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麦可：香港危机，会变成另一场持续三十年的冲突吗？

人群大批涌向街道，要求基本的政治权利。挥舞大棒的防暴警察向他们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冲突已延续多日，说明被激怒的群众，与被孤立和反应不力的政府之间隔阂日深。

这听上去很像2019年夏天的香港，即我所居住的地方，但实际上我说的是五十年前的北爱尔兰。随着香港的危机越来越看不见解决的迹象，这次冲突也越来越像当年的那场“麻烦”起初几年的情形——而最终持续三十年，导致三千人丧生。作为记者，我在1970和1980年代报导了北爱尔兰的冲突。过去三年里，我对历史做了研究，目的是为了写一本有关已故的凯文·博伊尔教授的生平。博伊尔教授曾是北爱尔兰民权运动的领袖，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人权律师。

北爱尔兰的城市皆为维多利亚时代风格，乡野崎岖不平，宗教之间的敌意持续了几个世纪，似乎与人口密集的香港这样大都市大相径庭。这样的对比是鲜明的，尤其是因为这两个社会所面对的，都是昔日不列颠殖民地所遗留的令人痛苦局面。

随着香港的危机越来越看不见解决的迹象，这次冲突也越来越像当年的那场“麻烦”起初几年的情形——而最终持续三十年，导致三千人丧生。

1922年，天主教占主导的爱尔兰其他地方脱离英国获得独立，而北爱尔兰的新教教徒（他们主要为苏格兰定居者的后裔，其祖上当年代表英国殖民爱尔兰）为保障自己的主导地位，创建了一个小国。当年的“麻烦”运动一开始是一场和平抗议运动，是北爱尔兰占人口少数的天主教徒，要求享有与占人口多数的新教教徒和其他英国公民相同的政治权和民权。正如博伊尔在我写的书中所说的：“我当时因为不公正而很义愤：那么一大批人口竟然在英国的统治下，被排斥在政治权力结构之外！”而北爱尔兰新教占主导地位的政府，起初的反应是冷漠、敌意，支持警察对这一运动进行镇压。

香港2019年的抗议活动开始时也是和平的。其直接触因是北京所任命的特首林郑月娥的一项法律提案，允许将人从香港引渡到中国大陆，即中国共产党控制司法体系的地方。但更为深层的焦虑使人们的担忧加剧：香港经济不公平日益加重，富人获益，而年轻人前景黯淡；政治决策由北京和此地不关心群众生计的商业巨贾所主宰。这种情形与中国在英国殖民统治150年后结束之时——即1997年——所许诺的相去甚远，即最终通过全民普选选出香港特首和立法会成员。最近几年，新当选的年轻立法者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政府以站不住脚的程序之由将他们驱逐出立法体系，使这一动作似乎纯粹出于政治原因，从而加剧了人们的被摒斥之感。

尽管律师、商业团体和普通市民已发出警告：引渡条例会使香港的独立司法陷入危险境地，而这是香港不同于大陆的一个重要特色，但林郑坚持要通过该条例。这导致了大规模的游行和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冲突。

在北爱尔兰，政府不愿意解决人们对基本民权的诉求也引发了冲突。警方为了控制人群使用了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但基本上无济于事。正如当时身处贝尔法斯特的一位记者在1971年写道：催泪瓦斯“很有效地使同仇敌忾的人们聚集起来，向那些以催泪瓦斯对待他们的人表达共同的仇恨”。

在人口稠密的香港街区，催泪瓦斯起到类似的“效果”，助燃了人们的气愤。同时，正如贝尔法斯特的市民被橡皮子弹击得发疯一样，香港警方使用这些武器——包括击打在一位妇女的眼睛上——进一步激起了公众的愤怒。

