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的冠状病毒“全能法”：当疫情成为集权契机

随着疫情3月在欧洲的爆发，我知道病毒迟早会到匈牙利，也料到布达佩斯会封城——这几个月，我几乎没有离开过我的公寓；大流行开始后，我还担心供职的媒体会经营不下去——幸好，还有会员的订阅，工作还在。在给长辈们买了口罩、盯着确诊数据的一段时间后，很幸运，疫情虽然抵达匈牙利，但并没有太严重，进入6月，一些限制已经慢慢解除了。

然而，我在列出那张冗长担忧清单时没有想到、如今却成为现实的是：匈牙利领导人，也即执政的极右翼保守主义政党青民盟（Fidesz）、为首的欧尔班·维克多（Orbán Viktor），会借着百年一遇的大疫情“机会”集权，进一步消除了对手中权力的制衡。疫情打击到的，不止是公共健康，还是匈牙利的民主。

疫情开始时，3月11日，匈牙利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crisis situation），开始对公民的公共活动进行控制。3月30日，执政党青民盟利用其在议会中2/3议席的绝对多数，通过了一项以遏制2019冠状病毒为目的的“授权法案”（The Authorization Act，也被称作“冠状病毒法”）。新法案授权政府可以通过政令扩大权力，且规定，“如抗疫需要”，政府可以暂停执行任何现行法律。

凭借这项法律，政府拥有了更多的特殊权力，例如关闭或开放学校和餐馆，关闭国家边境，或向私人公司和医院派遣军事顾问等；而且，在紧急状态解除前，匈牙利也不能举行任何选举和公民投票。反对者称其为： “全能法 ”（omnipotence law）。

“冠状病毒法”的盒子

鉴于目前没有任何客观的因素显示疫情将何时结束，“冠状病毒法”很可能将这些权力无限期地赋予欧尔班带领的政府。理论上，议会只要有2/3的选票就可以取消紧急状态。但是，欧尔班的青民盟党从2010年开始就拥有绝对多数。在过去的10年里，国民议会从未能违背过欧尔班的意愿，因此，谁也不知道紧急状态会持续多久。

欧洲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副研究员维格（Zsuzsanna Végh）说：“根据这条法律规定，只要一则法令的推论声明是与冠状病毒紧急情况有关，就可以接受。而且该法案赋予政府的权力不受时间和主体的限制，这是一个新的威胁。”

反对派的社会党（MSZP）主席 Bertalan Tóth 提醒，2015年首次宣布的“紧急状态”——“大规模移民导致的紧急状态”，就被一拖再拖，至今仍在生效。五年前，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和匈牙利边境，但这一波难民潮在几个月内就结束了。而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移民来匈牙利。

“冠状病毒法”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哗然，反对党、独立媒体和民间团体都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社会党（MSZP）表示反对“赋予欧尔班全能法”，不会“让匈牙利无限期地受制于欧尔班”。右翼的尤比克党主席 Péter Jakab 称，看到这项立法通过，“还不如称这个国家为封建王国”。

根据“冠状病毒法”，国民议会可以自行撤销法案，而宪法法院有权推翻法令，但是，这些机构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由于执政党在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而宪法法院中充斥著亲信、亲政府的忠实拥护者，议会和法庭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如今只存在于理论上。

根据这项“冠状病毒法”，“在非常规法治下，任何被认为在公众面前主张或散布谎言或歪曲事实，被认为是妨碍或阻止成功防护措施的，就可以被认为是犯了可判处一至五年监禁的罪行。”根据该法，对抗2019冠状病毒的“预防措施”包括医疗、教育、边境管制、经济措施等。这意味著，根据该法，不能进行“阻挠”的措施涉及范围很广。

对此，非政府人权组织匈牙利公民自由联盟（HCLU）立即发出警告，这可能会对对匈牙利媒体产生寒蝉效应，并可能导致记者的自我审查。

人权组织的警告没有错，新法很快被滥用。5月的第一周，在两天内就有两人因涉嫌“散播恐慌”而被匈牙利警方拘留和审讯。第一个被拘留人名为 András，他在Facebook上发布了对政府防疫措施的一些批评。他在帖子中使用了“我们亲爱的独裁者，我们亲爱的领袖”等称呼，并在结尾处写道：“你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但请记住，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独裁者都是失败的。”后来，András 在接受采访时说：“（警察）问我，到底在称谁为独裁者？”

第二天，警察又拘留了一个人：János Csóka-Szűcs，久洛（Gyula）镇当地一个名为 Kossuth Circle 的反对派运动的领导人，也是一个中间党派“动量运动”（Momentum movement）的支持者。他在一个名为“未经审查的久洛聊天室”Facebook群组里发布了一个帖子。当天，久洛举行了一个反政府的示威，János 分享了示威的呼吁，并说：“久洛的1,170张床位被清空了。”——在全国范围内的防疫措施实施期间，所有医院百分之六十的病床都要要求腾空，病人也被送回家；但后来疫情并未很严重，这些措施便显得是无用功。据警方的说法，János 发表出的这一句话，便是“阻碍了政府对抗疫情的努力”。

