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遺言」攝製組：我們知道老與死的樣子

梁世平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对年纪有了感知，是在27岁那年。那年他去医院看病，坐著轮候的时候突然想，哎呀，我都快30岁了。转眼，他已经70岁了，是“生前遗言”（又名“预前叮嘱”）摄制组年纪第二大的成员。

这个专为老人拍摄短片的“生前遗言”摄制组共有10个成员，平均年龄超过68岁。这年纪的老人，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彼时二战刚刚结束，战后婴儿潮来临，启德还未兴建机场，香港人刚刚有了第一个华语电视台“丽的电视”。

那时候他们谁也不认识谁。那些年，66岁的摄制组成员Simon曾在“丽的电视”工作。摄制组的发起人，今年78岁的吴国雄先后做过巴士司机、消防员、服务员、的士司机、可口可乐推销员。今年66岁的成员KF和65岁的成员Ken那时还在做文职。70岁的梁世平当年还在做生意，65岁的成员Sam还在为人家的婚礼做商业摄影。

几十年过去，人生马拉松的上半程跑完，他们成了老来兄弟，组成一支颇为专业的义工摄制组，并提供一项特别服务：为居住在护老院的老人拍摄一段2到3分钟的短片，让老人留下遗言。短片会根据老人的意愿，在生前，或过身后，经由社工和院舍交给老人的子女。

“我们见过身边很多人的死亡。我们知道老与死是什么样。”

香港是全球最长寿地区，男性平均可活到81.3岁，女性可活到87.3岁。但人们在香港讨论老与死，总会提到退休保障和安老院舍的缺乏，医疗资源和照护人手的不足，墓地越来越贵等等困境，仿佛香港人长寿，是因为特别能“挨”。

年轻人讨论公共政策，希望带来改善，然而对于已经老去，正在面对疾病与死亡的老人们来说，他们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最渴望什么？最放不下、最担心的是什么？想要带走什么，又想要留下什么？“生前遗言”摄制组做的事，就是让他们对著镜头，把一切一切说出来。

老、病、死亡、亲情、家庭、孤独，是记者与摄制组的六位成员讨论的关键词。而作为记录者的年轻记者与他们的最大不同，也许就像发起人吴国雄说的：“我们见过身边很多人的死亡。我们知道老与死是什么样。”

用三分钟交待一生与后事

“你身后有什么安排？意愿如何，想要土葬还是火葬？丧礼想要怎么搞？有没有财产分配问题？有什么话想跟家人讲？”

以上这些问题，是几乎每一位拍摄“生前遗言”短片的老人家，都会被问到的。而短片的长度，通常是两到三分钟。身后事，是人之将死时必须面对的问题。解决这些实际操作上的问题，也是这支摄制组拍摄“生前遗言”计划的最初原因。

2015年，明爱第三龄服务支援网络摄制组成立，起初只有吴国雄和另外两名成员，本来是为一些机构记录社区活动、颁奖典礼等。就在同一年，有护老院的社工对摄制组提出，许多长者离世仓促，不知怎样处理后事，他们生前又总有许多话想对儿女说，却因为当面口难开或是儿女少来探望，而来不及说出口。护老院本来想用手机拍影片为长者记录，后来发现这个义工摄制组，就找上了吴国雄。

吴国雄自1958年从广州来港，当时身上仅有8元人民币，本想打工为母亲筹措医药费，可母亲却在半年后去世，子欲养而亲不待。70年代，他靠自己打拼用3000港元买了第一个的士牌，开始做的士司机，慢慢组成一个4辆车的小车队。11年前他决定退休，卖了所有的士牌，开始学摄影与电脑。摄制组成立后，他自费十几万买器材，录影机、脚架、咪、配件、相机等等，用的都是专业级，又逐渐招募成员，发展到今天的十人摄制组。

“我们希望让老人家在走最后的路程前，为他们留下心底的话，令他可以坦然地讲给亲人听。”吴国雄希望他人可以不用重演他对母亲的遗憾。

曾有个认知障碍的老人，上午已经拍完了，下午又走回来说，“我还没拍呀，我还有好多话要讲呀。”

