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四百里、每天吃一顿:两个印度工人的封国时刻

移民们一砖一瓦建设了城市,却始终被认为是“局外人”。而在病毒面前,他们既无法“社交隔离”,也没有阳台为医护鼓掌。
2020年3月29日,印度新德里的警员正在指挥在车站等待回家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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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星期六,印度南部阿拉伯海滨的喀拉拉邦坎努尔县(Kannur),某处采石场安静得一反常态。这里已经停工四天了。工人曼朱纳斯(Manjunath S Lamani)决定,和一行卡纳塔克邦北部的老乡一起徒步回家。傍晚七点,他们出发了。

四天前的3月24日,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宣布,为控制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印度全境封锁21天。城市突然停摆,即刻引发了农民工的返乡潮。公共交通全线停运,印度北部很多离家更近的农民工都选择了走路回家。起先,曼朱纳斯观望了几天。他的家在400公里之外的卡纳塔克邦哈韦里县(Haveri),不眠不休也要走三四天。

这天,他听到消息,前一天出发的工友在到达卡邦边境后,当地警察安排了车送他们回家。这给了曼朱纳斯一丝希望,他想着,只要走到卡邦地界,就总能找到办法回去。

曼朱纳斯已经断断续续在喀拉拉邦打工十五年了。他遇到过罢工,也见到过交通停摆,但像如今这样的全国封锁,还是他三十三年人生的头一遭。他随便收拾了一套换洗的衣服,还带了一条被单,就上路了。他还是觉得,回到家会更安全。

但他的遭遇并没有之前的工友那么幸运。那天深夜,曼朱纳斯一行在喀拉拉邦境内被警察拦下,他就地在附近的印度教寺庙里歇了一晚。第二天,3月29日,他们重新出发,下午才到了卡纳塔克邦的边境小镇维拉杰佩特(Virajpet)。

在这里,曼朱纳斯被告知不能再继续前行。他出发的当天,印度中央政府向各邦指令,严格封锁边境,对返乡的移民不再放行,同时建议对他们就地安置,提供住所和食物。

曼朱纳斯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他被安排住在一所寄宿学校的宿舍里,和他一样滞留在这里的农民工有近百人,都来自卡邦北部和中部地区。

2020年3月28日,印度德里的农民工正在巴士总站等待政府安排的巴士回乡。
2020年3月28日,印度德里的农民工正在巴士总站等待政府安排的巴士回乡。

外来采石工

曼朱纳斯从18岁起,就在喀拉拉邦的采石场打工。通常,他每两个月回一次家,歇几天再回去工作。

三月初,他又一次启程了。那时,疫情的冲击刚刚波及印度,德里和特伦甘纳邦(Telangana)同时报告了第一例输入病例,泰姬陵所在的北方城市阿格拉(Agra),一个意大利旅游团也有14名游客确诊。这完全没有引起曼朱纳斯的警觉。当时卡邦还没有确诊病例,喀拉拉邦在一月底确诊的三个武汉大学留学生也已治愈。

他和朋友在 WhatsApp 和 Facebook 上看到肺炎的消息,以为它只发生在中国。

背土离乡也是曼朱纳斯养家糊口的最佳选择。在采石场,他的日薪是750卢比(约合港币77元),还管早餐和午餐两顿饭,他能攒下不少钱,足够老家父亲、妻子还有孩子的花销。

他出生在哈韦里县的贝鲁尔村(Bellur),这里气候干旱,只有三四个月的季风时节才有雨水光临,稻米只能种一季,其他的主要作物有石榴、玉米和高粱。

曼朱纳斯是拉马尼人(Lalani),属于印度宪法中的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政府立法确定的两大弱势群体之一,另一个是表列种姓,即通常说的“不可接触者”),他家里没有土地,世代以替人做农活为生,每天的薪水在三四百卢比(约港币40元)左右。但这份工并不固定,他一周最多两三天有活儿干,不干活就断了收入。

