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遺言」攝製組：我們知道老與死的樣子

梁世平還記得，自己第一次對年紀有了感知，是在27歲那年。那年他去醫院看病，坐著輪候的時候突然想，哎呀，我都快30歲了。轉眼，他已經70歲了，是「生前遺言」（又名「預前叮囑」）攝製組年紀第二大的成員。

這個專為老人拍攝短片的「生前遺言」攝製組共有10個成員，平均年齡超過68歲。這年紀的老人，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生，彼時二戰剛剛結束，戰後嬰兒潮來臨，啟德還未興建機場，香港人剛剛有了第一個華語電視台「麗的電視」。

那時候他們誰也不認識誰。那些年，66歲的攝製組成員Simon曾在「麗的電視」工作。攝製組的發起人，今年78歲的吳國雄先後做過巴士司機、消防員、服務員、的士司機、可口可樂推銷員。今年66歲的成員KF和65歲的成員Ken那時還在做文職。70歲的梁世平當年還在做生意，65歲的成員Sam還在為人家的婚禮做商業攝影。

幾十年過去，人生馬拉松的上半程跑完，他們成了老來兄弟，組成一支頗為專業的義工攝製組，並提供一項特別服務：為居住在護老院的老人拍攝一段2到3分鐘的短片，讓老人留下遺言。短片會根據老人的意願，在生前，或過身後，經由社工和院舍交給老人的子女。

「我們見過身邊很多人的死亡。我們知道老與死是什麼樣。」

香港是全球最長壽地區，男性平均可活到81.3歲，女性可活到87.3歲。但人們在香港討論老與死，總會提到退休保障和安老院舍的缺乏，醫療資源和照護人手的不足，墓地越來越貴等等困境，仿佛香港人長壽，是因為特別能「捱」。

年輕人討論公共政策，希望帶來改善，然而對於已經老去，正在面對疾病與死亡的老人們來說，他們在人生的最後時刻最渴望什麼？最放不下、最擔心的是什麼？想要帶走什麼，又想要留下什麼？「生前遺言」攝製組做的事，就是讓他們對著鏡頭，把一切一切說出來。

老、病、死亡、親情、家庭、孤獨，是記者與攝製組的六位成員討論的關鍵詞。而作為記錄者的年輕記者與他們的最大不同，也許就像發起人吳國雄說的：「我們見過身邊很多人的死亡。我們知道老與死是什麼樣。」

用三分鐘交待一生與後事

「你身後有什麼安排？意願如何，想要土葬還是火葬？喪禮想要怎麼搞？有沒有財產分配問題？有什麼話想跟家人講？」

以上這些問題，是幾乎每一位拍攝「生前遺言」短片的老人家，都會被問到的。而短片的長度，通常是兩到三分鐘。身後事，是人之將死時必須面對的問題。解決這些實際操作上的問題，也是這支攝製組拍攝「生前遺言」計劃的最初原因。

2015年，明愛第三齡服務支援網絡攝製組成立，起初只有吳國雄和另外兩名成員，本來是為一些機構記錄社區活動、頒獎典禮等。就在同一年，有護老院的社工對攝製組提出，許多長者離世倉促，不知怎樣處理後事，他們生前又總有許多話想對兒女說，卻因為當面口難開或是兒女少來探望，而來不及說出口。護老院本來想用手機拍影片為長者記錄，後來發現這個義工攝製組，就找上了吳國雄。

吳國雄自1958年從廣州來港，當時身上僅有8元人民幣，本想打工為母親籌措醫藥費，可母親卻在半年後去世，子欲養而親不待。70年代，他靠自己打拼用3000港元買了第一個的士牌，開始做的士司機，慢慢組成一個4輛車的小車隊。11年前他決定退休，賣了所有的士牌，開始學攝影與電腦。攝製組成立後，他自費十幾萬買器材，錄影機、腳架、咪、配件、相機等等，用的都是專業級，又逐漸招募成員，發展到今天的十人攝製組。

「我們希望讓老人家在走最後的路程前，為他們留下心底的話，令他可以坦然地講給親人聽。」吳國雄希望他人可以不用重演他對母親的遺憾。

曾有個認知障礙的老人，上午已經拍完了，下午又走回來說，「我還沒拍呀，我還有好多話要講呀。」

拍攝日子通常是星期二，也就是攝製組定期開會的日子。他們架起背景板，打好燈，彼此用對講機保持溝通，有時一部機拍攝，有時出動到兩部機；要設置好這一切，往往需要四、五個人手，忙上一個小時。護老院的社工和姑娘帶著預約好的老人來到房間，輪流坐下，為老人戴好咪，再陪伴在側，幫忙問一些問題。其他的老人則在隔壁等候，確保隱私。最多的一次，攝製組一天能拍十幾個老人，從早上拍到下午，收拾東西回到家，已經晚上六七點。