拍摄日子通常是星期二，也就是摄制组定期开会的日子。他们架起背景板，打好灯，彼此用对讲机保持沟通，有时一部机拍摄，有时出动到两部机；要设置好这一切，往往需要四、五个人手，忙上一个小时。护老院的社工和姑娘带著预约好的老人来到房间，轮流坐下，为老人戴好咪，再陪伴在侧，帮忙问一些问题。其他的老人则在隔壁等候，确保隐私。最多的一次，摄制组一天能拍十几个老人，从早上拍到下午，收拾东西回到家，已经晚上六七点。

护老院最初找到摄制组的目的，是解决老人家身后安葬方式一类的实际问题，但当每一个老人郑重地坐在摄像机前，就总像是要在这几个钟头里交待自己的一生与后事。

短片呈现往往只有两三分钟，可是拍摄却很费时，“有时两三个钟都拍不好”。吴国雄说。“因为有些长者一对著镜头就不会讲话了，一讲到家庭就忍不住哭。”摄制组会和社工一起安抚老人，再逐句逐句地引导老人讲下去。

这些住在护老院的拍摄对象，从六十几岁到九十几岁都有，坐著轮椅由姑娘推著进来的也有，多数是老伴已经不在人世的婆婆。成员Ken记得，有老人家对著镜头很无奈地说：“其实我很不喜欢进护老院的。”但也有人说：“我在这里面住得好开心呀，你们不用担心我的。”曾有个老人家说，自己在护老院里，每天都在等，就等有人来看他；也有老人说子女经常来看他，又给他买了什么什么东西。

“这些人虽然在护老院都有人照顾，但是身边没有子女陪著，很孤独。”加入摄制组不到一年的梁世平说。人老了会变成什么样？他70岁了，身体硬朗，但第一次参加拍摄时，看到有老人家要坐轮椅，或是讲话已经不清晰，他坐在旁边，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曾有个认知障碍的老人，上午已经拍完了，下午又走回来说，“我还没拍呀，我还有好多话要讲呀。”摄制组便再为他安排，请他对著镜头讲，重复的内容很多，大家最后把没有重复的部分剪辑出来，补充进上午的影片。

多数老人家最记挂子女，给子女留下的话最多。有人会细数自己每一个子女的境况，叮嘱兄弟姐妹要和气，互相照顾。有的回忆起年轻时沉迷赌博，影响家庭，觉得对不起子女，就对著镜头道歉。有的想想自己对几个孩子待遇不公，重男轻女，也趁此机会表达悔意。

成员Sam记得，有一次拍一个认知障碍的长者，对方已经没法为自己清楚打算后事，只知道不停重复过往。“他讲年轻时候出来拼搏，餐揾餐食（编按：赚到一顿饭的钱才能吃一顿，形容生活艰难），回到家，孩子们见到他买了东西回来一起分著吃，好开心，每个人只分到一点，也好欢乐。他说那时候辛苦点没关系，只要见到子女开心就好，不断重复讲，就讲这几句。”

除了对子女讲之外，成员Ken还记得，身边人还健在的老人家，总会对著镜头讲：“你要快乐地活下去。”

成员梁世平说，一个人到了最后，脑子里不可能再去想工作或是去玩，就只是想他的家庭。但也有些老人，其实连家庭也已经没有了。他记得曾拍过一位，孑然一身，没有子女，老伴也去世了。“我们各种问他，你想怎么安排你的后事呀？”对方说：“没有什么了，我就这样了。”再问有什么想说的，老人只答：“我冇嘢讲呀（我没什么要说的）。”梁世平说：“因为他的情况，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排。就他一个人，谁给他安排？”如果是护老院或医院来安排，那就是例行公事，他讲也没有用的了。

这些“生前遗言”拍完后，再经由摄制组处理停顿、不连贯、重复的部分，最后剪成两到三分钟的短片，交给护老院的社工和老人家本人看，若有要修改的地方，他们就再加工。有些老人家希望可以在去世之后才把短片给子女，有的选择先给。四年来，他们拍摄的老人家已经近百个。

他们的老年人生计划

经营这个摄制组，对吴国雄和几位成员来说，就像是退休后的一份全职工作。用吴国雄的话来说，是证明“老而不废”，Ken则说自己“不想在公园捉棋”。KF则希望自己能“退有所为、退有所乐、退有所学”，人生到了这个时刻，也需要有所作为，“不然早上饮茶，行下街行下公园，又吃饭，吃完饭又行下街行下公园，有什么意思呢？”

