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今年盛夏，烧灼四个月不落幕，有人守候街头，子弹烟雾火光；有人后方做文宣，面对手机与电脑的萤光屏。Dickson，20岁，大学生，读资讯科技，身上大概没有任何东西跟铿锵的口号、绚烂的海报扯得上关系，但他却是已持续四个月的香港运动中，数以百千计文宣人员之一，为了前线战场和后方民心，他们做文案、做海报、做app、做书⋯⋯Dickson的硝烟烧在无涯的虚拟世界，接通运动内外的普罗民心。
“我们在文宣组中都是 nobody，但我们相信，很多 nobody 可以集合成很大的力量，”Dickson说。
合作可以有很大的创意
他所说的文宣组，规模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自6月9日103万人游行拉开反送中运动序幕，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文宣组通过Telegram群组存在和运作，实在不可考证，但他们的规模、创意、产出力，从整合发布文宣内容的Telegram频道中可见一斑。比如群组“777文宣传播稿件大合集”，有接近38,000个订阅者，迄今已发布了10,141份图片和视频。又如“反送中文宣谷Channel”订阅人数高达123,000余人，曾于抗争开始三个月内发布超过13471份图片和视频。换言之，单是这两个频道，已经平均每日大约有85份和112份文宣产品发送。
翻阅其中文宣内容，就像走进一个抗争运动艺术廊：黑色凋零的紫荆提醒你“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右眼被打爆的少女漫画化形象被作为一次次声讨警察滥用暴力的标志；也有暴雨下游行的彩色伞海照片，鼓舞士气和团结；资讯卡片则涵盖从法律援助热线到警员搜屋须知的方方面面⋯⋯还有最近的宛如小猪春联的“黑装修，红装饰，蓝罢卖，黄帮衬”，倡导黄色经济，履行抗争中的“消费者责任”。
这些创作都没有标明个人或群组的出处，亦没有版权限制；它们可以通过网络传输，也可以被打印出来在各区贴到连侬墙上。本地艺术家黄宇轩说，相较于设计和美学本身，这次运动艺术中展现的“crowd creation”（群体创作）以及开源特征，更让他惊叹：“以往我们觉得创意、美学、创作，都是很个人的东西；这次最棒的地方是，这个运动告诉香港和世界，合作可以带来很大的创意。”
整个运动迄今，文宣组紧贴运动脉搏，及时浓缩资讯，对于凝聚运动阵营共识和推动运动不断向前，起到了关键作用。黄宇轩举出一例：“7月1日冲击立法会之后，我曾经很担心‘五大诉求’的讲法能否被带出来，被整个阵营记得、接受。但之后游行中，看到大家开始喊这个口号，变成全部人的一个共识，这都很关海报的事，那个（在海报上的）简化是超级重要的。”
文宣需要好“子弹”
运动遍地开花，文宣亦然。不过在6月9日之前就已经加入文宣组的Dickson，三个月后便已开始觉得文宣工作“有点失焦”：
“其实我们做文宣，很多时是抱著‘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理念去做。五大诉求订立的时候是6月中，过了6.12之后，变成有太多东西加入运动。‘五大诉求’不是偏离运动，而是被忽视，和sidetrack了。”Dickson说。
他总结，这背后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运动发展高速，事件排山倒海而来，一件比一件严重，而无论是文宣组的处理力，还是受众的接纳力，都相当受压；其二是政府在舆论上有比较大的主导优势，文宣被牵动著走，“政府做什么，我们就要跟著去反抗”。
对第一个问题，Dickson承认，遇到好“子弹”——亦即文宣好素材，在风头火势的当下，即使“五大诉求”也难免要让路。“比如，7.21对于整个运动是很好的素材，我看到很多文宣都会利用这个‘子弹’来进击政府。那当然‘五大诉求’于是被sidetrack了。所以说，如果有更好的‘子弹’，可能就要侧重对目前更有利的资讯。”
Dickson说的，是7月21日夜晚，西铁元朗站，大批手持铁棍的白衣恶汉无差别追打乘客和途人，甚至冲入收费区域及列车，令包括正在工作的记者在内的多人受伤，有人被打至皮开肉绽、鲜血满头，警方迟到39分钟，两名带枪警员一度经过车站却转身离开，数千通999求救电话全无作用。截至9月18日，警方就事件拘捕32人，其中6人被起诉暴动罪。7.21白衣人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愤怒，比此前的各种示威都更有效地动员人们加入运动，从而打通了部分本身对政治冷感或极度无法接受暴力的社群，令他们通过“追究警队滥权”的新焦点，关注运动甚至加入运动，延烧至今。