2001年,读到七年级之后,曼朱纳斯就辍学了,也干起了和父亲一样的活计,补贴家用。打零工可以糊口,但没办法改变世代为农的命运。城市化的大潮,给了曼朱纳斯一次机会。

“为了让我的孩子有更好的未来,我必须要挣钱来供他们读书。”曼朱纳斯对我说,他有三个小孩,最大的7岁,最小的只有3岁。

2005年,18岁的曼朱纳斯就经老乡介绍,到喀拉拉邦寻生计。喀拉拉邦地处印度西南海岸,在热带季风的滋养下,这里草木茂盛,物资丰饶,民众也相对富裕。城市的扩张和人口的逐渐膨胀,推高了对石材等建筑材料的需求,采石场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采石场的工作终日暴露在粉尘之下,当地的呼吸道疾病发病率逐渐上升,采石场还有诱发山体滑坡的危险,本地人渐渐不愿再从事这份工作,为更便宜的外来劳工打开了通道。

在采石场,曼朱纳斯租住的群租房里一共住了十个人,四个是卡纳塔克邦的老乡,还有六个人来自东北部的阿萨姆邦。除他们之外,北方的比哈尔邦、北方邦和西孟加拉邦也是采石场外来劳工的主要来源。

群租房每月的房租总共为4000卢比(约港币409元),加上水电费,每个工人每月花在住宿上的钱大概要500卢比(约港币51元)。停工之后收入断了,这笔钱也成了让他们头疼的问题。曼朱纳斯告诉我,卡邦本地的工人基本都离开了,但阿萨姆和其他北部来的工友们还困在坎努尔,政府给他们提供了食物,但他们还得想办法付房租。

酒也是问题。采石场的工作是体力活儿,工人们收了工一般习惯喝点酒,本地小商铺里自酿的酒很便宜,但封城后就断了供。

在坎努尔,工人们每天只需要自己做一餐晚饭。采石场的日间饮食是当地人的口味,提供的是喀拉拉邦常见的马塔红米饭(Matta rice),曼朱纳斯已经习惯了,他只是为了赚钱养家,对饮食并不挑剔。但自己做晚餐时,他还是会闷上家乡常见的白米饭,一解乡愁。

2016年8月15日,印度梅加拉亚邦的矿工正在工作。
2016年8月15日,印度梅加拉亚邦的矿工正在工作。

进退维谷

每次,从家乡到坎努尔县,要先坐一夜的大巴到卡纳塔克南边的曼加罗尔市,再转乘五个多小时的火车。曼朱纳斯本该在这里待到五月,再带着两个月的工钱回家。

但曼朱纳斯很快发现事情比他想的要严重。与境外联系紧密的喀拉拉邦很快出现了新增病例,且确诊人数位居印度前列,离坎努尔县不到100公里的卡萨拉戈德(Kasaragod)更是成了“震中”,报告了喀拉拉邦近一半的确诊病例,坎努尔县也出现了病例。

3月22日那天,印度全境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命令下实行了较为温和的“人民宵禁”,他提议公众不要外出,并在下午五点时站在阳台上为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鼓掌。

曼朱纳斯没有阳台,他也没空鼓掌。当天采石场还没停工,他一直从早上七点半工作到了下午五点半。

那时,他还以为宵禁只是暂时的,但此后封锁措施的层层加码让他措手不及。3月22日,中央政府要求公共交通在三月底前停运,又过了两天,莫迪宣布了全国封锁21天的消息,采石场也彻底停工了。曼朱纳斯获取消息最主要的渠道是WhatsApp,直到停工,他还以为一到四月就可以回家。

他意识到封锁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3月28日中央政府的一道指令,把他拦在了归途中,至少在4月14日之前,他哪也去不了。

