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台陆生健康管理争议：究竟发生什么事？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扩大，台湾政府也同样对年节后自故乡返台的大陆学生进行了健康管理，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配套、要件不够明确，各单位之间说法不一，引来陆生的困惑与质疑。1月26日，台湾疾管署发布命令，规定来自湖北的大陆人士全面禁止来台，“陆生即日起至2月9日暂缓来台”，其余来台交流的大陆人士、陆配也必须配合自主健康管理14天。针对陆生，台湾教育部则印发的《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学校对陆生管理计划工作指引》规定，2月9日及之后入境的陆生需以“屏风区隔”方式进行14天的集中隔离。（《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学校对陆生管理计划工作指引》）

对此，在台陆生则发起反对此份《指引》的连署，在一日之内有超过5693位学生签署，其中4541位为现在仍在就读的陆生。（陆生连署书）

对此，《端传媒》采访到其中一位陆生小吉。小吉在1月26日暂缓陆生来台的规定生效之前入境，本身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湖北的旅行史和就医史，来台前所在城市无一病例。入境后也直接去宿舍管理部门报告自己的状况，进行登记并测量了体温。一开始，宿舍方只是建议小吉与其他几个相似经历的陆生同学进行自主健康管理，直到2月9日。

根据小吉转述，自主健康管理项目包含“自我观察自身症状，测量并记录体温，室内常消毒、有任何不舒服状况即时通报、少去公共场合、可外出但需戴口罩且需报备”等，宿舍方并要求陆生每四小时就测一次体温并电话回报。小吉一开始认为这种作法考虑十分周全，也愿意配合。

到了26日7点，宿舍方告知小吉，她所在的省份的病例增至80多例，所以必须从“自主健康管理”升级为“自主隔离”（完全不可离开隔离空间、禁止与外界接触、需要专人协助照顾饮食起居）舍方可以帮忙购买必要物品，食物部分可以点外卖，由宿舍人员送到门口，也愿意协助现金不足的问题。

对于“隔离”如此强烈的手段，小吉有些疑虑：学校是根据怎样的政策决定将管理升级？是哪一个部门赋予了学校宿舍这样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而且宿舍房间小，并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也没有明确提供相对应的心理支持机制。27日早上，小吉主动拨打了1922询问疾管署，疾管署的接线工作人员则回应，“强制隔离的状况只有发生在湖北地区出身或者有湖北旅游史的人身上”，小吉的状况并不需要强制隔离，只需进行“自主健康管理”即可。

对此，宿舍主管解释，这是学校的要求，因为小吉所在的省份已经有八十多个病例，已经相当严重，故对小吉进行强制隔离。不少相同遭遇的陆生都认为，宿舍方这样的作法并不妥当。尤其是教育部《指引》当中“多人一同隔离、以屏风区隔”的作法，更可能引起群聚感染。根据小吉的转述，疾管署在电话中表示，他们未有听过教育部这份《指引》的内容，并初步认为这屏风隔离方式“不太可能、不太符合人权”。

按照台湾法理而言，陆生们的诉求并非无所凭据，大法官释字690号解释中，曾经对“防疫需求”与“强制隔离限制人身自由”之间的平衡做出讨论。于2003年SARS期间，因和平医院爆发集体感染事件，根据当时的《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第1项规定：“曾与传染病病人接触或疑似被传染者，得由该管主管机关予以留验；必要时，得令迁入指定之处所检查，或施行预防接种等必要之处置。”原理即颇为类似今日对陆生采取的管理措施。

当年，主管机关以此法制定“紧急应变措施”，和平医院院方紧急召回所有曾和病患接触的医师，要求他们返院集中隔离。但在其中，有一位周姓医师并未返院，事后遭记过、停职、罚锾、停业等处分。周姓医师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各级法院均遭驳回，最后以“认命令医院员工返院集中隔离，剥夺其人身自由，相关规定违反法律明确性、比例原则及正当法律程序”为由，提起释宪。

