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货的米铺和停摆的习俗：“封城”传闻中的潮汕春节

一、“封城”半日

这次新冠病毒肺炎汹涌来袭，镇上没人抢醋，改为抢米囤米了。

我的家乡在潮汕地区一个叫盐鸿的小镇上，小镇地处粤东，位于潮州、饶平、澄海三地的交界地带。324国道横穿过小镇，将小镇划分为南北两片，北边是莲花山南麓，山脚下坐落着厂房、汽修店、商铺等，南边是居住区，往东与饶平接壤，沿着国道再走大约半小时车程，就是福建漳州了。小镇由鸿沟和盐灶两个乡组成，生活着大约五万余人口。我所在的鸿沟乡有四个行政村，村民是南宋末年自福建南迁过来的林氏后裔，整个乡都姓林。我家世代就居住在这里。

2003年闹非典的时候，我读初中，家里没网络，环境相对闭塞，除了电视、报纸和口头传播，并无其他可以了解外界信息的渠道。我印象较深的是，镇上有人在广州读大学，因为感染被隔离了，一时人心惶惶，电视每天都在播“白衣天使”的故事，我第一次知道了钟南山的名字。大家以为中考必考的时政热点，最后都落空了。抢醋抢盐的事时有发生，家里也跟风买了板蓝根。镇上一家醋厂的老板就是从那时开始发家的。非典最严重的时节，醋价疯涨，从一两块一瓶，涨到了二十块一瓶。

没想到许多年后，醋可杀死病毒的谣言还是满天飞。我爸几年前告别了水产养殖业（他养了二十多年的牛蛙），曾在非典时期发家的醋厂里做过工。他常年从事体力劳动，身强体壮，一人可顶两个工。醋厂活不重，工作环境卫生，伙食也不错，那阵子他体重增加了不少。可惜醋厂工资不是很高，我爸干了几个月，就转去装修队，做起了木工的老本行。

这次新冠病毒肺炎汹涌来袭，镇上没人抢醋，改为抢米囤米了。事情的起因，是1月26日上午广为流传的一份文件，汕头市政府发布通告，宣布对市内公共交通系统（包括船只、公车、出租车、网约车等）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外来人口进入（途径汕头的高速不封路）。微信时代，消息流传极快，整个汕头市区包括底下的村镇都炸开了。1月23日武汉封城时，我在武汉的朋友惊恐万分，“逃离武汉”一下子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我没想到的是，“封城”（在普通人眼中，交通管制就是“封城”）这么遥远的事竟会让自己碰上——要知道汕头这个港口城市，和武汉的距离足足一千公里。

大年初二那天，按照习俗我陪妻子“回娘家”。我们打的车停在村委会门口，司机靠着一辆白色的吉利在抽烟。上车后我不经意间瞥见他戴上了口罩，一问才知，网约车公司有规定，疫情时期必须戴口罩，轻则扣分，重则停运。我在半路上看到交通管制的消息，颇为震动，和司机说起这件事，他说，现在区和区之间也开始（对过往车辆车主、乘客）测体温了，高速路口查得更严。隔着口罩，司机声音听起来有些嘤嘤嗡嗡。春节期间网约车有补贴，但他并不想跑，听闻消息，他有些如释重负。

让我更没想到的是，“封城”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到下午通知便撤回了（外媒还第一时间报导了汕头block down的新闻）。这期间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是，群众上街，冲进店铺、超市和商场囤抢大米。封城带来的恐慌，让大家都失去了理智。我也不免紧张起来，一到城里就给我妈发微信语音，让她先去买米以防万一。她回复我，镇上米铺断货了，挨着公路的商铺大门紧闭，老板估计是想趁机哄抬米价，所以对外宣称没货，卖不了。听罢，我赶紧上网下单，买了几十斤大米。

以往我对这类公共事件并不上心，但是今次不同，疫情汹涌，连空气中也似乎弥漫着恐怖。随着时间流逝，那种恐怖的感觉愈发强烈。可笑的是，我睡了个午觉起来，“解禁”的新闻就传开了。本地电视台滚动播报，大意是敬告市民，汕头暂不交通管制，公共交通工具消毒后正常运营。丈母娘让我把下的单取消了。我松了一口气。

这个“朝令夕改”的事件很快就成为舆论焦点。我们当然明白“封城”的不得已和解禁背后的舆情压力。只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民众的反应实在过于剧烈了。这是一种灾难应激：反正无论如何，首先要保证温饱，天会不会塌下来，谁知道呢？

