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不招待普通话的餐厅：对话，痛苦与身份的挣扎

在脸书发言时，南南最近特别小心谨慎。3月10日，她在脸书上看到一个在香港的内地女学生发帖说，因为自己说普通话，被一家餐厅“赶了出来”，尽管她表示自己最近并没有去过内地。“网上很多人骂那个女生，有刻冲动想发言，但好像说了也没用。”南南说，她想联络对方，但很快发现该脸书帐号已经删除了。

过去一个多月，南南也站在漩涡中心。7年前，她从内地来港读书，后来在香港从事文化工作，自觉已经很适应日常生活，广东话说得颇流利，虽然带点乡音。踏入2020年，香港经历反修例运动之后，又迎来肺炎疫情，一些餐厅因不满政府拖延封关，开始“自行封关”，有的指明不招待14日内去过内地的顾客，也有的不招待“大陆人”、“普通话人士”。这些餐厅绝大多数支持反修例运动和示威者，被称为“黄店”。

1月28日，茶餐厅光荣冰室在脸书贴出告示：“即日起，光荣饮食只招待香港人，下单时只限粤话及英语，一概普通话，暂不招待。更新：欢迎台湾朋友。”其时，疫情在内地快速蔓延，不少香港市民强烈要求封关，光荣冰室的帖文旋即引起关注，有人留言“真香港人要去撑”、“黄店应该要效法”。留言底部，有人抛出另一个问题：“原来所谓的只要共同关心香港，守卫我城的人，无论来自哪里都是手足，为什么现在就变成了‘普通话暂不招待？’”

南南和身边的朋友都对光荣冰室等招待政策感觉不解。2月中，她和几位同样从内地来港读书、工作的朋友去了一趟光荣冰室，尝试找老板讨论而不果，最终在餐厅中用普通话点餐用餐。事后，发起并参与这次行动的港漂、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黎明，把这次经历撰文发表在网络，一时引起极大争议和讨论。看著网络讨论发酵，南南说，自己好几个晚上睡不著，也不再发言。

“以前想法可能比较简单，对这个城市的看法比较理想化，没想到误会和情绪很容易产生。我发现，这段时间很难对话。”南南说。一个月过去了，余波未平。经历这场行动的，参与炽热公共讨论的，公开表示“不招待普通话人士”的，所思所感到底是什么？

感觉就像我一定要参加示威游行，才可以了解到在场人的感受，因为在Facebook看到的是情绪和仇恨的话语，我想去现场看看有没有对话的空间。

当“手足”遇上“港漂”

2月21日下午3点，南南、黎明和么西等一行六人，在光荣冰室一家分店门前集合。过去大半年，南南几乎一日三餐都在黄店吃饭。她支持反修例运动，认为要“用钱表态”，支持理念相同的餐厅。不过，光荣冰室不招待普通话人士的作法，让她感觉不舒服。

“感觉就像我一定要参加示威游行，才可以了解到在场人的感受，因为在Facebook看到的是情绪和仇恨的话语，我想去现场看看有没有对话的空间。”南南回忆说。

中港矛盾，以及伴随而来的普广争议、对新移民、内地专业人士抢占本地资源的讨论，多年来在香港不时爆发，并非新鲜话题。在反修例运动中，社会在一致的抗争状态下暂时搁置各种分歧，形成“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手足团结现象，在运动早期，一些居港内地人也公开以新移民身份投入运动。“反中”情绪当时极为浓烈，但针对的更多是中共和政府。

不过，来到疫情之时，可能潜伏病毒的普通人开始成为标靶。疫情爆发之后，拒绝大陆人入店的餐厅越来越多。截至3月17日，在民间网站Fact Vote输入“#不招待内地人”，符合关键词的食店共有127间。南南、黎明、么西等人一方面自觉为反修例运动的手足，一方面又不认同这个趋势。

南南说，她明白香港人在疫情前的恐惧，但担心“新移民被变为政权的替罪羊”。

读到光荣冰室“只招待香港人”的第一则告示后，黎明和公共卫生学者、丈夫钟一诺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应，包括在医学期刊《刺针》（The Lancet）发表评论。“这些反应情有可原，源自生命威胁下的恐慌，也和政府的失职密切相关”，但“大多对自身保障以及公众防疫有害无益”，黎明在文中写道。她认为这样无助团结社会运动，道义上也说不过去。

