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失业、债务、中国和印度，风暴中的马尔代夫

1月29日，在中国读博士的马尔代夫留学生Sarah乘坐航班回到群岛。她原本计划在北京渡过寒假，疫情的消息让家人感到不安，他们打来电话希望她尽快回家。在全球化灾难的打击下，海洋深处的小岛屿被认为是安全的庇护所。

马尔代夫位于北印度洋中心，是一个南北纵伸750千米的双链状群岛国家，从北纬6度57分，到南纬0度34分，由1200多个珊瑚岛组成，其中仅200多个岛屿是居民岛。马尔代夫的岛屿海拔高度极低，平均1.4米，岛屿面积也非常狭小，居民岛平均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

Sarah的家位于马尔代夫南部赤道附近的居民岛Thinadhoo，是马尔代夫居住人口的第五大岛，生活着五千多居民。岛上除了没有精美的酒店、奢侈的餐厅，风景与马尔代夫旅游宣传页上的画面并无二致。椰林树影，水清沙幼，麦兜心中的理想天堂。

马尔代夫的地理属性造成天然的隔离，为这串印度洋上的群岛带来遗世独立的气质。殖民时期英国学者贝尔（Harry Charles Purvis Bell）就总结说“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而言，马尔代夫岛民最渴望的事就是尽可能地远离外界，孤独而不被打扰地享受他们的海岛生活。”

从上世纪70年代起，马尔代夫开始开发旅游业，主打“一岛一酒店”的高端私密度假，欧洲人蜂拥而至，进入21世纪后，群岛迎来了新兴的市场——中国。如今马尔代夫经济严重依赖旅游，旅游业贡献了超过70%的GDP。旅游部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年底，马尔代夫共有159家度假酒店，可以同时提供五万多张床位。近年来赴马游客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占市场份额达16%。而如果分大洲来看，则马尔代夫有49%的游客来自欧洲，41%的游客来自亚洲，5%的游客来自美洲。

疫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逐渐覆盖马尔代夫旅游业的主要游客来源地。3月7日，一名意大利游客从马尔代夫Kuredu度假岛返回后检测出Covid-19病毒阳性，随后两名度假岛上的外籍工作人员也被确诊，这是马尔代夫进入国际疫情地图的开始。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封闭度假岛并对岛上员工进行核酸检测。此时，Sarah并没有感到过于紧张，她在平静的小岛上度过自己的悠长假期，相信这只是一个意外。

马尔代夫的旅游岛和居民岛之间存在明显隔离。外国游客在首都的国际机场落地后，随即被快艇或水上飞机接到各度假岛，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游客和本土居民的接触。在度假岛上，人们可以穿比基尼，喝酒精饮料，吃猪肉制品；而在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居民岛，这些都被严格禁止。

度假岛和居民岛，一边是“自由浪漫”的“人间天堂”，一边是严格的穆斯林社区。马尔代夫的官方解释是，这种隔离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本土居民信仰的纯洁性，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污染。本地居民乘船从南部岛屿北上马累的航线中总能看到两侧飞驰而过的度假岛，水上别墅以一种奇特的造型伸出度假岛，对马尔代夫的本地居民来说，那里是熟悉而遥远的世界。

随后一个月里，马尔代夫陆陆续续出现了20例外国游客、酒店外籍雇员或境外归国相关的确诊病例。政府从2月4日开始相继禁止了来自中国，伊朗（2月26日）、韩国（3月3日）、意大利（3月8日）、孟加拉国（3月24日）、西班牙、法国和德国（均为3月15日）的入境者，这对旅游业冲击强劲。据政府先前的声明，疫情影响下已有10万人取消了订单。

3月27日，马尔代夫政府宣布停止签发落地签证。多数度假酒店开始清岛。

Sarah的丈夫Ali在度假岛上工作。在接到政府的命令后，他送走了酒店的最后一位客人，按规定在度假岛上原地隔离14天，隔离结束后便乘船回到了Thinadhoo。休假期间他将拿到每月400美金的基础薪水。有许多酒店则直接停掉了员工的薪水，疫情持续的时间意味着他们失业的时长。酒店的大量外籍员工仍不得不待在受雇的度假岛上，生活成本被压缩到最低。

