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品敦南最后一夜：向90年代台北告别，今宵且珍重

5 月 30 日傍晚，台北诚品敦南店外，人们在刚拉起的夜幕和溽暑之中排起队伍，等待进入店内。从地下三楼的音乐馆、文具馆，地下二楼的酒窖、美食街，地下一楼和地面层的文创商店，再到二楼的书籍区，每个楼层都挤满了躁动的人群，他们在闭店的倒数计时器前自拍，在收银台最后一次买走来自诚品敦南店的商品。

由于诚品敦南店所在的敦南金融大楼即将重建，租约只到 2020 年，在华人世界一直拥有标志性地位的诚品敦南店，即将在 5 月 31 日熄灯，而“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任务，则会由信义店接手延续。

为此，诚品书店规划了长达一个月的“倒数活动”，活动内容包括讲座、音乐会、酒会和舞会，甚至连总统蔡英文都特地赶往“重温书店时光”，引起路人围观。知名文化人詹宏志在接受苹果日报专访时则指出，“即使这家店在异地重生、比现在更进步更棒，都已经不是同一家书店”，再次道出了诚品敦南店的份量与地位。

或许是早已知道这里即将拆除改建，敦南店方没有再投入太多经费维护设备，不论是墙面、天花板、地板接缝，到处都能看得出时光留下的痕迹，流露出多年来未曾打烊的疲态。

尽管如此，参加讲座的民众，依然在二楼的咖啡座旁排起了长长的人龙。一旁低头正喝着咖啡的一位中年女子，带点倦意地和同伴咕哝，“我昨天凌晨四点就受不了，先回家睡了几个小时，早上起床又赶了过来。”

店内异常热闹。几个年轻人自己带来了音响，在书柜前跳起了舞。店门外，几个乐手把自己安顿在人行道的角落里，开始演奏起音乐。一切如此即兴，就连闻声而来的观众的鼓掌声，听起来也带点生涩。一切如此即兴，就像过去三十年来，曾经在店门外自发聚集、逐渐生长出来的个性小摊聚落一样。

地下三楼的诚品音乐馆，气氛依然喧腾。地上随处摆着一箱箱 CD 和黑胶唱片，有些直接贴上了标示折扣的数字贴纸，等待买主带走。

突然间，林赛・白金汉（Lindsey Buckingham）的〈Trouble〉，从店中央临时摆上的音箱中传了出来。突如其来的电子鼓声、轻盈飞扬的吉他旋律，以及带点迷幻风味的声线，让唱片店内喧腾的气氛静了下来。有些人放下了手中的唱片，朝着声音的来源走去，然后陶醉地看着黑胶唱片在铁三角唱片机上悠悠转着，不自觉也跟着节奏摆动起来。

听着听着，原本坐着的店员也走了过来，守在唱片机旁。等音乐渐弱淡出后，那位店员迫不及待地将唱片机的唱针提起，接着又小心翼翼地，将唱针重新放回到黑胶唱片的外缘，最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去。一阵杂音过后，〈Trouble〉俐落的电子鼓声，再一次从音响里传了出来。

闭馆的前夜，人们都在此寻找熟悉的角落，也同时进行一些平日陌生的活动。诚品素来有禁止在店内摄影的规定，但熄灯前夕，店里到处都有人在拍照留念。以往总被书虫占据的书店过道，此时也忙碌得再也容不下他们席地而坐。这或许是诚品敦南店前所未有的荣景。令不少人难过的是，这也是敦南店闭店前最后的光景。

究竟，为何诚品敦南店的熄灯，会被视为如此重要的事情，不只文化界人士纷纷喟叹、市民争相前往道别，就连总统都要亲自赶去买书呢？

敦南路上的诚品：中产台北与吉林省小县城的交会

的确，有些东西，或许是任何分店都无法取代敦南店的。

诚品敦南店一向被认为是诚品书店的“总店”和“发源地”，意义自然非凡。对于许多台北人而言，诚品敦南店也是敦化南路圆环附近最重要的地标之一，是集体记忆的重要元素——他们可能曾经在此约会碰面、午夜失眠，也可能曾在夜店打烊之后，在这里等待清晨第一班捷运开出。而以“干净、进步”著称的台北捷运，同样也是90年代城市进步与骄傲的象征。环绕着诚品的生活方式，是许多台北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场景，不只是买书看书的地方。

诚品敦南店镇守的敦化南路，可以说就是 1980 年代末台北的时尚前缘和消费中枢，以精品店、高级西餐厅、酒窖、顶级办公大楼，在敦化南路上建立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态系。

