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运关键词书写笔记（六）：从伞运到反修例，“升级”的万千可能

七月伊始，香港反修例运动引发的抗争进入了新阶段。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突破了传统的集会地点，进入香港各区。示威者的装备、手段、策略、战术，也因应警力的升级而不断变动。官方以强硬的态度重整话语权，摆出不退让的姿态。元朗事件，则让示威者乃至普通市民，开始面对近在家门的恐惧。焦灼、难眠的仲夏里，人们开始思考，这场尚未结束的运动，还有什么“升级”的可能？在六、七月夹缝中的第六场“伞运关键词”讲座，“流动共学课室”请到岭南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香港社运研究者袁玮熙，回顾“升级”这样一个发轫自雨伞时代，却也引发我们思考当下的关键词。

在雨伞运动中，“升级”指的是2014年的占领持续两个月后，抗争者期待通过改变行动方式、提高抗议强度，来迫使港府让步，同时也为占领本身的胶著状态提供出路。11月30日，学联和学民思潮提出围堵政总，阻碍政府运作。袁玮熙回忆，当时不少人响应“升级”，但不知具体要做什么，也不清楚下一步要怎么办。“升级”付诸实践时，速龙小队已经出来，用警棍赶人。彻夜攻防后，示威者被击退，大量市民受伤，士气受挫。不少亲历者都觉得，这一晚作为运动的转折点，标志著雨伞的失败。这种升级未果却节节告退的身心挫败经验，也留下了持久的创伤。

受邀参与“关键词计划”时，袁玮熙本打算和流动共学的听众分享他对雨伞“升级”过程的最新研究。不过，就像五年前一样，这个突如其来的炽热夏天，让他搁置了这个计划（当时他暂停研究，关注雨伞运动）。六月末的讲座中，他转而聚焦正在发生的反修例运动，以此回望雨伞，希望在比照今昔中，互相理解彼此。如果说“升级”作为雨伞留下的关键词，在当时的语境中，主要指的是抗争现场具体行动方式的变化；那么，袁玮熙的分析则启发我们以更宏观的角度思考：今次运动在各个场域——不论是街头还是不同的社交媒体——发生的更广义的“社会动员”，和五年前相比有哪些突破？它又在什么意义上延续、丰富了“升级”的意涵？

抗争的时空变迁

今夏运动的抗争空间不同，处理空间/地点的策略也有较大改变，这是理解动员过程如何逐步“升级”的关键。

今夏运动的抗争空间不同，处理空间/地点的策略也有较大改变。袁玮熙说，“雨伞的时候，大家是79天占三个地方，逻辑是要‘守住’，用了路障和铁马。但这样比较静态，没有灵活性去收缩。”相反，这一次不再用长期占领作为方法——“Be water，即是到处去找新的空间，包括政府大楼的整个范围（湾仔—金钟一带）。大家不再争执要守住一个地方，而是到处走，很难预测。”

袁玮熙进而分析，当需要守住一个很大的地方时，行动的转型便有限制。雨伞时，许多资源用于维持占领区的运作，使抗争有延续性。在此情况下，“升级”——改占领为包围——就不仅是单向地提高强度。它同时也意味著破坏——甚至放弃——临时成型、却有内在秩序的抗争空间。换言之，“升级”之所以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除了它未必能带来所期待的政治效果，也与这种地理空间的“两面性”所承载的负担有关（注1）。

今次的运动没有这个负担。“从抗争空间上看，‘升级’便是，如果诉求不得到回应，我们明天就去围堵；如果政府不做到某些事，我们就换个地方去做一项新的事。”在袁玮熙看来，这种空间视角的重要性在于说明，问题不是示威者本质上“激进”或者“保守”，而是他们具体的抗争方法如何影响运动的走向。

其次，这次运动的时间性和雨伞也有很大不同，而这是理解动员过程如何逐步“升级”的关键。袁玮熙回顾道，雨伞运动爆发前的罢课参与者数量有限，知道的人也不多，无法支持到占领。而三个占领区的出现，则是在警察放催泪弹之后，突然爆发的市民自发行动。

反修例运动则是一步步升温的。二月，陈同佳案触发修例事件，不同政治团体开始有反应。 三月初，民阵和泛民政党组织了小型的游行：从西区警署到中联办，距离几乎是对面马路，参与者50人左右；月中，香港众志到区议会抗议；月底，逾一万两千人从湾仔到政府总部，议题炒热。四月，非政治团体——大律师工会、商会、宗教团体——走出来。到月底的游行，人数已达到13万。

袁玮熙认为，五月的动员是整个运动的转折点，因为出现了大规模的网上联署。6月9日百万大游行之前的多元身份联署所展现的，即是一种连结性动员的准则。许多人并不是“直接”因为反修例就站出来，而是因为修例争议提供了一个大的框架，让那些本已存在、但处于“政治冬眠”状态的人际/社群网络被激活，形成了临时却也强大的身份政治状态。

沿著袁玮熙的思路，我们可以把6月9日视为一个反修例运动“升级”的关键节点。现在看来，百万人游行已是一个历史事实，而在那个历史现场，许多市民在街上的感觉是充满惊喜的——竟然有这么多人和我一起走出来，也许“我们”还能继续做点什么。反之，雨伞时的“升级”压力是逆否的，领导者的担心是：如果不做点什么，会不会就这样结束了？相比之下，6月9日之后，运动形式的“升级”显得更自然。

“睇住民意行动”

