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和喜欢的人建造“另一个家园”，然后呢？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贾博文一家逃离到了南部生活共识社区。

他们原先在浙江义乌做外贸采购，生了二胎后，妻子没再上班，贾博文一人养家。庞大的家庭开支、琐碎的育儿日常，加之食品、空气、环境等等问题……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年后，他感到无法在城市生活下去了。

他想起了关注好几年的南部生活共识社区——一个坐落在福建乡村的“乌托邦”，创始人唐冠华夫妇曾在山上自给自足居住了五年。在贾博文的想像中，那片山林是城市之外的另一个家园，贴近自然，没有紧张的竞争关系和消费主义的束缚，居民们择善而居，共同决定公共事务，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翻看社区更新的照片，山林已经修整出了不少平地，山口处竖起了标有“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字样的木质大门，平地上立着唐冠华夫妇居住的穹顶屋、成员们齐力搭建的田野餐厅和配套的厕所设施，未来还计划在山上盖几座小木屋供访客居住。

贾博文先行来社区考察。现实中，那里的长期居民只有五位，大多租住在山脚下村民的房子里。山上的杂草长到了膝盖处那么高，建筑只有穹顶屋和前面的平台，他没有见到图片中的田野餐厅和厕所设施——社区仍然是一副在建设中的模样，不及理想中尽如人意。

但贾博文和家人都实在不想在城市里待着了。2018年中秋节，他们搬了过来。

城市外的另一种选择

对城市的抗拒，也是唐冠华最初创立南部生活共识社区的动力。

今年刚满30岁的唐冠华长着一双丹凤眼，身材高大。他来自山东青岛一个文化商人家庭，17岁辍学创办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第一笔业务挣了十万，每天喝昂贵的酒，游走于澳门的风月场所。“那种地方每个人的状态都不对。有时候消费也是买娱乐产品，消费后又产生压力，回来继续挣钱，循环往复的过程。看上去很高兴，但实际并没有真正开心。”唐冠华说。

他反感生意场的狡诈和算计。“所谓无奸不商，只要有利益就愿意做，哪怕质量降得很低。”挣的十万块很快花光，第一笔业务后再没等来生意，挨到最后几天甚至吃不起一顿盒饭。他思考城市系统中的医疗、教育和养老，觉得和商场如出一辙。陪朋友去看病，有钱人进了病房，而走廊里躺着的急诊患者，无人医治。隔几天就能见到老师虐待孩子的新闻，他上学时也常碰见老师体罚孩子，“老师不教真东西，每天就搁那上班。”

唐冠华曾转向艺术，做观念摄影和行为艺术，曾在青岛热闹的步行街上静止站立12小时；去天安门广场，手持导盲棍，眼蒙红布仰望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还身着西装，一手公文包，一手瓷碗，沿街乞讨。媒体曾蜂拥报导过他，但无力感很快袭来。“就算有个人看我作品看哭了，过一段时间根本也忘了，不解决社会问题。”

他想探索城市生活外的第二种选择，家园计划逐渐在脑中成形。2011年，他上山，在山东省青岛崂山开始实验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是计划的第一步。他和妻子邢振建造木屋，自制发电机、厕所，酿造醋、酒，纺织衣服、布鞋等日用品。

“有70%达到了自给自足吧，剩下30%没研发出来，比如玻璃、灯泡和柴窑就没能自制成功。”但这五年的生活给了他们能力和信心。2015年，唐建华的想法得到了福州一家基金会的赏识，对方承诺为他的家园计划提供500亩土地。

当年10月份，唐冠华迈出了计划的第二步——建立社区。他希望构建城市系统外的另一种生活样态，成员们乐于分享，彼此相伴，有精神追求。为此，他还制定了一个二十年发展计划，不仅涵盖了土地、水电、医疗、种植养殖等基础设施，还囊括了运动场、图书馆、手工作坊和乐队演出等休闲娱乐场所，俨然一个可与城市匹敌的生活系统。

而这一切，人显然是关键。唐冠华希望在第一阶段2016-2020年，社区能有30位长期居民。

在山谷中呐喊

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坐落在农田密布、青山连绵的福州郊区。五位长期成员聚居在山下村民的房子里，唐冠华夫妇住在88号一楼，二楼分别是艺术家于伯公和安置访客的房间，往下走两栋住着去年中秋新入住的贾博文一家六口，80号二楼是日籍建筑设计师吉富遥树的房间，喜爱耕种的大王则租住在通往山上五百亩地的入口处。

在唐冠华眼里，社区成员们保持着有距离的亲密。他们定期小聚，在邢振的手工工作室或是大王家里打火锅，几个人围坐一圈，喝酒聊天，商量社区的公共事务——在山上造房子、举办生活节、铺设电缆。只有待满一年的居民才享有公共事务的议事权。“一年以上能在这待着的人，肯定是互相之间彼此都认可……共识社区的理念就是互相玩得来，大家哪怕什么话不说，不言而喻都能明白。”