诚品内部员工则流传一个说法：“敦南店就是最诚品的诚品”，在所有台湾分店之中自成一格。台湾出版业的编辑圈也普遍认为，敦南店的店员一向有自己的坚持，其他分店不会引进的冷门、严肃书籍，敦南店往往都吃得下、卖得动，因为“敦南店有很多敦南店才会有的客人”，店员和顾客之间的关系非常“传统”，熟客甚至还会亲自带当季蔬菜来送给店员。

反观即将接棒通宵营业的信义店，不管怎么说，总归还是位于更摩登、更光鲜亮丽的信义区，难保这些敦南店的“奇异客人”不会感到陌生、遭到排挤。

除了充当市民的记忆背景、具有无可取代的意义之外，诚品敦南店和书店前的林荫大道——敦化南路，其实也还隐隐指出了台北的城市发展史。

从高空看，台北就像一棵树木的半边年轮。这幅年轮的起点，是市区西侧的淡水河畔，并在清代建省、日本殖民、国民政府来台的政权更迭之中，一圈一圈往东边生长，而城市的重心，也跟着一路向东移动——大稻埕、艋舺是清代的台北；九条通、永康街、华山是日本人开拓的新台北；国父纪念馆、东区一带是 1970、80 年代的台北；至于最东缘的信义计划区，则是二十世纪在这座盆地里留下的最后一道风景。

其中，诚品敦南店镇守的敦化南路，可以说就是 1980 年代末台北的时尚前缘和消费中枢，以精品店、高级西餐厅、酒窖、顶级办公大楼，在敦化南路上建立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态系。由此，作为“文化事业”、代表“中产阶级品味”（因而和学生、知识分子需要的书店不同）的诚品书店，会将第一家店开在敦化南路，几乎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同样在当时刚出道的男子团体“小虎队”，也曾选在今日诚品敦南店的大楼前拍摄〈青苹果乐园〉这首歌的 MV，和诚品书店共同见证了台湾经济起飞、文化产业羽翼渐丰的年代，一些只想安静看书的台北人，确实有了24营业的诚品敦南店后，便可以从此“向寂寞午夜说bye bye”（〈青苹果乐园〉词）。

以敦南店为首，诚品先后在海峡对岸成为年轻人、文艺人士摹想台湾的文化符号，也让敦化南路定格成为八〇年代中产乐观的背景，和同时期林强〈向前行〉中的台北车站相映成趣，只不过后者弥漫的，是中南部农村子弟北上寻梦的乐观拚劲，而不是新兴的中产趣味。

然而，如果就此将诚品书店简化为“中产阶级品味”的化身，其实也只能描绘出一部份图像而已。实际上，在 1980 年代末因为解严而风起云涌的台湾社会里，诚品也曾是很多另类思潮和学生的根据地。对于很多在同时期北上工作、求学的年轻人来说，诚品不只是想像中产阶级生活的凭藉，也还曾经是很多经济刚刚进入小康、文化上却没有太多资源的城乡移民后代，用来接触新颖思想的入口。

但整体而言，诚品之所以诞生，的确就是因为台湾社会在解除戒严、民主化之后，对知识和生活美感的需求迸发，也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仓禀实而知礼义”，本身就是台湾社会时代精神的一个切片。

更有意思的是，“敦化南路”本身其实还是一个谜团。

虽然台北是个“年轮”，是百多年来一圈圈长出来的城市，但实际上，今日市区里大部分的道路，都是早在日本殖民时期，就已经在地图纸上规划好的——敦化南路，则是其中少数的例外，是国民党政权来台之后才决定要新辟的一条马路。

据说台北市政府之所以会规划这条路，是“台湾工艺之父”颜水龙和时任台北市长高玉树的构想，于 1957 年从松山机场拉出了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向南，亦即今日的敦化北路和敦化南路，并在通往总统府的仁爱路路口，另外设置了一个圆环作为视觉端点。从此，敦化北（南）路和仁爱路这两条林荫大道，便成为外宾下机、驱车前往总统府的“国门之路”，沿路绿荫葱葱，大方气派。

然而敦化南路的“敦化”，又是所指何物呢？想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依然要把目光放回地图上。

根据台北市政府修订的《续修台北市志：铁公路与航运篇》，台北市区道路的命名逻辑，基本依循几个规则：中国地名、国民党的核心意识形态、符合国民党史观的重要人物或事件，以及传统中国的中心德目等。

循此，台北市区东西向的主要干道便很有意思，由北到南的路名分别是：民族、民生、民权、南京、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分别代表被国民党视为“神主牌”的三民主义和传统道德；而南京呢，虽然突兀、却很直白，用意大抵是遥念民国首都。

但整体而言，国民党接管台湾初期，最常使用的街道命名方式还是中国地名，而且这些街道在台北市区中的位置，一般都和相应地名在中国地图上的方位颇为契合——简言之，就是把中国地图，给套叠到台北的市街上了。

