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围城之战

艾伦在漆黑的下水道弯著腰走。半圆的水道约一米高，而他身高近一米八。污水过膝，淤泥抓脚，有蟑螂在爬，恶臭难忍。他没戴口罩，用手机的电筒来探路，但只能看见脚边的范围。撬开一个井盖出发时，他把行山绳的一头绑在皮带上，另一头绑在井口的铁扶手上，几大捆行山绳头尾相接，走了半小时后，艾伦的腰被拉住，绳子不够长了。

这是11月19日的凌晨。10小时前，他刚逃离被警方重重包围的香港理工大学，但很快决定，要从下水道折返，回去“救手足”。蹲在淤泥中，连月来累积的情绪突然袭来，他想到了放弃。他今年24岁，三个月前参加罢工，被公司炒了。他离了婚，有一个在读幼稚园的女儿。奇怪的是，这一刻他没有想起什么人，心中只有恐惧和绝望。下一秒，他又尝试说服自己：要带被困的队友出去。

“唉，听天由命吧。”他把腰间的绳子解开，继续向前蠕动。出发前，朋友帮他弄来一张渠务署的地图，他选择了远离警方防线，闹市中一条后巷的下水道入口，但走到这里，眼前的路已经和地图不符，在每个分岔口，他都在用直觉来赌博。

8天前，2019年11月11日，示威者发起全港罢工和堵路行动，堵塞要道，迫使市民罢工。理大位处交通中心，成为示威者的重要据点。他们堵塞理大旁的红隧和道路，抵抗警察。冲突在16日晚开始加剧，到了17日夜晚，警方将周边的干道和天桥一封，彻底包围了整个校园。

此时的校园里，包括艾伦在内还有约一千名示威者，不少是其他大学的学生、中学生、刚工作的年轻人，还有义务急救员、社工、各家记者等。他们预料这场围城之战的开头是苦战，但没想到它的结局，是长达10天以上的围困，城里和城外的人每一天都将直面理性与道德的挣扎。

失策·围城

17日晚上之前，很少人预料，理大可能被困成一个笼。

19岁的John带了一把蝴蝶刀在身上。刀长四吋，折叠放在腰包。这是11月17日晚上九点半，警方已经包围了理大。他守在学校最南面的钟士元楼（A座）附近，水炮车眼看就要开过来，他感到很紧张。

和如今大量站在前线的示威者一样，John在五个月前是一个“和理非”，他的勇武程度不断提高，从最初的防守变成扔砖头，传递燃烧弹给负责投掷的队友。与此同时，他丢了工作，花光了两万多港元的积蓄——除了基本花销，几乎全用来买防护装备和黑色运动服，现在依靠市民捐款和网上支援基金度日。他所在的勇武小队，从最初12人，变得只剩4、5人可出来。看著身边的同伴陆续被捕和受伤，他精神更紧绷了。

“都说这个运动是长期的，老实说，这只不过是和理非的看法。一个星期已是很长时间，勇武是会流血，会死的。”他心想，如果等下警察拔出真枪，或者靠近他，他就掏出刀。“我肯定和他一起死，”在他看来，无论如何这比被捕要强。

香港这场反抗运动，半年来变得愈发暴烈。在尝试大量和平游行集会、不合作占领行动之后，政府始终未回应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落实普选和特赦等诉求，示威者采取了更直接的暴力来瘫痪城市——破坏港铁、中资商铺、堵塞要道等。

无论什么阵营的市民大概都不会反对，要瘫痪香港运输，红隧是首选。海将香港拦腰一分为二，北部是新界和九龙，南部为港岛，三条过海隧道如大动脉般贯通两边，红隧是其中历史最久、收费最低的，经常交通壅塞，平均每日车流量为11.4万。而红隧旁的红磡火车站，是整个香港地铁的枢纽，也是连接内地的广九直通车的起点。

