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律：政大学生又丑又笨又不用功？一个大学兼任教师的观察

【编者按】：2020年5月10日上午8时，台湾导演易智言在 facebook 发文（帐号目前暂时关闭）表示自己遭到国立政治大学的“羞辱”而拒绝继续在该校教课，他先是指出校方邀请他担任兼任老师时的说法与实际开课情况不一，同时批评“被学生骚扰”，像是私下要求到他公司实习或当演员。不到两小时，易智言再度发文：“老师应该奉献吗？当一切荒芜，干嘛奉献给又丑又笨又不用功的学生，和官僚懦弱的学校体制？”校方隔天立即回应，表示“目前请英文系沟通联系中”。由于公开批评学生又丑又笨，引来网上一阵论战。对此，不到 48 小时之内，易智言一共发了十篇文章回应。整起事件也引起许多高教官僚与师生伦理问题的讨论。以下为台湾一名“兼任助理教授”李律对此事件的评论。

我有很多个身分，其中一个身分叫做“流浪博士”。这个身分从 2015 年博士班毕业一直维持到现在。“流浪”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没有固定居所”，而流浪博士的意思也可以此类推，指的是“没有找到正式教职，只能在很多学校当兼任的流浪博士”。

博士毕业后，我曾担任过政治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也在该校的“X书院@创意实验室”当过“硕士级研究助理”，也做过完全不需要博士学历的公务员。简单地说，我没有成为博士阶段之后理当转换的角色：大学专任助理教授。

可能我不优秀、可能我是土博士、可能我发表的研究太少。总而言之，十五年前为了大学教职而决定去念博士班，以结果论来说，还真是完全搞砸了。但是我的运气一直很好，总会有许多贵人老师给我机会，所以这学期我有了个新身分，是北部某国立大学的兼任助理教授。

兼任助理教授薪水有多少？我猜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学生都不知道。俗话说“吃米不知米价”，但老实说学生也没必要知道，那个在台上讲到喙角全泡（闽南语，形容讲话口沫横飞）的人到底实拿多少钱。

其实，就是钟点费，每小时 700 多元。假设一学期开了一堂两学分的课，那么这学期实拿的薪水就是：2 * 18 * 700=25,200（学分数 * 周数 * 700）。值得一提的是， 25,200 并不是月薪，而是整个学期所实际拿到的薪水。

一堂课一小时 700 元，合理吗？大概比便利商店与麦当劳的店员多了一两倍，但是，作为一名兼任助理教授的劳动，并不只是上课而已。上课前，我的通勤往返时上是花四小时，另外花好几个小时备课、制作教材；下课后，我继续留下来解答学生的问题，到他们满意为止。以这礼拜为例，我花了两个多小时说服一个学生不要逃避问题，要直面内心的伤痛与问题。又花了两小时陪另一个学生解开每一个曾经纠缠的结，试图找到最原初的问题症结。

表订是四点下课，但我回到家已经超过晚上十点，这当中我所花去的时间，一毛钱都领不到。我不在乎这些付出没有金钱回报，因为我真心喜欢教书，我真心喜欢我的学生。那些心灵交流与信任，对我来说是品质很精纯的时间流逝、是付出生命中一段时间的方式里最宝贵的一种。

不过我也同意，这种超值的“售后服务”不是要求一个老师的共同标准。

一名教书的老师，其实跟做炸鸡的摊商、重机具的操作员、公车司机、养鸭场的鸭农、交通警察、房屋仲介、清洁队员、Uber Eats 外送员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有倦怠的时刻、想要放空的时候、看着眼前的对象（炸鸡、生产线、打结的交通、鸭、鸡掰客户、垃圾）感到厌烦，只剩下身体的劳动，或是在一天的情绪劳动后对自己彻底厌弃。若撇开圣职的光环，老师也只是正常的人，有喜怒哀乐、有弱点、会说谎、有时会做卑鄙的事、有时也看不起自己。但是，一个对教学没有热情的人可以当老师吗？不行吗？为什么呢？

5月10日上午八时，易智言于脸书发文：“决定不继续在学校教书了，肇因被政大羞辱，我母校官僚温情主义在说服我抽空来兼任时好话说尽，但承诺与现实落差极大，台湾教育体制显然有我不了解的问题，我浪漫庸俗的人情做到这里。原本完全没有意愿，但前年英文系就联络我，请我教 creative writing，说同学迫切需要，（再之前的广电系，状况好一些些。）。于是排除其他工作承诺来上课，但前年开学前临时被通知，学校没有费用所以不用来了。在台湾兼任老师一小时六百元多，整学期预算一学期四个多月大约四万，政大没有四万，临时没有费用开课。我无所谓，继续学校外的工作，那才是真枪实弹吧？事隔一年今年又找我，告知今年有四五万的预算，可以开 creative writing ，因为“好多”同学还是需要，浪漫欣然答应。