66岁的成员Simon想法有些不同。他在2014年查出肝癌，在六次化疗和一年的轮候后，幸运地等到了移植的肝脏，现在是一个可以自由走动的康复者。他在电视台工作过，有些拍摄经验，知道这个摄制组后就报名参加，已经加入了一年多。“我之所以会选这方面的服务，是因为我经历过死亡的边缘。”他说。

肝癌是死亡率很高的癌症，他长期在医院覆诊，知道一般的肝癌患者“拖不到很久”。在化疗、轮候、手术的漫长时间中，他思考了许多人生的问题。“在手术中，我自己一个睡在手术床上，看不到其他人。只听到医生的指令，要做什么步骤，什么步骤。”他有些哽咽，说不下去。

手术后，他在康复中心住了一年，恢复良好。想到家人和同样是长期病患的太太，他说：“治疗已经很辛苦，当时没时间想给他们留下什么话。事后我就想，我当时是不是应该准备得好一点呢？”查出患病时，他61岁，还在工作，就算是手术当日，医生也只给一到两日的假期。他公司的标准是65岁退休，可那时他想明白一件事：“我不想最后死的时候还在工作。”之后，他提出提早退休，康复后，就想著出来做些相关的义工服务，回馈社会。

“我们这样的年纪，跟拍摄者的感受其实很相似。”吴国雄说。这也是长者拍摄长者的好处，“可能他们对著年轻人，不是很容易讲出口。”

不论是想回馈社会的Simon，还是不甘心做“废老”的大家，都在“生前遗言”摄制组的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第二人生”的计划。吴国雄本来连电脑都不太会用，2001年才开始学，学到2004年，终于从最基本的剪片软件“绘声绘影”学到专业的 Premiere Pro，现在已经可以一人搞定打灯、收音、拍摄、剪片。他的目标是让摄制组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独立做好这其中的任何一项。

“我们这个年纪想学东西是很难的。”他说，“为什么我们的摄录机都要买7寸的屏幕？年轻人可能3寸就看到了，我们都是老人家，屏幕要大，我们才看得到。”他也上过外面的培训班，“可是对我们没用的”。全年龄的班级，有些学员才三十几岁，讲两句就明白了，“我们讲三句都没明白，没理由要人家迁就你呀”。他知道长者的特点，也知道长者要跟年轻人学些新东西，自尊心是很重的。自己学的时候吃的苦，都尽量帮摄制组成员避免。不认识英文的长者，就用中文的软件，不会打字上字幕的，就用语音输入法。他还自己录制教学影片，让成员带回家慢慢去看，“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五次，五次不行就十次”。

成员进组还有面试要求，拍片不会可以学，但热情、体力和时间最重要。“一个钟头 setup，一个钟头收拾东西，如果中间三个钟头拍片，那就要站五个钟头，你要站得了这么久才可以。”他说。热情也很重要，Ken就是兴趣特别大的一个，明明没有严格的交片期限，“有时拍完片，半夜都不睡觉，要剪完才睡，为了第二天能交片，想立即看到效果”。

除了拍摄“生前遗言”外，摄制组还在继续为社区活动拍记录影片，有周年庆祝、毕业典礼、手工班开幕，等等。拍了几年，众人都已经“出师”，现在已经能在社福机构开班教学，除了教老人家拍片之外，还教用电脑和智能手机，有时还被邀请到别的社区中心去做“客座讲师”。

去年3月，爱好拍照和修图的梁世平加入后，摄制组又增加了一项新服务：为老人拍摄“车头相”。

“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

“车头相”，意为逝者出殡时，挂在灵车前面的相片。

“做这件事的人真的很少很少。”梁世平说。前阵子，他们去了将军澳一间护老院拍摄“车头相”。梁世平说，老人家个个都化妆得漂漂亮亮，穿很漂亮的衣服，拍完了，个个都很开心。“一般的长者哪会想到去影楼拍照呢？”而摄制组大阵仗，人多器材也多，“灯全部打好，好像影楼一样，好隆重的”。

拍完的照片，梁世平会用Photoshop修图，“皮肤磨得滑一点呀，稍微处理一下脸上的斑斑点点，人有精神一点，看起来年轻些”。

吴国雄记得，他多年前曾在会展中心看过一个殡仪展览会，会上除了介绍新型的丧礼、纸棺材、火化机器等，还有机构免费给老人化妆、弄头发，拍“车头相”。他很受触动：“因为以前好多老人家过身之后，是在身分证里面拿那张很旧的照片出来做‘车头相’，很肉酸的（很难看的）。既然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不拍张好的、靓的呢？”