護老院最初找到攝製組的目的，是解決老人家身後安葬方式一類的實際問題，但當每一個老人鄭重地坐在攝像機前，就總像是要在這幾個鐘頭裏交待自己的一生與後事。

短片呈現往往只有兩三分鐘，可是拍攝卻很費時，「有時兩三個鐘都拍不好」。吳國雄說。「因為有些長者一對著鏡頭就不會講話了，一講到家庭就忍不住哭。」攝製組會和社工一起安撫老人，再逐句逐句地引導老人講下去。

這些住在護老院的拍攝對象，從六十幾歲到九十幾歲都有，坐著輪椅由姑娘推著進來的也有，多數是老伴已經不在人世的婆婆。成員Ken記得，有老人家對著鏡頭很無奈地說：「其實我很不喜歡進護老院的。」但也有人說：「我在這裏面住得好開心呀，你們不用擔心我的。」曾有個老人家說，自己在護老院裏，每天都在等，就等有人來看他；也有老人說子女經常來看他，又給他買了什麼什麼東西。

「這些人雖然在護老院都有人照顧，但是身邊沒有子女陪著，很孤獨。」加入攝製組不到一年的梁世平說。人老了會變成什麼樣？他70歲了，身體硬朗，但第一次參加拍攝時，看到有老人家要坐輪椅，或是講話已經不清晰，他坐在旁邊，眼淚止不住地掉下來。曾有個認知障礙的老人，上午已經拍完了，下午又走回來說，「我還沒拍呀，我還有好多話要講呀。」攝製組便再為他安排，請他對著鏡頭講，重複的內容很多，大家最後把沒有重複的部分剪輯出來，補充進上午的影片。

多數老人家最記掛子女，給子女留下的話最多。有人會細數自己每一個子女的境況，叮囑兄弟姐妹要和氣，互相照顧。有的回憶起年輕時沉迷賭博，影響家庭，覺得對不起子女，就對著鏡頭道歉。有的想想自己對幾個孩子待遇不公，重男輕女，也趁此機會表達悔意。

成員Sam記得，有一次拍一個認知障礙的長者，對方已經沒法為自己清楚打算後事，只知道不停重複過往。「他講年輕時候出來拼搏，餐搵餐食（編按：賺到一頓飯的錢才能吃一頓，形容生活艱難），回到家，孩子們見到他買了東西回來一起分著吃，好開心，每個人只分到一點，也好歡樂。他說那時候辛苦點沒關係，只要見到子女開心就好，不斷重複講，就講這幾句。」

除了對子女講之外，成員Ken還記得，身邊人還健在的老人家，總會對著鏡頭講：「你要快樂地活下去。」

成員梁世平說，一個人到了最後，腦子裏不可能再去想工作或是去玩，就只是想他的家庭。但也有些老人，其實連家庭也已經沒有了。他記得曾拍過一位，孑然一身，沒有子女，老伴也去世了。「我們各種問他，你想怎麼安排你的後事呀？」對方說：「沒有什麼了，我就這樣了。」再問有什麼想說的，老人只答：「我冇嘢講呀（我沒什麼要說的）。」梁世平說：「因為他的情況，他也不知道怎麼安排。就他一個人，誰給他安排？」如果是護老院或醫院來安排，那就是例行公事，他講也沒有用的了。

這些「生前遺言」拍完後，再經由攝製組處理停頓、不連貫、重複的部分，最後剪成兩到三分鐘的短片，交給護老院的社工和老人家本人看，若有要修改的地方，他們就再加工。有些老人家希望可以在去世之後才把短片給子女，有的選擇先給。四年來，他們拍攝的老人家已經近百個。

他們的老年人生計劃

經營這個攝製組，對吳國雄和幾位成員來說，就像是退休後的一份全職工作。用吳國雄的話來說，是證明「老而不廢」，Ken則說自己「不想在公園捉棋」。KF則希望自己能「退有所為、退有所樂、退有所學」，人生到了這個時刻，也需要有所作為，「不然早上飲茶，行下街行下公園，又吃飯，吃完飯又行下街行下公園，有什麼意思呢？」

