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嘉诚：反日与嫌韩，日韩贸易战为何停不下来？

在双边外交峰会中，两国外交代表的肢体动作和脸部表情，经常都是两国关系的阴晴表。七月最后一星期，东盟及其对话伙伴国家举行一连串外交部长级会谈，与会国代表在双边、多边的外交会谈场合中，总会挤出一副和谐、微笑的表情，或者透过东盟招牌的交叉握手姿势，展示各国继续维系友好合作的良好意愿。就连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都不例外，寓意中美两国仍不会当众撕破脸。

唯独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韩国外长康京和，这对东亚战略环境的“天然同盟”，却多次在镜头面前摆出一副不悦表情。令人尴尬的是，只要二人在同一场合出现，其中一人都故意摆臭脸，让强调和谐、合作、共荣的东盟峰会显得格格不入。

这个画面，正是形容目前日韩关系的最佳隐喻。

不断加深的两国隙裂

日本在七月四日起向韩国限制出口三种半导体核心原料（光刻胶、氟化氢、氟化聚酰亚胺），同一时间宣布有意把韩国从“贸易白名单”中剔除出来，令韩国日后从日本购入任何产品时，都有机会面临更繁琐的批核程序。

“贸易白名单”的效力源自《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外国为替及び外国贸易法）和《输出贸易管理令》，原意是减低友好国家与日本之间的交易成本，准许出口商把有机会转化成军事用途的产品和科技直接出口到“白名单国家”，省却批核过程中的官僚程序。
目前日本的“白名单国家”一共有27个，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韩国在2004年加入“白名单”，成为名单中唯一一个亚洲国家。纵然中国对日本的出口（2017年高达19.02％）已经凌驾于韩国（同年只占7.64%），但依然无法享有同等待遇，可见经贸利益并非日本政府批准列入“白名单”的唯一条件。战略、安全都是不容忽视的考量因素。

日本突然对韩国施予经贸政策的“突袭”，名义上是基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原因，暗示韩国没有好好担当把关角色，让科技产品流入朝鲜手中，破坏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议案。然而，如此严重的指控，日本政府却没有拿出明确证据。安倍晋三的强硬回应，反而为韩国总统文在寅提供还击机会，让青瓦台（韩国政府）以牙还牙，甚至威胁中止日韩双边情报互换协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削弱两国对朝鲜问题的直接情报交流。

然而，韩国的倔强依然无法动摇安倍晋三的决心。八月十日，日本防卫省发放消息，指出本年度的《国防白皮书》会重新编排关于安全合作的排序，韩国由去年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急坠至第四名（在美国、澳大利亚、东盟之后），意味两国关系恶化远远不是来历不名的国安忧虑。讽刺的是，就在日韩“经济战争”的呼声高唱入云之际，两国真正的战略威胁——朝鲜、中国，都各自蠢蠢欲动，更实实在在地影响两国安全。此外，安倍晋三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后，多番展示自己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保护自由贸易制度。日韩执意把双边冲突升级，甚至不惜自打嘴巴，问题显然已经不是简单一句的战略及国安考虑可轻易解释。

不少评论已经指出，安倍晋三这次发难，源于日韩两国之间的历史幽灵。在安倍眼中，两国早于2015年已经就二战时期的慰安妇问题签署《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并达成“最后及不可逆转的”解决方法，并恪守1965年签署的《日韩请求权协定》，视所有殖民时代的债务一笔勾销。

然而，文在寅上台后挑战安倍心中的既定事实，藉著历史问题羞辱日本政府：放任地方团体在日本领事馆前设立慰安妇纪念像、禁止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济洲岛的国际海军阅兵仪式上悬挂旭日旗（注：旭日旗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符号）、韩国最高法院去年作出多次裁判要求日企就二战强征劳工作出赔偿。在安倍口中，这些都成为韩国政府“违反国际条约”、促成日韩之间“信赖问题”的证据。去年年末，韩国驱逐舰以火控雷锁定日本监察机，直至今年年初韩国批评日本监察机在黄海作出“挑衅”行为，都充份反映韩日之间的战略互信大幅倒退。