潮汕向来是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因此也一直被“污名化”），大部分家庭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周边很多同龄人甚至年纪更小的女性，婚后就成了全职家庭主妇。老一辈遵守的家庭分工，流传下来成了一项默认的规则。汕头封城的消息不胫而走，我在东北的师妹发微信问我情况如何，她说在他们东北，即使足不出户，家里屯的白菜猪肉也够撑上个把月了。我回复说潮汕的妈妈们可不是这样，她们每天必到市场买菜，鱼虾蟹，都图活的、新鲜的。所以从生活习惯来看，不难理解为何封城会引发主妇们倾巢出动。据说有个大妈一口气囤了600斤大米，解禁的消息一出，欲哭无泪。

二、恍若隔世

我爸下午出去打牌消磨时间，碰上镇上派出所的警察巡逻，亮出手铐警告聚众打牌的人。一伙人很快收摊，作鸟兽散。

疫情开始紧张的前两天（1月20日），我从北京坐飞机回来。飞机上除了我，还有个年轻人也戴着口罩，就坐在斜对面，全程咳嗽不断。揭阳机场大厅里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一回到家乡，条件反射似的，心理就不自觉地松懈下来，我甚至感到了一丝逃离危险地带的愉悦。潮汕平原不见冷，空气甚至有些闷热，我索性摘了口罩。回家路上，天清气朗，和雾霾时期的北京全然不同。

我在家安然度过了两天，22号，情况变得严峻，网上的疫情通报频繁更新，但镇上仍旧祥和安静，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也几乎无人戴口罩。直到汕头确诊一例、传闻一年一度的游神赛会（潮汕话叫“营老爷”）取消了，乡民才骚动起来。

正月初一早上，村头广播响起，播音员操着本地方言，播报疫情情况，宣传病毒防护知识和相关的注意事项。汕头市民政局下发了一项紧急通知，呼吁停止聚会、走访和群体性活动。这在往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潮汕人极为重视春节拜年的习俗，讲究“客情”，大凡拜年，礼品里必带双柑（柑大于桔，因此也叫大桔，潮汕话与“大吉”同音），换柑是春节必不可少的程序，有互赠吉祥之意。以前每到年底，我爸都会买一筐柑放家中备用，便于走亲访友。但今年，这筐柑派不上用场，恐怕要烂掉了。

交通管制的通知和民政局的文件只隔了一天。逢上春节，大量的年轻人和学生返乡，相对家中长辈，他们的安全意识较强，渐渐就形成一个信息交换的网络。疫情是随着口罩佩戴和型号等各种知识的普及而升温的。上面的政策一下达，乡民便警惕起来，镇上药店和诊所的口罩很快脱销了。丈母娘在城里跑了两趟药店也没买到口罩，只能用减少外出，连原本预定的正月初二的团圆饭也取消了，改在家里吃。我在网上抢到三盒N95口罩（准备返京时再用），所幸家里还有我大妹为了装修买的几包口罩，暂时能顶一阵子。

初一下午落起了大雨，直到深夜也没有停歇的迹象。一家人宅着，哪里也没出去，吃饭、睡觉，刷手机、看电视，讨论疫情。我爸下午出去打牌消磨时间，他不抽烟不喝酒，只喝工夫茶，平时除了干活，没有其他娱乐。放在往年，打牌的节目会保留到返工为止——几天后，闲聊时我爸说他在钢筋铺看人打牌，碰上镇上派出所的警察巡逻，亮出手铐警告聚众打牌的人。一伙人很快收摊，作鸟兽散。警察拍了照，我爸站在一旁，没被拍到。

我们镇上本来就没什么年味，小时候还能看到扛着冰糖葫芦沿街叫卖的外省人，还有卖氢气球和玩具的小贩，但近些年少了，只有每年正月初十、十一游神的时候，小贩才会多起来，今年游神取消，不要说年味了，连一个邀请亲戚朋友聚会的借口也没有了。

奶奶“食伙头”，有时在大伯家吃，有时来我家吃，天气太冷或者太热，就自己做饭。老人家不识字，虽然经历过非典，但当我们嘱咐她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时，她并不相信。我只好给她看宣传视频，讲解这次疫情的严重性，告诉她邻镇已经确诊了一例，是我的高中同学，年前去了武汉，现在和家人都在医院隔离了。加上乡里各种新闻和小道消息不断，老人家似懂非懂，渐渐知道自己也没法置身事外。