两位被拘留了几个小时，几天后，对他们的指控也被撤销了。但是，像此类的案件——因为发表批评性的观点或是指出一个事实而被拘留——自20世纪80年代共产党政权还在执政以来，就从来没有在匈牙利发生过了。直到2020年。

正是在1989年共产党政权垮台后，欧尔班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自由民主党成员。但当他在2010年第二次担任总理到现如今，欧尔班成为了一个利用排外主义作为政治工具的民粹主义独裁者。

欧尔班自己也说过，希望在匈牙利建立一个“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为此，他改变了选举法，使之偏向自己的政党；通过任命忠心耿耿的同僚担任前独立机构的领导人，从而移除了几乎所有的权力制衡；匈牙利的媒体版图被亲政府的媒体机构所统治，呼应著政府的宣传。腐败是体制内的一个重要因素。欧尔班的孩童时期好友、曾经的煤气装配工尽用四年时间就成为了匈牙利首富。而欧尔班33岁的女婿在匈牙利的富豪榜单上排名第32。

欧盟直选的立法机构——欧洲议会，启动了针对匈牙利的程序，因为该国侵犯了欧盟的法治和民主等基本权利。据华盛顿智库“自由之家”在2020年5月初发表的报告称，匈牙利已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混合政体：“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非民主国家’。”

如维格所说：“执政党对民主的侵犯不是由‘冠状病毒法案’开始的。2010年后，匈牙利政府就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建立起了全面的控制。”

借疫情的“机会”垄断信息、丢弃透明度、让记者自我审查

“冠状病毒法”发布后，人权组织匈牙利公民自由联盟（HCLU）对匈牙利19家独立媒体的编辑和记者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在疫情危机发生的第一个月里，与政府和其他国家机构采访有关疫情信息时的经历。这份报告称，卫生工作者担心如果向新闻媒体对话，甚至是匿名谈话，就会被开除；而新发布的“冠状病毒法案”，则导致了记者们更多的自我审查。

接受该报告采访的记者表示，可供选择的信息来源已经变得稀缺。官方的信息都是经过过滤的，这使得接收到的信息几乎无法进行交叉核对。“即使保证了匿名性，也没人敢跟记者说话，因为他们怕被报复。医护人员是最恐惧的，而要想知道真实的情况的话，他们的声音是最缺失的。”报告称。

政府完全控制了有关疫情的所有信息来源。处理疫情的主要机构是所谓的“政府运营组”。一开始，政府运营组每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允许记者提问。到后来，每个记者的提问数量被限制为两个，随后限制为一个。进而发展到组织者试图从一个记者手中夺走麦克风。

当被问及有关医院个人防护设备的数量，或为什么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数量极少等问题时，政府运营组显然十分不自在。于是，在疫情爆发后的几周，政府运营组将新闻发布的形式转变为线上，记者们只能透过电子邮件进行提问。这使得未被回答的问题无法重新提交，而被回答的问题都是经过严格筛选。一些媒体被无视，很多敏感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应。

此外，所有其他国家机关——例如医院、各部委、专业机构——都不允许与媒体谈论疫情。所有相关的问题都必须提交给政府运营组。

即使在疫情发生之前，匈牙利的独立记者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新闻自由指数中，匈牙利在欧盟成员国中排名第89位（在欧盟成员国中排名最低）——在欧尔班上台前的2010年，匈牙利是第23位。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在2020年初发布的报告，在匈牙利，“独立记者获取信息的难度越来越大。他们被禁止在议会中自由地询问政客，也无法参加不同的活动。政府政界人士不接受批判政府的媒体的采访。公共机构的新闻部门也通常不回答独立媒体的问题。”

匈牙利全国记者协会主席米科洛什（Miklós Hargitai）坦言：“即使在2019冠状病毒爆发之前，独立新闻界与政府和官员的往来经历也很糟糕，记者也多次受到威胁。”

米科洛什说：“疫情爆发之初，政府就开始建立信息垄断。信息获取的途径非常复杂。关于失业率或死亡率的统计数字现已被隐藏起来，而早些时候，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些信息。”政府收集了所有的信息，但只与公众分享它想要公众知道的那一部分。

而且，米科洛什说，共享的信息甚至可能是假的。他回忆，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早几日，他所在媒体机构就知道，有3名死者并未出现在官方统计的数字中。而在他们提交了关于这3名死者的提问后的第二天，他们才出现在了统计数字中——在死亡了5天之后。