Sarah开始感到不安，首都和Thinadhoo岛之间的往来运动送资的船只同样是危险的，病毒随时可能抵达这个医疗设施落后的居民岛。旅游业的停滞为民生带来了极大影响，也使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受损。“这种情况没法持续太久”，她说。

4月12日，世界银行评估认为，马尔代夫在全球大流行的影响下，将是南亚地区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马尔代夫旅游业的崩溃将导致国内生产总值收缩13%，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一数字分别为5.9%和2.2%。旅游业枯竭，供应链中断，南亚正处在一场负面效应风暴中。数据显示，南亚将出现40年来最糟糕的经济状况，并加剧区域内的不平等。

不过，到4月中旬为止，马尔代夫国内似乎遏制了疫情。病毒被控制在居民岛以外，并有偃旗息鼓的趋势，人们把这种安全感归功于政府的有力措施。4月13日，马尔代夫旅游部长称政府正努力让马尔代夫在三个月内消灭Covid-19病毒，重新成为安全的旅游目的地，或许能成为亚洲地区第一个摆脱病毒的国家。

“如果安全措施实施得足够好，国家能从疫情中退后一步，马尔代夫人就可以松一口气了”，部长说。

然而，好景不长。

危险的马累

4月15日，马尔代夫健康保护署（Health Protection Agency）公布了第一例在首都马累岛发现的无海外旅行史的确诊病例。Covid-19病毒从本土社区内部浮出，危机进入了新的阶段。

当天下午15:30起，马累地区实行了严格的封城，所有无许可证的人员和车量不得外出，停靠在马累的所有船只不得驶离，公共交通、国际航班、国内航线全线暂停，任何人员不得出入马累岛。国家升级为红色警报。

Nazim在马累生活，疫情以前，他每天上午在一家国企做销售员，下午去大学念社会管理本科课程。最近他转为居家工作，马累进入紧急状况后，他开始在Dharubaaluge中心做志愿者——每天花八个小时在临时组成的应急救援中心外维持秩序。该应急中心由医生、红十字会、卫生部门和警方联合组成，主要讨论疫情的应对方案。

首都马累占地面积9.27平方公里，居住着13万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马尔代夫健康保护署预计，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产生社区传播后将感染98000人。

封城后，警方将马尔代夫全岛划分为26个社区，一个家庭在3天内只拥有一次出门在社区内购物的机会。Nazim称，尽管政府早就要求居家隔离，但马尔代夫人仍在街上游荡。像马累这样的人员密集型社会，社交距离是极为艰难的目标，追踪调查显示，第27号病例在确诊前五天内的密切接触者就有305人。

“马累”在当地语言的含义是“大片的血”，这座城市的诞生与渔业密切相关，传说中，渔民们聚集在这座岛上，把捕捞到的金枪鱼、鲣鱼杀死并切块，鱼血四处流淌，故而得名。人们定居于此，以鱼和椰子为食，明朝时期航海家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马尔代夫“土地甚瘠，米少，麦无”。

马尔代夫的食物和食水依赖进口。在当地的大小超市里，坚果产自沙特，蜂蜜来自澳大利亚，饼干来自印度，方便面来自印尼，咖啡来自意大利，水果来自斯里兰卡。高昂的价格和多语种的品牌昭示了它们漂洋过海而来。在这里，极少数写着Made in Maldives的产品是鱼罐头和鱼干等制品。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许多国家切断对外航线，马尔代夫食品和淡水的供应链受到直接影响。人们在超市抢购食物，担心着群岛有可能出现的饥荒。

马累呈现出一种介于传统亲缘社会和现代港市之间的城市景象。最初马累生活着八百户人家，家族间世代熟识的这群人，在国家命运的变化中成为名门望族，土地的拥有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成长为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在政治、经济领域占据了话语权。卷入全球化的马累同样拥有复杂的社会成分，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的外来务工人员成为马累的新血脉，而海洋和荒岛，则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

