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式防疫：高效官僚背後，「驚輸」、「受困」的新加坡人

幾天前，我的手機屏幕上，叫車服務Grab手機程序閃爍著三個疊加在一起的紅色上升箭頭，意味著因為租車需求增加，車費會更貴。與我同在酒吧的朋友打開他的Grab，也是一樣。

「新冠肺炎以來，這是不是你第一次看到車價上漲？」我問。

「是的！」

「也許一切都回覆正常了？」

之前的幾個週末，我一直注意到Grab上三個綠色的下降箭頭，意味著因為租車需求小，車費一直是「非峰值」標準。隨著新冠病毒在新加坡的蔓延，人們避開出租車和共乘私家車。司機們向媒體抱怨，乘客人數大幅下降。

回歸「高峰」的價位讓我乖乖掏出更多的錢，但那一刻，我也覺得是一個小小的安慰信號。我所在的城市，生活正在回歸熟悉。這與2月開始的時候已經很不一樣。

2月7日那天晚上，已經過了晚上10點，我家附近遠離新加坡市中心的小區超市仍然排著長隊。我從未在這家超市見過這麼多客人。也進去買了些必需品。「謝謝你工作到這麼晚。」收銀員把收據遞給我時，我對她說。她聳了聳肩。這麼多顧客仍在店裡，他們沒辦法收攤。

新加坡政府在2月7日當天宣布，鑒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在本地的傳播情況，他們將疾病爆發應對系統狀況（Disease Outbreak Response System Condition，簡稱DORSCON）的級別，從黃色升至了橙色（最高為紅色）。在該系統下，橙色級別表明即便該疾病嚴重且易於傳播，但尚未傳播得十分廣泛。升級立即引發了擔憂——在遠程觀察香港人囤積生活必需品後，新加坡人也開始出現恐慌性的購物行為。

截至2月26日，新加坡已累計出現93例確診患者。雖然早期病例不是來自於武漢的中國公民，就是從武漢撤離的新加坡人，但後來已經開始出現當地傳播的案例，在一家中國醫療用品商店、一個建築工地和幾座教堂等地都發現了多名確診患者。為了防止進一步的傳播，衞生部確認了成百上千的密切接觸者，以進行隔離或檢疫。目前已有上千人接受了病毒檢測。一項調查跟蹤了病毒從一個教堂傳播到一個家庭聚會再傳播到另外一個教堂的傳播路徑。

旅行限制措施也很快出台：自1月底起，近期有過赴中國經歷或持有中國護照的個人，都會被拒絕入境或過境新加坡。從2月18日起，所有從中國大陸返回的新加坡居民或持有長期通行證的住戶都將被要求自行在家隔離14天。違反這樣的命令可能會導致嚴重的懲罰，一名男子受到的教訓尤為慘痛：因為未按要求進行隔離，他在2月26日被剝奪了永久居民身份，並且被禁止再次進入新加坡。2月26日開始，政府宣布，最近去過韓國大邱和清多的遊客也將被拒絕入境，因為這兩個城市的新冠肺炎病例激增。

這些措施被以新加坡特有的效率逐一落實，同時，疫情也考驗著這個東南亞城邦的社區身份、種族主義和抗壓能力這些更深層次的問題。

「新加坡式」的慌亂

我還記得這座城邦國家緊急應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的時候。當時我還是一名青少年，我對於SARS的印象，便是含著温度計站在教室裡進行每日常規體温檢測，觀看以喜劇說唱形式呈現「公共服務」視頻（「非典這個病，我真想消滅！」我還記得這句歌詞），並在學校停課兩週多後，還強迫自己去寫作業。

現在，這些回憶如潮水般湧回。雖然學校沒有停課，但是常規體温檢測已經開始重施了，成為了人們進入辦公室、學校或大型活動前的必經流程。就像2003年那樣，人們對於洗手變得更加謹慎和自律。免洗洗手液已經成為了必備品。醫院採取了嚴格的措施，包括控制探視人數；隨著更多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在新加坡出現，我和我的家人從一開始能夠一起去看望我住院的祖父，變成只可以兩兩結伴而行，繼而只允許單獨探視，並且進入病房前必須要簽署健康聲明及接受體温檢查。

就連那位在SARS說唱時嶄露頭角的包工頭潘厝港（Phua Chu Kang，由新加坡著名喜劇演員Gurmit Singh扮演），也帶著更多的公共衞生建議捲土重來。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在2月8日的全國講話中說：「我們在十七年前就經歷了非典，所以我們這次在應對COVID-19時準備得更加充分，我們在心理上也做了更好的準備。新加坡人知道該期待什麼，該如何應對。」