利用“冠状病毒法案”赋予的权力，政府还在5月的第一天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推翻了信息自由法（FIOA），并暂停执行欧盟颁布的一般资料保护规范（GDPR）的若干条款，包括查阅及删除个人资料的权利（“被遗忘权”）。匈牙利人很可能会失去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

而根据《信息自由法》（FOI）匈牙利公共机构有15天的时间来答复问询。如果要求的信息数据量太大，机构可以轻易地将期限再延长15天。而现在的新法令则给了他们45天的答复时间，而且还可以再延长45天。

新规定的出台原因依然是“冠状病毒紧急状态”，法令说，因为保持15天的最后期限可能会“危及机构完成与紧急状态有关的公共任务”。

但是，正是因为在紧急状态下，当事情发生和变化如此之快时，尽快收到相关信息将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在90天内。这项新条例立即生效，并在2019冠状病毒紧急状态结束前将一直有效，而且对所有正在进行的 FOI 请求都有效。

权力的滥用

在“冠状病毒法案 ”通过后，一些反对派议员在总理办公室外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由于集会被禁止，示威者们在圆形大厅里鸣笛，当时，这样的抗议并没有遇到问题。之后一周，当他们再次举行示威活动时，警方给参与者开出了罚单，原因是他们“无故鸣笛”。接下来的一周，示威者们又用喇叭鸣笛，这一次，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罚款了，这一次是因为在紧急情况下，人们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离开家——而表达反对意见显然并不被认为是“充分理由”。

政府也抓住机会，对反对派进行了打击。在2019年秋季的地方选举中，反对派在匈牙利多个城市中获胜，甚至连首都布达佩斯也选出了反对派的领导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在过去的10年里，青民盟在全国所有的选举中都取得了胜利。但如今，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将地方市政当局的税收收入转入了中央预算，甚至削减了国家对所有政党的支持。这对反对党的打击最大，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这些措施对对反对党和市长造成了不利影响。”维格说，“这正显示了政府在滥用权力。”

政府还在议会中通过了其他几个有争议的法律，其中就包括匈牙利最昂贵的基础设施、“一带一路”项目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建设，项目的细节在接下来的十年内被归类为了“机密”；此外，匈牙利将不再承认性别转换；而且，政府还将几处昂贵的不动产无偿交给了教会；并将六所大学私有化……疫情仍然占据舆论头条，这成了推动有争议立法的时机。

这项“冠状病毒法”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写道：“宣布本月进入紧急状态的欧尔班先生，是结束这项紧急状态的唯一权利拥有者。”《华盛顿邮报》谴责了这项裁定：“（议会）授予该国民粹主义总理欧尔班·维克多只要他认为适当就可以不受质疑的执政权力。”《经济学人》则批评：“他（欧尔班）掌握著近乎独裁的权力，而欧盟却什么都不做。”

欧盟有一些声音。欧盟委员会主席 Ursula von der Leyen 在一份声明中说：“应对紧急情况的对策，不能以牺牲我们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为代价。”然而，她没有直接提及到欧尔班或匈牙利。欧洲议会公民自由委员会主席 Juan Fernando López Aguilar 在一份声明中提出了他的担忧，“大流行时期的非常措施”，应始终确保基本权利、法治和民主原则得到保护。”欧洲委员会秘书长 Marija Pejčinović Burić 则写了公开信给欧尔班：“一个无限期和无控制的紧急状态无法保证民主的基本原则得到遵守，而限制基本人权的紧急应变措施亦与其所要对抗的威胁完全成正比。”

这些批评有用吗？5月最后一个星期，匈牙利副总理 Zsolt Semjén 提案，建议议会呼吁政府撤销紧急状态。政府官员随即表示，他们倾向在6月20日撤销“冠状病毒法”给予政府的特殊权力。

但是，匈牙利公民自由联盟、匈牙利大赦国际和匈牙利赫尔辛基委员会三个非政府组织的分析称，“副总理提出的这条‘消除紧急状态’的提案，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紧急状态。”而是给予首席医务官员（chief medical officer）一个启动长达6个月的“医疗紧急状态”的授权；在不受议会监督的情况下，还可以再延长6个月的时间。

一旦宣布进入医疗紧急状态，政府将有权限制所有可能导致疫情蔓延的机构、场所、事件和活动的运作，限制商店的经营和营业时间，限制某些产品的销售和消费，限制客运和货物运输，限制人们的个人接触，限制机构的访问，限制离开某些地区，限制使用保健服务。此外，该法案还将赋予政府暂停适用某些法律、减损法定条款以及采取其他非常措施的权力。

换句话说，关于撤销“授权法案”和终止紧急状态的承诺只是一种假象。三个非政府组织分析说：“如果法案以目前的形式获得通过，将使政府再次以法令进行无限期的统治。”

本文记者是匈牙利的政治记者。感谢实习生李海欣的翻译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