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721真相的亲历者们：我不仅仅想知道谁打我

柳俊江忘不了去年7月21日深夜，他在元朗一商场被一群白衣人打得头破血流，瘫坐地上。

他家住大埔，那晚正看直播，发现有记者在元朗站被白衣人追打。深夜11点半，他开车赶到连接元朗站的Yoho商场，打算带市民离开。突然间，一群白衣人拉起原已关闭的元朗站铁闸，冲进来进行第二轮袭击，柳俊江回头救人，被白衣人用铁通和木棍殴打。这一晚的事件被称为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事件，震撼香港以至国际社会。作为其中一个受害者，柳俊江之后除了简单受访，从未公开详细讲述被殴打的经历。他说，自己长时间保持沉默，是希望维护作为证人的中立性，期待有一天，这一晚的真相会水落石出。

“等了八个月，没希望了，官方的说法都改变了，不可能有客观的调查了。”2020年7月，柳俊江对端传媒说，他所一直等待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始终没有到来。他现经营广告公司，从前是一名电视台记者，今年4月开始，他决心重操故业，开始民间调查，走访40名和721事件相关的市民，调查前因后果。他表示，自己整合了一些重要线索，但很快发现，“调查走到了Dead End”。

到底拿著藤条、木棍或铁通的白衣人是谁？是村民还是黑帮？两轮袭击中，整整39分钟警察没有出现，为什么？还是说警察一直在隐秘的角落看著一切？警黑勾结是真的吗？过去一年间，721事件所引发的市民对警方和公权力的不信任，急速膨胀，而本应中止怀疑的真相，始终没有到来。一年过去了，元朗平静如昔。

端传媒记者在一周年前夕重访721事件中的数个重要地点。在白衣人曾经大批聚集、首位伤者遇袭的凤攸北街，9间店舖表示，过去一年，警察一直未有以721事件为名提取他们的闭路电视片段，或录取口供。有店员听到“721”三个数字，倾谈几句就关上大门。而在袭击事件过后，不少手持铁通的白衣人通宵聚集不散的南边围村，几个坐在椅子上聊天的老人烦躁地拒绝媒体采访，“过去了，事情都过去了。你们不要再挑起了。”“反正媒体都是歪曲事实。”

“调查已经到了Dead End（死路）了。那些我能力范围以外的、悬而未决的部分，是需要权力去搜证的。”柳俊江说，“大家最终只是想要一个公正的说法，痛苦之处是，大家都觉得这个说法不会出现。”

他们落口供后，就没有下文

苏梓朗同样是721事件的其中一名受害者。“我只录过一次口供，都没有认人。一直以来太多不清不楚的事情，警察（那天晚上做了什么），打人的人是谁，现在拉的人是谁，各个村都说不关他们的事。”一周年前夕，苏梓朗对端传媒表示。

他今年24岁，在元朗长大，当时在元朗站附近的商场做厨师，从上班地点回家需时不到10分钟。苏梓朗回忆说，事发前，他曾在社交媒体上看到721当日会有白衣人出现在元朗的传言，但不以为意。去年7月21日晚上9点45分左右，他下班之后路过凤攸北街，当时一身便衣，脚踩拖鞋，刚说了一句“哇，原来真的有白衣人”，下一秒便遭到数人追打。根据市民所拍影片，事发时约10名白衣人追打他，藤条密集落到他背上。苏梓朗来不及反应，赶忙逃跑，走了20分钟，才在安宁路一家便利商店求助报警。

这一晚，元朗共有三次袭击，苏梓朗经历了第一次，而后两次则在元朗站发生。

当晚约22时40分，聚集在元朗站的白衣人群冲入闸，以铁通、木棍等武器追打市民，并一度冲入车厢袭击市民，但在此期间，元朗站市民长时间经历“无警时分”，直到23时20分，警方才抵达元朗站，并于23时55分要求元朗站关闭。但就凌晨0时29分，白衣人拉开铁闸、再次冲入元朗站和商场追打市民，当时元朗站内再一次没有任何警察，随后先赶来的，只有消防员。