有些路名指涉的中国地理，今日已成历史（比如合江街、松江路、安东街这些国民党时期的“东北九省”），也有像“敦化”南路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县城名。

以这个规则来看，“敦化”所指的，很有可能便是中国吉林省的敦化县，而从地图上看，敦化北路也的确位于台北市区的东北方，和国民党统治初期命名道路的习惯颇为一致。如果参照官方修订的《续修台北市志：铁公路与航运篇》，台北市政府也已经明确指出，敦化南北路的“敦化”，的确就是吉林省的“县名”。

然而启人疑窦的是，敦化其实是个老解放区，早在对日抗战期间，就已经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对国民党来说，用老解放区为台北道路命名，表面上似乎不合逻辑。再说，国民党究竟为何要用一个小县城的地名，为战后台北最重要的一条林荫大道命名呢？

实际上，从 1945 年的美军地图来看，今日的敦化北路，早在日殖时期就已经出现，而国民党政府于 1948 年做的都市规划中，也早就出现过“敦化路”的字样——尽管当时这条路仍是一条小路。换言之，当初命名“敦化路”的人，其实并不知道这条路后来会被扩建成一条林荫大道。

不过这种将中国地图叠套到台北市街上的作法，却也意外地让台北各个气氛相异的街廓，总会在街道名称上带有中国特定地区的意象。

比如人文荟萃、大学云集，以咖啡店、书店沙龙和知识分子摇篮著称的南区，就经常被连结上浙江地名（永康街、温州街、丽水街）；西区以生猛活力著称的旧市区，则往往带有西北、西南省份的边疆或大漠风情（比如迪化街、归绥街、桂林路；其中，迪化为乌鲁木齐旧名，归绥则为呼和浩特旧名）；而台北在战后发展的新市区，则几乎成了东北地名的天下（比如延吉街、临江街、通化街），因为东北比华东更为“边疆”，从而被投放到了台北市区更东面的地方，也显示出台北市街层层向东扩张的“年轮轨迹”。

然而这些街道名所含有的大中国思想和地理意涵，在台北人的长年覆述下，早已在时间冲刷和日常流动之间被淘空泰半。有些路名指涉的中国地理，今日已成历史（比如合江街、松江路、安东街这些国民党时期的“东北九省”），也有像“敦化”南路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县城名，连台北人都不知道地名缘由，却从东北一个边陲小镇，摇身一变成为台湾经济荣景、文化蓬勃的注脚，无疑也是两岸历史一个无心插柳的奇趣所在。

诚品近年来的动态，反映出的正是中国市场的扩张演进，而背景则是台湾在华文世界中逐渐式微的文化话语权。

“中文世界的文艺麦加”逐渐改变：诚品的商场化和地产化

话说回来，这也不是诚品敦南店第一次因为都市更新而被迫熄灯。1989 年诚品创立时，店面位置其实原本在更靠近圆环、距离现址大约一百公尺的地方，后来则是在 1994 年因为店址大楼拆除重建，才又迁至现址。

据传当年在寻觅新店址的诚品创办人吴清友，看上了邻近的敦南金融大楼，然而大楼当年的房东是新光集团、原本属意将大楼租给百货公司，最后是由当年仍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出面斡旋，才说服新光集团将店面租给诚品。随着诚品敦南店话题延烧，陈水扁近日也在自己的脸书页面上自称，自己当年在说服新光集团时曾经说过：“台北不缺百货公司，但不能没有诚品。”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1990 年代台湾刚刚解严，各种思想百花齐放，民众对于知识的确求知若渴。到了 2004 年，诚品书店更被外国媒体指为“亚洲最佳书店”，而诚品的敦南分店，也在 2015 年被 CNN 选为“全球最佳十四间书店”，坐稳了台湾书店业的龙头宝座，成为艺文产业的“台湾之光”与形象标竿。

由此，诚品敦南店的熄灯，对于台湾的文化产业来说，标注的或许也正是一个时代的谢幕。

十多年前，台湾刚刚开放大陆观光客，有些跟着旅行团来台的书虫，经常会趁着夜间的自由活动时间走进诚品，再心满意足地提著书袋离开。当年大陆杂志制作的台湾专题，说来说去也总归不出那几个台式符号——咖啡店、便利商店、自行车或摩托车环岛（以单车环岛为主题的电影《练习曲》，在 2007 年刚刚上映），而诚品书店，则几乎是每个编辑都曾指定过的题目。

在中国书店地景仍被新华书店主宰、大陆人对台湾的想像也不若今日立体的年代里，对某些大陆文艺青年来说，诚品书店几乎就是台湾的同义词，能让他们把对台湾的美好想像，全都浓缩进这个灯光甜暖的空间里，遥遥浮在海峡对岸的地平线上。