在过去几个月，除了上述历史问题之外，韩日之间亦有大大小小的外交风波破坏两国国民关系。年初韩国国会议长文喜相曾指责日本时任天皇明仁为“战争罪犯的儿子”，又要求他在退位前亲自向慰安妇道歉。这一切看在日本民众眼内，认为文氏言论极为侮辱（注：文在六月正式道歉）。今年五月，韩国人气女子组合 Twice 的日籍成员 Sana 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分享对平成时代终结的感想，却遭到韩国网民指责，甚至再触发韩国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讨论，令不少日本网民感到韩国民族主义者蛮不讲理。这一切都成为安倍的筹码，为政府强势回应韩国发难找来十分合适的情节背景。

借势强化的日本民族主义

假若大家参考日本多份民调数据的话，不难发现历史问题不止影响两国政府关系，还渗透到两地社会不同阶层，为民族主义者提供得来不易的养份和机遇。

从NHK一月及八月分别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受访者似乎认同日韩双边关系缺乏互信，倾向支持透过国际机制化解战时劳工诉讼（53%）及驱逐舰火控事件（56%）等冲突，远远超越支持双边对话的比例（20%及28%）。至于最近日本政府把韩国从白名单剔走的做法，则有超过一半受访者认同（55％），比起内阁支持率（49％）和满意参院选举结果（包括“十分满意”及“满意”，47％）还要高。毫无疑问，对韩强硬已是日本社会主流的共识。

除了NHK之外，日本的言论NPO及韩国东亚研究院合办的“日韩共同世论调查”和日本内阁府的定期世论调查，都得出类似结论。根据日韩共同调查发现，日本民众普遍认为现今的日韩关系恶劣。他们认为慰安妇问题、竹岛问题与历史教育问题是破坏两国关系的主因。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这些问题源于韩国的反日教育、或是针对历史问题产生的反日行动。

日本主流民众对韩国的不满情绪，其实不是单一事件构成，文在寅上场直接促成的接二连三的日韩冲突，只是再次触动日本民族主义中，有关韩国的负面论述及情绪。这些论述并不新鲜，甚至早于日本帝国主义发酵的年代已经生成。二战后的洗礼，只是把这些感情和思想重新沉淀，随著日本社会及经济状况的变化，国际格局的变异，以及科技网络的蓬勃发展，以另一个形式呈现出来。

根据日本同志社大学社会学学者板垣竜太在《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对嫌韩思潮的剖析，日本近二十年的所谓“嫌韩”性，是透过三层的受害者身份建构而成：第一层是日本在二战的战败国身份、以及唯一一个核武受害者的身份；第二层是朝鲜在七、八十年代绑架日本人（“拉致事件”）、以及核武、导弹威胁的受害者身份。

第三层身份，是日本右翼支持者和民族主义者所鼓吹的“自虐史观”受害者身份。在这些历史修正主义者眼中，任何批评日本战时罪行的声音都是反日本的，他们亦拒绝承认前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及前首相村山富市的道歉言论，主张日本不应承担战争责任。日本民众未必认同右翼对二战历史的看法，但中韩领袖透过历史问题向日本施压、重复要求日本道歉安抚别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让普通民众产生了“道歉疲劳”的负面感情。所以，每当韩国借题发挥，利用历史问题来理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时，都会累积民间对韩国的嫌恶感。2005年一度爆红的《漫画嫌韩流》便和应了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嘲弄韩国人的民族主义是何等情绪化、何等失智。

“韩国”在日本民族主义者眼中并非一个单独国家。“韩国”既可以是“韩国”、亦可包含“北朝鲜”（朝鲜）、“朝鲜族”，以及国内的“在日韩国人”。事实上，这些群组可以完全没有交集，大部份“在日韩国人”甚至从未到过他们的“家乡”，但部份相对极端的右翼声音倾向把这些群组混为一谈，甚至发放阴谋论信息，认定“在日韩国人”都是朝鲜派进来的间谍，颠覆国家安全。

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朝鲜积极开发并试射导弹，“敌人”突然冒起，令日本战略环境产生变化。再加上民众在日本经济泡沫爆破后失去国家“照顾”福利，容易滋长各式各样的种族主义言论，认为是不明来历的“在日韩国人”抢走自身的福利，是他们利用自己特殊的法律身份不受法律制裁，不用缴费收看NHK电视频道，他们是盗贼、“蟑螂”云云。