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也经历了元朗站第一次袭击。他与同事拍摄了40分钟的直播，影片拍下了白衣人从在元朗站大堂里挑衅，到入闸殴打市民的过程。林卓廷在车厢内受伤，嘴角出血，右手骨裂，手背的伤势至今仍能看见。

林卓廷质疑，监警会报告披露有200人警力在元朗（编注：根据监警会报告，整个元朗警区，包括元朗分区、天水围及八乡分区，有209名警务人员），为何迟迟未出现拘捕施袭的白衣人。根据警方的警区划分，元朗站的伤人事故应由元朗警区和铁路警区负责，而按警方2017年年报，元朗警区共有990名纪律警员，是全港第二多警力的陆上警区。林卓廷目前正准备与数位伤者，以民事诉讼入禀控告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希望追查警方在事件中的部署。

另一位721伤者、17岁的庄宇樊，亦遭遇了元朗站第一次袭击，出于安全考虑，他以化名接受采访。他表示，当时自己一度在元朗站被白衣人用棍棒击打，后来他逃跑，逃上一辆路过天水围警署的巴士，决定去警署报警。23时35分左右，他抵达警署，眼前是关上的大门和无助的市民。据庄宇樊观察，午夜12时左右，警署外大概聚集20多名市民，渐渐增加到200人，其中不少是街坊，对警署关门群情汹涌。

事发后翌日，庄宇樊前往医院求医并报案。他录下口供，在8、9月前往警署进行认人程序，但由于当时白衣人配戴口罩、事发紧急，当庄宇樊表示难以认出施袭者时，警方告诉他“可以认条眉”，认人程序很快结束，此后，警方没有就检控进度或认人问题再联络他。

“（警方调查）透明度很低，我要知道你们做事的进度，我看新闻才知道检控了。我觉得公道很重要，我不是真的想知道谁打我，我想知道当晚到底发生什么事。”庄宇樊说，他想知道警署为什么落闸，白衣人是如何组织，背后有什么人。

对众多721元朗事件的伤者而言，真相犹如一团迷雾。

根据香港警方所公开的，721案件目前由新界北总区重案组跟进。警方至今拘捕37人，其中不少人涉及黑帮背景，亦有部分担任村代表，被拘捕者中，目前仅正式起诉7人，分别控以“暴动”与“串谋有意图而伤人”。自去年年底至今，警方未有拘捕及起诉更多人，亦未有一人罪成判刑。

事件过去5个月，首个721元朗事件被告、元朗八乡横台山河沥背村村长和八乡乡事委员会居民代表邓英斌才正式提堂。相比之下，根据警方数据，反修例运动示威者至今已拘捕超过9000人，正式起诉近2000人，不少人在被捕后48小时内提堂，警方屡被质疑在调查721元朗事件上“执法不公”、“自己人查自己人”。

去年，市民向廉政公署投诉警察处理721事件不当；据媒体消息，廉署高层提出成立小组主动调查，是否有警员涉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今年6月，廉署于立法会上表示仍在严肃跟进。

法定机构监警会今年5月就反修例运动发表报告，其中721事件为独立专题。就外界指控警方未及时执法，监警会指，当时气氛紧张，拘捕只会令情况升温。对于有警司在南边围村与白衣人搭膊头，监禁会认为，此举是指示白衣人返回村内，并非双方勾结。由于监警会明言没有调查权力，亦未有见过涉事警员，报告引起社会质疑。

元朗区议员麦业成在该区工作长达29年，他认为警察调查已经没有最新进展。身为在凤攸北街的目击者，他去年曾录取一次口供，此后再无下文。他又提到，有关721当晚工作的元朗区警民关系主任梁梓健、指挥官李伟民相继退休，令他感觉721事件似“告一段落”。