我和妻子是去年国庆在乡里祠堂摆的喜酒。按照乡里习俗，这算“新喜事”。年初四当天晚上迎神我得去提灯（潮汕方言叫“挂灯”，祈求人丁兴旺）；年初十游神，还要抬神像巡游。对这些习俗，我有些抗拒——一想到要在腰上扎着红绳在人群中游走，不免感到尴尬。谁知道初一当天，乡里的老年人协会发了通知，大意是为响应政府防控疫情的号召，等神活动改由老年人协会代为祭拜，其他村民切勿围观。不过随着疫情升级（广东在1月23日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迎神不得不停掉，正月初十、十一的社日活动亦随之取消。

从我有记忆起，游神这项习俗就未停过。从正月初九晚的祭神开始，持续到正月十一才结束。我在小说里写过游神，但那是90年代发生的事了。当年我还很小，政府取缔封建迷信活动，乡里的游神首当其冲。大批的武警特警在镇上集结，演变为流血的暴力冲突。警车被村民掀翻在地，警察逃进老爷宫，乡民点燃一种叫“企脚铳”的炮仗扔进去……许多年过去，那种原始的、野蛮的民风早已消失不见。这次活动取消，并没有遭到村民反对。回忆起二十来年前的暴力场景，竟有些恍若隔世的感觉。

三、无济于事

网上流传着一段野猪在北京二环路上狂奔的视频，夜幕漆黑，路灯昏黄，黑褐色的猪鬃狰狞竖起。

我家附近的莲花山温泉度假村被征用为隔离区，自武汉返乡的本地人、疑似感染者被隔离在那里。镇上传闻有人从湖北宜昌回来感染了，消息传得极快，引起了恐慌。后来经过卫生院检测，体温正常，无发热咳嗽等症状，现在正被隔离在度假村。有人还将自己隔离期间的“佛系”生活发在抖音，每日更新，也算一种苦中作乐了。

过年，在外工作的家人都回来了，家中十几口人，喧闹、拥挤，从早到晚说话声不断。我宅在家无事可做，没法写论文，书也读不下去。这种无所事事，带有一种耗费生命的毁灭感。因为宅着太无聊，有人在微信群里发了数大米和葡萄干的照片。这种特殊时期的黑色幽默，有种让人看了觉得好笑，又不知如何是好的无力感。

初二晚上，我和妻子戴口罩下楼买奶茶，街上空空荡荡的，除了无人看守的夹娃娃机店和零星几家服装店、鞋店还开着，其他店铺一律关闭。奶茶店倒是生意很火，三四个年轻人在店里喝奶茶，都没戴口罩。我们去美宜佳便利店买东西，老板娘戴了口罩（露出鼻子），店里有她的两个孩子，儿子在收银台写作业，女儿拎着一只口罩，来回地蹿。一位老婆婆坐在小板凳上，看着进进出出的顾客。从她的外表和穿着打扮可以判断，她不是潮汕人，可能是老板娘的婆婆或者母亲。我用普通话提醒她戴口罩，她一脸慈祥地笑着，也没当回事。

正月头几天我不敢出门，只盼着能尽早返校，回归正常的生活，哪怕在宿舍里待着吃外卖，读书写论文，也是好的。然而很快，这种希冀就被无限延宕，成了一个奢望。

奢望的源头，和学校发生的事情有关。在我们放假回家的这段时间，由于疫情升级，学校将我们两栋博士生公寓楼的一二层征为医学观察区。我们那栋住进了二十几个从湖北、武汉返校的学生（有武汉旅行史、居住史和接触史的群体）。宿舍楼的微信群炸开了。楼里那些春节留校没回去的同学反应最为剧烈。大家在群里发言，要求学校将已经入住的这批人转移到空楼，有人提醒我们注意，公寓楼所有楼层是共用一个通风和下水道系统的——非典时候，香港一栋居民楼住户集体感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不转移，等到大家集体返校，后果将不堪设想。

楼长转达的消息是，学生服务中心开了会，最后决定动员湖北、武汉返校学生集体搬至另一栋楼（那里曾是我们学院办公楼，去年底腾空了）。很快我们就收到了学校的通知：离校学生的校卡禁用了，所有返校学生必须第一时间激活校卡，再进行信息登记。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不放心，觉得有必要尽快推动转移的进度。我拟了封投诉信，在微信上向国务院办公厅留言说明了情况。