2月15日，光荣冰室接到平等机会委员会来电，指店舖告示有歧视之嫌，有机会因语言间接歧视某种族群。冰室就此再发帖文，表示所有员工都不懂得普通话，即日起只以广东话下单，并写道：“#咩你都知大家唔同种族既咩（原来你也知道大家是不同种族吗）。”面对平机会的指控，光荣冰室的支持者纷纷认为店舖是私人地方，有权拒绝招待部分人。

不过，在黎明看来，餐厅的这种作法，“是无法再否认的歧视”。当她看到老板贴出“员工不懂普通话”的新告示，她感觉这意味著“老板让了步”，于是想到邀请关注事件的港漂朋友一起到冰室，跟老板面对面交流。“目的是说服老板，这措施未必是好的方法，会遇到其他卫生威胁。我们之间可否在这方面有共识，提供最实际的防疫建议，像有些店家向客人提供搓手液。”

黎明说，她在2月20日发信息联络了光荣冰室的老板，提出见面邀请并想赠送一些防疫物资，不过，老板并未回复。第二天，她决定和朋友们直接去冰室，朋友当中有南南，有在港8年、来自广东的么西，还有来自重庆、云南等地的港漂。

我常常想，那个朋友当着我的面还能说出那句话吗？大陆朋友说香港人都要死光，对着我时又能否讲得出口？那时觉得，如果约到光荣老板倾谈会是一件好事，当面分享我们的经历……

去光荣冰室贴出告示前三天，么西和香港朋友吵翻了。当时么西在脸书上分享说，有好友看到很多人在脸书说“（内地）最好死多点人”，觉得难受，她开玩笑提醒好友说，运动期间也有“希望香港废青死亡的小粉红”。这帖文之下，一个香港本地朋友回应了一句“大陆死几多人，我都没有感觉”，便unfriend了她，么西说，自己难过得哭了。后来，她从网上得知光荣冰室的争议，后来决定参与黎明发起的行动。

“我常常想，那个朋友当着我的面还能说出那句话吗？大陆朋友说香港人都要死光，对着我时又能否讲得出口？那时觉得，如果约到光荣老板倾谈会是一件好事，当面分享我们的经历，支持运动的立场，可能老板至少会知道，有（我们）这样一班人。”

不过，在第一家分店，一行六人不见老板，黎明说，下午收到老板信息指晚上会在另一分店，他们决定边用餐边等候。入店之前，大家讨论了一下应该说普通话或广东话。“我能说广东话，但我们想讨论的对象是一个很普遍、只会说普通话的人。”南南说。么西也感觉，不希望同行中不会说广东话的朋友感觉被孤立，决定入店后说普通话。

与想像中不同，一个女店员用普通话帮他们下单，并没有什么排斥。“她回复好善意，没有任何不舒服或不想理我们的样子，给了我好大安慰。那一刻我觉得来对了，大家会互相沟通和聆听。”南南说。大家放松下来，一边吃著西多士和炸鸡腿沙律，一边分享在港生活的感受。

2014年，南南在金钟见证雨伞运动，此后她在工作中开始一个关于身份政治的企划，奔走访问运动参与者。常有人问她：“我们香港人正争取民主，你作为大陆人，怎样看？”那时，她发现“大陆人”的身分，异常立体。去年6月开始，她从社会运动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6月反修例游行中，她高举“新移民护香港”的标语，撰写文宣和统筹运动中的情绪支援工作，亦曾协助黎明等人在政府总部外开始艺文界的绝食行动。

而过去几年，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大陆人报导中，不乏黎明的身影——她从上海来港12年，常被媒体形容为“走出爱国主义”的新移民，既是大学讲师，说得一口流利广东话，又露面支持香港民主运动，曾发起新移民反修例联署、结队游行。她较早受访的影片底下常有这样的留言：“如果150个新移民都像你就好了。”

30岁出头的么西来自广东，在非牟利机构工作，去年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资格。她在雨伞运动时曾参与占领行动。“在香港生活了这么久，基本上我认同诉求的社会运动我都会去。”

吃过下午茶，两个说广东话的香港本地朋友加入了他们，一起去另一间分店等老板。不过，这家分店的反应截然不同。南南记得，有不知情况的男性店员一开始以广东话协助下单，很快被其他店员提醒，随后表示听不懂普通话。后来，几位店员开始在旁私下沟通。那一刻，她感觉时间过得很漫长，不知走还是留。

最后，店员让他们用纸笔写下餐点。么西说，她感觉颈部的血管在剧烈地跳动。她出生于广东省，母语就是广东话，“亲身经历了因为说普通话而被拒绝，对我冲击很大。”

