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让男性“回归家庭”后，她们的旧烦恼和新危险

自从3月17日，法国实行全民隔离，要求学校停课、雇员在家工作后，一个生活在法国巴黎的女权博客主夏尔邦提（Coline Charpentier）发现，她的很多读者来信，都是妈妈们无助的倾诉：隔离期间，远程工作和小孩看护无法兼得——即使“他也在家”，或者说，正是因为“他也在家”。

隔离开始两天后，一条女性读者来信，她发现全民隔离这样的“例外”情形，没有给家里的分工带来任何改变：“如今我和丈夫两人都在家工作，但还是我看孩子、做饭、洗衣服、陪孩子写作业……”另一读者跟帖，讲述着几乎同样困境，“公司想当然，觉得夫妇两人跟小孩在家，都能正常工作。”

“真够虚伪的，谁不知道最终受影响的总是女性。”帖子继续说。读着这些来信，夏尔邦提有些愤慨：“危机时刻，社会倡导团结一致，但在一些家庭内部，却毫无团结可言。”

夏尔邦提的读者里，还有在隔离期间也必须出门工作的人，比如收银员或清洁工——如今，她们白天出门工作，晚上回家处理家务，“就算丈夫在家”。不过，比起争执谁应该在这个时候干家务，她们更担心自己是否感染了病毒，会不会将病毒感染给家人。紧急时期，大家首先想到保护自己和家人，在柴米油盐的隔离日常中，公不公平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

全球已有100万人确诊2019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病席卷全球，在这样一个牵扯着整个社会所有人的情形的“紧急状态”里，哪些是紧急的、急需应对的，又有哪些会被认为不紧急？这些选择和界定，会让谁暂免危机，又会让谁深陷困境？

法国女权先锋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一段论述再次被流传开来。她说：“永远不要忘记，只需一场政治、经济或宗教危机，女性的权利就会遭到质疑。永远不能视女性权利为理所当然。在你的余生中，都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全民隔离后，家庭内部不平等“浮出地表”

夏尔邦提在巴黎郊区担任历史地理中学老师。2018年，她创办了这个目前已有11.6万粉丝的Instagram博客账号，这个博客的诞生，也跟她的个人经历有关。

她和丈夫都是女权主义者，本以为早已丢弃了固化性别观的束缚。但两年前儿子出生，她发现自己竟然还是落入“称职母亲”的社会范式：既要工作，又要管理好家庭，还要常伴小孩左右，做一个“好妈妈”。她终日在学校、儿子、朋友和个人活动之间奔波，疲惫不堪。与女性朋友聊天时发现，大家或多或少，都面临这种“运筹帷幄”式的持家压力——社会学给出学名，叫做“精神压力”（mental load）。

她选择博客的形式，通过读者投稿和相关注释，讲解“精神压力”，尝试探索所谓“称职”母亲的其他可能。多数情况下，“精神压力”皆由女性承受。一年半的时间里，她共计收到1.2万封来信，其中只有上百份男性投稿。

隔离激化了这一趋势。隔离第一周，夏尔邦提每天收到二十到三十条来信，都是妈妈们抱怨隔离生活疲惫不堪。

3月26日的一篇投稿写：“我必须继续出门工作，但当天得为所有人考虑周全。不然，晚上回家，老公和孩子都会特别烦躁。为了不必要的争吵，我宁愿出门前事事安排妥当。”夏尔邦提解释说，考虑周全属于“精神压力”，担心争吵是“情感压力”，这名女性宁愿选择前者。“一天在外工作，最不希望晚上回来陷入争吵。为避免家里大乱，她尽其所能，以致有时忘记自我”。

有两种“家长范式”——兼顾工作和家庭的母亲、认真工作努力养家的父亲。夏尔邦提说，当前的家庭和学校教育，都向这些模型靠拢，仿佛为随后男女要承担的角色做准备。“但是，就是不常在小孩身边，我们也能成为好妈妈；而男性除了工作赚钱外，也可以做一个好父亲”。她希望通过博客，呈现不同家长模型的可能性。

夫妻间的男女平权是老生常谈，但也最难实现。“男女关系里，找对方评理，注定要发脾气。还不如安于现状，甚至偶尔感慨说，‘他也会买菜做饭，我真是好运气’’”。夏尔邦提总结说，为保持家庭关系和谐，妻子会选择生活在“可接受的不平等”之中。

