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式防疫：高效官僚背后，“惊输”、“受困”的新加坡人

几天前，我的手机屏幕上，叫车服务Grab手机程序闪烁著三个叠加在一起的红色上升箭头，意味著因为租车需求增加，车费会更贵。与我同在酒吧的朋友打开他的Grab，也是一样。

“新冠肺炎以来，这是不是你第一次看到车价上涨？”我问。

“是的！”

“也许一切都回复正常了？”

之前的几个周末，我一直注意到Grab上三个绿色的下降箭头，意味著因为租车需求小，车费一直是“非峰值”标准。随著新冠病毒在新加坡的蔓延，人们避开出租车和共乘私家车。司机们向媒体抱怨，乘客人数大幅下降。

回归“高峰”的价位让我乖乖掏出更多的钱，但那一刻，我也觉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信号。我所在的城市，生活正在回归熟悉。这与2月开始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

2月7日那天晚上，已经过了晚上10点，我家附近远离新加坡市中心的小区超市仍然排著长队。我从未在这家超市见过这么多客人。也进去买了些必需品。“谢谢你工作到这么晚。”收银员把收据递给我时，我对她说。她耸了耸肩。这么多顾客仍在店里，他们没办法收摊。

新加坡政府在2月7日当天宣布，鉴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在本地的传播情况，他们将疾病爆发应对系统状况（Disease Outbreak Response System Condition，简称DORSCON）的级别，从黄色升至了橙色（最高为红色）。在该系统下，橙色级别表明即便该疾病严重且易于传播，但尚未传播得十分广泛。升级立即引发了担忧——在远程观察香港人囤积生活必需品后，新加坡人也开始出现恐慌性的购物行为。

截至2月26日，新加坡已累计出现93例确诊患者。虽然早期病例不是来自于武汉的中国公民，就是从武汉撤离的新加坡人，但后来已经开始出现当地传播的案例，在一家中国医疗用品商店、一个建筑工地和几座教堂等地都发现了多名确诊患者。为了防止进一步的传播，卫生部确认了成百上千的密切接触者，以进行隔离或检疫。目前已有上千人接受了病毒检测。一项调查跟踪了病毒从一个教堂传播到一个家庭聚会再传播到另外一个教堂的传播路径。

旅行限制措施也很快出台：自1月底起，近期有过赴中国经历或持有中国护照的个人，都会被拒绝入境或过境新加坡。从2月18日起，所有从中国大陆返回的新加坡居民或持有长期通行证的住户都将被要求自行在家隔离14天。违反这样的命令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惩罚，一名男子受到的教训尤为惨痛：因为未按要求进行隔离，他在2月26日被剥夺了永久居民身份，并且被禁止再次进入新加坡。2月26日开始，政府宣布，最近去过韩国大邱和清多的游客也将被拒绝入境，因为这两个城市的新冠肺炎病例激增。

这些措施被以新加坡特有的效率逐一落实，同时，疫情也考验著这个东南亚城邦的社区身份、种族主义和抗压能力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新加坡式”的慌乱

我还记得这座城邦国家紧急应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的时候。当时我还是一名青少年，我对于SARS的印象，便是含著温度计站在教室里进行每日常规体温检测，观看以喜剧说唱形式呈现“公共服务”视频（“非典这个病，我真想消灭！”我还记得这句歌词），并在学校停课两周多后，还强迫自己去写作业。

现在，这些回忆如潮水般涌回。虽然学校没有停课，但是常规体温检测已经开始重施了，成为了人们进入办公室、学校或大型活动前的必经流程。就像2003年那样，人们对于洗手变得更加谨慎和自律。免洗洗手液已经成为了必备品。医院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包括控制探视人数；随著更多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新加坡出现，我和我的家人从一开始能够一起去看望我住院的祖父，变成只可以两两结伴而行，继而只允许单独探视，并且进入病房前必须要签署健康声明及接受体温检查。

就连那位在SARS说唱时崭露头角的包工头潘厝港（Phua Chu Kang，由新加坡著名喜剧演员Gurmit Singh扮演），也带著更多的公共卫生建议卷土重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在2月8日的全国讲话中说：“我们在十七年前就经历了非典，所以我们这次在应对COVID-19时准备得更加充分，我们在心理上也做了更好的准备。新加坡人知道该期待什么，该如何应对。”