庆幸的是，到了晚上，学校发了春季学期延迟开学的通知，先前未经我们同意而征用的楼层也将腾出来。大家仿佛躲过一劫，微信群里的气氛也稍稍松弛了。

信息时代最方便的是，你可以远程参与到某个事件之中，也可能由于卷入其中而无法脱身。写投诉信时，我有些担心，毕竟疫情刚开始时，有八个所谓的“造谣者”被处罚了（事后证明，这八人并无造谣）。我一方面害怕自己可能措辞不当，信息不到位，又怕后续有其他情况，会让学校有关部门给盯着。但仔细一想，学校层面的做法不合理，我为什么不能投诉呢？

这事就算告一段落了，学校要求我们不要提早回校，开学时间另行通知。这种未知，往往带有“等待戈多”的荒诞。我有同学原本订了正月初三的票回去，打电话到学校一问，被劝退了，无奈只好退票，安心在家待着。

初四，我实在憋不住了，和妻子跑出去买肠粉当夜宵，恰好碰到一名小学同学。他跟我打招呼，我差些没认出来。蒸肠粉的机器热气腾腾，我们各自站着，很是尴尬。后来我和他攀谈，才知道他这些年一直在养牛蛙。他问起我爸，我说，已经不养了，现在给人打工。牛蛙养殖是我们镇上一大产业，饲料供销商、蛙农和买家形成密切的利益链，遇上这种天年，牛蛙养殖几乎被拖垮，简直要人命。我想起小时候，父母经常因为什么时机卖蛙而争吵，养蛙的人太多了，供求链不稳定，蛙价瞬息万变，有时候相差一两天，就卖不出好价钱。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之后的几天，国内的确诊人数不断攀升，从一两百，到上千，再到破万。各种消息扑面而来，好的坏的，搀杂着生命赞歌和死亡叙事：各地的医护人员奔赴武汉抗击疫情，某出版社出版了一位诗人写的抗疫诗集（人称“瘟疫诗人”）；黑心商家制造假冒口罩发国难财；医疗物资紧缺，医生护士用文件袋自制防护面罩，海外留学生群体自发捐赠口罩、防护服驰援国内医院；上海游客和武汉游客在日本机场吵了起来（“人民内部矛盾在境外爆发”），疫情隔离与地方主义话语缠结不清；防疫专家的话被媒体曲解，有人被误导，忍痛将爱猫爱狗摔死；老人家因为医院床位不足，只能自行在家隔离，怕拖累亲人，最终跳楼身亡；而关于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发表疾控中心疫情研究论文的新闻，更是在网上掀起了滔天巨浪……科学、公共防卫和政治相互抵牾，构成了真假难辨的罗生门。

这一场疫情，暴露了国家治理的漏洞，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问题丛生：政府管理能力，突发公共危机的应急能力，医疗资源的供应，媒体报导传播的失衡，民间的自发组织空间……一边是医护人员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一边是网民对武汉慈善总会和湖北省红十字会的质疑；一边是活在虚假乌托邦中的愚众，一边是呼救无门、过着“次要生活”的人民。

我在失眠的夜里翻看手机，不断刷新的各种疫情新闻，虚虚实实，叫人幻灭。四千万网民观看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的施工直播，为“萌化”的叉车酱和铲车酱们打榜，这样的“云监工”简直叫人匪夷所思。那些日夜赶工、流血流汗的鲜活个体呢？直播的镜头可曾对准过他们？

这场疫情牵动了亿万人的心，寰宇同此炎热，无人能够独善其身。有人悲观地说，如果鲁迅活到今天，见此世相，会发现从医从文，都无济于事。作为一名小说作者和文学研究者，我时常深陷自我怀疑，面对社会危机，我能做什么？马克斯·韦伯说“以学术为志业”，但这份志业，更多指向一种反思和批判精神，我们熟知各种概念和套语，操起理论板斧时胸有成竹，但在复杂的现实状况面前，往往卑微渺小、无计可施。

无人知晓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也无人敢保证自自己不会被感染——已经有案例显示，你可能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就中招了。这就是阿甘本所谓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日常生活被扰乱，公共秩序失衡，安全感缺失，人人处于自危中。

网上流传着一段野猪在北京二环路上狂奔的视频，夜幕漆黑，路灯昏黄，黑褐色的猪鬃狰狞竖起。有人惊呼，这不是《釜山行》开头的翻版吗？现实魔幻，见怪不怪，可是这头惊恐无助的野猪，它能跑去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