社区成员们确实共享着一些特征。对社区的发展，他们尽人事、知天命，“直觉吧”、“这没什么”是他们的口头禅；他们活在此刻，认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不排除将来离开社区的可能；问起外界的质疑时，会第一时间反问：“我们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看法？”

说这话的是唐冠华的妻子邢振。三月下旬下了二十几天的雨，终于放晴的那天，她开设了一个编织工作坊，接受采访时她正坐在工作室屋外的凳子上，和两位学员聊天。

南部生活共识社区每年开设工作坊、夏令营和生活节，扩大社区知名度的同时补贴生活所需，这惹来了一些争议。有人质疑社区众筹资金是依托城市资本，社区成员也远没达到自给自足。艺术家于伯公和建筑师吉富遥树每年有半年在城市奔波，以支撑余下半年在社区的生活，唐冠华也常外出活动。目前成员们居住的都是当地村民的住宅，一位新搬入社区的成员私底下纳闷，“这一点也不自给自足啊！”

“青岛那几年证明了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就行了。”唐冠华盘腿坐着，一边喝啤酒，“共识社区不是与城市对抗，而是城市之外的另一个选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不为生存裹挟。”

但社区建立四年多来，发展似乎止步不前。居民们来来走走，热闹时可以有十位常驻居民，冷清时只有五位，离2020年30人的目标差了一大截，山上即将完工的旷野餐厅和厕所设施在去年夏天被拆，如今只剩下穹顶屋和露台，更不要说医疗中心、建筑规划院和艺术家研究中心了。

“（共识社区）此前在中国从未有过，所以要把一条没有的路走出来，它本身就是一件困阻重重的拓荒行动。”唐冠华将建立共识社区比喻成在山谷中呐喊，发出声音是他的使命，至于社区能否建成，得看有多少人听见了他的呼喊，这他无法掌控。

计划没有实现？“计划只是一种愿景和可能性，没必要非要达到。”

走的人因何而离开？“我不需要分析他们为什么离开，我只要搞清楚在这住的人就行。”

在他眼里，现住的几位居民各有千秋。于伯公是他欣赏的艺术家，坚持、理念独特，而且知行合一，能将思想实践化；新搬来的贾博文学宗教学出身，能多角度剖析宗教信条的来龙去脉，是一个具备思维广度的人；还有社区的元老大王，天天背锄头上山，风雨无阻，一会培养种子、一会种植花卉和药材、一会种植萝卜，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品质让人尊敬。

大型真人实景“过家家”

下午飘着细雨，高瘦脸尖的大王正握着一把锄头，站在山上的田地边，给一位从荷兰来的学生讲授农法，这是他在一间自然学校里谋的教职。很快，雨大了，他们躲进田地旁的草棚，热水、泡茶、取暖。

大王是南部生活共识社区的元老，他见证了社区创立之初的模样。

他和这里的缘分可回溯到2015年10月，他偶然从网络上看见唐冠华发起的号召，“当时这点蛮吸引我的，有特长的人可以互相交流、分享技能，比如我感兴趣的教育、手工酿造、农村建筑。”那时他刚结束川藏线的徒步旅行，自己带了帐篷睡袋、锅和小锡炉去到福州郊区。

先行来到的十几个人暂时安置在自然学校的宿舍里，他们找插座用电脑，取热水壶烧水，睡帐篷、简易床或打地铺。“我觉得条件比想像中好，坐公交车就到村口，还有超市、（小摊）卖菜和房子！”一天后，唐冠华来到社区，大家围了一圈自我介绍。唐冠华说，“这是一次社区生活实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影响未来共识社区的实现。”来的人大多刚辞职或是自由职业者，擅长音乐、戏剧、手工、教育、农业，80后单身人士居多，还有一个单身妈妈带着两个孩子来参加。

第二天唐冠华、大王还有一位成员同去村里看房子。他们收集了几个房源回来，第一次采用了罗伯特议事规则投票，山脚下一栋四层混凝土村屋成了实验的据点。后面陆续有人加入，成员们自嘲，“大型真人实景过家家”拉开序幕。他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着每天的衣食住行，试图从零开始，探索如何用区别于城市的方式满足人的基本需要。

一切都很原始，“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大家齐力拉了电线、搭上楼梯扶栏后，在五层小楼里，六至八个人占领一层楼，在水泥地上支起帐篷就睡觉。