“现在网上太多资讯，文宣如何可以短时间抓住眼球，这是我们最concern的，焦点多的问题，我们也在尝试解决。比如重点会是做警察滥权等，让‘和理非’去重视，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群（受众）。”
当文宣遇见暴力升级
行动前线与文宣制作，一现实一数码，两大领域互相牵制，彼此作用。721后，大量文宣聚焦警队滥权行为，层出不穷。而与之相应的，抗争中针对警察的行为也逐渐升级，人们怀著仇恨来到前线包围警署、警队人员宿舍，又有起底警员及其家属的报复行动⋯⋯各种策略一路升级。另一边厢，警方也曾在遭到示威者围堵破坏的黄大仙纪律部队宿舍拍摄短片，访问中没有出现在镜头前的警员家属，讲述了他们承受的损失和惊恐，破碎的玻璃窗和石块落在色彩斑斓的儿童用被单上，在片中相当抢眼。
这一路升级的暴力，同时也令文宣人员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发声的基础。10月6日，反对《禁蒙面法》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面对抗争暴力升级，连登便有帖文说“勇武要有底线，大量文宣先可以做到cover 返，唔好失焦。”（勇武要有底线，大量文宣才可以做到继续前行，不要失焦。）无可否认，文宣的本质还是“宣传”，其实早自七月八月，面对前线燃烧的情绪与暴力，文宣工作者如何不割席，却也不盲撑，便一直是他们需要从挣扎中作出的决定，而决定本身也不断带来更多的挣扎。
“我觉得整个运动，两边都有错。作为文宣，无论前线怎么做，我们都会尽力不割席，”Dickson说。“我们当然不可以保护一些市民觉得过分的行为，比如扔汽油弹，但其实没有人想扔汽油弹，为什么会被逼到这样？我们尝试去归根究底，政府很多施政上的问题让社会很深层的矛盾爆了出来⋯⋯两边都有错，我们不会否认，也不会盲撑前线做的所有事，我们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Dickson直言，他明白文宣聚焦宣传警察滥权，可能令两边会在愤怒之中对抗愈演愈烈，“但这是文宣的工作”。“我们文宣的目的当然不是想社会越来越乱⋯⋯文宣所做的并非分化社会，只有政府可以让事件愈演愈烈。专注警察滥权是迫不得已，希望更多‘中立分子’可能在讲示威者如何不对的时候，也可以知道，警察在拿纳税人的钱，但在做滥权的事。”
文宣要帮前线解释和道歉？
Michelle和Dickson同龄，也在香港读大学，国际商业，传说中的“神科”，自言是温和派，加入文宣是希望“避免（群组）陷入无意义的争吵”。和她聊天，虽然说话内容有棱角，但口吻却很女儿家，她的文宣视角不仅对外，也对内。“从文宣角度出发，某程度上使用武力去保护参加运动的人，是可以接受，但当武力演变到暴力——主动攻击、严重伤害他人身体——我就倾向不要这样做，”Michelle说。“我除了在文宣组，也会在一些小群组里面观察他们的想法，偶尔会劝告，我会说对文宣的工作有压力⋯⋯因为一些中立派别会觉得，不用说政府对错，因为没什么影响，他们是旁观者，看运动去到什么地步去选择支持哪一方，如果你给他们看到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东西，就会容易失去支持。”
Michelle说文宣组也会出图，叫示威者冷静，包括建议他们如何处理旁观者拍照的问题，“叫他们不要那么激动，甚至用粗口去问候人”。说归说，Michelle和Dickson一样，“做到什么地步都好，都会尽量救”。不过对内的宣传，就未必次次都顺利，尤其是运动面对极大的民意挑战和内部信任危机的时候，比如8月13日机场事件里，占领机场离境大堂的示威者与焦躁的旅客不断爆发小规模冲突。而后《环球时报》的驻港记者付国豪与另一位被怀疑是内地公安的人士，被大群示威者包围，个人物品被搜查，发生言语和肢体攻击，甚至一度有捆绑禁锢的行为。
事件在内地成为“我是护旗手”之后新一波舆论攻击焦点，在香港也引起不少震动，运动的泛支持者惊讶和质疑，参与者中更曾出现“捉鬼”风潮。事后，有文宣发布公开信，向当日受影响的旅客致歉，并指示威者不得不在机场示威、向政府施压，是因为政府连月来不为各种形式的示威所动，对于“五大诉求”更是无一答应。