到了 2012 年，诚品终于进军香港；2015 年，诚品苏州分店开幕——每次西进，诚品都在文化界激起了阵阵涟漪。然而今日回看，把分店开到对岸去，或许也就是诚品从大陆文艺神坛上跌下的开端：如朝圣去处一般的诚品，逐渐不再承载台湾独有的“小资光环”，而大陆人除了诚品之外，也已经有了方所书店、有了单向空间。

整体而言，诚品近年来的动态，反映出的正是中国市场的扩张演进，而背景则是台湾在华文世界中逐渐式微的文化话语权。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小资”这个说法，其实具有十足的中国特色，原本出自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概念，在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观之中带有贬义，却也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初期，经常被当作某种营销噱头，特指追求体验、物质和精神享受的情调，可以吸引“刚刚富起来”的大陆人。

然而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小资”这种早期经常被大陆文艺青年，用来和诚品书店扣连在一起的说法，在今日的大陆语境之中早已不再时兴，却反倒在近年的台湾十分常见，但含义和形成脉络与大陆早期的“小资情调”完全无关，指的是“几乎没有资产可言的苦哈哈的上班族”（缘起可能是 2011 年台湾的电视剧《小资女孩向前冲》），大抵也是另一个反映两岸均势消长与社会氛围的巧合。

换个角度来看，诚品的变化，除了反映台北的历史奇趣和两岸消长之外，其实也是台湾产业的整体缩影。

2009 年，诚品正式“华丽转身”，将用来经营商场的分公司，改名为“诚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并增加了书店内贩售非书籍类商品的面积比重——诚品书店，于是越来越像诚品商场。到了 2017 年，诚品再次被外国媒体提及，却不再以书店之名登上版面，而是成了CNN笔下的“全球最佳百货公司”。

除此之外，作为文化符码的诚品书店，也经常成为房地产商的销售卖点，让诚品书店宛如一只“金手指”，点到之处都能带动房地产价格。这种利用文化包装房地产的作法，后来被一些人称为“文化地产”模式。

比如 2010 年前后，台北的淡水新市镇就曾有不少新建案，宣称将与书店合作建立“社区图书馆”，举凡诚品书店、日系的纪伊国屋都名列在内。2015 年诚品首次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在苏州设立“诚品生活苏州”时，也是采用这种模式，和房地产商共同在金鸡湖畔推出了“诚品居所”建案。

诚品书店的商场化、地产化，除了反映出书店利润低微、营运艰难，以及台湾与大陆经济高度仰赖房地产作为动力的畸形现象之外，也能在其他后来创立的书店上看到。比如由知名文化人张铁志担任顾问的“青鸟书店”，就曾经与建商合作，在建案开工前的地盘上设置“180 天期间限定”的书店，一时之间蔚为话题。

整体而言，书店虽然似乎无法再靠卖书赚钱了，但书店承载的文化资本和正面形象，依旧是门好生意。

就在诚品因为敦南店即将熄灯，而在媒体上高度曝光之际，诚品生活的董事长吴旻洁又召开记者会宣布，诚品自家的新电商平台将会在今年底正式上线，不只改善服务介面和使用者体验，也会将诚品打造成更全面的“消费生态系”，以弥补实体通路的局限，并将实体店面逐渐改为“社区型书店”，呼应十多年前诚品与建商合作建立“社区图书馆”的尝试。

与此同时，吴旻洁也透露，诚品可能也会在今年于吉隆坡展店，让马来西亚成为诚品在香港、中国大陆、日本之外的第四个海外据点。如果将这些动态，放在诚品今年已经接连收掉台东、敦南以及士林等三个分店的脉络中看待，我们似乎也更能察觉出诚品经营重心的加速移转，而电商和跨国展店，或许便会是贯穿诚品未来的几个关键字，也会是新时代的文化面貌，诚品敦南独属台北90年代的气质，也将随熄灯而逐渐远去。

5月31日，诚品敦南店的最后一个营业日，书店区的人潮依旧不减，更有大量人潮凌晨四、五点时仍徘徊不去，或许是为了聆听城邦文化创办人詹宏志的讲座、或许单纯是不舍自己在书店中最爱的那个角落。他们有些或许念旧、或许感伤，有些则或许只是尝鲜、来凑凑热闹，第一次踏入诚品敦南店就是最后一次。而在疫情封锁国门的当下，更多曾于此地流连过夜的老书友，只能在海外使用社群媒体、或在心中默默说声再见。

今夜11点30分，吴旻洁将与团队在现场主持“熄灯”仪式，这延续三十年、横跨世纪之交的台北传奇故事，将就此画上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