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容不下温和派？百年前的爱尔兰自治运动如何走向激进

英国脱欧，导致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之间的边境管理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谈到爱尔兰问题，大多数人的记忆中，都会浮现出1960年代北爱尔兰共和军（Provisional Irish Republican Army）的一连串恐怖袭击。然而，当时的矛盾主要聚焦于北爱的不同派系之间。相反，华文世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爱尔兰自治运动不断激进化到最终独立的过程，普遍未有著墨。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作为世所罕见的大帝国，在爱尔兰独立的过程中，却屡屡面对极大的决策挑战和鞭长莫及之感，最终失去对爱尔兰的统治。双方的决策和选择，则种下日后种种和爱尔兰统独及暴力冲突的因由。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帝国型态和社会运动能有什么帮助？

镇压与自治运动的升级换代

12世纪末起便被入侵，最终于1801年并入英帝国的爱尔兰，历史上因宗教背景不同、政治权力、经济成果不平等，而激发过爱尔兰（特别天主教信徒）民众的多次反抗。然而，20世纪初时，爱尔兰民众却“进化”成了战士、杀手、甚至烈士。

1870年代起，爱尔兰本土兴起“自治”（Home Rule）议程，一群爱尔兰裔的英国国会议员们，于毕特（Issac Butt）的带领下，于1874年成立爱尔兰国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企图向英国国会争取爱尔兰自决——即维持在英国国内但成为代表爱尔兰的政党，在英国体制下自行立法及进行土地改革。该党的理念成为爱尔兰民众的主流认知，位居政治领导地位长达四十多年。

当时，民间反对声音仍偏向温和。1912年，第三次爱尔兰自治法案获通过，将于1914年生效。大部分人都认为爱尔兰即将和平获得自治权。然而，大部份居住在阿尔斯特省（Ulster）的新教徒强烈反对自治法案，时占全爱尔兰仅29%人口的新教徒担心以天主教徒占大多数的爱尔兰自治将使他们成为被牺牲的少数族群，所以大多希望继续留在大英帝国。1913年1月，一个武装民兵组织阿尔斯特自愿军（Ulster Volunteer）正式成立，其会员数亦短期内快速增长至十万人。南方的天主教徒得知北方成立了武装，便成立相对应的半武装民兵组织爱尔兰志愿军（Irish Volunteers）以作抗衡，此即旧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的前身。

面对爱尔兰南北双方的武装化，英国政府内部亦对爱尔兰自治有极大争议。时任的自由党政府虽打算强硬推行自治，甚至打算出动英军强行镇压反抗自治的北爱尔兰新教徒。但却受到当地以新教徒为主的军方反对，他们坚拒执行西敏寺的命令。由于文官体系无法指挥武官，西敏寺最终决定放弃镇压，并允许北方民兵继续武装自己。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三年。一群爱尔兰人复活节星期一（4月24日）成功占领了数幢位于包括都柏林邮局的建筑物，并对外宣布爱尔兰独立，很快在极优势的英国政权镇压下失败。这是爱尔兰人近代首次公开提出“爱尔兰独立”的行动。

这场运动对较温和的爱尔兰国会党十分不利，同时把在1905年才成立的新芬党（Sinn Fein）推上风口浪尖。新芬党虽倡议复活节起义，但其创党成员大多是温和派，第三任党主席格里飞夫（Arthur Griffith）曾提倡爱尔兰与英国分开但承认英国国王为其宗主。所以复活节起义期间该党员没有参与。然而，英国事后把矛头指向新芬党，宣称其需为复活节起义负责。结果导致在英国官方“加持”下，原属“和理非”的新芬党在民众间的知名度大增。

当时的一名记者兼国会议员Stephen L. Gwynn认为，复活节起义前，20分之19的爱尔兰民众支持“相忍为国”等待战后自治。然而，复活节起义后，英国在都柏林快速枪决了十六名起义领袖，点燃了民众怒火，反而推动了爱尔兰民众对独立民族国家的想像。英国当局认为在战时枪决几名武装反抗者没什么不合理。但在不少爱尔兰人眼中，被处决的都是独立运动的烈士。结果是，本来“爱尔兰志愿军”组织的人数相对北方民兵都为数甚少，但复活节起义后大幅增长，且新人普遍较为年轻。接受“留英自治”的老人和“建立独立爱尔兰国家”的年轻人的认知分歧，在复活节起义后开始激化。

