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左转：时代变革下，进步主义如何进入他的总统蓝图？

7月9日，业已锁定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拜登在其家乡宾州的一家金属加工厂的装卸码头发表演讲。当天上午，其竞选团队发布了一个名为“重建更好”（Build Back Better）的经济计划，涵盖了清洁能源、看护者劳动力（caregiving workforce）、种族平等、贸易和制造业四个方面。

在演讲中，拜登重点阐述了该计划在制造业方面的内容，承诺联邦政府将在未来4年内投资4000亿美元购买美国工人制造的产品和服务，投资3000亿美元用于高新技术研发。拜登发誓要确保工人拥有 “权力和发言权”，宣称美国公司只对股东负责的观念是“绝对的闹剧”，现在已经到了终结股东资本主义的时候。他重申了对工会的支持，指出工会是唯一一个足以对抗权力滥用的团体。拜登强调，在整个2019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特朗普几乎只关注股市，对工薪阶层置若罔闻，即使疫情已经令至少1800万美国人失业。

在演讲结尾，拜登批评特朗普7月6日在推特上对南方邦联（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旗帜的辩护，批评特朗普将邦联旗帜视为美国遗产的观点既是对美国南北战争缺乏理解，也是对包括33000名宾州人在内的北方阵亡将士的亵渎。

拜登的此次演讲，呼应了他7月5日在推特上的一段发言：“我们将会击败特朗普，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只是重建这个国家，更是将要推动它转型。”拜登所说的“转型”，被普遍解读为推行进步主义的政治纲领。

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初选中，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沃伦（Elizabeth Warren）是进步派的代表，主张美国实施广泛的结构性改革，拜登则属于温和的建制派。但是随着2019冠状病毒疫情横扫美国，死亡人数和失业率飙升，加之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所引发的遍及全美的“黑人命也是命”运动的冲击， 拜登越来越向进步主义立场靠拢。他和桑德斯在5月共同任命了民主党的6个工作小组，制定未来的政策路线图。工作小组在教育、经济、医保、气候、移民、刑事司法等方面都向拜登提供了具有进步主义倾向的建议。7月8日，拜登感谢工作小组的服务为民主党和美国建立一个大胆的、变革性的平台，桑德斯则表示拜登可能会成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以来最进步主义的总统。

拜登的政治记录：进步主义对立面

拜登拥抱进步主义，是其政治立场的重大转变。在数十年的从政生涯中，拜登在很多重要关头都站在进步主义的对立面。

1970年代，拜登反对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判决，该判决承认妇女具有堕胎权，受到宪法隐私权的保护。拜登宣称：“我不认为一个女人有单一的权利决定她的体该怎么办。”

1982年，里根政府将尼克松发起的“反毒品战争”确立为国家政策，拜登是该政策的积极拥护者。他与共和党参议员瑟蒙德（James Thurmond）共同发起了1984年《综合犯罪控制法》，并联手为1986年《反药物滥用法》及其1988年后续法案的通过助威。瑟蒙德是20世纪美国政界反对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在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之后从民主党转入共和党，成为共和党“南方战略”——即将此前支持民主党的南方保守派白人囊括麾下——的重要策划者和执行者。拜登推动制定的严刑峻法，包括引入对持有毒品的强制刑罚，取消联邦囚犯的假释并削减因表现良好而减刑的时间等等，最终导致美国进入了“大众监禁”（mass incarceration）时代。

在拜登和瑟蒙德发起的法律中，有一条是对“强效可卡因”（crack cocaine）和“粉末可卡因”（powder cocaine）区别对待，交易前者50克即获刑10年，而交易后者5000克才被处以同样的刑期。在现实中，黑人主要交易和吸食前者，容易获重刑。这项臭名昭著的刑罚差异，使得黑人成为“大众监禁”的最大受害者。在所有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的美国黑人中间，有四分之一进过监狱；而在上述人群中的没有完成高中教育者中间，进过监狱的比率高达十分之七。坐牢成为美国底层黑人正常人生经历的一个标志，很多人坐牢并非因为暴力犯罪，而是由于涉及毒品的轻罪重判。