曼朱纳斯踏上回乡路的那天,住在班加罗尔东郊 Kariyammana Agrahara 贫民窟的阿卜杜勒(Abdul Kalam Khan)没吃上早餐。

五年前,阿卜杜勒从德里远赴班加罗尔谋生,现在和姐姐、姐夫等五个人挤在一间棚子里。封城之后,物流不便让蔬菜的价格涨了一倍,阿卜杜勒家捉襟见肘,一日三餐也无法保证,他当天只吃了一顿饭。

阿卜杜勒和上千名住在贫民窟的外来劳工一样,更关心两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开工?下一餐饭从哪里来?笼罩在贫民窟上空的阴云,并不是蔓延的病毒,而是饥饿和贫穷。

Kariyammana Agrahara 贫民窟紧邻班加罗尔的 IT 科技园区,这里见证了班加罗尔作为“外包之都”的昔日荣光,英特尔(Intel)、埃森哲(Accenture)等软件公司都坐落在此;也滋养了班加罗尔被誉为“印度硅谷”的科技创业潮,印度估值最高的创业公司Flipkart、中国最知名出海品牌之一小米的办公楼也在附近。

软件和科技公司的蜂拥,让班加罗尔老城区向东的老机场路成为了拥堵最严重的路段之一。但3月28日这天,这条主干道上几乎看不到一辆车。平日里熙熙攘攘的写字楼也空无一人,只有门口戴着口罩的保安独自享受着难得的宁静。附近的商业住宅楼阳台上,偶尔看得到居民的身影,他们大多是附近公司的员工,封城期间在家工作。

与这些现代化的住宅楼仅一墙之隔的贫民窟,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这里完全看不到任何“社交隔离”的踪影:小商店门口挤满了购买食材的居民,妇女每人拎着两三个桶排队打水,孩童们在垃圾堆旁玩着木制的玩具。一家商店的电视里播报着冠状病毒的新闻,六七个居民驻足观看,也还有人站在商店门口闲聊。看到我拍照,居民们警觉地散开了。他们没人戴口罩,偶尔有路人蒙着面巾走过。

贫民窟的棚子是用胶合板和铝合金搭的,里面不通电,也没有排水设施,一位居民告诉我,到了季风季节,雨水会一直淹到膝盖。

班加罗尔的IT科技园区被誉为“印度硅谷”。
班加罗尔的IT科技园区被誉为“印度硅谷”。

脆弱的局外人

Kariyammana Agrahara 贫民窟是繁荣生长的科技园催生的副产品。产业发展带来住宅扩建,数万人日常生活的后勤需求,为外来移民提供了生计。移民大多在附近的公司和公寓里做保洁、安保等工作,阿卜杜勒则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司机。

3月21日起,公司就开始了远程办公,他相当于变相休假了。骤然停工带给他的不是清闲,而是被不确定感笼罩的忧虑。公司只承诺三月份的薪资会正常发放,但封城还要持续到四月,他能不能按时领到薪金、合同还会不会继续,都还没有准信。

最大的问题还是房租。这间不到十五平方米的棚子的月租金是3000卢比(约港币306元),阿卜杜勒告诉我,如果封城持续,十天后他们就没法按时付房租。贫民窟的棚子多是私人违建的,居民的权利没有合同担保,但每月都会有人定时上门收租。

封城和停工让阿卜杜勒失去了继续留在班加罗尔的理由。他和家人的口粮配给都登记在德里,回到家就能以几卢比的价格买到一斤大米,也不用交房租,封城后他第一时间就想回家,“就算是饿肚子,跟家人在一起也总是好的。”阿卜杜勒告诉我,远在德里的父母非常担心他,要是他在身边的话,父母会开心一点。

但当时公共交通早已停摆,他和家人都回不去了。阿卜杜勒五十多岁的叔叔已经决定了,如果封城在4月14日后持续,他也打算步行返乡,回到2000多公里之外的德里。

这是24岁的阿卜杜勒,在2020年遭受的第三次打击。

年初,印度议会修订了《公民身份法》,这部将大量穆斯林排除在外来移民获取公民身份之外的法案,在印度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持续数月的抗议浪潮,也让印度国内穆斯林的生存处境更为艰难。虽然公民身份注册还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在是印度人民党执政的卡纳塔克邦,清理外来移民的行动已经率先展开。