“韩国”在日本民族主义者眼中并非一个单独国家，既可以是“韩国”、亦可包含“北朝鲜”（朝鲜）、“朝鲜族”，以及国内的“在日韩国人”。这些群组可以完全没有交集，但部份相对极端的右翼声音倾向把这些群组混为一谈。

日本一个专门针对在日韩国人的排外组织——“抵制在日外国人拥有特权会”（简称“在特会”）就非常擅于操弄“三国人”（注：贬意用词，泛指被殖民统治、未完全开化的韩国人）、“滚回韩国／朝鲜”一类用词，挑动日本的嫌韩情绪。简而言之，在这些极端群组的眼中，自身的不幸都是“韩国”人促成的，只要能够保护好国家的传统文化（即是民族纯洁性），国家应该便会复元，便会好好照顾他们。

在特会的言论只是代表了一小撮民族主义者的声音，活动范围亦相当局限于“在日韩国人”较多聚居之地，对著干的意图十分明显。在特会创始人樱井诚近年亦尝试模仿美国总统特朗普，成立高举“日本优先”（Japan First）旗帜的“日本第一党”，疾呼“在夺得取权后便与韩国断交”云云。口号虽响，但至今为止议席数目仍未展开零的突破，可见其代表性有相当局限性。

不过，在特会对传统价值的执著，正好击中保守团体的心声。日本传统民族主义者的核心思想强调，国家要复兴，必须推动修宪，还有好好保护“国体”和“万世一系”的传统文化。这套观念与在特会等排外团体的论述可谓一拍即合，让不同的民族主义者找到共通点。

“日本会议”是日本全国最庞大的保守势力团体，其影响力植根于日本政坛大小角落，现任日本安倍内阁的铁三角——安倍晋三、副首相麻生太郎、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都是“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的成员（安倍更是特别顾问），现今安倍内阁更有14名阁员来自同一恳谈会，支援及连结“日本会议”不同党派的成员。“日本会议”影响力之深，就连安倍的政敌（例如前地方创生担当大臣石破茂、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继任人选（例如前外相岸田文雄、菅义伟）都是该恳谈会成员。

任何有意获得“日本会议”背书的政治家，都必须对其论述表现一定程度的认同，增加在选举的胜算。安倍晋三在2012年重新执政后，中断向国内一切和“朝鲜总联”（注：在日本的朝鲜人组织）有关的韩国人学校提供任何资助，表示他们很可能协助朝鲜政权接收日本情报；对在特会在网上发布的极端言论又视而不见，任由嫌韩思想在社会蔓延，令一些歧视“韩国”的言论变得普及。（注：日本政府在2016年通过“仇外言论解散法”，不过排外言论偶尔仍在日本社交媒体上出现。）

同一道理，安倍的政敌小池百合子尝试展现自己拥有比起安倍晋三更保守、更国族主义的面向，借机撬取保守派对安倍的支持。她在担任东京都知事期间，便多次拒绝就1923年关东大地震间接造成多名韩裔居民遭受灭门之祸发表悼文、否决前东京都知事在新宿都盖建韩国学校的决定等等。无论表态是否涉及个人价值取向，这些行为都仿似提醒日本民众：“嫌韩”是可以接受的。

“韩国人／朝鲜人／在日韩国人”的身份在日本政治领域中始终是相对被针对的。每当日本政府需要动用保守团体的支持，韩国／朝鲜／在日韩国人这些群组，都容易被合理化成针对对象。鉴于在刚刚结束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选举结果无法保证安倍的修宪野心，安倍继续选择强硬回应，不惜自制外交危机，可能希望借助营造“国难当前”的气氛，增加自己在修宪公投的胜选机会（例：2017年的众议院选举），这一步棋或许有助提高修宪的支持度，加强在公投表决的胜算。

无论安倍是基于选举策略，还是如实反映其个人的民族主义认同，日韩对峙之势已逐渐成形，安倍、文在寅二人就像坐上一台高速过山车，各自回不了头。除非两国愿意只把报复措施停留在象征层面，否则两国只能静待美国积极介入、或中、朝、俄三方展现更强大的军事威胁，才能煞停这两台高速过山车。这也再次印证了日韩两国缺乏十分根本的战略互信，同时又欠缺一套持之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使两国能够心平气和兼顾合作及化解历史恩怨。倘若美国有朝一日决定撤出西太平洋，日本在处理区内国际关系的能力恐怕失色不少。

（冯嘉诚，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