这一选择也可能出于经济现实考量。40岁的莫伦（Johanna Moran）生活在华盛顿，是一名中国问题分析员，她告诉《纽约时报》，隔离期间，她和丈夫设立了三班倒计划，兼顾各自工作和三个幼儿看护。但丈夫是电视记者，很快被公司召回，瞬间打破这一脆弱的平衡：他为了工作，不敢向公司讲述家里难处。

莫伦也理解丈夫的做法，毕竟他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她很清楚，若有意外发生，自己的工作总会最先受到影响。

在全国隔离后，意大利自由职业广告撰写人米凯拉已经切身感受到这一影响。她是四个低龄儿童的母亲，为了工作还得先于家人早起床，安安静静书写两个小时，但每天都这样，哪吃得消。而且，隔离才几天，她的收入就缩水了一半。

意大利是家庭妇女数量最高的欧洲国家，意大利国家统计研究所（Istat）数据显示，60%的意大利职业女性为照看小孩，会减少工作时间，女性平均工资比男性低25%。

各地不少团体已经相继拉响警钟：3月底，法国23名国会议员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呼吁在家隔离期间，夫妻应分担“家务和‘精神压力’”；瑞士女性团体尤其强调，工作在前线的女性面临多重“精神压力”，并呼吁政府向她们提供免费孩童托管。

夏尔邦提当老师，不受失业困扰。相比之下，她丈夫工作压力很大。丈夫早意识到她对家庭的付出更多，两人平分家务，但很多时候他爱莫能助。和所有母亲一样，她隔离的第一周过得鸡飞狗跳。为找到独处时间，夏尔邦提只好让儿子一个人玩乐高游戏。

隔离之初的焦虑和不安终于平复，但她把孩子丢在一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还是有点内疚。至今，她似乎仍未摆脱“称职母亲”的束缚。

进入隔离第二周，博客收到的信件数量逐渐变少了。在夏尔邦提看来，这并不意味着男女“精神压力”分担在发生好转，“或许只是她们心情逐渐平复，并接受现状了。”

“他做了牺牲，但也没做”

3月12日晚，得知学校要关，38岁的法国女律师桑德丽娜（Sandrine）焦虑起来。“我可怎么工作？”法庭还开着，只是减少了大半的庭审，她还是有个别案子要出庭，此外，还得做不少撰写和文书工作，需集中精力，尤其不能分神。但她有两个儿子，大的7岁，小的5岁，一想到24小时都要跟他们在一起，桑德丽娜头特大。

“孩子会要了我们的命。”这句话，她在推特上，写了两遍。

她丈夫是一家工厂的总监，平时在家也会搭把手，但持家照顾孩子的重任，从来都是落在她这个当妈的身上。一直以来，她兼任职业保姆、家庭总管和职场女强人数职，最近生活更是一地鸡毛：刚搬新家，房子正翻修，监管工程由她全权负责；前两个月，律师一直罢工，反对退休改革，现在复工不久，手头的案子可谓千头万绪。

家里家外太忙，桑德丽娜早有怨言。到了法国进入居家隔离的首日，桑德丽娜显得格外恐慌。她还向几个女性律师朋友倾诉过。她们都是工作狂，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桑德丽娜太夸张。但隔离仅数天，闺蜜们便达成共识：远程工作同时，根本没法陪小孩上课。

无奈之下，桑德丽娜只得减少工作量，平日里一天能处理多个文件，现在降到一个——还好律所是自己开的，自己可以决定工作量；客户们在隔离期间，也算宽容。可两三个小时实打实的工作时间，看似微不足道，背后仍需丈夫积极配合。他也在家工作，看到妻子手足无措，便答应照看俩儿子做作业。

他早晨起床洗澡后，马上工作，直到孩子起床，随后做早餐，上午一边陪孩子写作业，一边工作。桑德丽娜做午饭，接下午的轮班。虽说丈夫为此改变作息时间，但工作时长仍跟平日一样。

丈夫一点牺牲都没做？桑德丽娜有些犹豫：“他做了牺牲，但也没做。”他愿意看几个小时的小孩，固然考虑到家庭，更是为适应自己团队节奏。现在远程工作，网络连接不甚畅通，他无法持续工作。再说，他的工作性质允许他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小孩。

事实上，“就连隔离日程表——每天的计划，两个人的分工和时间安排——都是我写的。”不过，她没时间再去计较，现在她私下更担心的是隔离十来天了，肩负起育儿新任务的丈夫，不会厌烦了直接撂挑子吧。