去年11月,卡纳塔克邦警方将59名孟加拉非法移民遣送出境。此后,阿卜杜勒居住的贫民窟也不断遭受警察的骚扰。“警察会随时出现,让我们出示身份文件,一言不合就随便抓人。”阿卜杜勒说。这种随机的恐惧一直笼罩着他。

二月初,这种恐惧变得具体。他和叔叔住的那间棚子被政府拆了,同时被拆的另外三十多间。旁边商业住宅区的居民向警察举报,称贫民窟中住有孟加拉国非法移民,还有人从事非法活动,虽然警察并没有掌握相关证据,但他们的棚子还是被夷为平地。

事后,主导此事的官员被停职,阿卜杜勒被拆毁的棚子却没了下文,他和叔叔只得挤进原先姐姐一家住的棚子里。

卡纳塔克邦的第一例确诊案例在3月9日才出现,但政府在3月13日就关闭了学校、商场等公共场所。阿卜杜勒告诉我,警察此后也开始在贫民窟周围巡逻,要求他们勤洗手、戴口罩。但他一直对疫情没有感知。公共宵禁那天,阿卜杜勒也和贫民窟的居民一起,站在街道上欢呼鼓掌。“我们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但WhatsApp上的消息说,这能让冠状病毒远离我们。”他说。

我们第一次在贫民窟见面时,阿卜杜勒正和叔叔一起,从废墟中挑拣出还能用的瓶子等物件。叔叔沉默寡言,他主动攀谈,但语气也很平静,没有太多抱怨。

封城后,我再次到访,打电话联系他,他抱怨着停工后的种种不便,不耐烦地打断了我追问细节的提问,说,“你问这些到底能怎么帮到我?我现在只想回家。”电话那头传来争吵声,阿卜杜勒说家里人在吵架,也没有再出现。

来班加罗尔五年,阿卜杜勒只回过两次家。北部廉价劳动力更充裕,他在那里每个月只能赚到七八千卢比(约港币七八百元),而班加罗尔的薪水差不多翻了一番。

但他还是只把千里之外的德里当做“家”。“只要交通解封,我就先回家待几个月,等疫情完全结束再回来工作。”阿卜杜勒说。

很多外来劳工都拖家带口,住在贫民窟的棚子里。
很多外来劳工都拖家带口,住在贫民窟的棚子里。

城市化与被忽视的移民

阿卜杜勒所在的贫民窟,主要住的是从比哈尔邦(Bihar)、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北部地区,卡纳塔克邦北部,以及阿萨姆等东北地区来的劳工。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北方邦、比哈尔邦也是移民劳工的最大贡献者,中央邦(Madhya Pradesh)、旁遮普邦(Punjab)、拉贾斯坦(Rajasthan)邦次之。

印度的移民潮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自由化开始, 此后的软件外包和科技创业热潮也进一步助推了城市化的进程。班加罗尔、孟买、海得拉巴、德里和清奈(金奈)等一线城市发展迅猛,工作机会充裕,吸引了本邦及全国各地的外来移民。

根据《2017年印度经济调查》的数据,印度国内的移民劳工数量高达1亿,占了全国劳动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在城市地区,大约33%的男性劳动人口、56%的女性劳动人口是外来移民。

印度宪法保障了国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这些大量涌入城市的劳工,也让城市开始分层。

正如班加罗尔科技园附近的贫民窟一样,外来移民往往居住在城市夹缝的棚户区、贫民窟等非正式住宅区。这里的人口密度大、卫生条件较差,当城市受到病毒冲击时,外来劳工无疑是最脆弱的群体——他们无法享受“居家隔离”的特权,又往往为与海外有联系的中产阶级雇主提供服务,居住条件也让他们做不到社交隔离。