狭窄逼仄的街道，密集的公寓楼，当人们俯瞰马累，这座岛屿看上去脆弱而锋利，如同一个被折叠的微型世界。马累的空间感来自宝蓝色的海洋，来自壮丽的落日，海港里频繁入港的船只和头顶掠过的飞机提醒你这里并非孤岛。

在寸土寸金的马累岛，Ahmed住在一栋两层别墅里，他是马尔代夫国立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大学关闭一个月后，校方研究决定将网上授课也暂停。马尔代夫高昂的网费和不稳定的网路让中小学网课的普及难以实现，国家开始在电视台播放“Teleclass”给各个阶段的学生进行学习。停课后Ahmed仍然活跃在许多聊天群里，他经常给自己的朋友和学生们转发疫情相关的信息，或是和疫情有关的笑话。

Ahmed最大的担心是他的女儿。她是英迪拉甘地纪念医院（IGMH）的营养医师，即便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刻，也必须前往医院上班。IGMH由印度政府在1990年代援建，是马尔代夫最大的医院，目前也是马尔代夫全国唯一提供核酸检测的发热门诊。马尔代夫的医疗水平相对落后，当地人罹患大病必须赴海外就医。

确诊病例持续上涨，每隔几个钟头就会出现新的数字增长。Ahmed说：“马累疯了。”他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数字变化，只觉心惊肉跳。

马尔代夫的各大超市和餐馆都开启了配送业务。拥有政府颁发许可的外卖员仍在这座岛上穿梭。Ahmed坚称病毒会随着外卖在城市中传播。

与新加坡类似，马累岛有大量的孟加拉劳工。他们在马累从事着服务业和建筑业等最底层的工作，每月领到几百美金的薪水，绝大部分寄回给孟加拉的家人。在马累，孟加拉劳工的居住环境非常差，通常10-13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他们有人怀揣着对人间天堂的幻想来到马尔代夫，希望挣很多钱后能荣归故里；有人被移民中介骗来，却没有拿到许诺的薪酬；有人利用免签的漏洞滞留，没有医保和任何生活保障，成为“黑户”。现实是压抑而疲惫的生活，每周五街头的礼拜，清真寺内长跪不起的祈祷者，很大一部分是孟加拉人。马累的外卖员和劳动力，也几乎全部是孟加拉人，他们支撑起了这个国家最底层的工种。Ahmed说，在如此拥挤的生存条件下，一旦病毒在他们之中传播开，整个岛屿都会沦陷。

4月19日，连续确诊的13名患者均为孟加拉国国民，他们是Lily公司的员工，住在同一个宿舍里。政府开始对该区域进行监测，岛上的其他街道，载有外卖的摩托或自行车仍然在楼宇间穿行不止。

马尔代夫的文化具有同质性，信仰单一宗教并广泛使用同一种语言。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文化底色受到各区域的多重影响。马尔代夫国家的建立是公元800-900年穆斯林海上贸易网络扩张的结果。此时的印度洋形成了一个以穆斯林为主导的，具有明确贸易分工的海上共同体，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笔下内生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其实在该时期的印度洋地区已经有所体现。12世纪全国皈依伊斯兰教后，马尔代夫的政治君王继承体系形成，苏丹同时扮演了最高贸易垄断者的角色。7-15世纪的印度洋是穆斯林的世界，阿拉伯商船和伊斯兰学者在该区域的历史上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记录，他们的往来流动构成了一张巨大的穆斯林网络：这张网络具有贸易联结和信仰巩固的双重功效。联系这些交流网络的主要城市逐渐成为多样性、世界性的中心城市。

据记载，至少从公元前的印度孔雀王朝时期开始，马累就向孟加拉出口货贝以交换大米。9世纪起，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的旅行中抵达马尔代夫。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 ）在马累滞留期间担任当地的大法官，规范化了当地信仰。15世纪是中国海上探索的高潮，郑和及其随行船员记录了马累的物产如何通过往来的船队进入印度洋的贸易系统。

