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讓男性「回歸家庭」後，她們的舊煩惱和新危險

自從3月17日，法國實行全民隔離，要求學校停課、僱員在家工作後，一個生活在法國巴黎的女權博客主夏爾邦提（Coline Charpentier）發現，她的很多讀者來信，都是媽媽們無助的傾訴：隔離期間，遠程工作和小孩看護無法兼得——即使「他也在家」，或者說，正是因為「他也在家」。

隔離開始兩天後，一條女性讀者來信，說發現全民隔離這樣的「例外」情形，沒有給家裏的分工帶來任何改變：「如今我和丈夫兩人都在家工作，但還是我看孩子、做飯、洗衣服、陪孩子寫作業……」另一讀者跟帖，講述着幾乎同樣困境：「公司想當然，覺得夫婦兩人跟小孩在家，都能正常工作。」

「真夠虛偽的，誰不知道最終受影響的總是女性。」帖子繼續說。

夏爾邦提的讀者裏，還有在隔離期間也必須出門工作的人，比如收銀員或清潔工——如今，她們白天出門工作，晚上回家處理家務，「就算丈夫在家」。不過，比起爭執誰應該在這個時候幹家務，她們更擔心自己是否感染了病毒，會不會將病毒感染給家人。緊急時期，大家首先想到保護自己和家人，在柴米油鹽的隔離日常中，公不公平似乎顯得不那麼重要。

全球已有100萬人確診2019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病席捲全球，在這樣一個牽扯着整個社會所有人生活情形的「緊急狀態」裏，哪些是緊急的、急需應對的，又有哪些會被認為暫時沒那麼重要的？這些選擇和界定，會讓誰暫免危機，又會讓誰深陷困境？

法國女權先鋒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一段論述再次被流傳開來。她說：「永遠不要忘記，只需一場政治、經濟或宗教危機，女性的權利就會遭到質疑。永遠不能視女性權利為理所當然。在你的餘生中，都必須對此保持警惕。」

全民隔離後，家庭內部不平等「浮出地表」

夏爾邦提在巴黎郊區擔任歷史地理中學老師。2018年，她創辦了這個目前已有11.6萬粉絲的Instagram博客賬號，這個博客的誕生，也跟她的個人經歷有關。

她和丈夫都是女權主義者，本以為早已丟棄了固化性別觀的束縛。但兩年前兒子出生，她發現自己竟然還是落入「稱職母親」的社會範式：既要工作，又要管理好家庭，還要常伴小孩左右，做一個「好媽媽」。她終日在學校、兒子、朋友和個人活動之間奔波，疲憊不堪。與女性朋友聊天時發現，大家或多或少，都面臨這種「運籌帷幄」式的持家壓力——社會學給出學名，叫做「精神壓力」（mental load）。

她選擇博客的形式，通過讀者投稿和相關注釋，講解「精神壓力」，嘗試探索所謂「稱職」母親的其他可能。多數情況下，「精神壓力」由女性承受。一年半的時間裏，她共計收到1.2萬封來信，其中只有上百份男性投稿。

隔離激化了這一趨勢。隔離第一週，夏爾邦提每天收到二十到三十條來信，都是媽媽們抱怨隔離生活疲憊不堪。

3月26日的一篇投稿寫：「我必須繼續出門工作，但當天得為所有人考慮周全。不然，晚上回家，老公和孩子都會特別煩躁。為了不必要的爭吵，我寧願出門前事事安排妥當。」夏爾邦提解釋說，考慮周全屬於「精神壓力」，擔心爭吵是「情感壓力」，這名女性寧願選擇前者。「一天在外工作，最不希望晚上回來陷入爭吵。為避免家裏大亂，她盡其所能，以致有時忘記自我」。

有兩種「家長範式」——兼顧工作和家庭的母親、認真工作努力養家的父親。夏爾邦提說，當前的家庭和學校教育，都向這些模型靠攏。「但是，明明不常在小孩身邊，我們也能成為好媽媽；而男性除了工作賺錢外，也可以做一個好父親」。她希望通過博客，呈現不同家長模型的可能性。

夫妻間的男女平權是老生常談，但也最難實現。「男女關係裏，找對方評理，註定要發脾氣。還不如安於現狀，甚至偶爾感慨說，『他也會買菜做飯，我真是好運氣』。」夏爾邦提總結說，為保持家庭關係和諧，妻子會選擇生活在「可接受的不平等」之中。

這一選擇也可能出於經濟現實考量。40歲的莫倫（Johanna Moran）生活在華盛頓，是一名中國問題分析員，她告訴《紐約時報》，隔離期間，她和丈夫設立了三班倒計劃，兼顧各自工作和三個幼兒看護。但丈夫是電視記者，很快被公司召回，瞬間打破這一脆弱的平衡：他為了工作，不敢向公司講述家裏難處。

