时在现场并延误了飞机的日本朋友，他们对此表示十分不解。在见到示威者扔汽油瓶、设路障、烧店铺、与员警爆发冲突时，也有不少日本人表示“是否稍微过火了呢？”。据一位曾经在中国做过十年记者的日本人所观察，起初日本人大多是同情香港示威者的，但到后来见到越来越多暴力场面，许多日本人便开始有些动摇了。他说“已经太久没有看到这般场面，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更是难以理解”。

又比如，2017年火遍全球的“metoo”运动，在日本几乎一潭死水，影响未及同位于亚洲的中国大陆、韩国、台湾、香港，印度等地。女记者伊藤诗织为性侵事件勇敢地大声疾呼、奔走相告时，国际上的热烈反响与日本本土的冷淡反应形成鲜明对比。据一位曾在伊藤和子（伊藤诗织的一位辩护律师）名下NGO实习过的志愿者所说，即使是伊藤诗织胜诉后，依然有许多日本女性认为伊藤做得不妥，甚至有很多人在网上对伊藤进行荡妇羞辱。这位志愿者还坦言，她所毕业的御茶水女子大学，就算作为“全日本女权主义者浓度最高”的地方，愿意为此事走上街头的学生却依然寥寥无几。

这并不是日本社会运动组织能力的问题，而是日本社会的土壤实在令他们难以施展拳脚。以2015年为反对第3次安倍内阁强推日本和平安全法制而成立的学生组织 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s（SEALDs）为例：在他们行动最初，便揹负着六七十年代日本左翼留下的学生运动“过于激进”的印象，加上日本相对保守的社会条件，更难说服舆论实行“占领”等“非和平”的行动。因此SEALDs只能采取非暴力抗争手段，怀抱着能将“示威”变成一种正常行动的理念，让民众对抗争的想像不会只停留在战后初期左翼学生运动留下的印象之内。

然而，就算活跃在社会前线的组织（如SEALDs）在不断改变策略，也不断借鉴其他地区的运动经验，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历史问题也难以一时清理清楚。对日本公民社会来说，问题或许不是向外学习经验就能够解决，也不是改变策略便可实现。社会观念的革命，似乎来得更加迫切。周庭们究竟能不能向日本“输出革命”，改观日本人对社会运动的观念，当下无法有太多想像。

不过，自今年5月底港区国安法在北京全国人大通过后，香港示威者与日本社会的互相借力，已经撬动了中日两国关系，令日本政府逐步将香港的自由和民主问题提到更高层面，这不得不说是令人有“四两拨千斤”的观感。

被香港撬动的中日关系

自2018年安倍高规格访华后，中日关系逐渐回暖。2020年初，各界皆预测，随着四月习近平访日，东京奥运会举办，中日关系可能会进一步紧密。在2019冠状病毒肺炎、华为5G、香港、新疆等问题上，安倍政府之前并未紧随美国论调，一直以暧昧姿态回避正面回应。但是这次国安法立法和其后的拘捕行动，在日本引起激烈反响，通过自民党中的政治斗争传递，某种程度上给日本政府施加了巨大民意压力，迫使政府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应对香港问题。

按照原计划，东京奥运会应该于一周前闭幕。但此时已经因疫情推迟至明年，而原定今年4月习近平的访日活动，也是遥遥无期。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是安倍政府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在安倍政府的如意算盘中，这条繁花锦簇的“花道”，自2020年初始便布满荆棘。

2019年夏天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后，安倍政府并未正面对北京表示批评。但今年5月28日，在北京全国人大通过港区国安法立法决定草案后，官房长官菅义伟就香港问题发声，表示“深感忧虑”，但婉拒参加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四国严厉批评中国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随后的29日回应，希望日本为实现习近平作为国宾访日，“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间接要求日本与欧美划清界线。但在6月10日，安倍在众议院的一次发言中表示，日本将会在推迟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推动发布联合声明，批评中国出台港区国安法的决定。6月30日港区国安法正式生效之日，菅义伟更是加重语气，表示“非常遗憾”。这意味着中日关系的“小阳春”，已经出现了裂隙。

8月10日，黎智英与周庭等人因港区国安法被捕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发言称“日本政府对香港的关注正在加剧……更加担忧香港局势”，并且表示对香港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受到侵害而感到疑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回以“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我们敦促日方认清现实、摆正位置，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

而自民党党内，因港区国安法颁布施行，反对习近平访日的声音也十分强烈，对安倍近年来巩固权力有所不满的党内力量也通过决议，敦促安倍当局取消对习近平的访日邀请，给安倍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

也即，从五月底至今，中日两国虽一直努力维持友好关系，但几个回合后，还是因港区国安法开始下行。

（Mirai，一个在伊豆学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