一行人用餐后，向店员递上防疫用品和分享新移民反修例的小册子。一开始，该名店员误会他们是台湾人，六人便解释自己是大陆人，并表明支持运动。黎明说，她听到店员互相沟通：“那怎么办？”最后，店员向他们表示谢意，又请他们留意脸书专页的最新消息。

步出餐厅，六个人在路边抱在一起——对他们而言，尽管没有和老板说上话，行动并非一无所获，有一个瞬间，他们感受到一种empowerment。南南觉得，未能跟老板对话，她却在陪伴之中克服了对于被拒绝的恐惧，“如果一个人，我应该不敢入店，或者那条街都不敢入。那种empowerment（充权）不是说我们赢了香港人，而是我们一起正视了那种对说普通话的人的污名化。”

她当时充满希望，想著要不要之后请更多朋友一起去？有朋友传信息来问，“怎么不叫上我？我也好想了解一下……”

当“歧视”遇上强权：复杂的情感创伤

“现场发生很多事，每人有各自的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每人不同角度去思考和写出感受？”南南说，离开餐厅后，他们决定各自撰写行动经验，在网上分享，进一步促进对话、克服恐惧。

四天之后，黎明第一个整合了行动细节和感受，在平台Matters发布。文中她非常具体地描写了在两家分店和店员的互动，他们夸奖第一家分店的服务员普通话说得好，也写出第二家分店的职员面对一定要说普通话的他们时的尴尬。文中她也写道，“……让我们记起，自己所面对的不是病毒或者邪恶本身，也不是没有生命的政治符号，而是一个个真实存在的‘人’。”她形容行动是“和他人一起勇敢地穿戴著‘污名’被看见，有尊严有情感地活著”。

然而，事情发展很快脱离他们预想的轨迹。

光荣冰室脸书专页在同一天引述黎明的文章，指称黎明等人在店里全程说广东话，指认同“新移民也有黄丝”，但“放蛇行为请留返去蓝店”。行动随即被卷入了网络舆论的风暴。不少人支持光荣冰室的招待政策，认为黎明等人当刻行动是在“同路人”的地方生事端，指斥行动是一种“挑衅”、“帮倒忙扯后腿”，也另有言论对准的焦点是，“新移民”没有“入乡随俗”学习广东话。

香港本地有论者就黎明文章以族群定义、权力阶级、广东话被普通话压逼的语言争议等等展开评论，另外也有不少人指出，行动的手法无法达成有效沟通。文化评论人邓正健于脸书以“族群不应自我封闭，但也不能自出自入”为题撰文，指冰室因被平机会指责歧视而以“不懂普通话”为由推诿，是对政权不满和恐惧疫情的反应，非有意眨低大陆人，若将事件解读成“歧视”是“完全忽略了族群之中复杂的情感结构”。他认为某些“本土主义”观点处理不到已进入香港族群的“大陆人”位置，另一方面，又认为部分人强行把“香港人”定义无限延伸，比如认同自由民主价值也可以是香港人的这种说法，忽略了现实中族群具体构成的状况。

文化人洪晓娴亦撰文质疑，其中一个焦点放在黎明的社会学者身份和店员之间存在不平等关系，“至少在文章里呈现出来的，就是学者以送赠与教化之势，辗压了一个（或几个）落单的阿姐”。她认同行动中的港漂有参与运动，但亦指出港漂也“受惠于中共的殖民香港政策”。

本土派作者卢斯达则以“黎明狙击光荣冰室，是打击运动道德高地还是太沉迷自抬身价？”为题撰文，指黎明等人行为有意证明冰室歧视中国人权，达到“discredit香港整场时代革命的目标”；又指港漂要求被理解，“却极少共情香港人被剥削所有权力”，“也不反省普通话、中国人是殖民体系中具有权力的一方”。

一时之间，各种声音爆发涌现，其中也出现对黎明个人的攻击，指她是“假香港人”、“大陆大妈”、“殖民主”、“大爱左胶”等，又有人说以前看过她的访问，以为她不是“一般大陆人”，对她感到“失望”。

舆论爆发后，化名Glory的光荣冰室老板接受《苹果日报》专访，谈及告示一事，指“你政府不封关，我唯有封舖”，并说作为店主，“我要保护自己的客人、伙计，我不认为这个做法有什么问题”。他指出如果平机会要告他种族歧视，按他的理解，这就等于定义了香港人和大陆人是两个种族，他觉得“被罚钱也OK”。《端传媒》曾向光荣冰室发出采访邀请，老板表示需要时间考虑，至截稿前未有回复。