但是，新加坡人衝向超市及囤積物品的場景讓人禁不住懷疑，人們真的知道應如何應對這種情況嗎？網上流傳的照片顯示，人們擠在超市的過道裡，把一包包的方便麵塞進購物車，掃蕩著一排排的衞生紙。線上雜貨快遞公司Redmart也被吞沒了——有些顧客一單便購買了重800公斤的物品。

非典過後，新加坡的醫療體系或許於高層而言對流行病疫情有了更充分的準備，但在基層和公眾場合，很多人並不明白疾病爆發應對系統的橙色級別到底意味著什麼。

「一些主流媒體將疾病爆發應對系統狀況的橙色級別描述為類似於非典期間的情況，這可能造成了一種印象，即新冠肺炎的影響下，很快會出現學校和企業普遍關閉及居家隔離的情形。這種心態可能會引發恐慌性購買」，政治學家、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莊嘉穎（Ian Chong）在回答端傳媒記者的郵件中說。

「如果人們更熟悉各種不同的程序，更早地被告知在疾病爆發應對系統狀況不同級別應做些什麼，或許大家會更平靜。」

在新加坡，戴口罩並不常見。人們通常不覺得有必要在公共場合戴口罩，即便他們生了病——只有當印尼森林大火的煙霧飄洋過海，籠罩在城市之上時，你才會開始看到有人戴口罩。隨著新加坡開始有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消息，口罩開始覆蓋面龐，並且很快在藥店和超市搶斷了貨。

新冠病毒成了懸在空中的那把危險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沒有解決方案且不知應該怎麼做的情況下，外科口罩就如同防彈衣一般，戴上它，就象徵著一種安慰。

由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領導的政府意識到口罩供應有限，又不願直截了當地說明可能會出現短缺，以免引發恐慌，於是聲明，除非生病，否則戴口罩沒有必要。背後的考慮是，如果所有人都同時戴上口罩，最終將導致如醫護人員等一線工作者的物資緊缺。疫情當下，全球的口罩供應都很難滿足需求。

但是衞生部的建議引發了焦慮人群的不滿，尤其當人們看到其他國家政府鼓勵民眾戴口罩保護自己的時候。對無症狀的冠狀病毒攜帶者的恐慌，也導致著人們對政府告誡的不信任——當即便是看起來並未生病的人都有可能傳播病毒，怎麼可能只有生了病才需要戴上口罩呢？

「除了兩地都是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外，將新加坡和香港防疫反應進行比較的基礎非常有限。」

2月中旬，新加坡貿易和工業部部長陳振聲（Chan Chun Sing）陳振聲在新加坡華人工商總會的成員前發洩了自己的憤怒。一段被認為是那次閉門會議中洩露出來的錄音，透過WhatsApp即時通訊軟件，在新加坡人之間廣為流傳。

這位部長用新加坡式英語評論，恐慌性購買的買家「從不思考」，並諷刺式地稱他們為「傻瓜」，清理著商店裡的舊庫存，好讓其他購物者可以享用現在貨架上的上新商品。

「那你給我解釋一下⋯⋯為什麼香港人要囤積衞生紙呢？因為猴子學樣。香港人囤積衞生紙是因為他們害怕衞生紙是從大陸進口，明天沒有中國大陸來的衞生紙，他們都不能去pangsai（拉屎）對吧？我們的衞生紙來自哪裏？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有沒有切斷我們的衞生紙供應？」他在一群聽起來被逗樂了的商界領袖面前問道。

「所以為什麼我們表現得如此愚蠢，我無法tahan（忍受）。」他補充道。

外界普遍預期，在李顯龍總理70歲生日之前，也就是接下來的兩年內，陳振聲將在新加坡總理換屆後出任副總理。你也許會以為這份錄音的流出對於陳振聲的政治生涯會有不好的影響，但事實上，陳振聲卻因為口語化和「實事求是」的用詞而受到了新加坡人的稱讚。

儘管這位部長可能會將這種囤積行為解釋為「不加思考的自私、白痴行」為，並非所有人都同意這種說法。還有一些觀察者認為這關乎信任問題——當人們不相信政府可以處理好這種情況時，恐慌性的行為就會發生。但政治學家莊嘉穎並不完全贊同：「在我看來，（恐慌性搶購）發生的原因，恰恰是因為新加坡人非常依賴政府的信號和指示。」