拜登和瑟蒙德发起的法律还扩大了民事资产没收的做法，允许执法部门掠夺属于毒品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即使他们未被起诉或未被定罪。这使得“反毒品战争”成为执法部门的摇钱树，为滥用警权打开了大门。

从1984年到2018年，拜登多次以平衡联邦预算为由，要求削减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1995年1月，他在参议院演讲中宣称：“当我主张我们应该冻结联邦开支时，我指的是社会保障，我指的是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我指的是退伍军人福利，我指的是政府中的每一项单独的开支。而且我不仅试过一次，我试过两次，我试过三次，我试过四次。”这段发言体现了1990年代民主党建制派的立场，亦即接受新自由主义，反对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伟大社会”的民主党传统，将预算平衡奉为圭臬。在美国，社会安全福利是除了国家和市场之外，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三支柱”。拜登主张削减社会安全福利的历史记录，成为此次民主党初选中备受桑德斯团队攻击的把柄。

拜登与金融业关系密切，信用卡巨头MBNA长期以来是他最大的竞选捐款人之一。拜登在参议院推动了MBNA青睐的“防止破产滥用及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使得信用卡用户在破产时也难以解除债务，被曾经担任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的多德（Chris Dodd）称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立法之一”。在此次民主党初选中，身为破产法专家的参选人沃伦宣称：“我花了大半生的时间研究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家庭会破产？我们的研究最终表明，这些家庭中的大多数并非鲁莽或不负责任，他们只是被经济体系压榨，为了保持其中产地位而被迫承担更多的债务和风险。”她批评拜登站在信用卡公司一边，而美国数以百万计的濒临破产的劳动阶级家庭被信用卡公司榨干了最后一滴利益。

拜登也受到了来自“Me Too”运动的攻击。他的一个毛病是对女性常常有不恰当的身体接触，比如突发的搂抱、蹭鼻子等等。1991年，在参议院对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的确认听证会上，托马斯的前任下属希尔（Anita Hill）指控他曾经对自己实施性骚扰。身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拜登主持了这次听证会，他不仅决定不传唤几名为希尔提供证词的妇女作为证人，而且纵容委员会中的共和党成员对希尔提出无情的讽刺和污蔑。参议院最终以微小差距通过了对托马斯的任命。

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拜登自豪地投票支持伊拉克战争，和以反恐为名为政府大规模监控民众开绿灯的《爱国者法案》，并且声称自己在1994年倡议的一个法案已经包含了《爱国者法案》的主要内容。伊拉克战争最终被美国公众普遍视为一场错误的战争，2001年通过的《爱国者法案》也由于斯诺登的“吹哨”行为的冲击，在2015年被美国参议院废止。这两张支持票现在都成为拜登的政治包袱。

虽然拜登在历史上多次站在进步主义的对立面，但是并不能说他持有反对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拜登历来将自己定位为民主党中间派，介于党内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根据DW-Nominate对拜登参议院投票的评分，在1973至2009年的参议院任职期间，拜登的自由派程度超过了至少44%的民主党同僚，但总是低于至少43%的民主党同僚。

拜登一向是两党合作的鼓吹者，宣称国会的冲突仅仅来自表面分歧，而不是原则问题上的根本冲突，可以通过远见和善意来妥善解决。他自诩并非“党派”的民主党人，不断谈论“结束撕裂美国的分裂性党派政治”。这是拜登在奥巴马任内成为副总统的关键原因，奥巴马的政治方针也是基于同样的理念：两党的相似之处是主要的，差异是次要的。奥巴马2004年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讲是他为美国公众熟知的起点，他在那次演讲中宣称 “没有自由派的美国，也没有保守派的美国，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但在八年执政期间，奥巴马政府其实是吃尽了来自共和党保守派“党派”政治的苦头。

拜登作为进步主义对立面的政治记录，不仅使得他在此次民主党初选中屡屡受到其他参选人的质疑与批评，也为特朗普提供了批倒批臭的口实。特朗普是一个在时机需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显得比对手更左倾的人，他会大肆渲染和攻击拜登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对“大众监禁”的推波助澜、对社会安全福利的负面态度，以及与金融界的关系。更重要的是，2016年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赢得大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选民对于长年盘踞在华盛顿特区内的职业政客的厌恶，而拜登恰恰是此类职业政客的典型代表。