文宣组成员Coco有份参与起草其中一份道歉信，她对此不愿多谈，一则无意成为大台，二则不想伤害勇武派抗争者的感情和关系。Coco在英国读法律、暑假回港就加入了6、7个文宣组，她在暴力使用的问题上比Dickson和Michelle都要宽松：“从文宣的角度，种种行为升级都是在于政府的不作为、不回应，行动升级都有解释余地，当然去到玩火是比较难解释，但未到解释不了（的地步）”，“我们不是只是想冲击警署，而是警察做错，我们想让他们修正错误。”同时，Coco认为也要向前线抗争者讲“be humble”。“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街坊就算意见不同，只要不动手，都要有礼貌。”但要让这种反暴力的想法，在前线示威者内部宣传、渗透，直到起到效用，Coco说这需要时间，问题只是，当局会否提供这个时间。
借力打力：付国豪事件与长辈图
曾经8月5日开始，警方和政府每日举行下午4点、5点左右分别举行记者会，8.13机场事件翌日的警方记者会上，警方展示了多个近距离拍摄的片段，显示被示威者包围的两名内地人士的苦况。亲北京政党也乘势，拿著内地官方媒体的宣传材料，开始进行在香港的一波攻势。
“对家文宣，政府记者会是很大的武器，”Dickson说。“2014年（雨伞运动）的时候，‘4点钟许sir’（注1）在免费电视播放，我们觉得是‘洗脑’，文宣是每天都可以做出一些东西，但警方用 airtime 做文宣，（对我们来说）是颇大的问题。”
面对官方攻势，文宣组的策略总结起来是两条：一是打，一是卸。“打”是指不同成员不约而同提到的“事实核查”（fact check），这也是文宣从事者自认最为重要的部分；而“卸”则是说化官话为笑话，以幽默瓦解指控：以8.13机场事件为例，Dickson说他所在的文宣组主力在质疑，为什么在和平示威期间，会有怀疑是内地公安的人员混入其中。“另外，有人指我们包围了一名警员，令警员要拔枪示警，然而他们都没有留意这名警员一开始是尝试拘捕一名站在一角的女子，警方更反指我们（对视频）‘斩头斩尾’，歪曲事实。”至于以《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被绑住双手时的形象，和一句“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可以打我了”为材料的内地宣传，Dickson说自己一方的策略，是“用他们的方法去讲讽刺的话”，比如套用对家句式，在自己的文宣中使用：“我支持民主，警察就可以打我了”。
这种手法早在文宣组主动制作“长辈莲花图”的时候已经被用上。这种宣传图——背景往往是开花植物，前景则是各种唯恐读者老花看不清的彩色大字——在中老年网民的传播同温层中很常见，在年轻网民中则成为一个人因为代际所属而接受错误、落后、歪曲信息的标志。不过，Coco则指出，面对这种情况，用对方的瓶装自己的酒，是一个有效手段：“对方最喜欢的手段就是无限放大‘黑衣人’做了什么，但从来没有放大警察做了什么⋯⋯建制派（要争取）的目标是老人家和‘上岸人士’，是我们先想到要用长辈图反击，未必可以让受众转圜，但至少可以让大家想一想，究竟哪边是对，哪边是错，再慢慢、慢慢对建制失去信心，”Coco说。于是，那些用长辈图风格彩色字体印著“认同请分享”、“好人一生平安”等套语的抗争者文宣“长辈图”出现，也用莲花和观音图案，却写著“中央没支持修订！一切都是林郑月娥想拖垮香港！”的“信息”，类似这种长辈图，至少成为了是次不少抗争者面对与家人长辈的争论时可以使用的一种就手“武器”。
视频战场：重组与还原
不过，随著运动越来越四散、突发状况越来越多，主流媒体的镜头越来越难从头到尾、全方位地跟进事件，从而证实和证伪的工作越来越艰巨，事后“重组”或“还原”的需求和难度也越来越大，而一般静态文宣，作为一种体裁，也难以承载这个“事实核查”的任务。
在HKGETV的Facebook专页上，自我介绍写著，这是“由一班连登巴丝自发组成嘅‘非专业’电视台，致力搜罗网上各种公众关注嘅题材制成短片⋯⋯达至公共知识普及化”。成立日期填的是2019年7月21日。目前这个专页已经有逾两万关注者，也已经发布了近两百条短片。
20岁的文员MH是电视台草创成员之一，他说：“最初我们看到制作文宣短片，比起文宣图，不是太多，而且其实有不少香港人经过Facebook或者Instagram接收资讯，如果我们希望让大众知道这次运动的资讯和一些看法，有时短片更能有效传达真相和信息。”
香城教育电视发布的短片主题和内容都很多样，有法律知识、时事、给运动者的家书或运动者自我剖白、对外部世界的宣传片、对内部世界的打气片，林林总总，希望可以满足各种观众的需要，而其中最花力气的要数事件懒人包和查证还原系列。