就在光荣冰室宣布只招待香港人的翌日，1月29日，红磡食店“拉面天王”也在脸书专页和店门贴出告示：“恕不招待大陆人，我们只想活久一点，必须保障本地客人，请见谅。”帖子有2000多人分享，后来被脸书标为仇恨言论。1月底开始，假若见来者如携带大量药房物品或以普通话沟通，他们便会问对方是否来自内地，若是，便拒绝他们入店。

去年8月，“拉面天王”在红磡、土瓜湾的游行中派水和开放予游行人士，被归类为黄店，10月份生意最好时，曾一天卖完200碗拉面。不过自疫情爆发，生意一落千丈，来到二月底，每日生意额只有之前的一半。

老板黄先生对《端传媒》表示，他没有太留意光荣冰室的争议，他这阵子拒绝服务大陆人，是因为恐惧和自保。

“死呀，你惊不惊？这店开了六年，店里一个人中病毒，我就关门大吉。”黄先生说。

翻查疫情爆发之初，香港截至1月底确诊13宗肺炎案例，其中6人是香港居民，当中有人在武汉工作，或曾往返大陆，“不招待大陆人”是否有效降低风险？黄先生说，他明白措施有其漏洞，但他不认为做法涉及歧视，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

我贴这告示不是憎大陆人，我不这样做，这店就随时完了。这是我唯一想到的方法，我知道很疯癫，也思考过会不会过份了，写‘我只是想活久一点，请见谅’，对方可能会舒服点。

“我贴这告示不是憎大陆人，我不这样做，这店就随时完了。这是我唯一想到的方法，我知道很疯癫，也思考过会不会过份了，写‘我只是想活久一点，请见谅’，对方可能会舒服点。”黄先生强调，关键是香港政府当时没有彻底面向内地封关，因此，“我只能贴一张纸，如你是大陆人，隔一隔，好过中门大开。”

“我满足不到所有人。你不体谅，觉得受伤，我没有受伤害吗？大家咁话（大家都差不多）。”黄先生说。拉面天王曾经开设微信公众号，在去年6月9日停止更新。2018年底，他曾经到广东经营拉面分店，但发现自己不太适应内地经商文化，加上支持反修例运动，因安全考虑不想往返大陆，去年9月关闭了内地分店。

黎明等人的行动伴随著文章，一下子勾连和刺中了不少本地人的复杂情绪。本地艺术家黄宇轩在个人脸书发帖说，“我真的认为，黎明错了，不应该这样去confront一间茶餐厅，也不应该这样连番写文章。”黄宇轩指，能理解光荣冰室和参与运动的港漂的痛苦，但因疏理种种复杂情绪不容易，所以“既然是那样困难，痛苦而复杂，就更要小心处理，好好对话，要很humble地讨论与疏理。写‘歧视不歧视’、去confront茶餐厅，真的面对不到痛苦而复杂的状态，只觉更痛苦和惋惜。”

炽热的网络争议中，苏花（笔名）也积极参与讨论。她在香港土生土长，去年研修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政治传讯硕士。在黄宇轩的发帖下，她回应道，在这种痛苦底下，“这正正是运动中‘核爆都不割’的测试：大家都是手足，如果觉得有事不妥，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做到真正的理解与复和”。

苏花说，她希望尽量让两边互相理解，在纷繁的讨论中，她看到可以连结大家的是“痛苦”。不过，在痛苦的泥沼中，大家看到的画面并不一致。

“一个市井的小本生意老板，他看见后生仔受了很多苦，很多香港人都想贡献多点，构想新方法加大各程度上的参与。老板赋权到这些人去参与，提供safe space或松一口气并出一口气的空间去消费，使这种抗争精神变日常。”

她进一步认为，光荣冰室做法亦有问题，确实可改善。“说普通话的港漂手足看见告示会受伤，我跟你confront （对质），表达自己受伤，我觉得并非完全不能接受。”可具体到手法，她较不认同，在她看来，如果黎明等人先向店员表明来意、示好，再点餐用餐，这样会带来更好的行动观感，不会令讨论焦点被手法盖过本身的沟通目的。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李立峰一直就反修例运动开展研究，亦有留意上述的种种争议。他认为，当分开独立地看双方的创伤，不难明白各自的脉络，人们对于黎明等人行动的反弹，藏著对中港融合政策和强权的不满。