伊斯兰世界塑造了马尔代夫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穆斯林人员的流动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影响力随之而来。近几十年国际旅游和金枪鱼出口为马尔代夫带来了财富增长，马尔代夫开始大量引入孟加拉劳工。2011年，当时的外交部部长称马尔代夫的30万人口中有7万孟加拉人。

“全球化”一词在马尔代夫也充满争议。它所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影响往往基于对本土身份的解构。马尔代夫成为全球化旅游目的地的半世纪来，西方文化冲击对本土身份构成的威胁，成为国内各派争论的焦点，也在无形中重塑了马尔代夫的社会形态。

Ahmed本计划在居家隔离期间写书，他说现在是写作的好时机。家中有足够的食物和水，他和妻子孩子们住在一起。但他太焦虑了，不得不每天持续从各种渠道获得关于疫情的信息，大量信息真假难辨，他感到疲惫。

5月6日是进入斋月的第13天，马尔代夫的确诊数量升至573人，对于一个总人口仅42万的群岛国家而言，这一比例是惊人的。马尔代夫已经连续数日居于“全球疫情严重指数”第一，该严重指数是基于现存确诊、国家人口数和国家建成面积综合计算而来。日落时分，唤礼声在晚风中响起，街道上已是空无一人。

马尔代夫网友Ani在推特上说：Everyone is in the same storm, but in vastly different boats. （所有人都在风暴中，但各自的船太不一样）

动荡的政治

4月15日晚，马尔代夫公布首例居民岛内部的社区传播相关疫情。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镜头前的总统萨利赫（Ibrahim Mohamed Solih）眼中充满泪水。社交网络迅速传开这一幕的视频和照片，马国网友们深受感动，称这不是软弱而是深刻的关切。

2018年9月，萨利赫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大选，尽管前总统亚明（Abdulla Yameen）为保住权力挣扎，试图证明大选无效，但最终他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结果。

在萨利赫成为总统10天后，当地报纸头条登出在亚明时代被驱逐的前总统纳希德（Mohamed Nasheed）的照片，蓝绿色的大海边，他蹲下身，触摸着洁白的沙滩——在典型的马尔代夫式的风景中，他回来了。纳希德的归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成千上万的人们自发涌向首都马累的街头，在欢呼和尖叫声中，纳希德意气风发地微笑挥手。

萨利赫和纳希德有长达四十年的友情，萨利赫与纳希德的表妹结婚并育有一双儿女。两人都是马尔代夫民主党（Maldives Democratic Party-MDP）的创始人。在亚明时代，纳希德被流放异国，萨利赫仍留在国内奔走。

最高法院重审并撤销了当年的定罪，证明纳希德的清白，称2015年颇具争议的恐怖主义定罪是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骗局。

2018年回到马尔代夫的纳希德很快成为马尔代夫议长。他和萨利赫的党派MDP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当晚他对民众说：“马尔代夫即将迎来一个新的黎明，一个金黄色的黎明。”

家族政治是南亚地区的重要特点。从印度的尼赫鲁家族，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家族，到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家族成员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具有延续性。加尧姆家族是马尔代夫最根深蒂固的政治家族。从1978年起，穆蒙·加尧姆（Maumoon Abdul Gayoom）成为马尔代夫总统，随后五次连任，执政近三十年。是亚洲国家中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其后，他的弟弟亚明担任了一届总统，子女至今仍活跃在马代政坛。他的政府见证并推进了马尔代夫的现代化进程，也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为马尔代夫带来了国际名声。然而，他也被认为是一位铁腕人物，屡次在大选中作弊，打压一切反对势力。最终在2008年的大选中败给平民政客纳希德。

纳希德出身首都马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5岁移居英国，在那里接受了高等教育。回国后的纳希德在杂志上撰写评论批评政府独裁，强烈反对加尧姆，认为在他的专制下马尔代夫在民主、言论自由与人权上做得不够。纳希德在随后的年代里因公开反对政府而入狱13次，在狱中经历拷打并落下轻微的跛脚。2008年，他被大批狂热支持者选为马尔代夫总统——这是马尔代夫历史上第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