复活节起义后，大批爱尔兰革命分子被捕入狱。然而，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被困在同一地方，在监狱中得以讨论各种原则、战略战术、并组织起改善囚犯待遇的抗议活动。加上部分参与复活节起义的幸存者其后选择加入新芬党，终于使得在1910-1918年间已三次赢得国会议席补选的新芬党，渐由温和派转向为支持武装反抗的激进政党。

伦敦强硬，温和派失势

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恶化了爱尔兰的局势。1918年初，由于兵源不足，英国决定在爱尔兰推行征兵令。这一决定受到爱尔兰工党、职工总会、包括新芬党在内的民族主义政党及天主教派的强烈反对。多个组织随后集体提出“被动式抗争”，以不合作运动争取爱尔兰自治，包括取出银行存款向政府经济施压、铁路工人罢工瘫痪交通、邮局、公务员及警察罢工，以及感召参与英军的爱尔兰籍军警等等。1918年4月23日，爱尔兰境内的铁路、港口、工厂、电影院、报社、商店，甚至政府部门及生产军需品的军工厂全面罢工，惊动全国。罢工组织者总体是和平的，他们呼吁不应攻击支持英国的军警，认为这种“消极抵抗”不单能阻止伦敦把“恐怖主义”的罪名套用在爱尔兰人身上，亦能迫使英国当局抽调人手维持基本服务。。

然而，面对爱尔兰的强烈反对声音及社会不稳，伦敦并未作出太大让步。爱尔兰总督法兰奇公爵（Lord French）于1918年5月突然宣布找到新芬党与德国合谋“颠覆英国”的证据，并以“叛国罪”拘捕了新芬党73名领袖及知名党员。这一手段本想阻吓民众，反而由于证据的不足及荒谬拘捕，进一步激发大量海内外爱尔兰民众的不满。这场史称“德国秘谋”（German plot）的闹剧亦使相当多民众认为透过和平方式争取自治的努力已全数失败。而大批创党的温和高层党员被捕，更加把新芬党推向激进行动。
即便大量新芬党领袖被捕，爱尔兰仍成功阻止英国征兵。而各种因素叠加下，新芬党在1918年12月的英国下议院选举中横扫爱尔兰地区，打败自1870年代便是爱尔兰第一大党，主张自治也同样反对征兵令的爱尔兰国会党。次年1月21日，挟著选举大胜结果的新芬党直接宣布爱尔兰独立。爱尔兰的冲突局面随即更加恶化。

确实，大批原爱尔兰解放军成员于复活节起义失败后加入新芬党，逐渐改变了新芬党对暴力斗争的态度。然而，直至1919年初，仍有为数不少民族主义武装成员拒绝过度使用武力。而宣布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也不追求武力升级。宣布独立更像是种表态，期望透过协商争取更大自治空间。

在新芬党内部，1919年初就多次考虑把部分好战派成员送到美国。新芬党提倡的政策更多是孤立分化政策，例如拒绝为加入军警的爱尔兰人（甚至包括其家人）提供服务，不邀请他们到访家中及参与社交活动等。这时期的爱尔兰解放军倾向游说目标家人，甚至恐吓，要求加入/正要加入英国驻爱尔兰政府工作的爱尔兰人离职。当然，他们也有对他们认为刻意针对或主动挑衅的政府机构人员、都柏林警察及皇家爱尔兰警察队进行针对攻击、暗杀等手段。回顾1919年，爱尔兰全境有18名警察被杀。

无法妥协的帝国

面对爱尔兰愈演愈烈的自治诉求，英国驻爱尔兰文官体系的决策摇摆，是事态走向失控并激化的重要原因。

新芬党宣布爱尔兰独立的时间，确切卡到英方要害。由于一战刚结束，伦敦当局的重点全放在战后巴黎和会谈判及重新划定欧洲势力版图中。加上庞大的殖民地帝国亦面对军力重新部署：一战结束后，军部为尽早减省军事开支，订立了至1921年时把390万军队大幅减员至25万人的计划。无论西敏寺还是英国军部都焦头烂额。爱尔兰1919年间大致平稳的局面， 亦给了英国决策当局假象——直至1920年年中，伦敦当局都一直假设，只要给予都柏林的爱尔兰总督府一些时间，爱尔兰的麻烦便能一如以往般顺利解决。

在当时，英国决策当局在爱尔兰有三项最高目标。其一是维持爱尔兰于大英帝国体系中；其二是信守1914年国会通过的“自治承诺”；其三是寻求爱尔兰境内新教徒能够接受的“自治”方案，防止内战爆发。