“生前遗言”的拍摄计划，通俗了说，是做“白事”。传统影楼也有许多是不接“白事”的，吴国雄的家人曾抱怨他，花那么多钱买器材，又“浪费时间”做这些事。但所幸，成员们都逐渐得到了家人的支持。2018年9月，吴国雄还因此获得了信和集团赞助的南华早报香港精神奖。继“生前遗言”和“车头相”计划之后，下一步，他们还计划为护老院的老人拍摄专业的全家福。

“我们知道了死亡是什么样，只不过是有的长些，有的短些，有的轻松些，有的辛苦些。”

谈生死，做白事。他们感到香港人这些年来，越来越不避忌了。在加入摄制组之前，Ken其实都没怎么想过生死的问题，加入之后才发现，其实许多长者看生死看得很开，很坦然，“很值得学习”。

KF则提到一个婆婆，她微笑著对镜头说已经把遗体捐给中文大学，“我觉得，哇！原来这些老人家这么开明的。”也有很会打算的老人家，会直言自己在哪里有块坟地，叫子女不用担心，也讲清楚丧礼要中式还是西式。他发现原来许多老人到了最后时刻，舍不得的只是家人，毫不避忌的是生死。

拍了80几个老人的生前遗言，摄制组成员或多或少地开始思考老与死的事。KF说：“以前我不会想这个问题，死就死咯，又有什么问题呢？但现在接触到这些老人家，他们令我有很多感触，就像那句话说的，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我自己到时会怎样呢？”

他想得更多，也想透彻了。“死这件事，我们一出生就要面对它，朝著这个方向走。但在死之前，我可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呢？我可以帮到他人，也帮到自己吗？”

78岁的吴国雄是团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见过许多朋友和亲人的离世。“我们这些老人家，一年这一个走了，一年又那一个走了，其实都很正常。”他指指窗外：“人呢，其实好无奈的。突然间有个天窗跌下来都有可能，你不需要考虑这么多。”

“我们好明白的。我们知道了死亡是什么样，只不过是有的长些，有的短些，有的轻松些，有的辛苦些。我就希望没痛苦，快快去去就最好了，如果要挨一段时间先走，那家人辛苦，自己也辛苦。”

他对自己的孩子说：“为什么我六十几岁的时候把我的财产都卖了？因为我现在已经走了人生的三分之二路程，这个时间是收成的，我身体有能力做事的，就做下去，要做欢喜的事，有意义的事。”

尾声

如果有一天，镜头调转方向，对著自己，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吴国雄说，如果这班兄弟要给自己拍一条“生前遗言”短片，他完全没问题。Simon则和多数被拍摄的老人一样，觉得和摄制组的大家太熟，反而说不出口，如果有一个不熟识的小组，他就会考虑去做这样的记录。梁世平性格直爽，觉得真有那一天，也会直接和子女当面讲。拍商业摄影出身的Sam技术傍身，如果到时真的要拍，可能也会换个环境，自己给自己拍。

“人的心灵几乎是永远年轻的。”哲学家朗纳德·曼海姆在他的《A Map to the End of Time》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把老年拆解为“别人的目光”和“镜子里的影像”，而唯一对抗老年的方法，就是“拒绝从社会退却，否认自己是个过气的人，不接受别人对你的看法，不沉湎在回忆里，不活在过去中。”他引述西蒙·波娃，“老年人必须继续去追求一些可以带来进一步自我实现的计划。她说，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人生目的，不啻是失去了自己的存在。”

知道了老与死的样子，找到了老年想做的事，为更老的一些老人留下生命最后的影像和话语，就是“生前遗言”摄制组正在做，并将一直做到他们自己也老得不能再老时的事。

访问快结束时，KF说：“如果你问我，会不会自己搞个‘预前叮嘱’，我觉得如果这班兄弟肯帮我拍，我会讲的。”他补充：“我好长气的，会讲好多段。”隔壁房间里正坐著他的这班兄弟，他还不忘伸长脖子喊一声：“喂，兄弟们，记住呀，到时帮下手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