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像一盞刺眼的大燈，直射在家鄉哥倫比亞的舊傷疤上

從我父親住的房子向外望，就可以看到哥倫比亞北部加勒比地區辛塞萊霍（Sincelejo）市最繁忙的一個交通樞紐。幾年前，為了減少交通堵塞和犯罪活動，摩托出租車被禁止進入市中心。父親所居住的街道就是禁行的起點之一。於是，每天都會有數以千計的摩托出租車停在這條街道上，載著乘客們到達或離開這裏。

父親住在一棟建於20世纪60年代的長方形混凝土房子裏，外頭長滿了野生九重葛。一直以來，這棟來自上了年頭、安安穩穩的建築，與賣水果小販帶來的喧囂以及城市中心的混亂形成了對比明顯。不過如今，我記憶裏的那個亂糟糟卻充滿活力的街角已經不見了。3月底的一天，與父親住在一處的哥哥站在陽台，將攝像頭調轉，帶我看了看空蕩蕩的街道：「好像是我們這座房子的老靈魂，佔據了整座城市。」

我生活在德國，當2019冠狀病毒在歐洲爆發的時候，遠在南美的家人朋友們為我緊張，但很快，確診病例也在哥倫比亞出現了。3月6日，哥倫比亞報告了首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政府很快就採取了關閉國際機場等極端的防疫措施，並下令全面出行限制（lockdown）——當時，亞洲、歐洲和美國的教訓都已經表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醫療系統準備好應對2019冠狀病毒帶來的全球大流行疫情。

從3月25日開始，哥倫比亞封鎖全國，除援助和提供保健服務、購買食品和藥品等基本必需品以及金融服務外，禁止人員和車輛的自由流動。在一些城市，超過70歲的老人必須呆在家裏。很多大城市就建立了一個「Pico y cédula」（高峰期ID）系統，允許公民根據身份證號的最後幾位數，在特定日子出門購買食物和物資。

2019冠狀病毒帶來了一個陌生的、全新的威脅——儘管在辛塞萊霍，至今只有1例確診，而且患者已經復原，但是，這場充滿未知和變數的疫情，就像一盞刺眼的大燈，已經照在了家鄉原有的一塊塊傷疤上。

早已降臨的階層疏離

離辛塞萊霍市中心不遠的地方，就是我長大的街區：Venecia。這個名字來自以前這一片的一個農場，儘管可能更讓人聯想起意大利的威尼斯。這一區最早的樓房最早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建造，大多都有大大的房間和能夠容下兩輛車子的車庫，更像是歐洲或美國的城市郊區——如果不是附近總是晃著很多牛群和鬣蜥，而且整個街坊幾乎沒有公共服務的話。

辛塞萊霍市是哥倫比亞最窮的城市之一。二十多年前，當我還住在那一區的時候，所有的房子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大庭院、大露台和開闊的室外空間。家人、朋友和鄰居常常在戶外度過傍晚時分，享受清新的微風。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經濟危機後，建築行業陷入癱瘓，許多地塊都沒有動工，也因此土地瘋長出很多野生的綠色。我仍然記得那些停電的晚上——與堂兄弟們無憂無慮地去捉螢火蟲的時候。

那些日子很快只停留在記憶裏。在我整個青少年時期，哥倫比亞的命運被屠殺和武裝衝突事件主導。離辛塞萊霍大約15公里外就是瑪利亞山（Montes de Maria），那是一片乾燥的熱帶森林的低山脈。雖然那裏離家很近，但多年來，這個名字，只是在我們去海灘的路上，從車窗看到的一條青山。我們從未靠近過那裏。我仍然記得舅舅玩笑似地提醒我們，如果開車路過那邊的時候，你一定記得要穿球鞋，以防被綁架或被襲擊的時候，可以在叢林裏逃跑。

從1994年到2006年，瑪利亞山區發生過50多起來自准軍事組織的屠殺。許多農民在這期間逃離山區，成為流離失所的人。那些逃離了衝突地區的流離失所的人群，成百上千沒有安全網的人群，抵達城市，再與這些城市原有的貧窮與暴力結合，引發出更廣泛的社會安全感的缺失。

這都直接影響到我曾生活的街區。隨後的這些年，許多人把大房子賣了或拆除，以便建造現代建築，後者被認為更安全——街區各個房子的共通點，變成了金屬柵欄和安保攝像頭。

如今，即使在沒有流行病擔憂的平時，也沒有孩子在街上玩耍，很少有家庭坐在外面享受新鮮的空氣。在街道上，只有車窗緊閉的家用多用途車、那些運送家政人員的摩托出租車和賣香蕉的街頭小販。沒人會在街上走動。安全的範例如此深入到集體思維中，不多年，人們就已經習慣於在有空調的圍欄裏生活了。

所謂的「毒販文化」（narco culture）讓社會分化更為明顯，人們搶着購買最為光鮮亮麗的事物；某種意義上，如今疫情要求的社交疏離，早已藉由貧富分化實現了一些。