柳俊江认为，不论是警方或监警会对于721事件的调查说法，都相当含糊其辞。在他看来，过去一年，香港社会本来期望可以一起建造一面真相的墙，但却一直调查无门，毫无头绪，欠缺一块块建墙的砖头。

民间调查，往真相的墙上放砖头

柳俊江想要在这面墙上尽量多放些砖头。

今年4月，柳俊江征集721事件的目击者采访，不消几天，电子邮箱就塞满几百封电邮，其中有伤者和目击者；他也找到了一些原居民代表、黑帮人士，以及退休或离职的警务人员。他最后跟40人约见、访谈，查看他们提供的相片及影片；又重温几十条事发当日的传媒直播片段，翻查监警会报告，以每分钟的时间点，反复核实受访者证词与其他纪录是否吻合。

柳俊江对比研究目击者的证词，发现三个重要疑问，第一是针对警方当日的人手配置，到底在白衣人施袭时，元朗站内或附近有没有警察？前任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离任前，曾受访指因集中处理上环冲突，导致721事件中前线人手不足。

不过，3名受访者告知柳俊江，他们在白衣人第一次围攻西铁站大堂时，均见到该站控制室内有2名军装警员。柳俊江也发现，监警会报告略提当晚警方在西铁四站、包括元朗站各部署了2名警员，与受访者所指的吻合。

柳俊江提及，厨师苏梓朗接受他访问时表示，他遇袭后跑到安宁路报警，22时半左右，有两架警车到达安宁路，车上约有6、7名警员。柳认为，这批警员距离西铁站700米，加上上述提到控制室内的两名警员和被拍摄到转头离开的两名警员，足以应付元朗站内的白衣人。

他指出，监警会报告刻意遗漏这些细节，并且没有表明元朗站内2名警员的位置。

他调查所得的第二点疑问，是白衣人第二次于元朗站袭击市民前的10分钟，警察究竟有没有出现过？柳俊江访问了一名在元朗工作的地产经纪 Alan，他忆述，自己在约凌晨00时18分身穿白衣混在白衣人群中，目睹警车和军装警员在朗和路出现，并有一名警长关心白衣人情况；白衣人其后稍事休息，警车亦离开。10分钟后，白衣人便再袭西铁站。

柳按其证词对比各大媒体的直播片段，以及地图位置，并未发现矛盾之处。柳俊江当日也正踩在这个时间点上，回头救人继而在Yoho商场被殴打。“如果警察现场看到武力升级但没有阻止，事情是他们的责任。这是没可能回避、一定要提出的问题。”他强调。

第三个疑点，针对在第一轮袭击中，警察迟迟未到场的39分钟。柳俊江表示，将近10名受访者，其中包括新界原居民、退休警员和黑帮人士均对他说，在721当日他们收到一个手机信息——信息明言即使元朗当晚发生任何冲突，警方于“30分钟”内都不会到现场处理。

当区区议员麦业成对端传媒表示，他也听过这说法，但是政府内部似乎决意隐瞒相关信息，民间调查和区议员最终很难证实说法的真伪。柳俊江也认为，这是民间调查的一个困境，因为涉及公权力的内幕，最终很难靠市民自己找到确凿的证据，然而，不去追查，更难逼使政府面对真相。

除了像柳俊江这样做民间调查的亲历者，香港电台新闻节目《铿锵集》于7月13日播出“7.21 谁主真相”一集，亦向警察和部分新界村代表查问了一系列重要问题。透过一名凤攸北街商户提供的闭路电视纪录，和翻查旧有片段，《铿锵集》记者追查到一个重要线索，就是事发前白衣人聚集的凤攸北街早有一名疑似手持委任证的便衣警员巡逻。片段所见，有便衣警员手持疑似委任证在凤攸北街来回十数次，与手持棍状物体的白衣人擦身而过，但未见有任何行动。