关于此一事件，大法官解释最终认定，《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包含“强制隔离”措施在内，这种类型的强制隔离是一种“照护性人身自由的剥夺”（fürsorgerliche Freiheitsentziehung），它并不具有处罚性，而是以照顾人民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为目的。当年的大法官解释认定，在抽象规范的层次，这样的规定本身并不违宪。

虽说法律规定本身并不违宪，但确实仍是对人身自由的剥夺，故在政策启动的前、中、后期都必须从严审查。为了使相关人员受隔离之期间能“合理而不过长”，宜明确规范强制隔离应有合理之最长期限，也必须明确规定“施行强制隔离处置相关之组织、程序等办法以资依循”，事后，受隔离者或其亲属对相关政策不服，要有途径可以请求法院救济，对于受到强制隔离者，也应有合理补偿之机制。

以此而言，教育部颁布《指引》乃至各级学校落实的过程，确实有瑕疵。而疾管署的1922专线回覆与校方措施有所落差，争议发生后，《指引》从教育部网站上被下架。凡此种种措施，都与强制隔离政策所需的“严谨之组织、程序”原则不符。

现任司法院院长、当年释字690号提出不同意见书的大法官许宗力，即曾在意见书中提醒“专业有无可能滥权，当然也是我们考察的重点。历史经验显示，当权者以罹患精神病为借口，以达整肃政治异己目的之事例，屡见不鲜...或许论者认为传染病疫情防治与精神病有别，不能相提并论。但既然有罹患精神病为名，行整肃异己之实的事例，本席就不得不对涉及传染病的强制隔离决定同样生起警戒之心。”

在当年的讨论中，许宗力以此主张，传染病流行期间，若行政机关强制隔离措施决定进行“对曾与传染病病人接触或疑似被传染者人身自由之剥夺”，应该保留“法官及时介入审查”之空间。虽然许宗力意见最后并未获得多数大法官同意，不过他仍在不同意见书中指出，“当代宪政主义不就是建立在对权力悲观、对权力不信任的哲学基础上？是针对如此具前提性、重要性的人身自由，只要有遭行政滥权剥夺的可能或纪录，就应未雨绸缪，或记取历史教训，多一道制衡程序，『以小人之心』，予以防堵，或防止再犯。”

对此争议，教育部综规司司长黄雯玲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回应，该份《指引》是由指挥中心（以疾管署为幕僚）拟定，交由教育部和移民署讨论后执行。黄雯玲表示，经过讨论后，相关单位已有共识，将以“单间隔离”作为未来陆生返台后的管理计划原则。未来对于各学校所提的管理计划，指挥中心会从严审核空间问题，以单间隔离作为最大原则。

但现在面临到的实际问题是，并非每个学校的硬体设备都能做到给每位陆生“单间隔离”，又该如何处置？黄雯玲回应，“如果说这个学校的量能，比如说他们有三百位陆生，但他们的空间只能提供一百位陆生进行单间隔离，那就只能先接纳一百个陆生进来。”黄雯玲说，假设2月9日开放陆生返台，教育部还会视疫情状况进行调整，“届时他们从机场到学校都要安排专人做协助导引。”

对于相关措施引起“违反人权”疑虑，黄雯玲回应，当前疫情发展快速，“我想这个决定是逼不得已，台湾现在疫情还不到社区感染，那如果到社区感染整个影响范围就会变很大，所以目前就是针对可能性就是要尽可能杜绝。”黄雯玲说，这样的决定一定会造成陆生在过渡期中的不方便，但这是“逼不得已的决定”。

在《指引》实施过程中，因许多学校尚未完全确认具体作法、各单位回覆不一，造成陆生恐慌，黄雯玲则回应，“可能有些学校还因为春节假期放假不是这么了解，一些老师还没复工，所以才会有这个状况，但接下来个案的问题就会进一步请学校给予协助。”对于陆生因相关防疫政策而影响修课权益问题，教育部也开始着手拟定相关指引，“假设2月9日还没完全开放（陆生来台），为了不要影响他们修课，学校应该要有相关的作法，只要校长同意就可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