疫情加剧时代变革

民主党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由多个具有各自特定政治诉求的身份群体——诸如亚裔、黑人、犹太人、拉丁裔、同性恋，以及教师、工会成员等等——所形成的联盟，但是近年来越来越意识形态化。在21世纪初期只有三分之一的民主党选民将自己定位为自由派（liberal），现在这一比例已经过半。民主党“左转”已是大势所趋。

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初选中，以平等为核心意识形态诉求的进步主义思潮成为设置竞选议题的主导力量，进步派参选人桑德斯一度在民调中遥遥领先。出师不利的拜登之所以能够逆袭，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凭借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总统的经历赢得了南方黑人的选票，二是不少民主党选民把击败特朗普视为首要目标，认为资历深厚的拜登是最适合这一目标的人选，即使他们在具体议题上认同进步派。 4月8日，桑德斯宣布退选，拜登稳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进步派似乎随之退居次席。

然而，随着2019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迅速蔓延，进步主义思潮再度呈现燎原之势。在疫情的冲击下，一些从前看起来过于“进步”的政策迅速成为美国社会的政治共识，包括全民带薪病假、扩大失业保险、为特殊情况提供医疗补助（Medicaid）、减免学生债务、向美国中低收入者发放现金等等。毕竟，如果不能解决弱势群体的食物、住房、医疗、能源等问题，就不可能遏制病毒的传播，所有人的福祉都会受到威胁。

如果说经济层面的进步主义政策是遏制疫情的题中应有之义，5月25日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席卷美国的大规模抗议，却是超出常规预期的突发事件。这场以“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为号召的抗议运动，不仅动员了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走上街头示威，在不少城市引发骚乱，而且导致了主流媒体、学术界和众多大公司采取严格的反种族主义“政治正确”标准，例如欧莱雅集团宣布停用“美白”等宣传字眼，尤其重要的是，它引发了对美国种族主义历史的大清算，美国各地发起了拆除南方邦联纪念雕像的运动，密西西比州通过法案，更换使用了120年的州旗，因其包含了南方邦联的战旗图案。

自从2013年以来，“黑人命也是命”曾在美国发起多次抗议运动，但是这一次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超以往，得到了大量立场相对保守的白人中产阶级——以所谓“郊区白人妇女”为典型代表——的支持。

这种超出常规预期的现象，其实可以通过贝尔（Derrick Bell）的“批判性种族理论”予以阐明。2011年去世的贝尔是美国法学家和民权活动家，曾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他认为，黑人在美国社会宛如签订了一份“沉默的契约”，这份契约具有两面性，一面是“种族牺牲”，白人精英为了调和白人内部不同群体、阶级的潜在冲突，可以随时牺牲黑人的利益，另一面是“利益趋同”，当提升黑人的权利和利益也符合白人的利益时，种族平等方面的进步有可能会被接纳。

贝尔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在1954年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所做出的促进种族融合的裁决，并非出自白人的道德觉醒，而是“利益趋同”的结果。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内部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是苏联在国际上大力渲染和攻击的目标，美国的白人精英和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平权行动，以此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抗衡苏联。

以“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视角观之，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流行，和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所彰显的警察暴力，使白人和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社群进入了一个“利益趋同”的关键节点：在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中国似乎成功控制了疫情，而美国却失败了，这足以引发白人精英的强烈焦虑；美国社会中缺少医保的边缘化群体把病毒传播给中上阶层人群，令经济脱轨；针对滥用警权谋杀黑人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要求激进的变革。凡此种种，都降低了白人对“黑人命也是命”运动的抵触情绪，曾经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的进步主义政策现在被认真考虑。

在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运动兴起之后，拜登在平均民调中领先特朗普的优势迅速从5个百分点翻了一番，达到10个百分点。拜登及其助手一开始担心抗议运动会让特朗普受益，就像1968年，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走向骚乱的情况下，尼克松通过动员号称“沉默的大多数”的白人选民，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了横扫32州的压倒性胜利。