她有些苦涩地说：“我自认为是女权主义者，但危机来临，能给自己争取的，也不过如此。”

这是一个奇怪的春天，阳光普照，可无人谈论天气，也无人张罗野餐喝酒。桑德丽娜住在法国中东部小城马孔（Mâcon）的闹市，楼下一溜餐厅和咖啡馆，都大门紧闭。她时常想，这些餐厅之后还在么？哪些咖啡馆又会安然无恙？“之后如何，是大家特害怕问到的问题。”她猜想，可能过后也好不了哪里去，比如她最担心的就有——“小孩可能回不了学校了。”

丈夫所在工厂停工一周，后政府发布政令，工人将再次返工。听到这个消息，桑德丽娜很矛盾。一方面，疫情严重，有人竟要返厂工作，太不正常；另一方面，工厂重启，运营无恙，丈夫可能也不会丢工作。

桑德丽娜叹息说：“我从未如此接近过‘变身家庭妇女’的这一现实。”她调侃起隔离结束后的情形：男性因体会到妻子不易，承担诸多家务，备受称赞，会被称是人类史上的一大进步。

隔离期间，为了照顾家庭，女性是否会“牺牲”自己的工作？法国女权活动家德阿斯（Caroline De Haas ）告诉端传媒，现在回答这一问题可能为时尚早。疫情蔓延之际，法国很多雇员被迫“部分失业”（会获得不低于最低工资的政府补贴，可避免企业大规模解雇员工），但这是企业决定，并非个人选择。

但同时，女性多兼职工作，收入较低，危机面前，承担的风险也更高。德阿斯说：“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危机一定会对男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你们无权出门，但有权出逃”

法国61岁的妇产医生阿特姆（Ghada Hatem）是“女性之家”（La Maison des femmes）创始人。这家反性别暴力机构，并非社工协会而是医护机构，因此隔离期间也一直开着。

阿特姆每天去上班，跟平时无异。她在黎巴嫩出生，小时经历战争，面对疫情危机，比一般人反应要平静，“每一代人都会经历战乱动荡的，年轻一代人总以为会幸免”。话虽然这么说，她心里仍有十分担心的对象——遭受家暴的女性。

“一般来说，有暴力倾向的男性很难忍受挫败感，禁足会加重受挫情绪，他们肯定会更凶。”以阿特姆的经验看，生活在家暴阴影下的女性，之前还能去学校、医院或救助协会，突破重围，“但现在，她们哪儿也去不了，同外界失去了接触的可能性”。

以前，平均每隔三天，“女性之家”接待一名被家暴女性。隔离一周后，家暴情况是否加重？面对端传媒的提问，阿特姆当时还不好下结论。不过，法国警方出警记录已经验证了阿特姆的担忧，内政部3月28日宣布：隔离一周内，全法家庭暴力案件增长32%，巴黎地区增长36%。

隔离开始后，政府推出了药店预警机制：受害者可去药店求助，店员迅速通知警察，让他们出警。而法国性别平权部也将负责提供2万个酒店入住天数。

禁足期间，家暴受害者遭遇“双重隔离”，原有的补充救援机制运行不畅，同样会导致险象环生。法国律师托马斯尼（Nathalie Tomasini）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便提到隔离带来不少反家暴维权的现实问题，殴打医疗证明可否通过电邮寄出？施暴方在隔离期间又能被遣送到哪里？

随着封城封国的地区增多，同样的剧情在各地不断重复。中国各省市陆续结束隔离，因疫情而生的家暴逐渐被提及。目前尚无官方数据，但澎湃新闻英语网站“第六声”（Sixth Tone）3月2日报导，湖北省“监利县派出所在2月份收到162起家庭暴力案件的报警，是去年同月47起举报的三倍”。

其他国家的情形也开始陆续出现在媒体上：隔离开始不久，卢森堡执法机构曾出警十次驱逐暴力伴侣，高于平均数据；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反家暴热线拨打人数增加20%；意大利隔离三周内，3名女性被丈夫打死；巴西里约热内卢一家暴受害者收留中心入住人数增长至少40%……

家暴一直都在。以法国为例，2019年因家暴死亡的女性有149人，即每隔三天，便有一名女性被伴侣或前伴侣暴力致死。法国各大女权协会对疫情产生的家暴十分警惕，隔离一开始，便积极通过媒体宣传家暴受害者求助热线，同时还向受害女性喊话：“你们无权出门，但有权出逃。”