李立峰提到，近十年八载的中港融合客观上影响了香港人生活，包括城市空间和交通工具等等的变化，楼价高升的问题部分亦与大陆资金流入有关。“香港居民感到好多实际痛苦，积累强烈的反感。”他说，当政府对民间抗议不为所动，部分市民可能会将目标转向普通人，他举例说，如2014年尖沙咀驱赶游客行动，背后亦是长久积累的游客量过载、政府处理措施不足的问题，今次封关争议亦然。

而另一边，身处其中的个体难逃痛苦。“港漂来港生活，没特别冒犯人，甚至很喜欢香港，但日常生活总会感受到细微的白眼。两边各自的生活状态衍生的伤痕并不难理解，问题是伤痕背后的认知。”

碰撞，与复和的可能

评论像枪林弹雨来临之前，南南一直在整理自己在光荣冰室的行动经验。写至2000字，顿觉怎么一直写不完？“光荣冰室这件事，打开了我一直拒绝去看的世界——误会和标签不是一时三刻可以消失的。”

写至5000字之际，舆论早已爆发，她说，文中每一句话，她都重复思考了许多次，但因为文章是行动的一部分，她仍然按键送出文章。文中以“浪女不回头”为题，她认为，语言不应是参与民主运动的边界和沟通的障碍，而“浪是跨越边界的”。她说，在过去数天，自己一直在审视“作为一个新移民在香港生活意味着什么”。

在南南身边的港漂圈子里，这次行动的争议引发了不少情绪震荡。南南认识一位和自己背景相似的港漂朋友，去年积极参与运动，碰上光荣冰室的争议，哭了很久，至今不敢公开言说香港的事。“她过去大半年把香港想像成了乌托邦，在这件事上有破灭感。”

“我极度震惊，像被打了一巴掌。我觉得一个很善意和美好的行动，为什么他会说我们全程说广东话、是放蛇？”么西说。

情绪之外，他们如何看待其中的质疑，包括行动坚持以普通话下单，是否带有一种以中国政权推行的普通话压迫广东话方言的姿态？他们又如何看待自己和他者投射在自己身上的政权阴影？

南南始终认为，自己跟推行语言政策的当权者并不一样，相反，在方言政策上，她认为自己同样是受害者。由于内地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到现在，她也不太懂说江西的家乡话。

“我们没有迫店员说普通话或去店内复兴普通话，我们想找可能的沟通方式，使不同语言的人共处同一空间。”她说，例如有人说普通话，有人说广东话，她认为仍有善意和自然沟通的可能。

你会觉得你做了些事对抗，但其实你只是伤害个人，对于极权没有影响，甚至让它有更多借口为其他政策舖路。

尽管南南、黎明、么西都可说流利广东话，但她们说，自己身边仍有不少广东话未及学好、或因天分而无法说得流利的朋友，她们希望香港社会可以包容不同人以他们的真实面貌生活。“我觉得我做不到——好像每一个人叫你要自己努力适应这个社会，然后就离去，留下你一个人去面对。”黎明说。

“政权跟个人完全不同。（在语言政策底下）大家承受的可能是一样的，只是大家出身不同。”黎明说。她认为，当人们把对政权的仇恨转移到个人身上，不再想一个人背后的特殊处境和感受，最终就只是对一个符号发泄仇恨。“你会觉得你做了些事对抗，但其实你只是伤害个人，对于极权没有影响，甚至让它有更多借口为其他政策舖路。”

在李立峰看来，日常交往中，人们会私下区分个体和政权，“我有许多学生、朋友在社交媒体闹大陆人得紧要，但私下他们有不少大陆朋友。他们是否完全分不清（政权和个体）？又未必。”不过，李立峰说，在涉及公共议题的讨论时，绝对个体化的角度未必能够分析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像个死结，因为不是把所有事个体化去看就是对的。我不是说个体化不重要，但始终要认知有时社会有group analysis（组群分析），社会是不同组群的互动，它们在政治格局、权力关系上的确有不同位置，那是不能抹杀的。”

好难追求在社会运动和疫情的关口突然很多沟通缺口，但运动和疫情会继续转化。我想这需要时间，亦要看客观条件变好时，大家能否把握机会。

李立峰认为，当下，社会情绪在反修例运动和肺炎疫情之中交织，很难找到“沟通缺口”。“好难追求在社会运动和疫情的关口突然很多沟通缺口，但运动和疫情会继续转化。我想这需要时间，亦要看客观条件变好时，大家能否把握机会，”他强调，“这些矛盾冲突不是短期的事，中港矛盾在多年间亦是有起跌，不需将它看成直线恶化。”