但是，新加坡人冲向超市及囤积物品的场景让人禁不住怀疑，人们真的知道应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吗？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人们挤在超市的过道里，把一包包的方便面塞进购物车，扫荡著一排排的卫生纸。线上杂货快递公司Redmart也被吞没了——有些顾客一单便购买了重800公斤的物品。

非典过后，新加坡的医疗体系或许于高层而言对流行病疫情有了更充分的准备，但在基层和公众场合，很多人并不明白疾病爆发应对系统的橙色级别到底意味著什么。

“一些主流媒体将疾病爆发应对系统状况的橙色级别描述为类似于非典期间的情况，这可能造成了一种印象，即新冠肺炎的影响下，很快会出现学校和企业普遍关闭及居家隔离的情形。这种心态可能会引发恐慌性购买”，政治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庄嘉颖（Ian Chong）在回答端传媒记者的邮件中说。

“如果人们更熟悉各种不同的程序，更早地被告知在疾病爆发应对系统状况不同级别应做些什么，或许大家会更平静。”

在新加坡，戴口罩并不常见。人们通常不觉得有必要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即便他们生了病——只有当印尼森林大火的烟雾飘洋过海，笼罩在城市之上时，你才会开始看到有人戴口罩。随著新加坡开始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消息，口罩开始覆盖面庞，并且很快在药店和超市抢断了货。

新冠病毒成了悬在空中的那把危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没有解决方案且不知应该怎么做的情况下，外科口罩就如同防弹衣一般，戴上它，就象征著一种安慰。

由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领导的政府意识到口罩供应有限，又不愿直截了当地说明可能会出现短缺，以免引发恐慌，于是声明，除非生病，否则戴口罩没有必要。背后的考虑是，如果所有人都同时戴上口罩，最终将导致如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者的物资紧缺。疫情当下，全球的口罩供应都很难满足需求。

但是卫生部的建议引发了焦虑人群的不满，尤其当人们看到其他国家政府鼓励民众戴口罩保护自己的时候。对无症状的冠状病毒携带者的恐慌，也导致著人们对政府告诫的不信任——当即便是看起来并未生病的人都有可能传播病毒，怎么可能只有生了病才需要戴上口罩呢？

“除了两地都是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外，将新加坡和香港防疫反应进行比较的基础非常有限。”

2月中旬，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部长陈振声（Chan Chun Sing）陈振声在新加坡华人工商总会的成员前发泄了自己的愤怒。一段被认为是那次闭门会议中泄露出来的录音，透过WhatsApp即时通讯软件，在新加坡人之间广为流传。

这位部长用新加坡式英语评论，恐慌性购买的买家“从不思考”，并讽刺式地称他们为“傻瓜”，清理著商店里的旧库存，好让其他购物者可以享用现在货架上的上新商品。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香港人要囤积卫生纸呢？因为猴子学样。香港人囤积卫生纸是因为他们害怕卫生纸是从大陆进口，明天没有中国大陆来的卫生纸，他们都不能去pangsai（拉屎）对吧？我们的卫生纸来自哪里？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有没有切断我们的卫生纸供应？”他在一群听起来被逗乐了的商界领袖面前问道。

“所以为什么我们表现得如此愚蠢，我无法tahan（忍受）。”他补充道。

外界普遍预期，在李显龙总理70岁生日之前，也就是接下来的两年内，陈振声将在新加坡总理换届后出任副总理。你也许会以为这份录音的流出对于陈振声的政治生涯会有不好的影响，但事实上，陈振声却因为口语化和“实事求是”的用词而受到了新加坡人的称赞。

尽管这位部长可能会将这种囤积行为解释为“不加思考的自私、白痴行”为，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种说法。还有一些观察者认为这关乎信任问题——当人们不相信政府可以处理好这种情况时，恐慌性的行为就会发生。但政治学家庄嘉颖并不完全赞同：“在我看来，（恐慌性抢购）发生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新加坡人非常依赖政府的信号和指示。”

