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瑞明：香港时势火热，哲学能勾勒什么？

【编者按】：本文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独家为《端传媒》供稿。SHKS成立于2017年，是由全球21个国家、250多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多院校合作的独立研究组织，协会关注香港本地、香港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涉足领域包括政治、历史、社会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标是促成本地与国际、学者与学子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鼓励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从2019年2月起，SHKS将每月在《端传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敬请关注。

“香港人，加油！”在反修例运动中经常听到，它比“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来说，较易入口，虽然相当空洞，但却又十分重要，因为它高举了香港人这身份。“加油”则有向上之意。在香港的语境，几近任何情况都可用“加油”，它代表鼓励与支持。

无论如何，香港人的身份已经形成，这种形成不是讨论而成，也不是纯思辩的结果。它是各种集体行动、经验，共同的愿景所构成，哲学不能邀功。另一方面，意见两极化下，理性空间已明显收窄。崇尚理性的哲学在这时势还有没有用？哲学活动有什么价值？我们要“行动”，需要“战略大师”，但我们需要哲学家吗？

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哲学，我们会需要什么哲学？著重公义、自由和平等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让我们提升精神力量，对抗虚无的尼采哲学？中国哲学如庄子的逍遥哲学可以让我们在乱世中保存逍遥的心灵？我相信这些哲学思想都能把握价值追求、心灵治疗、精神提振的需要。哲学著重明辨是非，讲道理的精神，也是对抗这1984式社会的重要壁垒。香港近年多了本地哲学普及书藉的出版，电视或传媒也见更多的哲学文章或节目，也足见社会其实有哲学需要。

不过，这都是个别的（piecemeal），而非系统性的处理。系统性的处理，是指以哲学理论， 陈构和回答香港的问题。香港人有香港人的哲学。然而，千头万绪，该如何建立系统？我们要什么系统？

无可置疑，香港人当前的著眼点必然是政治价值的寻求，对政治秩序的激烈反思。然而如香港大学的政治哲学学者慈继伟在〈中国政治哲学需要自己的“议事日程”〉所言，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大规模的规范性、政治体系价值的建构，我们就不能空中楼阁，必须找到客观存在的土壤。他给予意见的对象是替中国搞政治理论的政治哲学学者，然而一理通，百理明，如果我们同意香港跟中国有不同的土壤，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历史，我们也就要先弄清香港政治的地质结构，也即找到香港的语境、脉络，从而建立自己的哲学话语，才是香港人的哲学的积极关怀。即使中国跟香港是“命运共同体”，或者有无尽渊源，我们当要承认香港有其自己的问题。我们不应再停留在西方哲学理论的援用，或者中国哲学的“承继”的框框之内——这是“香港哲学”的意思。

另一方面，哲学追寻的普遍性或能避免我们见树不见林。香港不旦意识到国际社会的存在，也有能力让国际社会意识到她的重要。作为人类的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普世经验，现代性（modernity）也是香港人哲学不能错过范围。然而，如社会学家金耀基所指出，现代性是可以多元的。中国在这方面的进程和香港未必一样，却相互影响。

哲学是什么？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维根斯坦式的是治疗性，将问题消解。哈贝马斯则是把哲学视为理性的守护者。黑格尔的看法，则是哲学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交汇最明晰、最有结构的呈现。哲学永远落后于时代，但它将时代澄明起来。是香港人出现才有香港哲学。是太晚了吗？黑格尔说“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的到来，才会起飞。”不是太晚，是不能太早。要用哲学回应时代，我们不能忽略黑格尔的资源。

在这篇勾勒式的文章，我希望提出“自由主体”是香港哲学的核心关键词。这种自由的追寻要放在现代性进程看，也必须放在中国的脉络看，但因为两者自由追寻的不同步，形成了一国两制的深层次矛盾。然而，若我们这样看，也看出香港跟中国承继的是不同问题。中国或许还在不成熟的启蒙中如何前行，香港却是启蒙的较成熟状态下如何和主权在握的国家周旋。

普遍的向度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演讲录》说︰“世界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自由其中一体现就在现代性之中，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运用自己的自由，而独立于传统。中国无可避免地已进入现代性里，人建立了自己的自主性，要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这种自由可以是自由民主社会强调消极自由（即不受他人干预的自由）或追求美善的积极自由。我们都能感到中国的精神面貌有时是两者皆非，甚或往往只看到胡作非为的自由︰对事实的不尊重、消费的失控、价值的随便放弃——自由失去了目的和道德，就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慈继伟在《改革时代的道德中国 》（Moral China in the Age of Reform）就指出中国现在不是欠缺自由，而是没有有意义的自由，即使个别人努力活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但在社会不见共鸣。

中国在进入现代性（modernity）中，终于取得了他渴求的船坚炮利，却成了她自己的反面︰由被压迫者成为压迫者。人们的自由只变成了一种肉欲满足的可能，而非有价值行为的条件。集体的共产理想的失落，变成每个人孤独地自利。这就是中国人当今的“自由”堕陷状态。更甚的是，资产的累积更让一群人比谁都自由。黑格尔曾说，中国只有一人自由。放在现今的脉络，别有深意。