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和1968年完全不同。大部分美国白人，特别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站到了反对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的一边。民调显示，76%的美国公众表示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比2016年的68%有所增加；71%的白人同意“黑人命也是命”运动现在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随着抗议运动的发展，美国很多地方陆续针对性地推倒纪念南方邦联的雕像，这项行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在美国，纪念南方邦联的雕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文物，而是宣传美国南方邦联“败局命定论”（Lost Cause）的符号。“败局命定论”的内容是：当年美国南方各州成立邦联从而挑起内战的起因是为了维护各州的州权，包括各州脱离联邦的权力；南方邦联的领袖是老派绅士，具有高贵的美德，战败是因为寡不敌众。 “败局命定论”回避了美国南方的奴隶制，鼓吹内战之前的南方具有美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其“随风而逝”（gone with the wind）令人惋惜，值得纪念。从1876年到1965年南方各州实施的种族隔离法（Jim Crow Laws）就是这个理论的实践。时至今日，它仍然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重要精神资源。

2017年8月，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聚会示威，肇因就是当地市议会决定移除一座当年担任南方邦联总司令的李（Robert Lee）将军的雕像。数千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在聚会中高举火把，向希特勒和特朗普致敬。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团体也在现场举行活动，抗议这次示威。一名参加示威的新纳粹分子菲尔兹（James Fields）驾车蓄意冲撞对方人群，导致一人死亡，十几人受伤。此事在美国社会激起了巨大反响。特朗普声称双方阵营“都有很好的人”，美国3K党领袖杜克（David Duke）对此回应说：“感谢总统的诚实和勇气。”

2019年4月25日，拜登正式宣布投入2020年总统大选。他在当天发布的竞选影片中专门提到了2017年的这起事件：“夏洛茨维尔也是过去几年中这个国家的决定性时刻的发生地。在2017年8月，你看到3K党、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在公开场合出现……他们碰到了一群勇敢的美国人，随后发生了暴力冲突。一位勇敢的年轻女性失去了生命。这时，我们听到了美国总统的话，他的话震惊了世界，震惊了这个国家的良心。他说，双方都有一些很好的人……通过这些词句，美国总统在那些传播仇恨的人和那些有勇气反对仇恨的人之间，赋予了道德上的同等地位。就在那一刻，我知道这个国家面临的威胁是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的民主，造就了美国的一切，以及美国本身，都岌岌可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宣布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原因。”

拜登宣称， 2017年8月发生在夏洛茨维尔的暴力事件是促使他参选总统的直接原因。就此而言，当前美国各地一座座纪念南方邦联的雕像轰然倒塌，不啻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为他的竞选活动鸣响的礼炮。

拜登的进步主义蓝图

作为从政几十年的民主党中间派，拜登对进步主义的拥抱，是美国时代变革和民主党整体左转的必然结果。

首先需要指出，拜登不是进步派，他的左转并不等于全盘接受桑德斯和沃伦所主张的那种大刀阔斧的结构性变革。

拜登和进步派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医保政策。进步派主张建立“单一付款人”（single payer）的全民医保体系（Medical for all），旨在将所有美国人都纳入政府提供的医保系统中，政府作为“单一付款人” 取代私营保险公司，支付大部分医疗费用。拜登则反对建立政府作为“单一付款人”的全民医保体系，主张由政府提供价格相对较低的“公共医保选项” （public option），公私合营，扩大医保覆盖面。

在2009年奥巴马启动医保改革之时，其初衷包括建立公私合营的混合体制，由政府提供价格相对较低的“公共医保选项”，在保障低收入者能够买得起医保的同时，通过公私两类医保产品的竞争，打破商业化运作的私营医保公司独大的局面，降低总体医疗成本，控制医疗支出。但是在重重阻力之下，号称“奥巴马医改”的《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简称ACA）在2010年3月通过的正式文本没有包含“公共医保选项”，可谓先天不足。拜登的医保方案就是要回到“奥巴马医改”的初衷。这与进步派的目标仍有不小的距离，但在现实政治中更具可行性。例如作为美国医生行业组织的“美国医学会”一直坚决抵制建立“单一付款人”的全民医保体系，但是并不反对“公共医保选项”。

