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的冠狀病毒「全能法」：當疫情成為集權契機

隨着疫情3月在歐洲的爆發，我知道病毒遲早會到匈牙利，也料到布達佩斯會封城——這幾個月，我幾乎沒有離開過我的公寓；大流行開始後，我還擔心供職的媒體會經營不下去——幸好，還有會員的訂閲，工作還在。在給長輩們買了口罩、盯着確診數據的一段時間後，很幸運，疫情雖然抵達匈牙利，但並沒有太嚴重，進入6月，一些限制已經慢慢解除了。

然而，我在列出那張宂長擔憂清單時沒有想到、如今卻成為現實的是：匈牙利領導人，也即執政的極右翼保守主義政黨青民盟（Fidesz）、為首的歐爾班·維克多（Orbán Viktor），會藉着百年一遇的大疫情「機會」集權，進一步消除了對手中權力的制衡。疫情打擊到的，不止是公共健康，還是匈牙利的民主。

疫情開始時，3月11日，匈牙利政府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crisis situation），開始對公民的公共活動進行控制。3月30日，執政黨青民盟利用其在議會中2/3議席的絕對多數，通過了一項以遏制2019冠狀病毒為目的的「授權法案」（The Authorization Act，也被稱作「冠狀病毒法」）。新法案授權政府可以通過政令擴大權力，且規定，「如抗疫需要」，政府可以暫停執行任何現行法律。

憑藉這項法律，政府擁有了更多的特殊權力，例如關閉或開放學校和餐館，關閉國家邊境，或向私人公司和醫院派遣軍事顧問等；而且，在緊急狀態解除前，匈牙利也不能舉行任何選舉和公民投票。反對者稱其為： 「全能法 」（omnipotence law）。

「冠狀病毒法」的盒子

鑒於目前沒有任何客觀的因素顯示疫情將何時結束，「冠狀病毒法」很可能將這些權力無限期地賦予歐爾班帶領的政府。理論上，議會只要有2/3的選票就可以取消緊急狀態。但是，歐爾班的青民盟黨從2010年開始就擁有絕對多數。在過去的10年裏，國民議會從未能違背過歐爾班的意願，因此，誰也不知道緊急狀態會持續多久。

歐洲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ECFR）副研究員維格（Zsuzsanna Végh）說：「根據這條法律規定，只要一則法令的推論聲明是與冠狀病毒緊急情況有關，就可以接受。而且該法案賦予政府的權力不受時間和主體的限制，這是一個新的威脅。」

反對派的社會黨（MSZP）主席 Bertalan Tóth 提醒，2015年首次宣布的「緊急狀態」——「大規模移民導致的緊急狀態」，就被一拖再拖，至今仍在生效。五年前，大量難民湧入歐洲和匈牙利邊境，但這一波難民潮在幾個月內就結束了。而且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移民來匈牙利。

「冠狀病毒法」引起了巨大的輿論譁然，反對黨、獨立媒體和民間團體都發出了反對的聲音。社會黨（MSZP）表示反對「賦予歐爾班全能法」，不會「讓匈牙利無限期地受制於歐爾班」。右翼的尤比克黨主席 Péter Jakab 稱，看到這項立法通過，「還不如稱這個國家為封建王國」。

根據「冠狀病毒法」，國民議會可以自行撤銷法案，而憲法法院有權推翻法令，但是，這些機構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由於執政黨在議會中擁有絕對多數，而憲法法院中充斥著親信、親政府的忠實擁護者，議會和法庭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如今只存在於理論上。

根據這項「冠狀病毒法」，「在非常規法治下，任何被認為在公眾面前主張或散布謊言或歪曲事實，被認為是妨礙或阻止成功防護措施的，就可以被認為是犯了可判處一至五年監禁的罪行。」根據該法，對抗2019冠狀病毒的「預防措施」包括醫療、教育、邊境管制、經濟措施等。這意味著，根據該法，不能進行「阻撓」的措施涉及範圍很廣。