孟买的贫民窟已经报告了数十起确诊案例。其中一例,就是一位68岁的家政工被雇主传染,而雇主此前从海外返回。

这些外来移民,也往往从事着低薪、危险的临时工作,如建筑、旅馆、纺织、制造和家政服务等。很多移民还揹负着沉重的债务,多是收成欠佳的农业债,和嫁女儿的嫁妆债。无力负担城市高额的房租,他们随时面临着失去栖身之所的风险。在班加罗尔,从2013开始,就出现过多次贫民窟被大规模拆除的情况。这些行动往往因周围富人区住户的投诉而起,理由有污染水源、违章建筑等,不一而足,每次都让数以千计的移民无家可归。

移民们一砖一瓦地建设了城市,却始终被认为是“局外人”,甚至是“外来威胁”,因为他们“抢走”了本地居民的工作。反移民甚至成为了举足轻重的政治主张。

在孟买,外来移民占据了人口的55%。目前执政的湿婆神军党(Shiva-Sena),就一直在比哈尔外来劳工、北方邦外来劳工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孟买人”应该把这些外来移民赶出孟买。

大城市的外来移民,即使携家带口,也大多过着候鸟式的迁徙生活。

阿亚玛(Ayamma)一家住在班加罗尔老城区的一个小型棚户区,离国际品牌店铺林立的百尺路只有几百米之遥。我路过时,她的三个女儿正在路边玩耍。

大多数移民工人都生活在状况不佳的大棚屋里。
大多数移民工人都生活在状况不佳的大棚屋里。

2009年,阿亚玛和丈夫从卡纳塔克邦北部的古尔伯加县(Gulbarga)来到班加罗尔谋生。十一年间,夫妇俩相继生了三个女儿,她们目前都在附近的公立学校读书。但每年的暑假,阿亚玛还是会把孩子送回老家。

阿亚玛家旁边是一大片荒地,院子里堆放着塑料瓶、纸箱等可回收的垃圾,女儿还在院子里种了一株番茄。低矮的房屋里异常昏暗,房间没有通电。一家人为这间十多平米的小屋,每月支付1000卢比(约港币100元)的房租。

本来,阿亚玛和丈夫每月的收入还不错,两个人加起来能拿到3.7万卢比(约港币3774元)。但做泥瓦匠的丈夫停工之后,她做保洁每月1.2万卢比(约港币1224元)的收入不足以负担日常开支,被迫动用本来就不多的积蓄。阿亚玛告诉我,之前她每天花50卢比买蔬菜,现在则要花100卢比。她担心,如果封锁持续,家里要迫不得已去找民间放贷人借钱维生。

阿亚玛的口粮份额也登记在老家。虽然印度政府早就提出要推行口粮全国通领,但她并没有信心,一家人能在班加罗尔待多久。

受疫情影响,女儿们早早就停课了,又回不了老家,在屋子里写作业,还得借着蜡烛。

读者评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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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比尔盖茨说富国总会有办法度过难关,长远看来需要担心的正是这些欠发达地区,即使有疫苗问世,他们也不在优先接种行列。悲观一点看,可能该病毒会长期伴随人类。

  2. 之前也提过建议,校对太差了。即便已经改了一错,但还是依旧有错。如果不能退会费,至少要对得起我交的年费!

  3. 疫情期間能在家中待著,對社會底層的人是奢侈。目前的情況,就是越底層的人受到衝擊越大。唉。這個已經不大正常的世界,越來越多的痛和苦。

  4. 文中這一句「政府立法確定的兩大弱勢群體質疑」的「質疑」是否為「之一」誤植?

  5. 早年间的一个段子,制定交通政策的人不用做公共交通,医疗改革的人不用自己去看病,而防疫政策的人也不用自己成为被管控的人,只要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就可以。因而很多方案看上去很美,封城如是,许久之前被大学生吐槽的大学开学方案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