就在這個街區，在防疫封鎖開始的第二天，凌晨3點，三個持槍的盜賊闖進了我姑姑家，把屋子裏的人全部捆綁了起來。在將近50分鐘的時間裏，他們一直在詢問錢在哪裏。姑姑說，這些小偷肯定以為，為了接下來的封鎖期，她或她丈夫從銀行裏拿了很多錢出來。

「但其實我們當時身邊沒有多少錢，因為我知道限行期間還是能出門的，」姑姑告訴我，「但這讓我當時更為擔心，我怕他們會因為錢不夠多而傷害我們。」

「最後，他們拿走了一切能找到的東西，首飾、現金，」姑姑說，「也帶走了我們內心的平靜。」

我在事發後的下午跟姑姑聊上，她剛跟警察解釋了前一天晚上發生的細節。姑姑說，她一開始不想通知警方，怕這群人會因此報復。但是，想到封鎖剛剛開始，她又覺得有必要把事情的經過告訴政府。「他們得明白其中的風險，要馬上開始幫助有需要的人才行。否則我們一定會面臨更多的搶劫，掠奪和騷擾的。」

「不過，我不覺得我們遇到的這次搶盜是因為封鎖，」姑姑說，「這些人持槍，而且知道他們在幹嘛，像是專業幹這個的。」警察拿了記錄離開。姑姑並不期待會有什麼結果，在那個街區，這樣的入室搶劫時有發生，不會有破案的時候。

腐敗不是新聞

在很多城市，基於地方政府的能力和意願，封鎖實施後，也有給貧困和脆弱社區直接提供食物的援助措施。在辛塞萊霍，超過67%的勞力集中在非正式經濟領域，封鎖政策直接打斷了這些人任何的收入可能，而這些每日的收入就是他們維生的口糧：他們沒有餘錢，家中也無法備有存糧。

我一位朋友的丈夫 Álvaro Peñate 就是辛塞萊霍城裏一個貧窮小區 Villa Mady 的社群領導。封鎖開始後，Álvaro 告訴我說他「還能聽到街邊小販在賣水果和蔬菜的聲音。他們都還在工作，而且沒有任何保護措施。」

Álvaro說，他和妻子是少數幾個完全遵守封鎖的人，那也是因為他很幸運，在封鎖政策開始前領到了工資。「在這裏，鄰居會說我們（不出門）是瘋了，」他說，「但我不能隨意評判那些仍然選擇出門的人，因為他們需要這一天的收入，市政府提供的食物不能覆蓋到社區的所有人。」

其實，在這裏，作為援助的食物早就被政治化了——一開始，只有給市長投票的家庭才可以收到這些罐頭和意粉。幾天後，Álvaro又告訴我，由於正在對市長簽署的合同中存在的腐敗違規行為進行調查，所以食物的分發被暫停。

這並不讓人驚訝，哥倫比亞是全世界腐敗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在宣布封鎖後，總統杜克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支持弱勢群體的措施，包括4月7日宣布的為300萬貧困、赤貧和脆弱的家庭提供每戶40美元的補貼。可是，圍繞着這些救援基金的腐敗新聞，幾天之後就出現了。在4月25日的一場新聞發佈會上，哥倫比亞檢察官稱，農業部部長Rodolfo Zea涉嫌腐敗。此外，檢察方還稱一些國家機構，包括國家規劃部門（National Planning Department），在將緊急資金轉移到了虛假賬戶上，而農業援助機構Finagro，則將原本應該交予小農戶資金，給到了大農場主的手上。

腐敗本是常態，但讓我驚訝的是，在這次公共危機中的腐敗事件，甚至激怒了很多過的不錯的、並且早已習慣了腐敗的中產群體。「我和我的家人，一日三餐並無問題甚至有的更多，但是如果不替那些最需要的人着想的話，那我們該是多麼的麻木和不人道。」我在Instgram上看到一位表兄的這段話，並且還在試圖直接與市長對話的時候，訝異不已，要知道，他以前從未對政治事件表示出什麼興趣。

在哥倫比亞，很多人已經習慣了暴力、也已經習慣了居高不下的謀殺率，但是疫情所帶來的、限制出行的政策，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日常。以往，身邊的窮人，仍然是有活力的——他們賣勞力、賣水果、開摩托出租車；封鎖會給這些人帶來怎樣的影響？這是一個全新的挑戰，也迎來了一些全新的答案。

哥倫比亞是一個傷痕累累的國家，但是那些疼痛大多只是被一部分人（而且往往是最為脆弱的那群人）承擔著：武裝衝突主要發生在農村地區，城市裏犯罪率高，但把圍牆建高，便似乎能多一層安全感，即便公共醫療系統弱，也能尋求昂貴的私人醫療……但是，這一次來自歐洲和美國的新聞畫面，卻著實震驚了所有人——眼下，歐美都這樣了，如果疫情在哥倫比亞爆發，那會糟到什麼程度呢？