「在新加坡，獨立判斷在一種情況下該做什麼、主動進行自我組織的能力受到了更大的限制。當政府一面提高疾病爆發應對系統狀況的等級，一面又沒有更明確的信號和指示告訴人們應該做什麼，這就更容易引發普遍性的慌亂。」

在談到陳振聲關於香港的言論時， 莊嘉穎認為，這兩個城市的背景截然不同。「與新加坡相比，香港政府的做法似乎更加零敲碎打，也缺乏深思熟慮。這與林鄭月娥政府在多層面的不作為導致的香港治理層面的故障有關。政府對引渡條例過度、暴力、隨機且不透明的處理，令公眾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的崩潰。」

「除了兩地都是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外，將新加坡和香港防疫反應進行比較的基礎非常有限。」

我對於人們蜂擁至商店並不十分驚訝。許多人把這種反應歸結為一個典型的新加坡「驚輸」（kiasu）——新加坡人一種典型的、怕輸的心態。「驚輸」背後是焦慮，長期以來，這個社會對於自己國家的脆弱性高度敏感，焦慮因而根深蒂固。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這種不僅在香港和新加坡出現、而是在世界各地時有發生的恐慌性搶購，我找到了2012年英國廣播公司（BBC）對集體心理學家福德·斯托特（Clifford Stott）的採訪視頻。當時，他提及英國人因為擔心計畫中的工業行動會導致燃料短缺，因此開始囤積。我認為他的觀點對於新加坡的情況同樣適用。與詆毀買家的新加坡部長陳振聲不同，斯托特認為，搶購是一種自私的行為，「並非來自理性的喪失，而是來自我們社群感的缺失。」

新加坡的政治領導人總是不斷地在提醒民眾，我們目前享受的舒適生活，一直面臨著來自內部或外部的種種威脅。我們是一個似乎總是被圍困著的國家。地鐵站張貼著的海報警告人們，恐怖襲擊的問題「不是如果，而是何時」，模擬恐怖襲擊的視頻在車廂屏幕上輪流播放。

零和博弈的心態也反覆地被灌輸給新加坡人，新加坡總理本人也告訴我們，要想在這個競爭激烈的世界生存下去，我們需要搶先一步，要去「偷別人的午餐」。而新加坡的第一任總理李光耀（Lee Kuan Yew）曾經在1970年代末期新加坡接受印支難民的情形下評論：「你必須容許內心的傷口結痂，否則將流血而亡」。

我們是一個似乎總是被圍困著的國家。

在這種必須「實際」而非感情用事的心態下，人們採取「人人為己」的反應看上去就尤為正常。畢竟，我們一直被告知，自力更生是最好的前進方式，如果我們不為自己著想，沒有人虧欠我們什麼。

「新加坡的『受困心態』（siege mentality）伴隨著一種描述著極端脆弱性及威脅大量存在的主流敘事的長期培養而生，」莊嘉穎說，「這種心態有助於動員民眾，但當恐懼和擔憂主導了他們的生活時，他們也總是可能會摒棄同一議題下的其他觀點。」

被病毒揭開的舊傷疤

對新冠病毒的擔憂和恐懼也為已有的偏見提供了一個現成的藉口。疫情爆發後，多個國家都出現了反華情緒。新加坡也不例外。當地媒體報導，中國公民在新加坡面臨著歧視，許多客戶出於對疫情的擔憂都避開了與中國的生意往來。

二月初，內政部長尚穆根（K Shanmugam）宣布，他將調查一位穆斯林信仰的教師所做出的種族主義的言論。該教師稱，新冠肺炎的爆發是真主在懲罰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人口的不公正對待，並且中國人不如穆斯林衞生，因而造成了冠狀病毒的傳播。這位有宗教信仰的教師隨後道歉，稱他並非想要針對任何種族。

儘管這位部長強調了上述馬來穆斯林男子涉嫌對中國人發表評論的案例，但不應忽視的是，新加坡顯露出的種族主義和仇外情緒，大多來自於新加坡華人。

大多數新加坡華人都可以在短短幾代人的家族史裏就追溯回中國大陸，但他們大多不會在身份認同新抵達新加坡的中國人。年輕的新加坡華人越來越多地用英語（或新加坡式英語）交流，因此可以很快將自己與新中國移民區分開來。

在一個沒有反歧視立法的國家，這種偏見會有非常具體的方式體現出來。租房廣告可以明確指出房東不想要中國或印度租戶。當一個移民被發現行為不端時，人們很快會將這些歸咎於他們的「外國人」身份。