虽然反对全民医保体系，但是拜登采纳了进步派医保政策的一项内容：全美低收入家庭（按照各州的最低收入计算）将自动加入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以此解决那些既无力购买商业保险，也不够资格享有针对贫困阶层的医疗补助（Medicaid）的低端中产阶层的医保问题，这部分人群约占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刑事司法领域，拜登反对“大众监禁”，计划用“公平的制度”取代歧视性的现金保释和预审制度，并且终止所有仅仅因为使用毒品而导致的监禁，改由药物法庭和治疗机构处理此类案件。他承诺结束联邦法庭对于“强效可卡因”和“粉末可卡因”的判决差异，取消联邦死刑和强制性的最低量刑，联邦将创建一个200亿美元的赠款计划，提供给各州和城市用于减少犯罪和监禁，但只限于那些取消了针对非暴力犯罪的强制性最低量刑的州，以此推动各州和地方的刑事司法改革。这些都是进步派乐见的方向。

然而，拜登和进步派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尽管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掀起了遍及全美国的反对警察暴力的抗议运动，但是拜登反对缩减对警察部门的拨款。在“大麻合法化”业已成为美国主流民意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曾经的“反毒品战争”的积极支持者，拜登抵制进步派的联邦层面“大麻合法化”主张，只是支持对于使用大麻“非刑罪化”，并且允许各州自行决定是否合法化。

拜登和进步派最大的分歧在于外交领域。拜登和桑德斯共同任命的6个工作小组，涉及教育、经济、医保、气候、移民、刑事司法等领域，但并不包括外交。进步派主张削减军费开支，减少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拜登则相信美国军队是维持世界正义秩序的力量，虽然他对于军事干预的态度要比鹰派节制审慎。双方最尖锐的矛盾在于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进步派同情巴勒斯坦，愿意公开批评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侵犯和压迫，愿意以美国对以色列的数十亿美元军事援助为条件，迫使以色列改善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而拜登虽然也对以色列计划吞并约旦河西岸关键地区的做法有所批评，警告以色列此举会扼杀任何和平的希望，但是他并不希望对以色列施加有实质意义的压力，也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质疑以色列。

拜登和进步派虽然不无龃龉，但是在某些政策领域的合作很有成效。

拜登团队7月14日发布的“清洁能源计划”就是一个例证。作为“重建更好”经济计划的第二部分，这是一项2万亿美元的公共投资计划，旨在将应对气候变化、增加工作机会和促进种族平等融为一体。其制定者是民主党负责气候变化的工作小组，小组的两位领导人分别是进步派的政治新星，国会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建制派大佬，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务卿的克里（John Kerry）。

在气候变化方面，该计划要求在2035年将美国的碳足迹减少一半，包括实现无碳发电，投资5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堵住废弃的油井等等；在2050年全面建立清洁能源。在工作机会方面，该计划旨在通过发展清洁能源，在汽车、交通、电力、建筑、住房和创新领域创造数百万个新的工作岗位。在种族平等方面，该计划强调，美国环境污染最大的受害者是黑人、棕色人种和原住民社区，2万亿投资中的40%将会用于贫困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以建造新的可持续住宅，发展清洁能源，减少污染。

“清洁能源计划”还包含了如下承诺：彻底改革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执法与合规保证办公室”，严格监管那些违规取得环境许可证的公司。每年公布专门识别弱势社区的地图，确保公司没有利用这些社区的土地从事污染环境的开发项目。在司法部设立专门负责环境和气候司法的部门，清查反污染案件，并追究企业高管的个人责任。

拜登与进步派的合作的最重要后果，是建构了一个“新经济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

特朗普之所以在2016年异军突起，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出现了严重危机。经济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早已断言，建立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全球化扩张就像不断拉扯的橡皮筋，结果注定弹回或断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人类社会也曾经经历过一个国际贸易和投资蒸蒸日上的全球化进程，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可以确保欧洲列强之间的永久和平。然而这个建立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全球化进程最终导致了国家间竞争的加剧，在引发了残酷的世界大战之后又开启了19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自由市场的全球化扩张秩序必然会加剧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从而引起社会力量的反弹。这种反弹存在两种方式，其一是民主社会主义，旨在通过民主政治使市场从属于社会；其二是法西斯主义，通过政治强人来遏制全球化自由市场对国家和社会的支配，但是其代价是根除政治领域中的民主成分，并将弱势的少数群体当成替罪羊。