实际开学，上课的英文系只有两位同学，加上其他科系同学勉强凑足八九位吧？然后被上课同学骚扰，问我是否可以到我公司实习，是否可以提拔当演员，是否可以做他私下剧本指导他可以主演，这是目前政大上 creative writing 的状况。说被政大羞辱，还有些含蓄，我应该是被台湾国立大学看中来凑数的。每上一堂课，要备课五小时，实际上课三小时，没有迟到早退。被羞辱很好，因为挫折让我比较接地气。但我们也要羞辱政大，让他挫折接地气。我的母校，我到现在应该只见过助教一面，他递给我一张上课名单。我接下来的电影废弃之城即将上映，不会给政大任何招待券，反正他们看不懂，他们缺乏生命值得的向往浪漫。”

易智言导演在脸书批评政治大学的发言，引来许多人讨论。有关政治大学的问题，我并不陌生。我试着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通常，一所大学需要很多兼任老师，是因为学生没课上。学校里的专任老师基本授课学分是一学期九学分（可能因校而异），但如果另外兼行政职、科技部研究或产学研究等的老师，还可以减少授课（要嘛带钱进来要嘛为学校省钱）因此，很多专任老师减到三学分。一旦专任老师减到一学期三学分的课，一个系自然是开不出什么课，但每堂课又有修课人数上限，导致一堆学生修不到课。

为什么会有“减授制度”（意即删减教师的基本授课节数）？因为对校方来说，生财最重要，所以接科技部案子、招生、评鉴最重要，为了这些目标，老师们不要太辛苦、心无旁骛做研究也是应该的，教学呢？没办法就牺牲吧！

为什么老师那么少？不是一大堆流浪博士吗？有的私立大学为节省经费，专任老师退休了遇缺不补，用原有师资强迫分担授课，或是干脆花六、七百元找业师（由业界专家担任老师）来当兼任教师补缺。至于国立大学则是上演抢缺大战，一个系的三级三审制（台湾的大学教授的聘任是透过系教评会、院教评会、校教评会“三级三审”机制决定），在校内抢缺严重、各个派系山头都要抢的情况下，系级审、院级审、校级审，你的人马我打枪、我的人马你打枪，一个助理教授的职缺，可空好几个学期，只是因为三级三审没过而从缺，是稀松平常的事。

上述问题谁负责？校长吗？主秘吗？院长吗？系主任吗？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都是教授、学者；我不会说因为是教授所以都是圣人，但最起码，在学校的环境里，大多数接任行政职的教授们，都有身为学者与知识分子的学养、人品，甚至还有改造大学的热情，绝大多数的人不会是坏人。

实际上，这些问题的源头，还是与大学资源分配的游戏规则有关。这十几年来，台湾的高等教育一直在效法美国新自由主义转向的作法，学校资源越来越少，学校越开越多，为了抢钱、大家就只好抢破头。而教学评鉴的标准，又只偏重发表数量、数字指标、为了挤进全球几百大的排名而重研究轻教学，借由升等的标准绑架老师们只能埋头做研究完全放掉教学（还是有很多老师仍然重视教学，但是对升等毫无帮助纯粹佛心来着）。

5月10日上午十时，易智言于脸书发文：说个笑话，我不能用得过金钟奖和金马奖的作品在学校升等，如要升等我必须另外书写三四万字对我作品的分析评论。不在乎升等啦，升等后的兼任老师，终点费用由六百元增加为七百元。老师应该奉献吗？当一切荒芜，干嘛奉献给又丑又笨又不用功的学生，和官僚懦弱的学校体制？奉献要让我觉得值得，无条件的奉献是母爱，我不母爱。

易智言导演指出的例子，只是千疮百孔的大学制度病灶沉疴的冰山一角。但让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行文中，虽然批判了政大的制度，却把学生当作“整个结构制度的共犯”。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前面提到的大学荒谬制度，坦白说人人都是输家。牺牲了教学品质，学生是最直接的输家；制度羞辱了担任兼任教师的专业人才，这些人也是输家。可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专任老师们、甚至是每学期因为开不出课焦头烂额找人来兼课的主任、教授们，一样好过不到哪里去。