理大，正落在这个交通心脏的中间。多条天桥从理大延伸，通往地铁站，而桥下正是红隧，另有数条往来九龙和新界的要道四面包围著这片校园。

11月11日清晨，示威者占据其中一条天桥，将校园的椅子扔下红隧，隧道出入口很快受阻。两天后，隧道就彻底封闭了。不过，从那天到16日，警方对此基本冷处理，此间，位于新界山头的中大校园里硝烟正浓，而理大则一度形成了“公社”：示威者白天守住附近马路，晚上在理大留宿，与义工自主运营学校食堂，又将衫裤等物资收拾得井井有条；校内气氛当时轻松，有示威者在这里结识到朋友。

很少人预料，占地9.46公顷的理大有可能被困成一个笼。

11月17日，理大附近，燃烧弹和水炮车几乎对决了一整天，不少示威者中了水炮、橡胶子弹等，还有一名记者因头部中水炮当场休克，脑部出血需接受手术。亦有一名警方传媒联络队员小腿中箭受伤送院。

下午两点多，卢卡斯赶到现场时，他还未嗅到警方围城的计划。

22岁的卢卡斯不是理大的学生。他在国外念过大学后肄业，如今在一家运输公司做后勤。他谈吐清晰，经常分析警民对峙的阵地和形势，擅长“火魔法”——示威者对于燃烧弹的行话。几天前，他参加了中大一战而旷工一天，收到公司一封警告信。

前一晚，他特地与朋友在理大外围走了一个通宵，观察理大的四个出口，似乎只有正门是宽敞易攻。尽管Telegram有人讨论理大易被包围，但卢卡斯和朋友们仍判定可能性很低。

艾伦比卢卡斯晚几个小时抵达，他想法不同，很早就觉得理大与中大地形差异极大，易被围困。不过，看著理大的冲突愈来愈强，他还是带著自己竞技用的弓箭和40支箭赶到了理大。读书时，他学过两年射箭，不久前在中大对抗警察时，他第一次在竞技场外拿起弓箭，对准警察。

激战一天，17日晚上9点多，情势急剧转变，理大像布袋一下子被拉紧。

警方从三面收网，封锁所有出入口。9点12分，警察在现场用扩音器高喊，命令示威者10点前离开校园，否则采取进一步行动；9点30分，警方在Facebook发布消息称，所有人应由校园李兆基楼（Y座）出口离开；10点，正式封锁，记者亦无法自由出入。

大规模围困示威者，这是过去5个月以来，警方从未使用过的战术。《明报》后来引述警队消息称，警方调配了至少4个总区应变大队。消息引述警员形容，称相信最激进勇武派示威者都在校内，包围战术是希望“一网成擒”，“围到他们投降”。消息又引述警队中人指，此次是参照早前中大例子，发现强攻效果难料，所以会由校方出面要求校内人士离开，“将黑衣人边缘化”，令抗争者数目减少。

当时校内人士对此毫不知情。艾伦、卢卡斯和John此时都守在钟士元楼（A座）附近，三人互不认识，但同样决定死守。John和卢卡斯都在整顿，而艾伦手握弓箭做准备。

在John看来，运动无大台，现场每一个示威者的决定，都影响理大这一役的结局。他说，过去多次对抗中，后排示威者总是先离开，他感到失望。

“如果大家一齐守住，就没有人会被捕。”

死守·猎物

18日，彻夜无眠，位处香港心脏的大学正在燃烧。

卢卡斯想冲出理大。

警方宣布封校四个小时后，18日凌晨2点多，卢卡斯站在示威者的最前线。他目测身边有300多名年轻示威者，撑起五颜六色的雨伞作掩护。

不久前，警方宣布若示威者继续冲击，不排除发射实弹，又一度呼吁校内人士10点前从Y座出口离开，然而，有义务急救员和记者在离开时被拘捕。

校内人士对警察的信任跌到冰点，现场记者开始穿上防弹衣。许多市民一夜无眠，通宵盯著直播。

有示威者继续制作汽油弹，砸碎砖头。卢卡斯站在正门外，他戴著只遮盖半边脸的6200款防毒面罩，眼罩弄丢了，没有头盔。他一手撑伞，一手拿起队友递过来的燃烧瓶。他的前方，是一辆装甲车、一辆水炮车，还有多辆运载防暴警察的警车。

水炮车突然加速推进，同时不断喷射刺激性的蓝色水柱。当水柱击中卢卡斯的脑袋，他转了两圈，往后跌了五六步，重跌在地，火烧的感觉随即传来——蓝色“颜料水”混合的是催泪水剂和胡椒水。