“在新加坡，独立判断在一种情况下该做什么、主动进行自我组织的能力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当政府一面提高疾病爆发应对系统状况的等级，一面又没有更明确的信号和指示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这就更容易引发普遍性的慌乱。”

在谈到陈振声关于香港的言论时， 庄嘉颖认为，这两个城市的背景截然不同。“与新加坡相比，香港政府的做法似乎更加零敲碎打，也缺乏深思熟虑。这与林郑月娥政府在多层面的不作为导致的香港治理层面的故障有关。政府对引渡条例过度、暴力、随机且不透明的处理，令公众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的崩溃。”

“除了两地都是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外，将新加坡和香港防疫反应进行比较的基础非常有限。”

我对于人们蜂拥至商店并不十分惊讶。许多人把这种反应归结为一个典型的新加坡“惊输”（kiasu）——新加坡人一种典型的、怕输的心态。“惊输”背后是焦虑，长期以来，这个社会对于自己国家的脆弱性高度敏感，焦虑因而根深蒂固。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种不仅在香港和新加坡出现、而是在世界各地时有发生的恐慌性抢购，我找到了2012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对集体心理学家福德·斯托特（Clifford Stott）的采访视频。当时，他提及英国人因为担心计划中的工业行动会导致燃料短缺，因此开始囤积。我认为他的观点对于新加坡的情况同样适用。与诋毁买家的新加坡部长陈振声不同，斯托特认为，抢购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并非来自理性的丧失，而是来自我们社群感的缺失。”

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总是不断地在提醒民众，我们目前享受的舒适生活，一直面临著来自内部或外部的种种威胁。我们是一个似乎总是被围困著的国家。地铁站张贴著的海报警告人们，恐怖袭击的问题“不是如果，而是何时”，模拟恐怖袭击的视频在车厢屏幕上轮流播放。

零和博弈的心态也反复地被灌输给新加坡人，新加坡总理本人也告诉我们，要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生存下去，我们需要抢先一步，要去“偷别人的午餐”。而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曾经在1970年代末期新加坡接受印支难民的情形下评论：“你必须容许内心的伤口结痂，否则将流血而亡”。

我们是一个似乎总是被围困著的国家。

在这种必须“实际”而非感情用事的心态下，人们采取“人人为己”的反应看上去就尤为正常。毕竟，我们一直被告知，自力更生是最好的前进方式，如果我们不为自己著想，没有人亏欠我们什么。

“新加坡的‘受困心态’（siege mentality）伴随著一种描述著极端脆弱性及威胁大量存在的主流叙事的长期培养而生，”庄嘉颖说，“这种心态有助于动员民众，但当恐惧和担忧主导了他们的生活时，他们也总是可能会摒弃同一议题下的其他观点。”

被病毒揭开的旧伤疤

对新冠病毒的担忧和恐惧也为已有的偏见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借口。疫情爆发后，多个国家都出现了反华情绪。新加坡也不例外。当地媒体报导，中国公民在新加坡面临著歧视，许多客户出于对疫情的担忧都避开了与中国的生意往来。

二月初，内政部长尚穆根（K Shanmugam）宣布，他将调查一位穆斯林信仰的教师所做出的种族主义的言论。该教师称，新冠肺炎的爆发是真主在惩罚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的不公正对待，并且中国人不如穆斯林卫生，因而造成了冠状病毒的传播。这位有宗教信仰的教师随后道歉，称他并非想要针对任何种族。

尽管这位部长强调了上述马来穆斯林男子涉嫌对中国人发表评论的案例，但不应忽视的是，新加坡显露出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大多来自于新加坡华人。

大多数新加坡华人都可以在短短几代人的家族史里就追溯回中国大陆，但他们大多不会在身份认同新抵达新加坡的中国人。年轻的新加坡华人越来越多地用英语（或新加坡式英语）交流，因此可以很快将自己与新中国移民区分开来。

在一个没有反歧视立法的国家，这种偏见会有非常具体的方式体现出来。租房广告可以明确指出房东不想要中国或印度租户。当一个移民被发现行为不端时，人们很快会将这些归咎于他们的“外国人”身份。