新闻播出后第3天，警察在其脸书专页承认：“当日元朗警区曾经派出便装警员，到人群集结的地方视察。”

“警方对721整件事的态度，就是被人揭穿才说出细节。为何需要民间调查？因为对方不断掩饰的这些事，要我们去找寻出来。”柳俊江说。

官方以外，调查的Dead End

民间调查权力有限，只能不断拾获庞杂的事实碎片，展示在公众眼前。这一点，柳俊江很清楚。

他综合所有受访者的证词，质疑721是一宗逐步失控、暴力升级而最终将错就错的事件，比如第二次袭击是因为元朗区势力人士、绰号“飞天南”吴伟南的死讯被误传，而引发白衣人再次袭击。麦业成亦指，有友好的乡事派向他表示，721事情是“走了样”的发展，“有班乡事人都想知道发生什么事。”

柳俊江在书中诘问，谁是721事件的幕后主使者？有证据将矛头指向中联办。路透社及自由亚洲电台去年7月引述录音，指中联办新界工作部部长李蓟贻在去年7月上旬出席新界活动时吁元朗村民充份准备，相信村民不会让示威者生事。中联办反驳说这是恶意谣言。

对于这些涉及公权力的调查，柳俊江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因为不少证据最终都掌握在公权力手中。他举例，例如铁路警区控制中心其实可以观看港铁站的实时闭路电视，但这些闭路电视至今没有公开，警队内部也没有出现吹哨人。

能否透过现存的议会制度，对721展开追踪和纪录，是一些区议员尝试做的。今年26岁的张秀贤是前中大学生会会长，现任元朗元龙区区议员。去年年底，民主派乘著反修例运动的浪潮夺得166万票，首次在香港区议会赢取超过八成半的议席，张秀贤和一批民主派区议员随即希望在体制内跟进721事件。

今年1月7日，他们提出成立“721白衣暴徒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工作小组”（下称“721工作小组”），张秀贤说，设立小组的意义，在于邀请721事件中的伤者、目击者、村民和村长等在区议会发言，并纪录在案。元朗区议会大会表决通过成立这一小组。其时，民政处秘书在席提供服务，并代联络政府部门。

到了1月23日，第二次大会上，当大会将小组职权订为“跟进”721事件时，元朗民政事务专员袁嘉诺即提出“跟进”二字与《区议会条例》列明的职能没有关系；小组所讨论的方向并非地区服务需要，并有可能影响司法程序。袁嘉诺表明政府不能为小组提供秘书处服务，此后连同所有官员和秘书处职员离场。

其后，元朗民政事务处拒绝向“721小组”借出会议场地。今年4月，小组主席张秀贤一度想在户外召开会议，却因为限聚令搁置，至今未成功开会。

不仅仅元朗，今年九龙城区议会成立的“警方执法监察委员会”、中西区区议会的“检视6.12金钟冲突”议程亦遭民政处拒绝提供服务。

“现在政府发觉这块东西无法为它的政策抬轿，便刻意让区议会政治功能开倒车。”张秀贤说，“我想721是很多香港人觉得很离谱的事，但政府到现在也未解答到香港人的很多疑问。为何政府民望、警队公信力破产？721是 Point of no return（回不去的临界点）。”

另一种真相

在另一个平行世界中，721事件在过去一年中发展出不同的观感甚至判断。

一周年前夕，端传媒记者走访了元朗厦村。不久前，有媒体查证发现721事件中有白衣人穿著“厦溪”字样的衣衫，而厦溪会属厦村乡委会旗下。记者甫走近挂有“厦村乡”招牌的房子，透过门缝表明采访来意，立即遭到房内人士拒绝，“我们这里不讲政治，没兴趣，只讲Happy嘢！”

一位自称是村民的男士从房内步出，被问及厦村与施袭白衣人的关系，他表示，“721那些政治，我们新界人永远不参与，你咩独（立）咩独（立）都好。”参与的人是谁？“外面入嚟㗎啰，全部都系，入嚟搞搞震。佢有佢哋讲，城市讲法律，我哋讲乡村文化。（外面进来的，全部都是，进来搞事。他有他们讲，城市讲法律，我们讲乡村文化。）”