其他示威者架著他冲回校内，打开露天的消防喉，卢卡斯在清水下冲洗了近半小时。“我整个身体好像阿凡达，而全部皮肤都好像被火烧，人们不断叫。”

凌晨5点多，警方再一轮强攻，多枚催泪弹从天而降，速龙小队直打进理大的正门，抵达平台长楼梯处停下，那里正燃起大火。这座位于香港心脏地带的大学正在燃烧，而卢卡斯发现，只剩下一百多人能够在前线应战了。

义务急救员阿辉眼见多名示威者来不及从正门外跑进来而被捕，而来得及跑回来的示威者大多受伤。还能行动的人，在教学楼前来回转移、商讨对策，始终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案。

示威者受到重挫。到了18号早上8点多，他们决定，先从正门突围，务必冲出布满警察几重防线的畅运道，卢卡斯加入了这场突围。

如鱼群冲向利网。

警察发射的催泪弹几乎没有停顿，眼前的畅运道伸手不见五指，普通防毒面罩不够密闭，一些示威者用胶布把脸和面罩之间的缝隙贴住。卢卡斯像鹿一样东奔西躲，躲警察的子弹。“好似被打猎一样，我是那只猎物。不断被人射，真的好可怕。”

示威者三次尝试突围，均告失败。卢卡斯的木盾牌被子弹从中间射爆，雨伞折了，小腿不知道中了什么子弹，一块肉凹了进去，血染红了整条牛仔裤。

“再冲上去和送死没有分别。”一群示威者最终沿著两米高的铁丝网爬回了学校。他们爬得狼狈，跌伤、流血，铁网上勾留下背包和鞋子。

反攻·营救

18日一整天，即便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人们仍然直奔现场

“救救孩子！”距离理大约400米之外的尖东桥旁，大批家长在静坐，手持写有这四个大字的纸牌。防暴警察在他们面前设立了封锁线。

11月18日下午3点多，得知自己的孩子被彻底困在理大之后，家长们焦虑、恐惧。一名母亲向封锁线的警察跪下痛哭：“如果我女儿死了，我跳楼给你看。”

封锁线纹丝不动。按照警方规定，只有记者可以进出学校，且必须以一换一的“换班”形式。学校里的人相当于被断绝物资。校内一度传出消息，食物可维持1至2天。警方随后呼吁示威者“投降”，并表示所有从理大出来的人士，都会以涉嫌暴动罪拘捕。

尖东桥旁，郑先生、郑太太已经静坐了数小时。他们说，19岁的儿子是其他大学的学生，也是圣约翰救伤队的学员，在警察围城前，儿子作为一名义务急救员，跟著校园记者一起走入理大。“示威的时候有人晕倒，他会带好多冰袋，他觉得天气热就会带多几块，这就帮助到人。”郑先生回忆起儿子的工作。

“昨晚（17号）他传了（不自杀）声明给我，因为他已经出不去了……”郑太太掉下眼泪。不自杀声明是示威者近月流行做法，他们担忧被捕后遭警察私刑，然后被造假为“自杀”。

理大示威者的困境、大量父母静坐哀求的画面，透过媒体和直播，瞬间直达全港大量市民的眼前。不少人感受到一种旁观他人受苦的无力感，即便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但仍然直奔现场。

从18日白天开始，陆续有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到理大附近与警方对峙，尝试“反包围”校园，救出被围困者。到了夜晚，至少上千名市民在理大附近的佐敦、尖东和油麻地旺角一带聚集。在尖东，人潮声势越来越大，当中不乏穿著西装、白领套装的男人女人，刚刚下班，拿著雨伞挎著皮袋，加入反包围的阵线。“要gear！”人潮在尖东海旁沿著梳士巴利道筑成长长的人链，至少超过500米，不间断传递防护装备、燃烧弹。

“入Poly！救学生！”人们不断喊著。而警方则在另一边漆咸道南派出水炮车，攻势正起，催泪弹“嘶嘶”地滚来，许多人大叫“狗来紧！（编按：示威者对警察的蔑称）”人们后退、四散，又重新聚集：“唔好散水！（别散场）”