莫倫也理解丈夫的做法，畢竟他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她很清楚，若有意外發生，自己的工作總會最先受到影響。

在全國隔離後，意大利自由職業廣告撰寫人米凱拉已經切身感受到這一影響。她是四個低齡兒童的母親，為了工作還得先於家人早起床，安安靜靜書寫兩個小時，但每天都這樣，哪吃得消。而且，隔離才幾天，她的收入就縮水了一半。

意大利是家庭婦女數量最高的歐洲國家，意大利國家統計研究所（Istat）數據顯示，60%的意大利職業女性為照看小孩而減少工作時間，女性平均工資比男性低25%。

各地不少團體已經相繼拉響警鐘：3月底，法國23名國會議員在媒體上發表公開信，呼籲在家隔離期間，夫妻應分擔「家務和『精神壓力』」；瑞士女性團體尤其強調，工作在前線的女性面臨多重壓力，呼籲政府向她們提供免費孩童託管。

夏爾邦提當老師，不受失業困擾。相比之下，她丈夫工作壓力很大。丈夫早意識到她對家庭的付出更多，兩人平分家務，但很多時候他愛莫能助。和所有母親一樣，她隔離的第一週過得雞飛狗跳。為找到獨處時間，夏爾邦提只好讓兒子一個人玩樂高遊戲。

隔離之初的焦慮和不安終於平復，但她把孩子丟在一邊，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媽媽，還是有點內疚。至今，她似乎仍未擺脱「稱職母親」的束縛。

進入隔離第二週，博客收到的信件數量逐漸變少了。在夏爾邦提看來，這並不意味着男女「精神壓力」的分擔在發生好轉，「或許只是她們心情逐漸平復，並接受現狀了。」

「他做了犧牲，但也沒做」

3月12日晚，得知學校要關，38歲的法國女律師桑德麗娜（Sandrine）焦慮起來。「我可怎麼工作？」法庭還開着，只是減少了大半的庭審，她還是有個別案子要出庭，此外，還得做不少撰寫和文書工作，需集中精力，尤其不能分神。但她有兩個兒子，大的7歲，小的5歲，一想到24小時都要跟他們在一起，桑德麗娜頭特大。

「孩子會要了我們的命。」這句話，她在推特上，寫了兩遍。

她丈夫是一家工廠的總監，平時在家也會搭把手，但持家照顧孩子的重任，從來都是落在她這個當媽的身上。一直以來，她兼任職業保姆、家庭總管和職場女強人數職，最近生活更是一地雞毛：剛搬新家，房子正翻修，監管工程由她全權負責；前兩個月，律師一直罷工，反對退休改革，現在復工不久，手頭的案子可謂千頭萬緒。

家裏家外太忙，桑德麗娜早有怨言。到了法國進入居家隔離的首日，桑德麗娜顯得格外恐慌。她還向幾個女性律師朋友傾訴過。她們都是工作狂，有些不以為然，覺得桑德麗娜太誇張。但隔離僅數天，閨蜜們便達成共識：遠程工作同時，根本沒法陪小孩上課。

無奈之下，桑德麗娜只得減少工作量，平日裏一天能處理多個文件，現在降到一個——還好律所是自己開的，自己可以決定工作量；客戶們在隔離期間，也算寬容。可兩三個小時實打實的工作時間，看似微不足道，背後仍需丈夫積極配合。他也在家工作，看到妻子手足無措，便答應照看倆兒子做作業。

他早晨起床洗澡後，馬上工作，直到孩子起床，隨後做早餐，上午一邊陪孩子寫作業，一邊工作。桑德麗娜做午飯，接下午的輪班。雖說丈夫為此改變作息時間，但工作時長仍跟平日一樣。

丈夫一點犧牲都沒做？桑德麗娜有些猶豫：「他做了犧牲，但也沒做。」他願意看幾個小時的小孩，固然考慮到家庭，更是為適應自己團隊節奏。現在遠程工作，網絡連接不甚暢通，他無法持續工作。再說，他的工作性質允許他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小孩。

事實上，「就連隔離日程表——每天的計劃，兩個人的分工和時間安排——都是我寫的。」不過，她沒時間再去計較，現在她私下更擔心的是隔離十來天了，肩負起育兒新任務的丈夫，不會厭煩了直接撂挑子吧。