我可以想像导演怀着热忱，准备了很多教材，希望能在大学里作育英才，遇到学生基础不好、书读得不够多、电影看得不够多，会觉得恨铁不成钢，甚至心灰意冷。就像我前面说的，老师也是人，老师也会倦怠、也会自私、也会有时候恨不得把学生的头推去撞墙。老师可以对教学没有热情，可以不爱学生，可是有一个底线千万不能跨越：老师不可以羞辱学生。

当学生对学习抱持半吊子的态度，老师当然可以生气，因为老师如果对教学、对知识是百分之百认真的，他当然希望对方拿出百分之百的斗志正面对决。

老师不能骂学生笨（即便这件事情从我们当学生以来就时常耳闻），努不努力是个人选择、天资与智能状态却没得选。就好像过动儿（ADHD，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是先天身体遗传，那不是学生笨、不是管不了自己、不是爱惹事生非，那不是选择。

老师更不能骂学生丑。这已经涉及歧视，还有人身攻击，甚至可以是性骚扰。那些先天遗传条件，从肤色、外型、身高、体重、智能表现、肢体残障，精神状态异常、口语表达障碍，到社会性的家庭型态（单亲、隔代教养）、阶级、收入、家长职业与社经地位（受刑人、智能障碍、精神疾病）、母语、家乡。把这些个体无法选择的弱势，作为拒绝、责骂、甚至攻击的理由，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歧视。

学生看的书不够多、看的电影不够多让人沮丧我可以同理，但是本来不同世代就有不同世代的媒介选择、文化近便性（例如哈日与韩流的世代差异）、艺术品味甚至时代精神。

我在政治大学担任助教快十年的经验里，学生或许没看过太多我提过的书、电影或听过我放的歌，但他们也有许多我不知道的文本经验与媒体习惯，以政大传院学生的素质，我不认为他们程度很差。

至于易智言导演提到学生来修课动机不纯，是希望可以在导演作品中露脸或是希望导演给予创作个别指导，我可以同理学生不是抱着对知识的渴望来修课所以感到失望，但这不代表他们欺骗你。不管是想要露脸、想要攀关系、还是想要个别指导，这不就是他们运用自身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寻求机会吗？他们可以要求，你也可以拒绝。这是大学，大家都有同等机会，更何况你还是老师，你有社会赋予这个身分的权威。

导演或许是出于一种情绪上的沮丧与愤怒，所以连带地将教学回忆中不舒服的元素完全混同在一个完整的噩梦情境里，所以在里面的学生也面目可憎。但是冷静下来，设身处地想想，在整个权力体系之下最底层的学生，怎么可能会是共犯结构？（某些案例中或许会出现学生集体霸凌老师，但老师作为一个成年人与社会人，可以向外求助的社会资源网路仍然大于未成年人）

你可以不喜欢学生，这是你的权利，没有人要求老师一定要喜欢学生。但是，不可以对学生人身攻击，不只是因为学生年纪尚轻、心智不一定完全稳定成熟；更重要的是，在一个课堂情境里，老师与学生在权力结构上就是不平等，遑论有些学生会因为这样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制约，而把老师的话当成真理深信不疑，相信自己又丑又笨，难怪被老师羞辱嫌弃。

这是关于底线的问题。警察不能侵犯人民隐私、医生不能对外泄漏病人的病情、机长不能对全机乘客把飞行意外拿来开玩笑、法官不能以私心凌驾公共利益主导判决、药商不能明知有风险还把药卖给消费者......。每种职业都有其不能跨越的伦理防线，这跟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无关、跟职业倦怠无关；而是一个人能不能时常自省、在工作中对得起自己的良知，把自己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是这样身而为人的基本问题。

最让我遗憾的，是事情演变成老师与学生的弱弱相残，让制度的荒谬性逐渐失焦，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徒增更多伤心不快乐的人。

我现在还是喜欢教书、喜欢当老师，靠存款过活，做喜欢的事。有一天存款会用完、或是我对教书的热情燃烧殆尽，我不知道哪一件事会先发生。我有点无奈生在这样一个知识贬值少子化大学经费紧缩的国家与时代，我也看不到未来在哪里；但我已经厌倦责怪这一切了，这个问题我也认真判断过不可能被解决。

只是觉得很遗憾。一个圈子集合了全台湾最聪明、最有开创性、最有创造力的人们，然后一个愚蠢的制度就把这些聪明人全部困在一个小框框里面互相斗智厮杀。那我问你，你要给你教的孩子承诺什么样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