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像一盏刺眼的大灯，直射在家乡哥伦比亚的旧伤疤上

从我父亲住的房子向外望，就可以看到哥伦比亚北部加勒比地区辛塞莱霍（Sincelejo）市最繁忙的一个交通枢纽。几年前，为了减少交通堵塞和犯罪活动，摩托出租车被禁止进入市中心。父亲所居住的街道就是禁行的起点之一。于是，每天都会有数以千计的摩托出租车停在这条街道上，载着乘客们到达或离开这里。

父亲住在一栋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长方形混凝土房子里，外头长满了野生九重葛。一直以来，这栋来自上了年头、安安稳稳的建筑，与卖水果小贩带来的喧嚣以及城市中心的混乱形成了对比明显。不过如今，我记忆里的那个乱糟糟却充满活力的街角已经不见了。3月底的一天，与父亲住在一处的哥哥站在阳台，将摄像头调转，带我看了看空荡荡的街道：“好像是我们这座房子的老灵魂，占据了整座城市。”

我生活在德国，当2019冠状病毒在欧洲爆发的时候，远在南美的家人朋友们为我紧张，但很快，确诊病例也在哥伦比亚出现了。3月6日，哥伦比亚报告了首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政府很快就采取了关闭国际机场等极端的防疫措施，并下令全面出行限制（lockdown）——当时，亚洲、欧洲和美国的教训都已经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准备好应对2019冠状病毒带来的全球大流行疫情。

从3月25日开始，哥伦比亚封锁全国，除援助和提供保健服务、购买食品和药品等基本必需品以及金融服务外，禁止人员和车辆的自由流动。在一些城市，超过70岁的老人必须呆在家里。很多大城市就建立了一个“Pico y cédula”（高峰期ID）系统，允许公民根据身份证号的最后几位数，在特定日子出门购买食物和物资。

2019冠状病毒带来了一个陌生的、全新的威胁——尽管在辛塞莱霍，至今只有1例确诊，而且患者已经复原，但是，这场充满未知和变数的疫情，就像一盏刺眼的大灯，已经照在了家乡原有的一块块伤疤上。

早已降临的阶层疏离

离辛塞莱霍市中心不远的地方，就是我长大的街区：Venecia。这个名字来自以前这一片的一个农场，尽管可能更让人联想起意大利的威尼斯。这一区最早的楼房最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建造，大多都有大大的房间和能够容下两辆车子的车库，更像是欧洲或美国的城市郊区——如果不是附近总是晃着很多牛群和鬣蜥，而且整个街坊几乎没有公共服务的话。

辛塞莱霍市是哥伦比亚最穷的城市之一。二十多年前，当我还住在那一区的时候，所有的房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庭院、大露台和开阔的室外空间。家人、朋友和邻居常常在户外度过傍晚时分，享受清新的微风。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后，建筑行业陷入瘫痪，许多地块都没有动工，也因此土地疯长出很多野生的绿色。我仍然记得那些停电的晚上——与堂兄弟们无忧无虑地去捉萤火虫的时候。

那些日子很快只停留在记忆里。在我整个青少年时期，哥伦比亚的命运被屠杀和武装冲突事件主导。离辛塞莱霍大约15公里外就是玛利亚山（Montes de Maria），那是一片干燥的热带森林的低山脉。虽然那里离家很近，但多年来，这个名字，只是在我们去海滩的路上，从车窗看到的一条青山。我们从未靠近过那里。我仍然记得舅舅玩笑似地提醒我们，如果开车路过那边的时候，你一定记得要穿球鞋，以防被绑架或被袭击的时候，可以在丛林里逃跑。

从1994年到2006年，玛利亚山区发生过50多起来自准军事组织的屠杀。许多农民在这期间逃离山区，成为流离失所的人。那些逃离了冲突地区的流离失所的人群，成百上千没有安全网的人群，抵达城市，再与这些城市原有的贫穷与暴力结合，引发出更广泛的社会安全感的缺失。

这都直接影响到我曾生活的街区。随后的这些年，许多人把大房子卖了或拆除，以便建造现代建筑，后者被认为更安全——街区各个房子的共通点，变成了金属栅栏和安保摄像头。

如今，即使在没有流行病担忧的平时，也没有孩子在街上玩耍，很少有家庭坐在外面享受新鲜的空气。在街道上，只有车窗紧闭的家用多用途车、那些运送家政人员的摩托出租车和卖香蕉的街头小贩。没人会在街上走动。安全的范例如此深入到集体思维中，不多年，人们就已经习惯于在有空调的围栏里生活了。