“不太好解决的是吃的问题。”大王回忆，当时尝试了好几种方案。一开始吃大锅饭，厨师毛遂自荐，掌勺给大家做饭，但没人愿意天天做，后来所有人分成三组，轮流做饭，每个组值两天，但大家作息不一，难以协调。“早饭可能要从早上七八点吃到十来点钟，吃完了到十点还得收拾，然后下一顿。这样（轮到我时）我一天都花在做饭、买菜上。”而且有的做饭特别好吃，有的就不怎么样，大家难免有抱怨，这个方案也没能持续多久。

最后只能自由组合：自己做、几个人一起、去村外餐馆吃或村民家蹭饭都行。

吃饭这件事像个缩影。“该有的方法其实大家都试过，没有什么太新的花样，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大家不断地变化。”

实验持续了三个月，生活自由而散漫。人们起床时间视各自脾性，睡觉时间有公约，超过晚上十一点不能说话，但有时也聊到深夜。偶尔会有一队人上山除草、垦地，不想去的人就待在屋里翻书聊天。不同楼层的人经常串楼，他和唐冠华、邢振还有一男两女住在三楼，收拾出了一个角落，放了一张桌子，大家经常一块讨论如何建设社区，搭建木屋、开设青年旅馆和广场酒吧、举办艺术节，想法层出不穷。

“但你会发现好多人光在那发表意见，最后去做的人很少。很大一部分人本来也没打算在这长待，围观一下就走了。”大王说整个实验期间来了差不多六十多个人，但最后只有不到十几个人留下。

开放性和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初见端倪。“到后来，我们其实不太介意（社区访客）来个一两天，其实大家就聊一聊。”大王说。

五位居民们常调侃，关注社区的1000个人里，有10个人可能会来社区参观，最后能有1个人留下就不错，更不要说住满一年以上，成为长期居民了。

唐冠华承认找到同类是目前最大的困难。“（我做的事）就像搬木头去修桥，桥能不能建成取决于有没有更多人和我一块搬木头。有些人过来帮我，搬了一会就不搬了，还有些人就是看看热闹。我不需要关注这些事，我只负责闭着眼睛往前走。”

“不怕摧毁，摧毁正好再建”

雨声嘀嗒中，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唐冠华和邢振租住的房屋前，邢振叫了一声“于伯公回来了！”于伯公是驻社区的艺术家，五位长期居民之一。他们夫妇兴奋地撑伞陪于伯公进屋，招呼他上楼安置行李。晚上，他们一起吃了个火锅。

饭后，邢振和于伯公在一旁商量开设工作坊的事务，唐冠华饱腹后有些倦怠，人也松弛了一些。他说社区成立以来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接待（采访、访客、志愿者），二是建设（开垦土地、建造房屋），他每天都在思考如何在这两件事上尽力，小至配合一次采访，大至山上房屋的建造。去年夏天搭建旷野餐厅时，没有宗教信仰的他经常在夜里祷告。屋内一片漆黑时，他或躺或立，或蹲或坐，双手合十，希望上天保佑房屋建造成功。

但没想到，一次本地电视台的采访拍摄给旷野餐厅带来麻烦。

旷野餐厅花费了全社区成员两年的心血才建成，建造的资金来自众筹。建筑设计师吉富遥树最初正是为了建造餐厅才加入社区。

时间倒退回2016年9月，福州天气尚热，每天早晨八点钟，社区的七八位成员联同五六名招募来的志愿者集合去山上铺设电线和水管，劳动到下午三点钟休息，持续了一个月左右才完工。

两年后，整体结构都已搭建完毕，地板也铺设完成，只剩下屋顶的表皮。那时谁也没料到，电视专题片播出后的12小时，他们收到政府的一纸公文，入镜的旷野餐厅和厕所设施被视为违规建筑，勒令几日之内拆除。

唐冠华向当地电视台要解释，对方几番遮掩，唐冠华怒了，“以后和你们有关系的媒体可都别踏入我们社区了！”彼时吉富遥树还在上海，接到消息后他很意外，几日后赶回，社区成员们围坐在一起开会，气氛压抑，想不明白盖了两年的房子怎么说拆就拆。当地政府不允许在山上建筑，这意味着社区原计划里所有房屋建造的项目都将落空。

唐冠华打电话和各地开农场的朋友通气，了解到当时全国各地的农场都面临拆迁。

“那段时间特别敏感，中央巡视组在各地巡视，对地方政府来说可能比两会还要敏感，正好让我们碰上。”吉富遥树事后分析。

事情发生时，唐冠华在博客中写道，“如果有搞不定的触及法律模棱两可的地方，我自己先转移实验室。我们本就是搞建设的。不怕摧毁，摧毁正好再建。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在乡村搞建设，该补办的手续要继续办齐。能不能办下来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开始办。”

那几天他和吉富遥树一同去县城乡管理局询问，对方回复说建筑最好自拆，木材可以重新利用。虽然政府打击违规建筑是一时之举，但保险起见，这一年来他们都没敢在山上建造房屋，这拖慢了共识社区的建设进度。