纳希德在任期中巩固民主制度，取缔高压性的法律，主打气候外交，召开了一次“水下内阁会议”，提醒全球海平面上升对马尔代夫的威胁，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然而好景不长，在他担任总统不到一年后，执政联盟中其他政党的内阁成员纷纷辞职，抗议政府缺乏透明度及在宗教事务方面“违宪”——纳希德提倡为旅游业实行分离政策，而宪法规定马尔代夫是纯粹的穆斯林国家。在社会上，纳希德颇受诟病的是，他允许度假岛经营酒精饮料和猪肉制品，此举严重违背了穆斯林的宗教习惯，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新的反对派联盟在人民的反对声中应运而生，除了宗教诉求外，他们还宣称纳希德“只谈论民主而不付诸实践”，导致国家通货膨胀，经济衰退。

抗议活动不断发酵，在阿拉伯之春后不久，爆发了2011-2012年马尔代夫政治危机，政府逮捕了要求释放反对派领袖的首席大法官，从而激化了一场持续超过二十天的大型抗议活动，马尔代夫警察局也加入了反抗的队伍，纳希德被迫辞职。

在此之前半年的2011年9月，以纳希德为主人公的纪录片The Island President刚刚斩获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奖项。这部纪录片由曾获奥斯卡奖和艾美奖的一家美国纪录片公司制作，把时任总统的纳希德描述为一位为应对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而努力的群岛抗争政治家。纳希德被迫辞职后，纪录片的导演Jon Shenk认为纳希德是在前独裁者加尧姆的拥趸策划的政变中被废黜的，新政府独裁而非民主。

2015年，纳希德因绑架首席大法官，被判处恐怖主义罪名成立及13年有期徒刑，第二年他获准前往英国就医，随后成为英国的政治难民。

2013年，加尧姆的弟弟亚明成为新的总统。拥有经济管理学硕士的亚明更像是一个商人，他大力发展经济，引进大批外来资金和项目，全力推进国家的发展，同时，媒体和反对者指责他贪污了大笔的灰色收入。卡塔尔背景的半岛电视台调查团队在2016年制作了一部片长48分钟的名为Stealing Paradise的纪录片，指控亚明政府的贪腐行为。纳希德在该片中接受采访，指控亚明政府：“我们没有卖掉岛屿，我们直接赠出了岛屿。”尽管，随后政府发布声明称，该调查并无任何直接证据表明亚明总统或其政府成员有任何不当行为。

亚明在任期间监禁或流放了大部分政敌，并与哥哥加尧姆产生了政治分歧，2016年兄弟闹翻后，加尧姆加入了政府反对派。2018年加尧姆被指控试图推翻亚明政权，成为政治犯，和儿子Farish一同入狱。直到萨利赫大选获胜才被释放。

2018年9月，亚明大选失败，因为贪腐问题而声名扫地。2019年11月，亚明被最高法院判定为洗钱罪，处5年有期徒刑和500万美元罚金，至今仍在狱中。

纳希德是一个出色的记者，也擅长用语言来激奋人心。他在推特上吸引了一批狂热追随者。他严格地控制国家的极端伊斯兰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试图从中东的控制中得到平衡；他反对一个集权化的政府，倡导把权力分散到各个地方岛礁——这和亚明政府的理念恰恰相反——此举被视为试图将马代改为议会制共和制之举。

如今卷土重来的纳希德在人民的拥戴中很快找到了位置——议长，那个在政府中声音最大的人。当年他宣布对抗的是独裁和专制，如今他主张针对的东西，则变成了贪腐和中国。上届的亚明政府和中国合作频繁，而纳希德则多次攻击中国，认为中国正在利用债务陷阱侵犯马尔代夫的主权。他的高超演讲天赋让他具备了极强的煽动民族主义的能力，让年轻一代群体确信他的宣传并为之战斗。