所谓的“毒贩文化”（narco culture）让社会分化更为明显，人们抢着购买最为光鲜亮丽的事物；某种意义上，如今疫情要求的社交疏离，早已借由贫富分化实现了一些。

就在这个街区，在防疫封锁开始的第二天，凌晨3点，三个持枪的盗贼闯进了我姑姑家，把屋子里的人全部捆绑了起来。在将近50分钟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询问钱在哪里。姑姑说，这些小偷肯定以为，为了接下来的封锁期，她或她丈夫从银行里拿了很多钱出来。

“但其实我们当时身边没有多少钱，因为我知道限行期间还是能出门的，”姑姑告诉我，“但这让我当时更为担心，我怕他们会因为钱不够多而伤害我们。”

“最后，他们拿走了一切能找到的东西，首饰、现金，”姑姑说，“也带走了我们内心的平静。”

我在事发后的下午跟姑姑聊上，她刚跟警察解释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细节。姑姑说，她一开始不想通知警方，怕这群人会因此报复。但是，想到封锁刚刚开始，她又觉得有必要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政府。“他们得明白其中的风险，要马上开始帮助有需要的人才行。否则我们一定会面临更多的抢劫，掠夺和骚扰的。”

“不过，我不觉得我们遇到的这次抢盗是因为封锁，”姑姑说，“这些人持枪，而且知道他们在干嘛，像是专业干这个的。”警察拿了记录离开。姑姑并不期待会有什么结果，在那个街区，这样的入室抢劫时有发生，不会有破案的时候。

腐败不是新闻

在很多城市，基于地方政府的能力和意愿，封锁实施后，也有给贫困和脆弱社区直接提供食物的援助措施。在辛塞莱霍，超过67%的劳力集中在非正式经济领域，封锁政策直接打断了这些人任何的收入可能，而这些每日的收入就是他们维生的口粮：他们没有余钱，家中也无法备有存粮。

我一位朋友的丈夫 Álvaro Peñate 就是辛塞莱霍城里一个贫穷小区 Villa Mady 的社群领导。封锁开始后，Álvaro 告诉我说他“还能听到街边小贩在卖水果和蔬菜的声音。他们都还在工作，而且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Álvaro说，他和妻子是少数几个完全遵守封锁的人，那也是因为他很幸运，在封锁政策开始前领到了工资。“在这里，邻居会说我们（不出门）是疯了，”他说，“但我不能随意评判那些仍然选择出门的人，因为他们需要这一天的收入，市政府提供的食物不能覆盖到社区的所有人。”

其实，在这里，作为援助的食物早就被政治化了——一开始，只有给市长投票的家庭才可以收到这些罐头和意粉。几天后，Álvaro又告诉我，由于正在对市长签署的合同中存在的腐败违规行为进行调查，所以食物的分发被暂停。

这并不让人惊讶，哥伦比亚是全世界腐败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宣布封锁后，总统杜克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支持弱势群体的措施，包括4月7日宣布的为300万贫困、赤贫和脆弱的家庭提供每户40美元的补贴。可是，围绕着这些救援基金的腐败新闻，几天之后就出现了。在4月25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哥伦比亚检察官称，农业部部长Rodolfo Zea涉嫌腐败。此外，检察方还称一些国家机构，包括国家规划部门（National Planning Department），在将紧急资金转移到了虚假账户上，而农业援助机构Finagro，则将原本应该交予小农户资金，给到了大农场主的手上。

腐败本是常态，但让我惊讶的是，在这次公共危机中的腐败事件，甚至激怒了很多过的不错的、并且早已习惯了腐败的中产群体。“我和我的家人，一日三餐并无问题甚至有的更多，但是如果不替那些最需要的人着想的话，那我们该是多么的麻木和不人道。”我在Instgram上看到一位表兄的这段话，并且还在试图直接与市长对话的时候，讶异不已，要知道，他以前从未对政治事件表示出什么兴趣。

在哥伦比亚，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暴力、也已经习惯了居高不下的谋杀率，但是疫情所带来的、限制出行的政策，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日常。以往，身边的穷人，仍然是有活力的——他们卖劳力、卖水果、开摩托出租车；封锁会给这些人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也迎来了一些全新的答案。

哥伦比亚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国家，但是那些疼痛大多只是被一部分人（而且往往是最为脆弱的那群人）承担着：武装冲突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城市里犯罪率高，但把围墙建高，便似乎能多一层安全感，即便公共医疗系统弱，也能寻求昂贵的私人医疗……但是，这一次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新闻画面，却着实震惊了所有人——眼下，欧美都这样了，如果疫情在哥伦比亚爆发，那会糟到什么程度呢？