这些前期动员，引起公众的警惕。28岁的反家暴社工德拉维（Louise Delavier）告诉端传媒，隔离期间，通过匿名网页聊天系统，新来咨询的人，增加50%，其中很多人是看到身边的家暴行为，便联系她所在协会希望寻求建议帮助。人数之多，她着实有点意外。

“有个人觉得邻居家或朋友的领居家可能存在家暴现象，但不知道如何行动，便特别紧张。”德拉维能做的，便是去倾听，弄清情况，给出建议，并适时减轻他们的负罪感。

其实，每逢重大节日和活动，都会迎来家暴高峰。圣诞节、情人节甚至足球比赛日，人们情绪波动大，家庭暴力会随之增加。隔离并非家暴的唯一高峰期，但隔离期间，家暴议题则获得空前关注。

家暴旁观者开始更为觉醒，这是好事。可德拉维还是忍不住抱怨：“就好像平常日子，反家暴不重要似的。”

戴上女权“有色眼睛”审视紧急状态

隔离期间，一些女性正遭遇双重惩罚。

3月中下旬，美国得克萨斯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密西西比州、艾奥瓦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六州，将堕胎列入非必要手术。几乎同时，法国紧急放宽劳工法，每周最长工作时间由48小时，延长至60小时，却没有同意将堕胎手术规定的怀孕12周之内，暂时延长至14周之内。而处于疫情漩涡的意大利，本身半数以上的妇产科医生早已明确反堕胎，现在为数不多的堕胎机构，在紧急时刻，只能倾向按下暂停键。

未成年人、单亲妈妈和被家暴妇女遇到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自救？法国妇产医生阿特姆说，为减轻手术室负担，女性怀孕初期，可通过药物或局部麻醉，实行人流。但如今堕胎中心纷纷关闭，有些医护病倒，堕胎难度增加。3月31日，她和上百名同行在法国《世界报》签署公开信，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障女性在紧急状态正常行使堕胎权。否则，他们将不惜违反法律。目前政府尚未作出任何回应。

病毒蔓延时，各地性工作者遭遇的，或是三重惩罚。

禁足期间，性工作者们无法工作，也无法获得国家救助，甚至被再次指责为病毒携带者。继续工作被病毒传染，或停止工作活活饿死？在抗疫夹缝，性工作者发起网上众筹，试图自救。近日，法国一家性工作者工会STRASS就发布公告，提醒疫情之下，普通雇员可通过病假、“部分失业”和带薪休假等社保体制，维持正常的生活，而若要确保性工作者也无需出门工作，政府同样应向性工作者发放类似补助。

公共卫生危机也是一面镜子，会照出各种形式的不平等。这也是反家暴社工德拉维得知隔离后的第一反应，她想到了需要育儿的姐姐、想到了住9平米房间的邻居和缺乏远程辅助设备上课的学生。大家收到同样的隔离指令，但各自的隔离条件千差万别。有时付出看似同样的努力，不平等反会慢慢滋生。

病毒并不会脱离社会现实独立存在，在新冠病毒面前，男女同样被区别对待。3月6日，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布文章分析称，疫情前期研究虽显示，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但最近中国官方数据显示，湖北90%的医护人员为女性，并强调这一特殊工作性质显著增加女性的感染风险。疫情之下，检测和就医条件不同，男女死亡率和感染率，也会受到影响。

文章指出，当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爆发时，女性多是家庭主妇和前线看护，男性则是掌权者和政策制定者，导致女性特有的需求被忽视，从而感染率高。特殊时期，政府为保障急诊，不惜牺牲母婴和生育医疗资源，导致塞拉利昂共和国地区孕妇死亡率达世界之最。

与此同时，在抗疫前线，女性又从未如此备受瞩目。世卫组织表示，104个国家中，医护前线工作人员中70%都是女性——她们是奋斗在一线的医生、护士、药店店员和医护机构消毒人员。在法国，该数字为78%。

时钟拨回3月16日20点。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国家将进入隔离状态。二十一分钟的讲话中，他重复了六次“我们要打仗了”。

中学老师夏尔邦提听了，没有很惊讶，“哦，这是让大家准备作出牺牲了”。律师桑德丽娜听了这话则特别警觉：“要求大家作出牺牲，但很多时候，牺牲重担还不是又落在女性身上”。

“大家又总是健忘的，就像女性生产很痛苦，但总会忘记当初的疼痛。”她若有所思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