對此，非政府人權組織匈牙利公民自由聯盟（HCLU）立即發出警告，這可能會對對匈牙利媒體產生寒蟬效應，並可能導致記者的自我審查。

人權組織的警告沒有錯，新法很快被濫用。5月的第一週，在兩天內就有兩人因涉嫌「散播恐慌」而被匈牙利警方拘留和審訊。第一個被拘留人名為 András，他在Facebook上發布了對政府防疫措施的一些批評。他在帖子中使用了「我們親愛的獨裁者，我們親愛的領袖」等稱呼，並在結尾處寫道：「你是一個殘忍的暴君，但請記住，到目前為止，所有的獨裁者都是失敗的。」後來，András 在接受採訪時說：「（警察）問我，到底在稱誰為獨裁者？」

第二天，警察又拘留了一個人：János Csóka-Szűcs，久洛（Gyula）鎮當地一個名為 Kossuth Circle 的反對派運動的領導人，也是一個中間黨派「動量運動」（Momentum movement）的支持者。他在一個名為「未經審查的久洛聊天室」Facebook群組裏發布了一個帖子。當天，久洛舉行了一個反政府的示威，János 分享了示威的呼籲，並說：「久洛的1,170張床位被清空了。」——在全國範圍內的防疫措施實施期間，所有醫院百分之六十的病床都要要求騰空，病人也被送回家；但後來疫情並未很嚴重，這些措施便顯得是無用功。據警方的說法，János 發表出的這一句話，便是「阻礙了政府對抗疫情的努力」。

兩位被拘留了幾個小時，幾天後，對他們的指控也被撤銷了。但是，像此類的案件——因為發表批評性的觀點或是指出一個事實而被拘留——自20世紀80年代共產黨政權還在執政以來，就從來沒有在匈牙利發生過了。直到2020年。

正是在1989年共產黨政權垮台后，歐爾班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當時，他還是一個年輕的自由民主黨成員。但當他在2010年第二次擔任總理到現如今，歐爾班成為了一個利用排外主義作為政治工具的民粹主義獨裁者。

歐爾班自己也說過，希望在匈牙利建立一個「非自由主義的民主國家」——為此，他改變了選舉法，使之偏向自己的政黨；通過任命忠心耿耿的同僚擔任前獨立機構的領導人，從而移除了幾乎所有的權力制衡；匈牙利的媒體版圖被親政府的媒體機構所統治，呼應著政府的宣傳。腐敗是體制內的一個重要因素。歐爾班的孩童時期好友、曾經的煤氣裝配工儘用四年時間就成為了匈牙利首富。而歐爾班33歲的女婿在匈牙利的富豪榜單上排名第32。

歐盟直選的立法機構——歐洲議會，啟動了針對匈牙利的程序，因為該國侵犯了歐盟的法治和民主等基本權利。據華盛頓智庫「自由之家」在2020年5月初發表的報告稱，匈牙利已不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是一個混合政體：「匈牙利是歐盟成員國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非民主國家』。」

如維格所說：「執政黨對民主的侵犯不是由『冠狀病毒法案』開始的。2010年後，匈牙利政府就在整個政治體系中建立起了全面的控制。」

借疫情的「機會」壟斷信息、丟棄透明度、讓記者自我審查

「冠狀病毒法」發佈後，人權組織匈牙利公民自由聯盟（HCLU）對匈牙利19家獨立媒體的編輯和記者進行了調查，詢問他們在疫情危機發生的第一個月裏，與政府和其他國家機構採訪有關疫情信息時的經歷。這份報告稱，衞生工作者擔心如果向新聞媒體對話，甚至是匿名談話，就會被開除；而新發布的「冠狀病毒法案」，則導致了記者們更多的自我審查。