“有经验的示威者通常不会一见到催泪弹就后退，今晚显然很多没怎么去过前线的人。”一名示威者分析。当晚不少示威者均没有穿著黑衣，对勇武示威者在过去几个月惯常的砸碎砖头、设置路障等也不熟悉。

一些“和理非”市民第一次尝试作出“勇武”的行为。小学老师阿莹过去只参加有不反对通知书的集会，这天她第一次帮忙设置路障、传递砖头和汽油弹，还站在了示威者防线较前位置；同时也第一次吃了催泪烟，第一次和律师朋友交代个人信息、做好被捕准备。

“看到学生被搞，心态慢慢提升了。”阿莹这么解释。

这一天，参与反包围行动的市民，至少213人被捕。

而与此同时，理大围城内，示威者正准备第四次突围。

鱼死网破，他们抱著一种希望：只要奋力，他们或许可以与外面支援的上千名市民会合。John、卢卡斯和大约30名的勇武前线这时做好了冲出去的准备。他们大部分人随身带上利器，包括一把长约1米2的关公刀。John说，不止自己冲出去，还要带领后面约300至400名被困的示威者，不被捕地离开。

“投降”·“骨气”

被围困数天之后，人们的时间感开始变得模糊

一些城外人的到来与尝试调停，很快打散了城内准备第四次突围的意志。

18号晚上，两批人来了，一批是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带同港大法律系教授张达明、前监警会委员郑承隆及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另一批是叶建源议员与约60位中学校长。林大辉的出现，结束理大无任何老师或校职工在场协助的局面。

天主教慈幼会伍少梅中学校长李建文是第一批进入理大的中学校长。“你上来干嘛？”“你走！不用你来！”“为什么现在才来？！”一些黑衣示威者戴上头盔口罩，严阵以待，质问一拥而上。

John曾经在理大读过一年副学士，他主动出示学生证，问李建文：“如果我想出去，你可以帮到我吗？”李建文问他是否18岁以下，John说不是，李建文告诉他，他只能帮到未成年学生。“所以你不是来帮我们的啦？”John语带讽刺。

根据中学校长代表当晚与警方的协调，警方最终给出这样一个方案：若从警方防线出来，18岁以下学生不会被拘捕，但须拍照和记下身份证资料，警方保留追究权利；18岁以上则立即拘捕，校长可陪同拘捕过程。

卢卡斯、John和一些示威者怀疑校长们的目的，是替警方带走未成年学生，减少人数，边缘化勇武前线，以“打散示威者”。他们不相信校长，更不相信曾钰成，归根结底，他们不相信警方。

“就算今日不拘捕，日后一定会拘捕。”卢卡斯高声责骂道：“X你老母，你为什么现在才来？你早两日来，这些小孩就可以走了。你现在来拿光环，害死他们！”

有人一度拉弓，箭指李建文。

但有人慢慢从人群的后方走出来，向李建文等人靠近：“我可以跟你们走吗？”

据李建文观察，这些想走的人以中学生居多。一个学生想跟李建文走，被其他示威者指责，一些示威者想拉他回去，李建文又将他拉了回来，带他离开。

李建文见到一个中学生神情紧张，他走上前抱了学生一下，牵起他的手，问：“阿仔，你哪间学校？”学生回答后，李建文见对方校长不在，便牵著这个学生的手，一路陪他走到警方防线前。一路上，李建文安慰他：“见到警察，你不用怕。我会一直陪著你。”

“这也许是最坏也是最好的时候，”李建文事后回想，“他们想和警察‘死过’，我不能让他们这么做。”

这一晚，曾钰成一行人及校长们共带走一百多名学生；部分学生受伤、发烧，需分批送往多间医院治理。

“我们错失了一个机会，”卢卡斯懊恼，“冲出去是有机会的，曾钰成、林大辉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而看著眼前的场景，卢卡斯和John等勇武示威者认为，既然这么多学生想走，他们再留下也没有意义。

校内气氛变得微妙。

卢卡斯发现里面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他一直守著A座，一开始并不清楚别处情况，直到收到逃到校外的人的消息，他才确信大家正在离开。他有点感觉“被出卖”。