英国的决策官员或文职官员，虽然不介意在必要时向民间展现帝国的武力优势，但在经历长达四年的一战后，显然不希望短期内再引发一场战争。加上后来都柏林的爱尔兰总督府仍有保持与新芬党的沟通管道，伦敦当局亦决定相信爱尔兰地方当局的决策。但另一方面，伦敦在爱尔兰未来的政治安排上没有什么妥协空间——在阿富汗和英属印度因边界线争议而于1919年5月开打的第三次英阿战争，让伦敦当局大量放权予立场偏向“鹰派”的爱尔兰总督裁决当地事务。加上英属印度亦出现持续的示威反抗，赢得一战的英国，威权心态更重。伦敦的考量大概是，如果对近在帝国咫尺的爱尔兰让步，恐怕会让帝国重要的殖民地印度得到错误信号。所以让步空间极为有限，主流意见也不会同意帝国向“小而落后”的爱尔兰群众让步太多。况且在一战后，苏维埃俄国崛起，工人运动和各海外殖民地运动不断，1919年初，苏格兰格拉斯哥工人走上街头抗争，要求加薪及减低工时，英国直接把坦克这一战时“最新科技兵器”部署在街头，与工人民众对峙。

面对愈演愈烈的自治诉求，爱尔兰政府在伦敦的默许下决定武力升级。1919年初，英国首相劳莱·佐治（David Lloyd George）把爱尔兰政府内的“鸽派”布政司肖特（Edward Shortt）撤换。

而面对大批爱尔兰籍警员离职，和针对军警的攻击，英国决定征召“特别后备军”，即“爱尔兰保安团”（Black and Tans）。这是后来的名首相、时任军部大臣的邱吉尔的提议。该保安团主要的工作就是对付爱尔兰共和军。保安团一方面把爱尔兰共和军称为“谋杀帮”，认为对方只是极少数极端份子，无视对方的极大民众支持基础；另一方面，参与镇压的低级警员及军人时有失控，向一切他们认为有罪的人进行报复。保安团的加入，导致1919年间双方较温和的冲突全面到了1920年夏季时全面激化。

伦敦方面此时任用的新地方官员一方面加强镇压力度，另一方面保持与新芬党内各主要领袖的沟通管道，期望透过惯用的“胡萝卜与大棒”方针，一手硬，一手软，驱使对方妥协。最低限度上，他们也期望利用优势军事力量配合沟通，软化新芬党内部的立场。但英国未有想到，放任镇压的策略激化了爱尔兰境内的不满和愤怒。英国政府内部及军方高层对这种做法并非没有质疑，但部分人（如邱吉尔）亦认为英军的报复性攻击是很自然，甚至认为可以借此阻吓爱尔兰人。面对追捕和镇压，共和军则发展出“跑著打”的游击战术，并慢慢发展出日后有名的“飞行小队”（Flying Squads），机动攻击英国军警。

英国当局并未完全放弃过和平解决纷争。温和派领袖Gwynn曾经联同新芬党的部分温和派人物及商界领袖，尝试于同年8月24日举办一场“和平探索会议”，会议上出席的讲者大多附和英国当局提出的“以英国为宗主国”的爱尔兰自治方案，然而会议未能接受英国提出南、北爱分别自治的方案。最终唯一取得的共识，只是释放首位被英国送往军事法庭审判而被关押的共和军指挥官MacSwiney。然而，伦敦当局一直拖延，最终MacSwiney于十月死于狱中，这对英国当局的形象又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再也没有人愿意相信爱尔兰的冲突能够透过和平协商处理。

暴力升级的不断循环

1920年，爱尔兰自治运动方面最终通过决议以攻击“爱尔兰境内可对任何向英王效忠的军事力量”。这一决定如何得出如今仍不清楚，但有一个说法是，很多人担心一旦让步，英国将对新芬党秋后算帐，长痛不如短痛干脆。

面对爱尔兰方的升级武力，及因被暗杀恐惧和复仇心态强烈而愈发失控的军警，英国军方高层在1920年12月批准“官方报复手段”，全面宣布实行军法管治：一切为武装人员提供协助的当地民众亦会受到惩罚，军方还出动骑兵搜查各个村落乡镇，强制审问每个男性公民，拘留所有“疑似共和军成员”。这种大规模下乡搜查在1921年初多次进行，然而无效，英军的官方纪录提到“这种行动若要有所成效，唯一做法是把所有年青男性拘捕直至其能提供足以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