另一位自称村长的人士则对记者表示，“我哋唔系惹事，系你哋民主派走入嚟挑衅我哋，打𠮶时我都差不多系现场。（我们不是惹事，是你们民主派走入来挑衅我们，打的时候我都差不多在现场。）”

村民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和政府、警方、建制派和乡事派等对721事件的定性较为相似。

端传媒梳理过去一年官方以及建制派评论721事件的报道，发现在721事件刚刚发生后，港府随即于22日凌晨0时16分出新闻稿，谴责港岛示威及元朗事件。这份港府声明称“昨日元朗事件中的施袭者⋯肆意伤害市民及乘客⋯已要求警务处处长全力缉凶。”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于7月26日首将白衣人描述为“暴徒”。中联办亦就此事表态，同时谴责“黑色恐怖”和“白色恐布”。

不过，建制派和乡事派很快将“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定性为“持两批不同政见人士打斗”。新界乡议局于去年7月23日指，相信元朗站事件是“两批持不同政见的人，语言挑衅辱骂蓄意引起事端，演变成殴斗场面，令无辜市民遭殃”。

有言论开始描述现身于元朗站的林卓廷为事件导火线。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新界社团联会会长兼前元朗区议会议员梁志祥，于7月23日指林卓廷“火上加油”，导致原本只是“对骂”的场面失控，“另一批人冲进地铁站攻击市民和记者”。在721当晚被拍到跟白衣人握手而成为事件焦点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10月称林卓廷带几百名黑衣人挑衅，造成“黑白人大战”。

在《铿锵集》一周年追踪节目中，一个村民质问：林卓廷住元朗吗？11点入来元朗干嘛？

林卓廷对端传媒表示，7月21日当日港岛有示威游行，他白天在湾仔街站帮忙筹款。傍晚，他得知示威人士前往西环中联办，元朗亦出现白衣人聚集，有见两区事态均越发紧张，他决定与同事在两地的中间点美孚逗留，再看需要前往何处。

他表示，后来他收到厨师苏梓朗被殴打的消息，旋即决定前往元朗协助市民，到达元朗站时，已见到站内市民受伤。对于他带黑衣人入元朗搞事的指控，林卓廷认为此言荒谬，他说自己仅与三位随行同事一同进入元朗。去年何君尧曾在立法会动议谴责林卓廷，指控他去年参与港岛示威、带黑衣人进入元朗挑衅，林卓廷后以“诽谤”为由对何君尧的指控进行民事索偿。

警方对721事件的论述亦有明显转变。事发翌日，警方发声明指“元朗发生袭击事件，有人在元朗港铁站月台及车厢内袭击乘客”；时任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于7月23日称将承诺检讨警方不足、尽快拘捕犯案者。去年底开始，警方说法首次与建制派论述合流。新任警务处长邓炳强11月接受专访，称“元朗发生事，又有议员带著一班黑衣人冲入去，令事件愈闹愈大”。

看著警察口径明显改变，柳俊江说，自己逐渐对官方调查失去期望。他提到，有新界北重案组的女警10月透过记者约他倾谈721事件，但他交出电话号码后再无后续。对他而言，721带队警司游乃强担任新界北重案组负责人，是“自己人查自己人”，而邓炳强的说法，更是“从处长级开始做事（改变721论述）”。

端传媒同时翻查中国大陆的官媒报道，发现大多数报导或文章都沿用这样一条故事线：黑衣人挑衅引发暴力冲突——白衣人“教训”暴力示威者——民主派散播谎言误导舆论；而在这论述中，白衣人是“保卫家园”一派。