而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避开警察逃离是更好的选择。18岁的善浩和三人结伴寻找出路。他们在校园里找了一间教室做休息室，只要从手机中打听到可能的路线，他们就出去尝试。饿的时候，大家吃杯面。

善浩的父亲给他发了一则短讯：“你就算被人抓了，平平安安出来没事就好，我不会怪你。”善浩哭了。对他来说，接受警察登记，意味著一种“投降”，是“没骨气”的事。

校园内，像善浩一样的年轻人三三两两组队，一开始还互通消息，后来他们发现，消息被放上Telegram公开，逃离路线因此被曝光。他们变得沉默，在校内不同小队遇见对方时，彼此间不再多说。

“全部人都在找路走，但大家都不会交流，因为每个群组都说不要对其他人说，不要（把路线）发布出去。”卢卡斯说。“如果大家保密，真的可以变成空城，全部走。不过这是一个梦想。没法控制他们。”

A路线通往校外某处，B路线可穿过地底隧道，C路线有剪烂的铁丝网可以钻出去……卢卡斯不断收到各种“逃生信息”，他尝试过，均告失败。

被围困数天之后，人们的时间感开始变得模糊，也开始失去收拾和清洁的心情。

食堂厨余开始爬满蛆虫。食物究竟够吃多少天，众说纷纭，人们只知可到食堂煮面，或等外号叫“厨师”的中年男子煮食。但“厨师”并非三餐按时到位，年轻人饿了便随手拿起地上不知从何收集而来的能量bar等零食，吃不饱，但“不会饿死”。电源倒不用忧愁，校内各处课室均有插座和USB线。

校园遍地是废弃的衣物、塑料瓶、防毒面罩、眼罩、头盔，用玻璃瓶装著的汽油弹。校长办公室和星巴克咖啡店的玻璃被打碎了，示威者借此抗议“长期失踪的”的理大校长，及美心集团太子女伍淑清，因她多次表态谴责示威者。一些示威者在干枯的游泳池中练习投燃烧弹，几乎所有墙上都写满了抗争标语：“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人报仇”、“If not we, then who? If not now, then when?”

一些学生开始情绪不稳。11月19日下午，在A座对出的空地，张达明和社工不断劝说学生跟他们离开。两个14和15岁中学女生非常愤怒，低声对社工说：“我警告妳不要再靠近我！”她们两天内只睡了不到3小时。

“刚来的时候大家还很有士气，后面越打越差。我们想死守！之前中了水炮，（皮肤）好像在烧。”她们语速飞快，“昨天睡了15分钟就被人拍醒，什么都没做警察就TG（催泪烟）放题。睡不著，多安全都睡不著。”她们语速飞快。

最终，两个女生与另一名男生，决定按收到的一条路线逃出去。夜幕降临，他们在昏暗的校园里寻路，14岁的女生低声道：“我不会怕他们（警察）！我死都不会怕他们！”

解封·出路

围城13天后，理大解封，一切才正开始。

早前经过一日一夜的冲突，艾伦耗尽了自己带来的40支箭。他失去了斗志。一时想直接出去投降，一时又想死守。18号下午，三次突围不果后，一些队友找来逃走路线，将艾伦又拖又扯，脱掉他全身的黑色衣裤，给他穿上新衣，拽了他出去。

已经离开的艾伦觉得自己欠了留下来的人一命。当朋友告诉他，找到渠务处地图，问他要不要试“水路”回去救人时，他一口答应了。11月19日凌晨，他中了弹的伤口还未痊愈，就和朋友来到闹市一条后巷的下水道口。

在漆黑的下水道中，他解开系在腰间的行山绳后，又弯腰走了一个多小时。两小时后，他根据行山定位仪，发现自己抵达了理大。推开下水道口顶盖的一刻，他感觉“劫后余生”。

他浑身淤泥，在学校里悄悄选一些看上去体格较好的人，“过来我们聊一下吧？”最终，约30名左右的示威者愿意跟他一起沿著他走过的下水道逃出去，当中有约10名女性。

这些年轻人在下水道中十分紧张，每走几步就问：“真的能出去吗？”艾伦每次都回答：“快到了，快到了。”艾伦记得，从闹市爬进水道时，天是黑的；当几十人一起爬出井盖时，天已经亮了。