66歲的成員Simon想法有些不同。他在2014年查出肝癌，在六次化療和一年的輪候後，幸運地等到了移植的肝臟，現在是一個可以自由走動的康復者。他在電視台工作過，有些拍攝經驗，知道這個攝製組後就報名參加，已經加入了一年多。「我之所以會選這方面的服務，是因為我經歷過死亡的邊緣。」他說。

肝癌是死亡率很高的癌症，他長期在醫院覆診，知道一般的肝癌患者「拖不到很久」。在化療、輪候、手術的漫長時間中，他思考了許多人生的問題。「在手術中，我自己一個睡在手術床上，看不到其他人。只聽到醫生的指令，要做什麼步驟，什麼步驟。」他有些哽咽，說不下去。

手術後，他在康復中心住了一年，恢復良好。想到家人和同樣是長期病患的太太，他說：「治療已經很辛苦，當時沒時間想給他們留下什麼話。事後我就想，我當時是不是應該準備得好一點呢？」查出患病時，他61歲，還在工作，就算是手術當日，醫生也只給一到兩日的假期。他公司的標準是65歲退休，可那時他想明白一件事：「我不想最後死的時候還在工作。」之後，他提出提早退休，康復後，就想著出來做些相關的義工服務，回饋社會。

「我們這樣的年紀，跟拍攝者的感受其實很相似。」吳國雄說。這也是長者拍攝長者的好處，「可能他們對著年輕人，不是很容易講出口。」

不論是想回饋社會的Simon，還是不甘心做「廢老」的大家，都在「生前遺言」攝製組的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第二人生」的計劃。吳國雄本來連電腦都不太會用，2001年才開始學，學到2004年，終於從最基本的剪片軟件「繪聲繪影」學到專業的 Premiere Pro，現在已經可以一人搞定打燈、收音、拍攝、剪片。他的目標是讓攝製組的每一個成員都可以獨立做好這其中的任何一項。

「我們這個年紀想學東西是很難的。」他說，「為什麼我們的攝錄機都要買7寸的屏幕？年輕人可能3寸就看到了，我們都是老人家，屏幕要大，我們才看得到。」他也上過外面的培訓班，「可是對我們沒用的」。全年齡的班級，有些學員才三十幾歲，講兩句就明白了，「我們講三句都沒明白，沒理由要人家遷就你呀」。他知道長者的特點，也知道長者要跟年輕人學些新東西，自尊心是很重的。自己學的時候吃的苦，都盡量幫攝製組成員避免。不認識英文的長者，就用中文的軟件，不會打字上字幕的，就用語音輸入法。他還自己錄製教學影片，讓成員帶回家慢慢去看，「一次不行就兩次，兩次不行就五次，五次不行就十次」。

成員進組還有面試要求，拍片不會可以學，但熱情、體力和時間最重要。「一個鐘頭 setup，一個鐘頭收拾東西，如果中間三個鐘頭拍片，那就要站五個鐘頭，你要站得了這麼久才可以。」他說。熱情也很重要，Ken就是興趣特別大的一個，明明沒有嚴格的交片期限，「有時拍完片，半夜都不睡覺，要剪完才睡，為了第二天能交片，想立即看到效果」。

除了拍攝「生前遺言」外，攝製組還在繼續為社區活動拍記錄影片，有週年慶祝、畢業典禮、手工班開幕，等等。拍了幾年，眾人都已經「出師」，現在已經能在社福機構開班教學，除了教老人家拍片之外，還教用電腦和智能手機，有時還被邀請到別的社區中心去做「客座講師」。

去年3月，愛好拍照和修圖的梁世平加入後，攝製組又增加了一項新服務：為老人拍攝「車頭相」。

「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

「車頭相」，意為逝者出殯時，掛在靈車前面的相片。

「做這件事的人真的很少很少。」梁世平說。前陣子，他們去了將軍澳一間護老院拍攝「車頭相」。梁世平說，老人家個個都化妝得漂漂亮亮，穿很漂亮的衣服，拍完了，個個都很開心。「一般的長者哪會想到去影樓拍照呢？」而攝製組大陣仗，人多器材也多，「燈全部打好，好像影樓一樣，好隆重的」。

拍完的照片，梁世平會用Photoshop修圖，「皮膚磨得滑一點呀，稍微處理一下臉上的斑斑點點，人有精神一點，看起來年輕些」。

吳國雄記得，他多年前曾在會展中心看過一個殯儀展覽會，會上除了介紹新型的喪禮、紙棺材、火化機器等，還有機構免費給老人化妝、弄頭髮，拍「車頭相」。他很受觸動：「因為以前好多老人家過身之後，是在身分證裏面拿那張很舊的照片出來做『車頭相』，很肉酸的（很難看的）。既然每個人都要面對這個問題，那為什麼不拍張好的、靚的呢？」