变幻的国际环境

马尔代夫成为中印争夺地缘影响力的焦点，是近年来南亚地区的热点话题。

美国学者Robert D. Kaplan认为，印度洋不仅是一个地理区域，更是一种概念。印度洋聚合了伊斯兰教的向心性、全球能源政治，见证了中印两国崛起，展现出一个多层次、多极的世界。中印两国的大国战略，以及他们对安全能源的追求，迫使两国将目光从陆地转向了海洋。印度洋的地图揭示了21世纪强权政治的轮廓：中国和印度，作为贸易伙伴，共享的经济利益使他们被迫连接起来，在这片海域展开一场动态的大国较量。

而中印的争夺又给了美国机会。 Kaplan站在美国的立场，认为美国将在这个新兴的复杂地区发挥稳定的作用，它的目标并非统治印度洋，而是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

对马尔代夫而言，穆斯林世界、西方、中印等主要影响因素，在疫情之下逐渐发生变化：西方在马尔代夫的影响力减弱，起到联通作用的穆斯林海上网络带来的孟加拉劳工反而在疫情中演变为城市的命门，而与中印两国的关系则和马尔代夫内政交织。

中马友谊大桥在印度洋上横跨两公里，将马尔代夫的首都马累岛和维拉那国际机场，以及新建成的人工岛胡鲁马累（Hulhumale）连接起来。这座大桥是在前总统亚明时代中国对马大量投资的旗舰项目。大桥连接了原本必须乘坐渡轮才能交通的两个主要岛屿。

中国在马尔代夫的投资热潮始于2014年。2014年9月，习近平首次访问马尔代夫。全球对马尔代夫日益增长的兴趣，直接反映了马尔代夫远超国家自身体量的国际战略价值。

前总统亚明野心勃勃的“繁荣马累计划”（Greater Male）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实现了国家发展意义上的契合。亚明认为以马尔代夫的国力，向全国分散的200多个居民岛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是不可能的，他力图将人口集中到马累和相连的人工岛胡鲁马累上。亚明着力推进新岛屿建造计划，使之可以容下24万居民。中国成为了这些项目的核心供款人和建筑商，发放贷款建设高层住宅，铺设电网，扩建岛屿，升级机场。人工岛胡鲁马累上有许多驻扎的中国建筑公司和中国脸庞，当地人称之为“China Town”。

2018年9月，马尔代夫大选结果出炉，原本在政坛名不见经传的萨利赫成为总统，再次终结了加尧姆家族的政治中心地位。

同年10月20日，印度总理莫迪用马尔代夫官方语言迪维希语发布了推特，分享了一首马尔代夫歌手演唱的印地语歌曲，热情地赞美了歌者。随后莫迪出席了新总统萨利赫的就职典礼。两国领导人共同声明将恢复两国的密切合作和友谊。在这之前四年半里，亚明政府期间，马尔代夫是莫迪唯一一个没有访问过的南亚国家。

对南亚而言，“国界”是一个现代概念，是经历了欧洲殖民主义后的发明。在南亚地区“国别”的范畴被界定之前，印度半岛是一种松散的政治集合。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之间并非是截然分离的，沿海地区和印度洋海岛之间的联系有时要超过南部沿海和德里之间的关系。印度始终在塑造南亚的权力格局中扮演关键角色，也通过向周边国家提供帮助来彰显自己在南亚的传统权力。

不管是地理意义上还是历史文化上，马尔代夫和印度都有密切的关联，对马尔代夫而言，“印度优先”是一种传统政策。1988年马尔代夫发生政变，泰米尔雇佣军袭击马累逼宫，在时任总统加尧姆的请求下，印度第一个做出了回应，迅速出动伞兵部队，帮助其夺回了首都的控制权；2004年印度洋海啸，印度海军立刻赶来支援；2014年的马累淡水危机，四个钟头之内印度就动用海军和空军运来了淡水。此次疫情中，印度全面封锁国境，停飞了所有国际航班，但仍保证不会中断向马尔代夫提供食品，还动用空军帮马尔代夫运送滞留在印度的基础药品。印度还向马尔代夫提供了1.5亿美元的外汇互换以帮助马尔代夫度过疫情。