John也不愿意循正规出口离开。只要有一丝机会，他都不愿“投降”。19号凌晨，他从火车路轨离开封锁范围，为了不引起警察注意，500米左右的路，他蹑手蹑脚走了一个多小时。

19号晚上，卢卡斯因为朋友受伤，他陪朋友上了白车，接受警方登记身份证资料后离开。离开后，他眼不离手机，随时更新理大消息。他仍是睡不著，尤其不能躺著睡，只能坐著，且最多睡三小时就惊醒。

20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见记者时表示，一共有大约800人离开理大“自首”，这一说法被认为是违背了此前和中学校长的协议，舆论哗然。后来，李家超改口指，未成年者不会立即拘捕。

20号之后，所有义务急救员都离开了，剩下的留守者越来越少，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在变差。

11月25日，两名留守者蒙面见传媒，称估计校内尚有约30人，又指留守者长期处于惊恐状态，有人拒绝进食，甚至失去语言能力。他们表示，留守者害怕有警方卧底，因此匿藏在不同地方，有人要社工主动送餐才愿意进食。多日接触留守者的中学校长李建文听了，觉得并不出乎意料。“成日担心被捕，绝望和担忧，是最辛苦的。”

一些校长、老师、社工等仍希望带留守者出来，前监警会委员郑承隆是其中一个。郑承隆几乎每日都去理大，试过逐层楼搜索，向空无一人的走廊大叫询问有没有人，随即听到有人把房门锁上的声音；试过与一名大学生散步谈心，男生一路上与他辩论警权滥用的问题，谈了两小时，男生还是决定不走。

郑承隆认为，中大和理大事件反映了香港的社会现状：在长达5个月的反修例运动里，年轻人不信任政府及警方的，同时希望声音得到聆听。

“需要一些官方承认的‘街外人’（第三方）与他们对话。我们曾经和林郑的‘对话办’谈过，他们做过什么工作？警方拘捕的人数，远远超出政府对话办对话过的人数。”郑承隆说。

“他们（示威者）是希望你们真的有人愿意坐下来听他们的声音，甚至要求泛民和建制派议员见证。”

围封理大6天之后，11月24日，香港经历了一场非建制派大胜的区议会选举，翌日有近70名新当选非建制派区议员前往理大封锁线，要求警方解封；11月29日，警方宣布解封校园。此前一天，警方连续两日派安全小组和刑侦人员入校搜证、处理危险品，报称检获3989支汽油弹、1339支压缩气体，以及攻击性武器包括锤子、弓箭、投掷器和气枪。

在封锁的整整13天里，一共有1377人被捕：其中810人由理大离开时被捕，567人于理大外围被捕；另外，18岁以下离开时被警方登记身份资料的人数，有318人。

理大解封了，李建文却说，“这不是完结，相反这才是开始。对于经历不同程度创伤的学生，我们都应该长期跟进。她是一个生命，不是一个数字。”

目前，他正在跟进从理大离开的一些学生，他们患上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经常不停回放被困校内的记忆。

“社会各界互信度好低，香港走到现在，是以往都没有试过的境地。”李建文说。

11月29日，就在解封理大当天，最新民调公布了：林郑月娥支持率跌至11%，创九七后历任特首新低。与此同时，传来警方消息，有可能提升武力装备——被问及会否引入更高武力装备例如木弹，新上任的警务处长邓炳强透露，会检讨及考虑。

“再多的子弹，也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不如大家讨论下子弹以外的方法，从源头去沟通。”李建文认为。

林郑月娥在9月份提出建“对话办”与各界沟通，至今未见行动。反修例运动所掀开的社会深层次体制问题将如何解决，仍是未知之数。

从下水道出来以后，艾伦顶著子弹的伤口，正忙著找工作糊口。他说自己还是会继续上街参与前线行动。有朋友跟他说，你不出去不就没事了？艾伦说：不出去的话，未来要怎样？你可以承受未来是现在这个样子？我承受不了。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艾伦、卢卡斯、John、善浩、阿辉、阿莹均为化名。）

（实习记者梁中胜、刘钰怡、韦颖芝对本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