「很大一部分人口在新加坡華人和『中國人』（PRCs）——一個常常用來描述中國大陸人的輕蔑詞語——之間畫了一道紅線，不論他們是否是拿著臨時工作許可證的低薪工人，還是超級富有的遊客。」東南亞新聞平台「新敘述」（New Naratif）的專欄作家希亞加拉簡（Ruby Thiagarajan）寫道。

「人們害怕中國移民，因為他們被認為是要麼太有錢、太傲慢，要麼是太『低級』和太骯髒。儘管新加坡華裔也有移民史，但從中國的新來者被刻板地認為要麼是把新加坡當成遊樂場、實際對融入這裏並不在意，要麼就是默許差異，只是希望成為歸化公民。」

這是一個新加坡多年來一直難以解決的問題——只是病毒將它變得前所未有地尖鋭。

書寫新加坡種族問題作家拉希姆（Diana Rahim）表示：「政府通常向我們傳達種族關係的方式是，種族之間的斷層線始終威脅著社會秩序的穩定。」這個國家種族關係的常規模式即用一種模型將人民按種族劃分為华人、馬來人、印度人，和語焉不詳的「其他人」。在這個背景下，種族主義被視為種族之間發生的問題，是需要政府介入的。

「這種本質主義的理解框架所存在的問題是，它是決定性的，而不是從更深層次、結構性的原因上尋求種族間緊張關係的成因。」拉希姆說，「因此，針對中國大陸人的仇外情緒案例其實並不符合這種本質主義的框架，也不符合種族間的緊張關係來源於膚色差別的說法，不然你應該如何解釋擁有相同膚色的人之間卻存在仇外情緒呢？」

但生活還在繼續

在疾病爆發應對系統狀況升至橙色的三週後，很多事情似乎慢慢地找到了平衡，即使並沒有完全恢復正常。恐慌購買已經停止，人們也似乎更願意走出家門。一些人甚至敦促他們的朋友出去吃飯，以支持餐館和美食街。

即便在塵埃落定之後，新加坡仍將需努力應對疫情的影響。很有可能面臨經濟衰退。在旅遊限制措施的實施下，旅遊業受到重擊，據新加坡旅遊局預測，旅遊人數將下降30%。由於人們選擇待在家裏而非長時間出現在公共場合，零售商、餐館及其他企業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創意產業自由職業者也表示受到了疫情打擊。在社交媒體上，在半私人性的群聊中，表演者、攝像師、攝影師及其他創意產業人員紛紛相互告知自己被取消的作品和項目。

媒體資深人士黃錦佳（Jasmine Ng Kin Kia）表示：「這些（被取消的項目）往往是企業客戶委託的視頻工作。這些客戶要麼是對於當下的經濟形勢感到緊張，或是自己已經遭受了重創。」

據新加坡電影專業協會的一項非正式調查，53%的受訪者稱自己被新冠肺炎「影響嚴重」。絕大多數是自由職業者，並且超過一半的人說他們並沒收到被取消項目的取消補助金：在某些情況下，項目並未被明確取消，只是無限期地推延了，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僱主因為自身財務困難，反而尋求著他們的理解。

一些藝術團隊硬着頭皮繼續前進。2月11日，一個弦樂四重奏就在新加坡市政區內一個時髦而舒適的現代購物中心的劇院舉辦了演出——當地戲劇公司WILD RICE最新全男性版的王爾德（Oscar Wilde）的舞台劇《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觀眾們戴著醒目的、顯示他們已經通過入口處體温測試的橙色貼紙尋找著座位，演員們在開演前小心翼翼地分發著小黃瓜三明治。

「謝謝你們冒著生命危險來到我們這裏，」公司的創意總監王愛仁（Ivan Heng）開玩笑地說。觀眾們笑了；在演員們演繹王爾德作品中種種詭計及詮釋自我重要性的時候，觀眾們也持續大笑。

在眾多死亡數字的頭條新聞、關於戴口罩的爭吵、與尚未完全了解的病毒時刻警惕相處的紛爭之間，劇院裡温暖的木製品和座椅，在此時，像是一個可以稍作喘息的機會。演出結束，劇院內亮起了燈，觀眾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人們魚貫走出劇院，回味那些巧妙的台詞和精湛的演出。

王愛仁清點了一下上座率，直言下降了不少，「至少下降了30%。」

「但是，戲劇為社群提供了一個可以走到一起的地方，在這裡我們都可以不那麼孤獨和害怕，因為我們共享著生而為人的經歷。」

本篇報導由端傳媒與東南亞新聞平台New Naratif「新敘述」合作完成，本文的英文版將發表在New Naratif。感謝實習生王筠琪的翻譯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