电话中，莫迪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支持亲密的海上邻国和朋友。”

前总统亚明的任期中，中国曾经在2014年与马尔代夫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取代印度成为该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这一切在萨利赫赢得大选后发生了逆转。政府的权力中心人物开始频繁地会见印度方面的官员，2018年年底，印度总理莫迪声明称将向马尔代夫提供14亿美元的财政援助。马国新政府则呼吁对前总统亚明领导下由中国提供资金的项目进行审查。纳希德多次公开指责中国，他认为中国意图掠夺和占有马尔代夫，并在接受印媒采访时单方面宣称中马自由贸易协定无效。在2019年9月的“印度洋大会”智库会议上，纳希德把中国比作抢夺土地的“东印度公司”，声称马尔代夫欠中国34亿美元贷款——这一数字遭到中国驻马大使张利忠的反对，他提出，根据马尔代夫金融管理局的数据，马尔代夫对中国债务为15亿美元。

新政府的外交政策与马尔代夫过去五年的情况相比差异很大。有人认为这种改变来自印度的拉拢，但考虑到马代大选后采取的相对平衡的“独立外交”政策，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似乎难以解释马尔代夫在亚明政府任期中为何一面倒倾向于中国而非印度。

马尔代夫国际关系专家Rasheed认为，马尔代夫的外交政策不是由大国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利益直接决定的，而是由马尔代夫与大国间的主体间理解（intersubjective understanding）构建的。即是说，马尔代夫外交政策更多基于理念，政府的更迭意味着领导人所认可的理念的变化，政策选择的改变不是由大国在地缘政治中的角色决定，而是由政府本身倡导的理念所决定。

尽管大选后中国的存在感明显变低，北京仍旧为马尔代夫提供了资金来源。胡鲁马累岛上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疫情发生后，中国在3月27日首次提供了一批医疗物资。4月27日，中国决定派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提供援助，在马尔代夫建设临时隔离设施，以应对病人激增的局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称将派遣100多名工人，连同设备和材料来建造隔离设施。该设施建成后可容纳800人，目前的马尔代夫检疫设施仅可容纳1100人。

有趣的是，在中印问题上，马尔代夫的外长沙希德和纳希德产生了分歧，2019年4月，沙希德接受《印度人报》（The Hindu）的采访时说，以印度反对中国，或以中国反对印度，是一种非常幼稚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如果我们必须在朋友中间做出选择，或者我们被迫选边，那么我们的友谊是不会走太远的。”

尽管如此，新政府整体仍在倾向于改变亚明政府明显亲近中国的趋势，采取平衡多区域经济来源，并在地缘政治上依赖印度。

马尔代夫也试图继续引入更多的国际力量来平衡夹在中印之间的局面。2019年年初，访问纽约的外长表示，世界在孤立5年后开始接受马尔代夫了。2019年9月参与联合国大会的总统萨利赫阐述了马尔代夫新的外交政策重点：多边接触和扩大国际友谊，战胜恐怖主义，以及与印度洋邻国合作以实现更大区域一体化的愿望。萨利赫先后宣布希望将马尔代夫变成区域伊斯兰金融中心（Regional Islamic Finance Hub），又力图推进马尔代夫重返英联邦。随后，世界银行计划在马尔代夫设立办公室，并承诺为马尔代夫提供1.04亿美元投资。

如同不堪城市重负的珊瑚岛，风景如人间天堂的马尔代夫，经济面临着沉重的负担。2019年年末，马尔代夫的国家债务占GDP的比例为76%，比上一年增长了4%，大量的发展贷款，叠加疫情的打击，马尔代夫面临更大的危机。群岛的选择愈发艰难。

政府关停，总统办公室的新闻首页上，萨利赫不停地打出电话，电话的另一端是联合国秘书处、WHO、印度、英国、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萨利赫给习近平写了信，希望放缓贷款的偿还，也请求联合国对马尔代夫提供援助；外长沙希德正式请求俄罗斯和土耳其援助马尔代夫。但在这场全球化灾难中，它们之中谁能拯救这个海洋深处的旅游天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