她有些苦澀地說：「我自認為是女權主義者，但危機來臨，能給自己爭取的，也不過如此。」

這是一個奇怪的春天，陽光普照，可無人談論天氣，也無人張羅野餐喝酒。桑德麗娜住在法國中東部小城馬孔（Mâcon）的鬧市，樓下一溜餐廳和咖啡館，都大門緊閉。她時常想，這些餐廳之後還在麼？哪些咖啡館又會安然無恙？「之後如何，是大家特害怕問到的問題。」比如她最擔心的就有——「小孩可能回不了學校了。」

丈夫所在工廠停工一週，後政府發布政令，工人將再次返工。聽到這個消息，桑德麗娜很矛盾。一方面，疫情嚴重，有人竟要返廠工作，太不正常；另一方面，工廠重啟，運營無恙，丈夫可能也不會丟工作。

桑德麗娜歎息說：「我們從未如此接近過『變身家庭婦女』的這一現實。」她調侃起隔離結束後的情形：男性因體會到妻子不易，承擔諸多家務，備受稱讚，會被稱是人類史上的一大進步。

隔離期間，為了照顧家庭，女性是否會「犧牲」自己的工作？法國女權活動家德阿斯（Caroline De Haas ）告訴端傳媒，現在回答這一問題可能為時尚早。疫情蔓延之際，法國很多僱員被迫「部分失業」（會獲得不低於最低工資的政府補貼，可避免企業大規模解僱員工），但這是企業決定，並非個人選擇。

但同時，女性多兼職工作，收入較低，危機面前，承擔的風險也更高。德阿斯說：「可以確定的是，經濟危機一定會對男女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你們無權出門，但有權出逃」

法國61歲的婦產醫生阿特姆（Ghada Hatem）是「女性之家」（La Maison des femmes）創始人。這家反性別暴力機構，並非社工協會而是醫護機構，因此隔離期間也一直開着。

阿特姆每天去上班，跟平時無異。她在黎巴嫩出生，小時經歷戰爭，面對疫情危機，比一般人反應要平靜，「每一代人都會經歷戰亂動盪的，年輕一代人總以為會倖免」。話雖然這麼說，她心裏仍有十分擔心的對象——遭受家暴的女性。

「一般來說，有暴力傾向的男性很難忍受挫敗感，禁足會加重受挫情緒，他們肯定會更兇。」以阿特姆的經驗看，生活在家暴陰影下的女性，之前還能去學校、醫院或救助協會，突破重圍，「但現在，她們哪兒也去不了，同外界失去了接觸的可能性」。

以前，平均每隔三天，「女性之家」接待一名被家暴女性。隔離一週後，家暴情況是否加重？面對端傳媒的提問，阿特姆當時還不好下結論。不過，法國警方出警記錄已經驗證了阿特姆的擔憂，內政部3月28日宣布：隔離一週內，全法家庭暴力案件增長32%，巴黎地區增長36%。

隔離開始後，政府推出了藥店預警機制：受害者可去藥店求助，店員迅速通知警察，讓他們出警。而法國性別平權部也將負責提供2萬個酒店入住天數。

禁足期間，家暴受害者遭遇「雙重隔離」，原有的補充救援機制運行不暢，同樣會導致險象環生。法國律師托馬斯尼（Nathalie Tomasini）接受電視台採訪時，便提到隔離帶來不少反家暴維權的現實問題，毆打醫療證明可否通過電郵寄出？施暴方在隔離期間又能被遣送到哪裏？

隨着封城封國的地區增多，同樣的劇情在各地不斷重複。中國各省市陸續結束隔離，因疫情而生的家暴逐漸被提及。目前尚無官方數據，但澎湃新聞英語網站「第六聲」（Sixth Tone）3月2日報導，湖北省「監利縣派出所在2月份收到162起家庭暴力案件的報警，是去年同月47起舉報的三倍」。

其他國家的情形也開始陸續出現在媒體上：隔離開始不久，盧森堡執法機構曾出警十次驅逐暴力伴侶，高於平均數據；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反家暴熱線撥打人數增加20%；意大利隔離三週內，3名女性被丈夫打死；巴西里約熱內盧一家暴受害者收留中心入住人數增長至少40%……

家暴一直都在。以法國為例，2019年因家暴死亡的女性有149人，即每隔三天，便有一名女性被伴侶或前伴侶暴力致死。法國各大女權協會對疫情產生的家暴十分警惕，隔離一開始，便積極通過媒體宣傳家暴受害者求助熱線，同時還向受害女性喊話：「你們無權出門，但有權出逃。」

這些前期動員，引起公眾的警惕。28歲的反家暴社工德拉維（Louise Delavier）告訴端傳媒，隔離期間，通過匿名網頁聊天系統，新來諮詢的人，增加50%，其中很多人是看到身邊的家暴行為，便聯繫她所在協會希望尋求建議幫助。人數之多，她着實有點意外。