事后社区成员们围绕“如何将建造房屋合法化”想了各种方案。有人提出注册一个公司，但资金是个问题，他们不愿和商业利益挂钩。有人说可以考虑和政府合作，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在成立之初就因契合国家“乡村振兴”的号召，有不少地级市表达过合作的意向，但他们担心一旦卷入政府力量，事情会变得复杂。还有人天马行空，既然附着在土地上的建筑不被允许，为什么不将眼光投向别处呢？做架飞机，在天上飘；或做艘船，在海上浮。

最后，他们用旷野餐厅的木材造了一辆房车。唐冠华说，这辆房车可以被汽车牵动，毋需依附土地。同时，社区也在争取政府的支持，前几天他外出参加上级基金会的会议上，有人提出将土地问题反映到两会上试试。

“可能是因为自由吧”

建设社区本身的挑战性和不期而遇的阻碍使社区的发展停滞不前。未能完善配套设施的共识社区，在大多数人眼里，自然无法与发达的城市系统相抗衡。

社区成立以来，大王接触过不少有意向在此居住的人。他总结，绝大多数是城市中产，关心教育和食品安全。“他们觉得城市教育风气不好，比如教育的单一化、孩子间的竞争和物质的攀比。说到食品，他们第一感觉是味道和小时候不一样了，可能用了很多化肥和农药。有条件的都会去有机农场订购产品或是自己家里就有个小菜园。”

这些人认同南部生活共识社区“拒绝消费主义和竞争”的理念，专程从北京或上海来到社区参观。“来之前他们想像这是一个成型的社区，各方面都很完善。”但来到之后发现首先经济问题就要自理，社区没有学校，教育问题也无法解决，还有医疗、文化设施，均处于萌芽期，不少人失望而归。

“我们的公众号从来没有美化这里的生活，你翻看公众号，会发现我们天天在干活。只不过大家觉得我们很容易。比如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拍了一张芦苇的照片。你看到照片会觉得这个地方好美，但你来了不能光看芦苇，你要生活，对吧？夏天这里很热，蚊子又很多。照片是二维的，但生活是五六个维度的。”

来的人里，九成是猎奇，余下一成有生活意向，但看到社区现状就离开。前年秋天有一对学医的夫妇带了孩子来社区居住，他们已经下了决心要在乡下生活，但待了一年后，也搬走了。

“城市系统里更高的薪酬、更高的社会地位、更有力的社会关系，足以留住大部分人。”大王说。

新搬来的贾博文一家在这住了半年有余。刚搬来时，他们一家四口住在吉富遥树对面那间十几平方的屋子里，实在是挤，厨房卫浴特别不方便，妻子不停抱怨，说“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住，条件这么差，孩子们在这什么也做不了。”

贾博文让妻子回忆在城市的生活，“生了老二后，每天都很煎熬。”他们是做外贸采购的同行，工作时间很紧张，国外的客商来了之后，他们作为翻译要协助客人与当地商户交涉。下班后接送小孩、做家务、带孩子，人像上紧了的发条，无法停转。让他们更不能忍受的是，这份工作逼着人当两面派，名义上要为客户争取利益，背地里却拿着当地商户的回扣。“客商的佣金给得很低，如果你不拿回扣，连来这一趟打车的钱都不够。”

每谈至此，妻子便默不作声。后来，他们自费租住了隔壁一栋村屋，贾博文把家具置办得齐全，房屋宽敞整洁，站在阳台上可以望见路边成片的蔬菜大棚和远处的苍山，这之后妻子就很少抱怨了。

“首先在这里我们不用面对健康危机，原来在的城市空气污染比较厉害，小孩子经常打针输液。而且老大在那边上学压力比较大，班里孩子都爱攀比，他成绩不好还被老师批评。我和老师说，我们不重视成绩，不要使劲去要求我的孩子，老师不接受，孩子在那个环境里，大家也会去嘲笑他。”贾博文说。

但搬来共识社区后，本该读小学的老大贾易一直在家。社区成员们也在积极出主意，大王和吉富遥树觉得贾易可以去乡下的学校上学，乡下攀比不严重，贾易也可以结交同龄伙伴；邢振和于伯公常年开设工作坊，担心由社区成员轮流教学的话，时间精力上难以把握；唐冠华觉得都可以，不上学也没问题。

记者问贾易喜欢哪里，他答说喜欢南部生活共识社区。为什么？他想想说，可能是因为自由吧。这位十岁的小男孩活泼好动、语言能力强，他说自己没事就往山上跑。平日里他负责带领社区来的客人上山转悠，一路上他认出了落山花、芦苇和草木灰，一只蝴蝶扑闪着翅膀飞不起来，他弯着身子向前探了探，抓住蝴蝶的一角说，“因为它翅膀残缺了。”这些都是爸爸教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