這是一種全面的、會波及每個人的威脅感，也動員出了更多原本安於現狀的社會力量。很明顯的，給脆弱人群組織捐錢的行為更多了。一款叫「Rappi」的外賣APP說，他們將為50萬名醫護人員免費配送食品。一家連鎖男裝店 Arturo Calle 則表示，將繼續支付6000多名員工的工資。工程師和大學開始競相設計和製造更便宜的呼吸機——哥倫比亞國有的軍事武器製造商 Indumil 甚至表示，將與大學合作，開始生產呼吸機，以及病床和其他防護用具。

紅色警告

姑姑家顧有一個全職園丁，22歲，名叫聖地亞哥（Santiago Baldovino）；封鎖期間，聖地亞哥就住在姑姑家，一切有保障。但他的姐姐沒有那麼好運，姐姐在城裏當女傭，疫情開始後，就丟了工作，主人家直接把她打發走了。沒了收入，她的第一反應就是離開必須花錢買食物的城市，回到父母所在的農村——至少那裏會有食物。聖地亞哥說：「只要有地，人們就能相互照顧。」

此話不假，在封鎖的第12天，住在瑪利亞山區的一位農民 Geovaldis González 就給我發了一張他的午餐照片。他家住在瑪利亞山區的最高處，即使在旱季，森林也保持着綠色。Geovaldis一一指給我看他的午餐：「車前草、捲心菜、木薯、洋葱和香菜魚湯，還有我們自產的牛奶。」某種意義上，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讓他們能夠不被忽如其來的封鎖完全打亂生活。

2005年，隨着右翼準軍事組織「哥倫比亞聯合自衞隊」（AUC）的解散，以及2011年受害者和土地歸還法的實施，一些針對受害者的賠償和土地歸還進程開始，於是，一些農民開始返回瑪利亞山區。然而，那些返回的人發現，離開了自己土地的這些年，氣候變化加上這些年的森林砍伐，已經給周邊生態帶來了很大的損害。不僅水源稀缺，在大多數農村地區，衞生基礎設施也根本不存在。

2016年，哥倫比亞政府與左翼反叛武裝力量簽署了和平協議，結束了52年的武裝衝突。瑪利亞山區也是2016年簽署的和平協議下的優先地區——但這依然是紙上的承諾。政府應當帶來長期的資助，但卻未能得到有效執行。

儘管很難，像 Geovaldis 這樣的農民們還是留下來了，開墾、播種，試着重啟生活。González 自認是一個好奇心強、消息靈通的人，他告訴我說，當他聽說中國出現了新型的冠狀病毒病例後，就已經開始向社區居民宣傳冠狀病毒的危害，甚至作為當地領導人，他減少了當地的會議次數。「我通過WhatsApp、社媒和口口相傳的方式，讓我的社區了解到最新情況。」他說。剛開始時，並不是所有人都認為這種情況需要採取這樣的極端措施，但隨着世界各地病例數量的增加，社區開始聽到了他的聲音。

不過，在這個飽受暴力和武裝衝突打擊的地區，供水、衞生設施、保健服務和道路等等的缺乏，才是 Geovaldis 身邊社群面臨的真實挑戰。「有時候我在想，如果我們的社區真的出現了一個病例，我們要怎麼把這個人從農村地區帶出去？用毛驢嗎？是應該由誰負責將那個人送到市裏去治療，是社區、家屬還是朋友？」

「在沒有通路、沒有衞生基礎設施的情況下，我不知道有什麼可以應對病毒。」也是因此，從大城市波哥大傳出的現金援助，都沒有讓 González 安心，他反而覺得：「如果農民為了尋找那些負責分發政府金融支持的銀行或銀行代理行，而不得不離開農村地區，那這裏所有的隔離努力都被打破了，實行封鎖也就沒有意義了。」

原則上，這些援助金會直接轉入受益人的銀行賬戶，但是，在哥倫比亞，金融服務並沒有全面覆蓋，特別是在農村地區，許多補貼仍然是在銀行辦事處或代理機構支付。也因此，很多人都擔心，援助金最終並不會抵達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

聖地亞哥一家就沒有收到任何補助。聖地亞哥告訴我，為了省錢，他舅舅在封鎖期間想着去村裏帶回一些木薯——在城裏，賣木薯的商販少了，價格也高了。不幸的是，在回城的路上，舅舅被警察攔住罰了款。而幾個在首都波哥大生活的哥哥們，做保安的、洗車的，處境都比聖地亞哥要更糟，他不得不給兄長們寄一些錢，以作資助。

與此同時，在聖地亞哥一家生活的小城辛克（Sincé），很多人家已經在窗戶和陽台上掛起了紅色的衣服或旗子：這意味着這家人正在捱餓。掛起紅色，向鄰居示意自己需要幫助，這樣的做法正在哥倫比亞全國流行起來，聖地亞哥陸續有聽說，但親眼見到，他在電話那頭，還是覺得非常震驚。

隨着確診病例的提升（截止4月27日，哥倫比亞2019冠狀病毒肺炎的確診人數為5597人），限行封鎖已經被延期到了5月11日。我知道，在家鄉，將會掛上一抹紅色的窗子，只會越來越多。而從其他國家看到的經驗也告訴我，疫情不會隨著解封日期離開，相反的，它只會層層挖出當地各式各樣難解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