「生前遺言」的拍攝計劃，通俗了說，是做「白事」。傳統影樓也有許多是不接「白事」的，吳國雄的家人曾抱怨他，花那麼多錢買器材，又「浪費時間」做這些事。但所幸，成員們都逐漸得到了家人的支持。2018年9月，吳國雄還因此獲得了信和集團贊助的南華早報香港精神獎。繼「生前遺言」和「車頭相」計劃之後，下一步，他們還計劃為護老院的老人拍攝專業的全家福。

「我們知道了死亡是什麼樣，只不過是有的長些，有的短些，有的輕鬆些，有的辛苦些。」

談生死，做白事。他們感到香港人這些年來，越來越不避忌了。在加入攝製組之前，Ken其實都沒怎麼想過生死的問題，加入之後才發現，其實許多長者看生死看得很開，很坦然，「很值得學習」。

KF則提到一個婆婆，她微笑著對鏡頭說已經把遺體捐給中文大學，「我覺得，哇！原來這些老人家這麼開明的。」也有很會打算的老人家，會直言自己在哪裏有塊墳地，叫子女不用擔心，也講清楚喪禮要中式還是西式。他發現原來許多老人到了最後時刻，捨不得的只是家人，毫不避忌的是生死。

拍了80幾個老人的生前遺言，攝製組成員或多或少地開始思考老與死的事。KF說：「以前我不會想這個問題，死就死咯，又有什麼問題呢？但現在接觸到這些老人家，他們令我有很多感觸，就像那句話說的，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我自己到時會怎樣呢？」

他想得更多，也想透徹了。「死這件事，我們一出生就要面對它，朝著這個方向走。但在死之前，我可以做些什麼有意義的事呢？我可以幫到他人，也幫到自己嗎？」

78歲的吳國雄是團隊中年紀最大的一個，見過許多朋友和親人的離世。「我們這些老人家，一年這一個走了，一年又那一個走了，其實都很正常。」他指指窗外：「人呢，其實好無奈的。突然間有個天窗跌下來都有可能，你不需要考慮這麼多。」

「我們好明白的。我們知道了死亡是什麼樣，只不過是有的長些，有的短些，有的輕鬆些，有的辛苦些。我就希望沒痛苦，快快去去就最好了，如果要捱一段時間先走，那家人辛苦，自己也辛苦。」

他對自己的孩子說：「為什麼我六十幾歲的時候把我的財產都賣了？因為我現在已經走了人生的三分之二路程，這個時間是收成的，我身體有能力做事的，就做下去，要做歡喜的事，有意義的事。」

尾聲

如果有一天，鏡頭調轉方向，對著自己，他們又會說些什麼？吳國雄說，如果這班兄弟要給自己拍一條「生前遺言」短片，他完全沒問題。Simon則和多數被拍攝的老人一樣，覺得和攝製組的大家太熟，反而說不出口，如果有一個不熟識的小組，他就會考慮去做這樣的記錄。梁世平性格直爽，覺得真有那一天，也會直接和子女當面講。拍商業攝影出身的Sam技術傍身，如果到時真的要拍，可能也會換個環境，自己給自己拍。

「人的心靈幾乎是永遠年輕的。」哲學家朗納德·曼海姆在他的《A Map to the End of Time》一書中這樣寫道。他把老年拆解為「別人的目光」和「鏡子裏的影像」，而唯一對抗老年的方法，就是「拒絕從社會退卻，否認自己是個過氣的人，不接受別人對你的看法，不沉湎在回憶裏，不活在過去中。」他引述西蒙·波娃，「老年人必須繼續去追求一些可以帶來進一步自我實現的計劃。她說，一個人如果失去了人生目的，不啻是失去了自己的存在。」

知道了老與死的樣子，找到了老年想做的事，為更老的一些老人留下生命最後的影像和話語，就是「生前遺言」攝製組正在做，並將一直做到他們自己也老得不能再老時的事。

訪問快結束時，KF說：「如果你問我，會不會自己搞個『預前叮囑』，我覺得如果這班兄弟肯幫我拍，我會講的。」他補充：「我好長氣的，會講好多段。」隔壁房間裏正坐著他的這班兄弟，他還不忘伸長脖子喊一聲：「喂，兄弟們，記住呀，到時幫下手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