相较共和军较多针对军警的攻击行为，英军的报复性暴行和针对平民的攻击带来更大的反感。1920年11月发生在都柏林的“血腥星期日”即是一例：当日较早时，11名英军情报人员因信息外泄在住所被共和军射杀。同日都柏林巿内因一场球赛，有大批民众于克罗克公园（Croke Park）聚集。英军以“共和军枪手可能会在会场内出现”为理由包围公园，并突然对民众开枪，最终导致14人死亡及过百人受伤。

这些事件给了共和军大量宣传机会，以建立“爱尔兰民众对抗外敌的自卫军”形象，以合理化其武力行动。共和军在使用武力对抗军警时大都经过精心计算，确保其暴力行为符合大部分爱尔兰民众的承受程度。当政府机关加诸过度武力于人民，甚至平民身上，民众对原政权的支持便会大辐消退。不少研究显示，政权对被管治者的镇压通常只有反效果，把和平示威者转向支持暴力。

不过，尽管大部分温和派爱尔兰人较为同情共和军，并在面对英国或维持统一派面前倾向沉默，但过份使用武力也会导致民心离散。比如1922年，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天主教群众在经历了持续两年的暴力冲突后，最终选择向警察当局寄出大量带有共和军信息及应对建议的信件，导致大批在北爱地区的共和军成员被捕。普遍民众对暴力的厌恶，放诸四海皆同，是以武力的使用必需具有合理理由。

其实，即便到了1970年代北爱尔兰，亦有相同情况：若和平示威者在抗争初期便遇到管治当局的镇压，通常的后果就是示威及政治暴力的双双升级。毕竟，社会运动是一个让被忽视的社会问题得到展现的舞台，鼔舞人民认信“反抗”的概念。社会学家Jack Katz便提到，一旦民众在参与社会运动间看到他们习以为常的，对社会运作的幻想和假设被打破，便会引起情感上的反映（通常是愤怒），这时他们会渐渐认为现有的管治者已失去管治合法性，并促使他们作出行动改变不公平的体制。

帝国的挫败

各种内外形势影响，加上过度自信，无论是伦敦还是都柏林总督府都一直以为可以透过军警优势逐步清查“恐怖分子”，让爱尔兰冲突得以回复正常。虽然持续收到有关游击战的伤亡报告，但伦敦当局一直未能判断出究竟爱尔兰发生的是场战争，还是较小规模的民众反抗冲突。于是，英国方面也从未有制订系统的“平乱”计划，在使用各类军警时也没有统一的策略方针，很多时候都放任军警自己判断，导致大量“以暴制暴”事件发生。

虽然，英国在1921年加强了在爱尔兰的情报收集系统，并成功清查、甚至切断共和军的大量武器来源。然而，当冲突持续到1921年5月时，英国当局已经面临国内大量压力，而且该年大选后，南爱及北方的阿尔斯特省分别出现两个下议院，伦敦终于得出结论：南爱尔兰的抵抗和共和军的游击战术短期内不会停止，甚至可能长期延续。愈来愈多声音认为在爱尔兰继续作战只是大量浪费金钱和人力。加上英王乔治五世也对爱尔兰保安团愈发广为人知的杀戮形象感到反感。6月22日，乔治五世在贝尔法斯特发表演说，呼吁爱尔兰双方停止冲突，并应寻求和平解决事件，得到许多响应。24日，伦敦当局同意向新芬党提出会谈，新芬党的高层考虑到游击作战其实难以无限期持续，因此同意和谈。双方于7月9日签订和约。同年12月6日，英国政府再协定南爱尔兰26郡将于一年内成立“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至此爱尔兰的独立战争宣告结束。然而，共和军及部分新芬党员，包括新芬党时任党主席迪瓦里拉却对未能全境统一而极力反对，为一年后自由邦与反对条约的爱尔兰共和国死忠支持者们的爱尔兰内战埋下伏笔，并且影响著一百年后今天的北爱地位问题。

“运动武力升级”往往涉及双方的决策，一方的错误判断或决定，往往引来反弹。正如一方使用更强的武力镇压，必然会招致另一方选择升级反抗。英帝国看似拥有全球霸权，但在面对爱尔兰的自治诉求时，当权者的错误判断与过度自信、对手下滥用武力的默许，仍然导致伦敦忽略了自己作为外来政权的地位，在处理上不够谨慎，推出更大的民间不满，而选择加入支持对方的阵营。如何在适当的时机取得互信理解，停战让步，释出真正善意，才能达致和平与政治稳定。但这种善意，只能由当权者提出。当权者拒绝让步，容许武力升级时，后果只会日益严重。

（玕隐，对阅读历史有浓厚兴趣的空间规划迷途小书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