这是一种全面的、会波及每个人的威胁感，也动员出了更多原本安于现状的社会力量。很明显的，给脆弱人群组织捐钱的行为更多了。一款叫“Rappi”的外卖APP说，他们将为50万名医护人员免费配送食品。一家连锁男装店 Arturo Calle 则表示，将继续支付6000多名员工的工资。工程师和大学开始竞相设计和制造更便宜的呼吸机——哥伦比亚国有的军事武器制造商 Indumil 甚至表示，将与大学合作，开始生产呼吸机，以及病床和其他防护用具。

红色警告

姑姑家顾有一个全职园丁，22岁，名叫圣地亚哥（Santiago Baldovino）；封锁期间，圣地亚哥就住在姑姑家，一切有保障。但他的姐姐没有那么好运，姐姐在城里当女佣，疫情开始后，就丢了工作，主人家直接把她打发走了。没了收入，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离开必须花钱买食物的城市，回到父母所在的农村——至少那里会有食物。圣地亚哥说：“只要有地，人们就能相互照顾。”

此话不假，在封锁的第12天，住在玛利亚山区的一位农民 Geovaldis González 就给我发了一张他的午餐照片。他家住在玛利亚山区的最高处，即使在旱季，森林也保持着绿色。Geovaldis一一指给我看他的午餐：“车前草、卷心菜、木薯、洋葱和香菜鱼汤，还有我们自产的牛奶。”某种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让他们能够不被忽如其来的封锁完全打乱生活。

2005年，随着右翼准军事组织“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AUC）的解散，以及2011年受害者和土地归还法的实施，一些针对受害者的赔偿和土地归还进程开始，于是，一些农民开始返回玛利亚山区。然而，那些返回的人发现，离开了自己土地的这些年，气候变化加上这些年的森林砍伐，已经给周边生态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不仅水源稀缺，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卫生基础设施也根本不存在。

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与左翼反叛武装力量签署了和平协议，结束了52年的武装冲突。玛利亚山区也是2016年签署的和平协议下的优先地区——但这依然是纸上的承诺。政府应当带来长期的资助，但却未能得到有效执行。

尽管很难，像 Geovaldis 这样的农民们还是留下来了，开垦、播种，试着重启生活。González 自认是一个好奇心强、消息灵通的人，他告诉我说，当他听说中国出现了新型的冠状病毒病例后，就已经开始向社区居民宣传冠状病毒的危害，甚至作为当地领导人，他减少了当地的会议次数。“我通过WhatsApp、社媒和口口相传的方式，让我的社区了解到最新情况。”他说。刚开始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种情况需要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但随着世界各地病例数量的增加，社区开始听到了他的声音。

不过，在这个饱受暴力和武装冲突打击的地区，供水、卫生设施、保健服务和道路等等的缺乏，才是 Geovaldis 身边社群面临的真实挑战。“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的社区真的出现了一个病例，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人从农村地区带出去？用毛驴吗？是应该由谁负责将那个人送到市里去治疗，是社区、家属还是朋友？”

“在没有通路、没有卫生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应对病毒。”也是因此，从大城市波哥大传出的现金援助，都没有让 González 安心，他反而觉得：“如果农民为了寻找那些负责分发政府金融支持的银行或银行代理行，而不得不离开农村地区，那这里所有的隔离努力都被打破了，实行封锁也就没有意义了。”

原则上，这些援助金会直接转入受益人的银行账户，但是，在哥伦比亚，金融服务并没有全面覆盖，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许多补贴仍然是在银行办事处或代理机构支付。也因此，很多人都担心，援助金最终并不会抵达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

圣地亚哥一家就没有收到任何补助。圣地亚哥告诉我，为了省钱，他舅舅在封锁期间想着去村里带回一些木薯——在城里，卖木薯的商贩少了，价格也高了。不幸的是，在回城的路上，舅舅被警察拦住罚了款。而几个在首都波哥大生活的哥哥们，做保安的、洗车的，处境都比圣地亚哥要更糟，他不得不给兄长们寄一些钱，以作资助。

与此同时，在圣地亚哥一家生活的小城辛克（Sincé），很多人家已经在窗户和阳台上挂起了红色的衣服或旗子：这意味着这家人正在挨饿。挂起红色，向邻居示意自己需要帮助，这样的做法正在哥伦比亚全国流行起来，圣地亚哥陆续有听说，但亲眼见到，他在电话那头，还是觉得非常震惊。

随着确诊病例的提升（截止4月27日，哥伦比亚2019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人数为5597人），限行封锁已经被延期到了5月11日。我知道，在家乡，将会挂上一抹红色的窗子，只会越来越多。而从其他国家看到的经验也告诉我，疫情不会随着解封日期离开，相反的，它只会层层挖出当地各式各样难解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