《环球时报》引述亲建制团体“帮港出声”的言论指，“元朗事件之前，已有多个小区的居民自发组织起来抵抗‘遍地开花’，并发生冲突事件。因此，元朗事件并不是偶然事件。”而身为红三代的内地网络意见领袖、在反修例运动期间多次发文的兔主席，则将白衣人施袭描述为“社会组织企图自救”。

观察网民反应，这类论述在中国大陆受到欢迎，有网友表示，“不小心遭殃的市民不好意思！当时混乱估计不了！不过请你们拿起手中的藤条！再去打废青！”

某程度上，另一种真相已经深植人心。在《铿锵集》播出最新节目后，有内地网友这样评价：“当然是‘港台式’大偏颇，全篇选择性无视黑衣人事先网上串联去元朗闹事且现场挑衅所扮演的角色，只将镜头和记者所谓追访朝向‘白衣人’周边以及警方。”

“好像这件事结束了一样”

在肺炎疫情的波荡中，反修例运动跨过一周年，港区国安法沉沉落地，街头示威锐减，曾经遍地开花的文宣光景也逐渐淡去。不少人感觉，721的真相已经愈来愈远。

柳俊江把受访者的证词写成了新书《元朗黑夜》，为了避免审查，自己独立出版，发布预售后，一觉醒来，已经有2千人确认买书。初版目前已经售完，他正加印第二版，甚至计划翻译英文版本售至海外。他最近东奔四跑，找本地送货公司运书，又亲身到独立书店签书。我们访谈之际已届黄昏，是他当日接受的第4个访问。他难掩疲态。

“我不想一声不吭地生活。”柳俊江说。

过去一年，苏梓朗是最频繁接受媒体访问的伤者，不少伤者担心被报复，噤声或者只是匿名说话，他还是一直公开发言，“不能连我都不出来说。”

经历721事件前，苏梓朗称自己为“港猪”，平日不太关心社会大小风波，脸书不会关注新闻专页，只关注吃喝玩乐。他人生第一次参与示威，是去年6月16日两百万人大游行，不过只是“想去看看”。背部爬满籐条鞭打的印记后，他几乎每个月21日的抗议和纪念活动都会参加，有时也会去反修例运动的示威现场，做一名和理非。

不过，苏梓朗的家人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家养伤期间，家人心疼他被打，但仍然支持白衣人“保护家园”的做法，家人对他说，“你只是事件中的一个错误。”

在苏梓朗被殴打的凤攸北街上，开店的潘老板（化名）问记者：“为何又重提721？”去年每月的21日，街上的垃圾桶总会消失，有时示威者堵路，他们都要绕路回家。不过最近，香港街头运动沉寂，老板快忘记721事件已满一年了。

“我们根本就知道真相，他们要教训游行回来的人。警察处理得不好是真的……”“其实都不知道谁是对面海游行回来，难道整架列车上都是游行完回来元朗吗？”“一些白衣人不是乡氏，可能有黑社会。挑衅得厉害，打到都不知在打谁，就出事咯。”“警察没可能制止不到的。根本就是纵容班人打他们，大家都明白，傻的都知道啦。”潘老板和拍档沈老板（化名）说个不停。

“他们随便拘捕几个人，件事就能过骨（过关）。”沈老板说。“香港当然是不应该发生这种事，但你不顺气，那边又说自己有做事，久而久之就会掉淡。”沈老板说，小市民的生存法则，就是闲事莫理。

17岁的庄宇樊不久前考完了DSE。国安法生效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去外国升学，并计划读书后留下工作，拿到永久居留的资格。经历721事件后，他一度患上创伤后压力综合症（PTSD），经社工转介向心理医生求助。他有过长时间手震和心悸的症状，现在仍会天天做恶梦，需要服药。

他说，就算要离开香港，自己还是会愤怒，对警方彻底失去了信任，“我都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好像这件事结束了一样。”

（尊重受访者意愿，庄宇樊、潘老板及沈老板为化名。端传媒实习记者李智贤、庄芷游对本文亦有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