接受該報告採訪的記者表示，可供選擇的信息來源已經變得稀缺。官方的信息都是經過過濾的，這使得接收到的信息幾乎無法進行交叉核對。「即使保證了匿名性，也沒人敢跟記者說話，因為他們怕被報復。醫護人員是最恐懼的，而要想知道真實的情況的話，他們的聲音是最缺失的。」報告稱。

政府完全控制了有關疫情的所有信息來源。處理疫情的主要機構是所謂的「政府運營組」。一開始，政府運營組每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允許記者提問。到後來，每個記者的提問數量被限制為兩個，隨後限制為一個。進而發展到組織者試圖從一個記者手中奪走麥克風。

當被問及有關醫院個人防護設備的數量，或為什麼進行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的數量極少等問題時，政府運營組顯然十分不自在。於是，在疫情爆發後的幾周，政府運營組將新聞發布的形式轉變為線上，記者們只能透過電子郵件進行提問。這使得未被回答的問題無法重新提交，而被回答的問題都是經過嚴格篩選。一些媒體被無視，很多敏感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回應。

此外，所有其他國家機關——例如醫院、各部委、專業機構——都不允許與媒體談論疫情。所有相關的問題都必須提交給政府運營組。

即使在疫情發生之前，匈牙利的獨立記者也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在「無國界記者組織」的新聞自由指數中，匈牙利在歐盟成員國中排名第89位（在歐盟成員國中排名最低）——在歐爾班上台前的2010年，匈牙利是第23位。據「無國界記者組織」在2020年初發布的報告，在匈牙利，「獨立記者獲取信息的難度越來越大。他們被禁止在議會中自由地詢問政客，也無法參加不同的活動。政府政界人士不接受批判政府的媒體的採訪。公共機構的新聞部門也通常不回答獨立媒體的問題。」

匈牙利全國記者協會主席米科洛什（Miklós Hargitai）坦言：「即使在2019冠狀病毒爆發之前，獨立新聞界與政府和官員的往來經歷也很糟糕，記者也多次受到威脅。」

米科洛什說：「疫情爆發之初，政府就開始建立信息壟斷。信息獲取的途徑非常複雜。關於失業率或死亡率的統計數字現已被隱藏起來，而早些時候，人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這些信息。」政府收集了所有的信息，但只與公眾分享它想要公眾知道的那一部分。

而且，米科洛什說，共享的信息甚至可能是假的。他回憶，在疫情爆發初期的早幾日，他所在媒體機構就知道，有3名死者並未出現在官方統計的數字中。而在他們提交了關於這3名死者的提問後的第二天，他們才出現在了統計數字中——在死亡了5天之後。

利用「冠狀病毒法案」賦予的權力，政府還在5月的第一天頒布了一項新的法令：推翻了信息自由法（FIOA），並暫停執行歐盟頒布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的若干條款，包括查閱及刪除個人資料的權利（「被遺忘權」）。匈牙利人很可能會失去對個人數據的控制權。

而根據《信息自由法》（FOI）匈牙利公共機構有15天的時間來答覆問詢。如果要求的信息數據量太大，機構可以輕易地將期限再延長15天。而現在的新法令則給了他們45天的答覆時間，而且還可以再延長45天。

新規定的出台原因依然是「冠狀病毒緊急狀態」，法令說，因為保持15天的最後期限可能會「危及機構完成與緊急狀態有關的公共任務」。

但是，正是因為在緊急狀態下，當事情發生和變化如此之快時，儘快收到相關信息將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在90天內。這項新條例立即生效，並在2019冠狀病毒緊急狀態結束前將一直有效，而且對所有正在進行的 FOI 請求都有效。

權力的濫用

在「冠狀病毒法案 」通過後，一些反對派議員在總理辦公室外組織了一次示威遊行。由於集會被禁止，示威者們在圓形大廳裏鳴笛，當時，這樣的抗議並沒有遇到問題。之後一週，當他們再次舉行示威活動時，警方給參與者開出了罰單，原因是他們「無故鳴笛」。接下來的一週，示威者們又用喇叭鳴笛，這一次，他們中的一些人又被罰款了，這一次是因為在緊急情況下，人們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離開家——而表達反對意見顯然並不被認為是「充分理由」。