“很大一部分人口在新加坡华人和‘中国人’（PRCs）——一个常常用来描述中国大陆人的轻蔑词语——之间画了一道红线，不论他们是否是拿著临时工作许可证的低薪工人，还是超级富有的游客。”东南亚新闻平台“新叙述”（New Naratif）的专栏作家希亚加拉简（Ruby Thiagarajan）写道。

“人们害怕中国移民，因为他们被认为是要么太有钱、太傲慢，要么是太‘低级’和太肮脏。尽管新加坡华裔也有移民史，但从中国的新来者被刻板地认为要么是把新加坡当成游乐场、实际对融入这里并不在意，要么就是默许差异，只是希望成为归化公民。”

这是一个新加坡多年来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只是病毒将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尖锐。

书写新加坡种族问题作家拉希姆（Diana Rahim）表示：“政府通常向我们传达种族关系的方式是，种族之间的断层线始终威胁著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个国家种族关系的常规模式即用一种模型将人民按种族划分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语焉不详的“其他人”。在这个背景下，种族主义被视为种族之间发生的问题，是需要政府介入的。

“这种本质主义的理解框架所存在的问题是，它是决定性的，而不是从更深层次、结构性的原因上寻求种族间紧张关系的成因。”拉希姆说，“因此，针对中国大陆人的仇外情绪案例其实并不符合这种本质主义的框架，也不符合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来源于肤色差别的说法，不然你应该如何解释拥有相同肤色的人之间却存在仇外情绪呢？”

但生活还在继续

在疾病爆发应对系统状况升至橙色的三周后，很多事情似乎慢慢地找到了平衡，即使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恐慌购买已经停止，人们也似乎更愿意走出家门。一些人甚至敦促他们的朋友出去吃饭，以支持餐馆和美食街。

即便在尘埃落定之后，新加坡仍将需努力应对疫情的影响。很有可能面临经济衰退。在旅游限制措施的实施下，旅游业受到重击，据新加坡旅游局预测，旅游人数将下降30%。由于人们选择待在家里而非长时间出现在公共场合，零售商、餐馆及其他企业都面临著严峻的考验。

创意产业自由职业者也表示受到了疫情打击。在社交媒体上，在半私人性的群聊中，表演者、摄像师、摄影师及其他创意产业人员纷纷相互告知自己被取消的作品和项目。

媒体资深人士黄锦佳（Jasmine Ng Kin Kia）表示：“这些（被取消的项目）往往是企业客户委托的视频工作。这些客户要么是对于当下的经济形势感到紧张，或是自己已经遭受了重创。”

据新加坡电影专业协会的一项非正式调查，53%的受访者称自己被新冠肺炎“影响严重”。绝大多数是自由职业者，并且超过一半的人说他们并没收到被取消项目的取消补助金：在某些情况下，项目并未被明确取消，只是无限期地推延了，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雇主因为自身财务困难，反而寻求著他们的理解。

一些艺术团队硬着头皮继续前进。2月11日，一个弦乐四重奏就在新加坡市政区内一个时髦而舒适的现代购物中心的剧院举办了演出——当地戏剧公司WILD RICE最新全男性版的王尔德（Oscar Wilde）的舞台剧《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观众们戴著醒目的、显示他们已经通过入口处体温测试的橙色贴纸寻找著座位，演员们在开演前小心翼翼地分发著小黄瓜三明治。

“谢谢你们冒著生命危险来到我们这里，”公司的创意总监王爱仁（Ivan Heng）开玩笑地说。观众们笑了；在演员们演绎王尔德作品中种种诡计及诠释自我重要性的时候，观众们也持续大笑。

在众多死亡数字的头条新闻、关于戴口罩的争吵、与尚未完全了解的病毒时刻警惕相处的纷争之间，剧院里温暖的木制品和座椅，在此时，像是一个可以稍作喘息的机会。演出结束，剧院内亮起了灯，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鱼贯走出剧院，回味那些巧妙的台词和精湛的演出。

王爱仁清点了一下上座率，直言下降了不少，“至少下降了30%。”

“但是，戏剧为社群提供了一个可以走到一起的地方，在这里我们都可以不那么孤独和害怕，因为我们共享著生而为人的经历。”

本篇报导由端传媒与东南亚新闻平台New Naratif“新叙述”合作完成，本文的英文版将发表在New Naratif。感谢实习生王筠琪的翻译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