懒人包短片主要是用文宣图，加上新闻片段，配以旁述，目标是方便观众在短时间内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会尽量提醒制片的手足要避免主观和情绪化地看待事件，要以客观陈述为大前提，”MH说。“我们是要尽量让大众明白，为什么示威者要这样做呢？我们也希望唤起大众的同理心，让他们尝试站在示威者的角度去看一件事。”
而比懒人包更努力地接近真相的是还原系列，“有时真相就像洋葱一样，要一层一层打开，”MGH说。目前还原系列里最受欢迎的是7.21上环警方清场的短片《721上环发生了什么事》。这条1分28秒的短片集合了来自NOW TV、香港大学《学苑》即时新闻、《苹果日报》和香港电台的现场片段，主要展示警员当晚在干诺道西清场期间，从高处开枪、甚至有记者手臂被打中等经过，影片并无另外旁白。
电视台的另一名成员、大学生Sunny则说，除了整合新闻片段，亦有多达50人的团队希望可以帮忙查核官方展示片段时的一些讲法，从而进行批驳。这些人来自物理、生物、化学、新闻、拍摄等多种界别。只是尽管如此，Sunny对于短片可以穿破同温层、说服对家受众的信心却并不高：“香港人的立场已经完全固定，所以我们不会专注如何改变一个人的立场⋯⋯主要希望通过影片，让我们中间一些立场不是很坚定的人，可以坚持下去，因为起码他们肯看。”
在香城教育电视的Facebook上，多达32万次观看的一条片是4分多钟的《我认同双方都好暴力⋯⋯》。黑白静音的冲突片段配上空灵的纯音乐，一把女声读出一篇最早在连登发出的帖文：“我认同双方都好暴力，一边系（是）雨伞、纸皮、砖头，另一边系（是）长盾、胡椒、真枪、催泪弹；一边有汗出，另一边有粮出（有薪金出）；一边犯法坐几碌（坐几年牢），另一边犯法无抵触⋯⋯问良心，政府高官有无真正体恤前线警员同人民？如果有？点会推佢哋（他们）做磨心，人民打人民？”
争取民众支持不是优先考虑
运动漫漫，血汗不息四个月，特首林郑月娥于9月4日终于宣布“正式撤回”条例草案，因为没有满足五大诉求，并未平息社会不满、或者扭转民意。至10月4日，又正式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宣布制定《禁蒙面法》，引起暴力抗议的全面升级，但于此同时，抗争者面对的也是长达四个月的消耗和疲劳，而这消耗，会不会慢慢熄灭了运动的热力呢？对此情况，文宣工作者要继续加火造势吗？而即使民众的支持一旦确实减少，文宣工作者将如何面对呢？
定位做文宣中的沟通者与和理非的Michelle提到了从事文宣者的“底线”，她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运动中人是否清楚自己真正的底线和初衷：“从运动一开始，我们就不觉得我们是很轻松，或者短期做一下文宣或者示威，就可以得到想要的诉求或者理想的结果。我不知道这是乐观还是悲观的看法，”
可是底线是什么？Michelle也在问：“我个人认为，（关键）不是要去想如何拆解，如何说服持反对意见的人，而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三不’底线的讨论，所谓核爆都不割的底线，究竟在哪里？”一边进行，一边探索，一边修正，本就是这场运动的特色，Michelle接著提到民众支持与否可能带来的影响：
“争取民众支持不是我们优先考虑的事，追求公义是讲良心，而不是看社会上支持反对声音有多大，就去决定做或者不做⋯⋯实际行动比宣传永远更好，如果不是很疯狂的香港人每天去做那么疯狂的事，何来素材给我们争取舆论呢？”有一件事，是她和同伴们都很确定的，就是民众的支持是文宣行动的后盾，“也是给所有示威者、文宣、和理非、甚至冷气军师，很大的support”，但尽管这样，这些在Telegram群组里、facebook上源源不绝向运动中人捧出文宣作品的幕后抗争者，还是“希望所有人明白，就算得不到支持，做正确的事，就是正确的事。”
注1:“四点钟许Sir”，许镇德，雨伞运动期间以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身份担任警方每日记者会主持人。因说话风格，成为网络红人，被称为“四点钟许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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