政府也抓住機會，對反對派進行了打擊。在2019年秋季的地方選舉中，反對派在匈牙利多個城市中獲勝，甚至連首都布達佩斯也選出了反對派的領導人。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在過去的10年裏，青民盟在全國所有的選舉中都取得了勝利。但如今，在緊急狀態下，政府將地方市政當局的税收收入轉入了中央預算，甚至削減了國家對所有政黨的支持。這對反對黨的打擊最大，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其他收入來源。「這些措施對對反對黨和市長造成了不利影響。」維格說，「這正顯示了政府在濫用權力。」

政府還在議會中通過了其他幾個有爭議的法律，其中就包括匈牙利最昂貴的基礎設施、「一帶一路」項目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鐵路建設，項目的細節在接下來的十年內被歸類為了「機密」；此外，匈牙利將不再承認性別轉換；而且，政府還將幾處昂貴的不動產無償交給了教會；並將六所大學私有化……疫情仍然佔據輿論頭條，這成了推動有爭議立法的時機。

這項「冠狀病毒法」引起了國際媒體的關注。《紐約時報》寫道：「宣布本月進入緊急狀態的歐爾班先生，是結束這項緊急狀態的唯一權利擁有者。」《華盛頓郵報》譴責了這項裁定：「（議會）授予該國民粹主義總理歐爾班·維克多隻要他認為適當就可以不受質疑的執政權力。」《經濟學人》則批評：「他（歐爾班）掌握著近乎獨裁的權力，而歐盟卻什麼都不做。」

歐盟有一些聲音。歐盟委員會主席 Ursula von der Leyen 在一份聲明中說：「應對緊急情況的對策，不能以犧牲我們的基本原則和價值觀為代價。」然而，她沒有直接提及到歐爾班或匈牙利。歐洲議會公民自由委員會主席 Juan Fernando López Aguilar 在一份聲明中提出了他的擔憂，「大流行時期的非常措施」，應始終確保基本權利、法治和民主原則得到保護。」歐洲委員會秘書長 Marija Pejčinović Burić 則寫了公開信給歐爾班：「一個無限期和無控制的緊急狀態無法保證民主的基本原則得到遵守，而限制基本人權的緊急應變措施亦與其所要對抗的威脅完全成正比。」

這些批評有用嗎？5月最後一個星期，匈牙利副總理 Zsolt Semjén 提案，建議議會呼籲政府撤銷緊急狀態。政府官員隨即表示，他們傾向在6月20日撤銷「冠狀病毒法」給予政府的特殊權力。

但是，匈牙利公民自由聯盟、匈牙利大赦國際和匈牙利赫爾辛基委員會三個非政府組織的分析稱，「副總理提出的這條『消除緊急狀態』的提案，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緊急狀態。」而是給予首席醫務官員（chief medical officer）一個啟動長達6個月的「醫療緊急狀態」的授權；在不受議會監督的情況下，還可以再延長6個月的時間。

一旦宣布進入醫療緊急狀態，政府將有權限制所有可能導致疫情蔓延的機構、場所、事件和活動的運作，限制商店的經營和營業時間，限制某些產品的銷售和消費，限制客運和貨物運輸，限制人們的個人接觸，限制機構的訪問，限制離開某些地區，限制使用保健服務。此外，該法案還將賦予政府暫停適用某些法律、減損法定條款以及採取其他非常措施的權力。

換句話說，關於撤銷「授權法案」和終止緊急狀態的承諾只是一種假象。三個非政府組織分析說：「如果法案以目前的形式獲得通過，將使政府再次以法令進行無限期的統治。」

本文記者是匈牙利的政治記者。感謝實習生李海欣的翻譯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