美国学者库特纳（Robert Kuttner）2018年出版的《民主能否幸存于全球资本主义》（Can Democracy Survive Global Capitalism）一书，指出特朗普的崛起就是波兰尼所说的第二种反弹方式。特朗普的口号是“让美国再度伟大”，也就是以经济民族主义来反抗全球化。但是，民族主义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全球化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他认为特朗普所倡导的是以法西斯主义为底色的右派经济民族主义，他给富人阶层大规模减税，大幅削减社会福利，足以说明他在“阶级之战”中的立场。与之针锋相对的，是美国进步派的左派经济民族主义，其宗旨是回归罗斯福“新政”传统，通过民主政治使市场从属于社会，并且积极构建国际合作的全球秩序。

7月10日，库特纳在“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发表文章，将拜登的“重建更好”经济计划称为“新经济民族主义”。他评论说：“它与特朗普的伪经济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使用了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辞藻，但是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重建以‘美国制造’为主轴的经济体系。 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越来越受到遍及各个族群的大多数美国民众的排斥，而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危机不仅暴露了特朗普的领导力的失败，也暴露了他的经济民族主义图景的空洞。”

拜登的“新经济民族主义”在大方向上很接近进步派的左派经济民族主义。首先，它是对从里根到奥巴马的美国历届政府所崇尚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颠覆。它反对自由贸易的正统观念，承诺利用贸易政策保护美国的产业和就业，推动供应链回归美国，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振兴“美国制造”。这和桑德斯、沃伦甚至特朗普的政策主张都有相通之处，曾经担任特朗普军师的班农（Stephen Bannon）因此指控拜登抄袭了特朗普的政治纲领。

事实上，拜登的“新经济民族主义”和特朗普的右派经济民族主义在三个方面截然相反。

其一是“阶级之战”。拜登承诺推翻特朗普针对富人阶层和巨头公司的减税政策，这些政策对股市和大公司非常有利，但是对于创造美国国内的良好就业岗位收效甚微，拜登计划通过对富人阶层和巨头公司增税，来支付加强投资基础建设、高等教育和医保改革的大笔费用。拜登也比最近几十年来任何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更明确地承诺要重振工会，保障工会的集体谈判权，保证 15美元的最低工资。

其二是移民政策。特朗普政府对外来移民的仇视、排斥和限制是众所周知的，拜登则不仅计划恢复奥巴马政府的关键移民政策——为长期定居且遵守法律的无证移民人群提供一条合法的入籍之路，而且表示将会扭转奥巴马政府对于犯有轻罪或是近期入境的无证移民的强势遣返政策。拜登还承诺放宽工作签证限制，处理绿卡排期积压问题，简化入籍程序。

其三是全球秩序。特朗普的口号是“美国优先”，拜登的目标则是“美国领导”。拜登承诺终结特朗普的单边主义，重建美国与盟国的协商机制，重新展现美国的国际领导力。虽然进步派和拜登对于“美国领导”的具体内涵分歧颇大，但是双方有一点是一致的，都强调人权议题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都强烈批评特朗普与威权主义的外国领导人眉来眼去。

“新经济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意味着拜登可以将自己和希拉里明确区分开来，不再背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遗留的政治包袱。很多进步派人士并不喜欢拜登这个人，但现在却对他提出的总统蓝图额手称庆。许多中间派人士，包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也支持拜登。他们虽然未必认同拜登的进步主义转型，但确实受够了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和反智主义，尤其是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加剧美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

形势比人强。虽然拜登几乎一辈子扮演的都是四平八稳、随波逐流的职业政客角色，他在垂暮之年却拿到了新剧本，有望成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进步主义的总统，开创美国社会的新时代。

（黄湘，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