飘零至香港的新儒家提供的答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心性之学，希望能回应在传统被打倒下，价值失落之困境。然而，儒家的心性之学讲内不讲外吗？当讲外时，必然要看制度，他们却没能讲出什么制度，却已在香港殖民地的制度中。我们也要问这种道德上的自由是否能开展和联系至政治自由？只说儒学和民主不相违跟能“开出”民主是两回事。余英时则将香港视作学术传统自由流播，他与香港有缘，但他不在香港本位思考。特别是未能看出长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即使是暂时的）的香港人如何能由外至内，活出制度中的价值。这种“活出”平时未必能照察，但当遇上被剥夺的当下，那种执著就比道学家都更光辉。你要做香港的哲学，你就要活在香港里，理解这群人的精神。

香港乐队Beyond 唱过的一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已贯穿了香港人的集体潜意识。香港人一直标榜自己叻，懂享乐，从不企望一个乌托邦，但在要紧关头，却往往展示了对价值的执著。各种自由，如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在指向一种价值的支持和守护。消极自由演化至追求美善，寻求真我的积极自由。由雨伞运动到反送中运动，即使由和理非到多了“勇武”的元素，仍然呈现一种道德的色彩。这种道德当然不再只是奉公守法，爱护公物的“市民”道德，而是处在更高层次的道德反思。争取真普选，她是拿应得的东西。反送中，是对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一种执著。他们看得更清楚的，是人比死物珍贵。

当经济、物质的自由不再成为唯一的追求，这就踏入了现代性的另一面︰人能运用自己的自由，人能自我反思，人能自我立法。跟中国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文化一直崇拜道德典范，由尧舜至毛泽东，道德的学习都是依模仿的方式。“六亿神州尽尧舜”毕竟往往是从自命尧舜的人说出。但在香港，普通人只是用或许微少的行动来展现他们心中的价值。他们未必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甚至爱粗言秽语，嬉笑怒骂——但价值创造就是这样多面向的。

这自由观是随时代改变的。最近导演杨凡说自己多得香港，才能离开戒严的台湾自由创作。这种“不被干扰”的自由是暂时的、借来的，权宜的，但却被人误以为是真实的。因人们在当中的确能成就一些事，一些权力。无权力者感受不到这种“自由”的好处，他们无处可逃，但仍未开展自己的人生，又怎会介意打开上一代人所谓的“潘朵拉盒子”？

来到这天，我们终于明白“一国两制”作为经济发展的权宜之计的危险所在，就是香港跟中国在现代性的进程不同。香港人自我立法，我要坚持我认为是对的东西，但却要面对一连串她不能认同的“法”，包括经济、教育和政治的主权国法则。

一个自命更“自由”的主体却跟她说︰我能够让你屈服。这种挫败却形成连消极自由等的压制，恐怕是更令香港人要自己的自由，而不会退守至物质满足的自由猪。这叫做宁死不屈，但若然要取胜，恐怕也只能说一句︰“中国人，加油！”在堕落的自由中提起来，直面现代性。这将会是漫长艰难的精神战斗。如果有中国人的身份，恐怕是彼此要一起找到共享权力，实质改变世界的机缘。然而，2019这一刻是缘木求鱼。政治家如果同时也是政治哲学家，哪多好！

香港的土壤

《基本法》的框架和好一阵子的民主进程，都令香港人有一种错觉就是我们已在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社会之中。我们问的不是在自由民主制度里该如何生活，而是我们如何获取自由和民主？（或应争取自由民主吗？但2019年这问题再无意义）因为当“全面管治权”展现时，我们就感受到一国两制的两制其实是两个不同灵魂的自主性在角力。这才是香港政治哲学的关键课题︰一个初具自由民主规模的后殖民地，其主体性应该可以去到多远？普选、港独、高度自主，不过是其从属议题。

自决、自主不一定要走“立国”的老路，反而能调协各种不同组织利益的联邦（federal）会是更佳的选择，可带来更正义的和平。原因是如果在自决等于“国家不受干预”的想像里，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生活。这是因为国家可以打出“不要干预别国内政”来打压国内的异见者。我们已身处在全球性的互相依赖中。操控我们生活的大企业或者市场经济，还有血汗工厂、劳工剥削—它们其实是全球化的产物。我们跟世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某程度上是被压迫者，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我们有没有参与巩固霸权，而令其他人受压迫？这些问题的解答与否，或会令香港走上不同的路。今天示威者仍在商场歇息，或在当中唱〈愿荣光归香港〉，但有一天，也许他们的目标是全球资本主义。

国际的串联，会将香港问题呈现为抵抗极权的桥头堡，而非仅仅是中美贸易战的角力场。全球贫富悬殊、政治权力的不平均，将都是香港要肩负起的沉重议题。哲学是思与行的交织，我们可以预见香港哲学的产生︰她继承了自己的哲学的问题，就如加拿大有多元主义问题，美国有自由民主的问题，美国有实用主义的问题、新儒家有儒学在全盘西化下如何立足的问题。香港的问题是主权之下，不同自由观竞逐和现有自由如何扩展、保存的问题。我们描述它、诠释它。同时它也作为香港价值之路的一个规范、标竿。

2019年，五四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用劳思光先生的话，香港承担了“历史的债务”。这是作为她在历史中大赚特赚的一个玩笑。

哲学，一方面是诠释香港，一方面是找寻那规范。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但必定要找出存在的理。要有“香港的哲学”出现，似乎现有的哲学训练要加上严格的历史、政治、社会学培训，这不是国际化、学术高度分工的当下，容易做到的。但这样巨大的一个计划，不也是很诱人吗？

（曾瑞明，香港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参与对等与全球正义》和《香港人应该思考的40 个哲学问题》。）

作者原标题为

香港意识︰中国与世界的自由主体——未来香港哲学的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