苏花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正是反修例运动的形式和如何疏理创伤，她认为，“所有深度关注这场运动的人都有若干的受伤情绪。未来看到手足行动有不妥之处，我们首先找寻的是Emotional content, not anger——除了Be water，这也是李小龙说的。”Emotional content, not anger是李小龙在《龙争虎斗》中教功夫时说的话，大意是一种聚焦自身情绪，与自身生命力量和周遭环境相连的状态。

“当运动某些行动不妥，我们要有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和习惯，去问这个行为是不是、并反映了多少今场运动带给他的痛苦？这个行为属于可接受，或是要直斥其非？这样做才能令大家不会互相加深痛苦，并引致伞运时分崩离析的指责。”苏花觉得，运动要延续下去，参与者都要养成行动前后不断自我检视的习惯，到有一日真正的民主社会来临，这些反射动作会使人们达致更进步和更自由的状态，并且避免自身成为极权的更替者。

光荣冰室等餐厅的招待政策所引发的讨论，近日仍在不断发酵。一方面，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蔡耀昌等人3月初召开记者会，指调查发现有101间食店张贴标语，拒绝招待内地人或说普通话人士，要求平机会调查相关食店，并促港府修改《种族歧视条例》。由于蔡耀昌身兼民主党中委职位，其行动在党内引发进一步争议，9日后，民主党凌晨先发声明指蔡的立场与党无关，包括立法会议员林卓廷等的党内逾60名党员，亦联署声明“蔡耀昌不代表我”。民主党同日下午再发声明，指蔡耀昌主动辞任民主党中委职务，又提及因为政府无能处理疫情，“商户采取合理防疫措施，拒绝高风险人士光顾，并不涉及任何歧视行为”。

另一边厢，3月19日，平等机会委员会指出，店舖拒绝招待说普通话人士或内地客，有可能涉残疾及种族歧视，但仍要视乎其防疫理由是否合理需要。对于光荣冰室称，若平机会控告冰室，可印证香港人与内地人属不同族群，朱敏健反指，种族歧视可发生在同种族内，例如华裔开餐厅，只准美国白人光顾而拒绝招待华裔顾客。

面对急遽变化的社会形势，南南说，她很惊讶，最近也开始避免看脸书进行公共讨论，自觉发言要加倍谨慎。但是，她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大陆人”“新移民”的身份，在香港的反抗运动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回忆反修例运动初期，在芸芸中小学校友联署、文化界联署中，南南总感觉无从栖身，直至看到新移民联署，她心里大呼：“这就是我！这些人跟我有类似的经历。”

在南南眼中，新移民这身份是她无法根本摆脱的印记。“当然有挣扎，这个身分涵盖不了我的生命。但就算我说自己是地球人，新移民的身分和标签，我不出声不代表就会消失。”她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文化资本摆脱新移民的身分，当新移民不分阶级站在一起，可以主动去松动、重塑人们对新移民的刻板印象和标签，去言明“我们不是你想像中的新移民”。

不过，与南南不同，同样是港漂的阿梓，则比较想以“世界公民”的角色参与运动。“不想局限在新移民的身分里，有点不想给自己下定义。”阿梓说。

在黎明、南南等人的行动之前，阿梓也在2月初去过一些表明不招待大陆人的黄店用餐。“以前警察才会被拒绝，第一次见说不欢迎大陆人，也没有生气，但想了解怎么一回事。”她顺利地去了几间黄店用餐，感受到食客和店主在黄色经济圈中找寻精神支撑的团结气氛，最后没有被戏剧性的赶出门外。最近，看到光荣冰室所引发的争论，原本属同一阵线、支持民主运动的人们因为身份和语言出现对立，她感觉很失落。不过，阿梓说，她还是相信，争议带来讨论，双方的反思之后会随之而来：“我始终觉得社会运动有纠错的能力。”

“我最近想，他们怎样才会相信和接受大陆人的支持？”南南始终认为，中国政府正利用人民的不信任，把反修例运动宣传为一场排外、歧视大陆人的运动，而她和其他身处中港之间的朋友，只能不停地继续向双方解释另一方行为的背后脉络。

“我们面对的始终是政权。只能做自己要做的事，把事情交给时间。”南南说。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南南、么西、阿梓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