「有個人覺得鄰居家或朋友的領居家可能存在家暴現象，但不知道如何行動，便特別緊張。」德拉維能做的，便是去傾聽，弄清情況，給出建議，並適時減輕他們的負罪感。

其實，每逢重大節日和活動，都會迎來家暴高峰。聖誕節、情人節甚至足球比賽日，人們情緒波動大，家庭暴力會隨之增加。隔離並非家暴的唯一高峰期，但隔離期間，家暴議題則獲得空前關注。

家暴旁觀者開始更為覺醒，這是好事。可德拉維還是忍不住抱怨：「就好像平常日子，反家暴不重要似的。」

戴上女權「有色眼睛」審視緊急狀態

隔離期間，一些女性正遭遇雙重懲罰。

3月中下旬，美國得克薩斯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納州、密西西比州、艾奧瓦州和俄克拉何馬州六州，將墮胎列入非必要手術。幾乎同時，法國緊急放寬勞工法，每週最長工作時間由48小時，延長至60小時，卻沒有同意將墮胎手術規定的懷孕12周之內，暫時延長至14周之內。而處於疫情漩渦的意大利，本身半數以上的婦產科醫生早已明確反墮胎，現在為數不多的墮胎機構，在緊急時刻，只能傾向按下暫停鍵。

未成年人、單親媽媽和被家暴婦女遇到這種情況，又該如何自救？法國婦產醫生阿特姆說，為減輕手術室負擔，女性懷孕初期，可通過藥物或局部麻醉，實行人流。但如今墮胎中心紛紛關閉，有些醫護病倒，墮胎難度增加。3月31日，她和上百名同行在法國《世界報》簽署公開信，呼籲政府採取措施，保障女性在緊急狀態正常行使墮胎權。否則，他們將不惜違反法律。法國衞生部長4月1日國會接受問詢，承認隔離期間墮胎數量減少令人擔憂，表示已向衞生最高委員會提出申請，延長藥物人流法律規定的懷孕5週期限。

病毒蔓延時，各地性工作者遭遇的，或是三重懲罰。

禁足期間，性工作者們無法工作，也無法獲得國家救助，甚至被再次指責為病毒攜帶者。繼續工作被病毒傳染，或停止工作活活餓死？在抗疫夾縫，性工作者發起網上眾籌，試圖自救。近日，法國一家性工作者工會STRASS就發布公告，提醒疫情之下，普通僱員可通過病假、「部分失業」和帶薪休假等社保體制，維持正常的生活，而若要確保性工作者也無需出門工作，政府同樣應向性工作者發放類似補助。

公共衞生危機也是一面鏡子，會照出各種形式的不平等。這也是反家暴社工德拉維得知隔離後的第一反應，她想到了需要育兒的姐姐、想到了住9平米房間的鄰居和缺乏遠程輔助設備上課的學生。大家收到同樣的隔離指令，但各自的隔離條件千差萬別。有時付出看似同樣的努力，不平等反會慢慢滋生。

病毒並不會脫離社會現實獨立存在，在2019冠狀病毒面前，男女同樣被區別對待。3月6日，醫學雜誌《柳葉刀》發布文章分析稱，疫情前期研究雖顯示，男性死亡率高於女性，但最近中國官方數據顯示，湖北90%的醫護人員為女性，並強調這一特殊工作性質顯著增加女性的感染風險。疫情之下，檢測和就醫條件不同，男女死亡率和感染率，也會受到影響。

文章指出，當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爆發時，女性多是家庭主婦和前線看護，男性則是掌權者和政策制定者，導致女性特有的需求被忽視，從而感染率高。特殊時期，政府為保障急診，不惜犧牲母嬰和生育醫療資源，導致塞拉利昂共和國地區孕婦死亡率達世界之最。

與此同時，在抗疫前線，女性又從未如此備受矚目。世衞組織表示，104個國家中，醫護前線工作人員中70%都是女性——她們是奮鬥在一線的醫生、護士、藥店店員和醫護機構消毒人員。在法國，該數字為78%。

時鐘撥回3月16日20點。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電視講話，宣布國家將進入隔離狀態。二十一分鐘的講話中，他重複了六次「我們要打仗了」。

中學老師夏爾邦提聽了，沒有很驚訝：「哦，這是讓大家準備作出犧牲了」。律師桑德麗娜聽了這話則特別警覺：「要求大家作出犧牲，但很多時候，犧牲重擔還不是又落在女性身上」。

「大家又總是健忘的，就像女性生產很痛苦，但總會忘記當初的疼痛。」她若有所思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