正如当时身处贝尔法斯特的一位记者在1971年写道：催泪瓦斯“很有效地使同仇敌忾的人们聚集起来，向那些以催泪瓦斯对待他们的人表达共同的仇恨”。

等到北爱尔兰当局在1970年代初，不情愿地屈服于人们的一些基本民权要求——终止操纵选区、实现住房与就业机会平等——一切都为时已晚。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徒开始将北爱尔兰政权本身看作是非法的。本来是对某些改革的吁求变成推翻整个体制的喊声。但对于爱尔兰共和军而言，这便意味着暴力运动的开始，目的则是斩断北爱尔兰与英国的联系，创建统一的爱尔兰。

在香港，人们起初的要求是取消引渡法案，但政府在九月初才不情愿地回应了这一要求。其应答的动作太小、太晚。政府傲慢不让步，同时警察与拥护北京的地痞流氓攻击示威者与市民，从而导致了另外四项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以调查警方的行为；不能把被捕的抗议者视为暴徒；林郑辞职；进行真正的民主改革。除非满足所有要求，不然抗议者誓不停止。

同北爱尔兰的情形一样，政府的固执和警察的过度反应，使本来和平的针对一个问题的抗议运动，演变成要求彻底变革的行为。抗议运动已经与呼吁香港独立一步之遥，从而使北京方面大为震惊，因此谴责该运动为意在断绝香港与中国关系的“颜色革命”。

由于当局拒绝任何让步，暴力程度开始加剧。最近几日，少数抗议者在地铁入口放火、向警方扔出莫洛托夫燃烧弹，而且还发生了几起殴打被怀疑政府支持者的事件。与此同时，支持北京的团伙手舞刀刃与抗议者僵持较量。警察则或者观望，或者只抓捕抗议运动成员。

在北爱尔兰，和平抗议的失效与警察施加重手，引发了爱尔兰共和军的行动。万幸的是，香港局势尚未发展到此地步。但是，目前香港的事件——道路封闭、交通中断、催泪弹飞舞，已经使我回想起1970年代贝尔法斯特日常生活出行之艰难了。

北京与香港政府不妥协的方式，很可能会将一些年轻的抗议者推向暴力与恐怖主义。

而且局势还会恶化。同爱尔兰共和军当年的情形一样，更为激进的成员的受挫感和愤怒日益增长，而国际特赦组织前一阵所描述的，对被捕的抗议示威成员“折磨和其它虐待”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紧张局势。国际特赦组织9月19日的报告已记录了几例香港警察的做法：殴打被拘禁者、威胁电击他们的生殖器、用激光击射他们的眼睛等。这与当年博伊尔的一个著名案例形成令人毛骨悚然的类比：在1972年，博伊尔身为律师，首次在欧盟人权委员会代表七个被北爱尔兰安全部队拘禁后遭受殴打与折磨的人，其中就包括一名囚犯的生殖器被电击、其他几个骨头被打断。博伊尔要求该委员会对警方和军队的行为进行更为广泛的调查，但没有下文。国际特赦组织现在支持人们要求对香港局势做出独立调查的呼吁。

同时，据当地媒体报导，在抗议者经常使用的在线聊天室中，越来越多的人在探讨是否要武力反击。仲夏期间，警方在一栋建筑里收缴了一些爆炸品，而他们就是在这里逮捕了几个倡导香港独立的非主流党派成员。也许再过不了多久，激进的少数派就会认为，除了采取更为暴力的手段，他们再别无选择。

1969年，博伊尔在遭受新教极端分子袭击的民权游行中起到突出作用。他终生反对暴力，愈加积极地寻求政治解决方式。而其他人——包括参加同一次游行的人——日后则趋向暴力与恐怖主义。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北京与香港政府不妥协的方式，很可能会将一些年轻的抗议者推向相同的方向。

（本文最初发表于耶鲁大学全球研究中心网站，原文为英文，端传媒获得作者授权翻译并转载全文）

（齐迈可，资深国际报导记者，CNN北京记者站第一任站长，在1970及80年代，报导了北爱尔兰当时的持续冲突，现以南加州大学美中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身份居住在香港。他书写北爱尔兰民权运动领袖的新书《你是否同我在一起》将于明年三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