“睇住民意行动”，打破“越后生越极端”的大众的刻板认识。

当“民意”连结、汇聚，成为可以计数的事实和可见、可感的身体经验后，运动也呈现出加速状态，民间动员与政府回应一来一回的对垒。袁玮熙谈道，这种持续的交锋不仅倚赖，也催育了一个由数个社交媒体配合而成的动员方式：连登是大脑、Telegram是手脚、Instagram是感官。在“无大台”的论坛上通过自由发言、投票而讨论出行动方向，由各种Telegram小组去实施（文宣、物资、战术等等）；Instagram的影像，则让最年轻的参与者（他们越来越少用Facebook）对运动有了直观的感受——许多游行素人加入示威者的行列，透过的就是这种路径。

袁玮熙等学者所做的民调，让这些素人的政治面貌清晰起来。比起雨伞，这一次参与者的平均年龄更低。很多人没有直接经历过伞运（也因此没有过创伤），或者当时还是中学生。袁玮熙为这一代的抗争者勾勒出这样的侧写：他们未必知道‘左胶’是什么，也不太清楚陈云是谁、有什么论述。即使他们大致上知道什么是‘勇武vs.和理非’，也不拘泥一些意识形态底下的抗争。他们知道自决﹑本土派和港独的大致轮廓，但也不是分得很清楚。

袁玮熙在铜锣湾富德楼谈这些发现的同晚，李立峰也在不远的北角分享了同期调查的相关结果：反修例运动中，越是年轻的游行参与者，越认同被视为“和理非”代表的民阵的作用，也越认为抗争需要顾及民意。据讲座记录，这一结论最让在场观众感到意外，毕竟，在经历了雨伞运动和旺角事件后，“越后生越极端”是大众的刻板认识。

六月以来，常常看到说法是，本次运动中“勇武”与“和理非”形成大和解，或者找到了配合的方式。不过，几位学者的初步研究，也启发我们换一种思路：运动中出现新的抗争主体，已经无法再用勇武、左胶、和理非，甚至本土派等雨伞时期留下的标签来简单描述，需要用新的概念去捕捉。

或许可以这样说，今次运动培育了一种具有高度反身性（reflexivity）的抗争主体性，它使参与者对自身和群体的关系有了更动态、在政治上也更成熟的理解。在“行动”之余，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断观察、反省自己和其他参与者都做了什么，经媒体传播后有什么公众效果，在此基础上讨论，怎么做才最有利于下一步。他们学会不断对在规模和政治能量上，均“大过”个人立场和意愿的“公共动态”做判断，再根据判断来调整自己的行动，以便更好地服务这个想象中的抗争共同体，赢得更多民意。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7月10日晚上，阻止破坏连侬墙的青年市民，在路人的镜头前，宁愿选择被捣毁者殴打，也不还手（据说，青年练过拳术），跌倒后更是几度起身，坚定地挡在打人者面前。视频传出，鼓舞了许多普通人守卫连侬墙的决心，情感动员效果远胜当场还击可以达到的一切。那个青年实在让人感慨，“勇武”也可以有此种境界。又比如，7月1日晚，几位示威者在冲入立法会后，完全明白民意对冲击有负面判断。在这样的时刻发表宣言，除了申明政治主张，也是对民意最大的争取——既然已经冲进来了，就要考虑说些什么，才最有利于运动的推进。当然，今次的示威者在具体做法上，不是没有分歧，但这种“睇住民意行动”的思路，经过短短几十日，成为抗争文化中的新常识。

溢出治理术的抗争生态

它每每以溢出治理术的方式揭露自身的样貌，很难作为一个边界明确的社会过程，被强大却僵化的建制权力系统理解、治理，遑论瓦解。

我们可以把相互配合的社交媒体视为媒介基础设施（media infrastructure），它和现场示威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不需要特定指挥官，但可以通过弥散在不同位置的抗争主体，灵活应对形势变化的抗争机制。更重要的是，是次运动中，这种机制调动出许多本已属于香港社会经济生活的元素，把它们转化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因此，从六月至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渐渐成型的抗争生态（ecology of resistance），它展现出高度复杂性、多样性，具有不确定的演化方向。它每每以溢出治理术的方式揭露自身的样貌，很难作为一个边界明确的社会过程，被强大却僵化的建制权力系统理解、治理，遑论瓦解。

譬如，让香港人被视为“经济动物”的全球经贸连带和商业文化，在运动中意外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全球各地香港人、留学生的联署从反修例动员的初期就已出现。6月26日的游行，接连造访多国领事馆递信，同日的爱丁堡广场集会，使用了多国语言传达信息。同时间，连登发起众筹，迅速收拢资金，透过港人在多国的网络，登报支持运动。7月底，连登亦出现大量讨论，如何建立实在可运行的商业平台，靠经济活动来支持被以暴动罪起诉的抗争者。

谈起这样的动员，袁玮熙说，他们体现的不是很精英的那种intellectual，而是一种很“在地的鬼才”；他们的背景可能是广告业、市场营销，或者热衷研究国际关系的网友……即使是律师、医生或者文创行业的人，也都要用“连登语言”跟人沟通才行得通。这也提醒我们，尽管困难重重，但另类的经济想象力（economic imagination）可以从“金融中心”生长，未必一定来自体系的边缘（注2）。

当然，抗争生态的“溢出”，也意味著为运动进程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反修例运动中出现的新风气，是抗争者和市民对这种不确定性显得更加宽容，也愿意使用更丰富的标准去判断局势的推进，反思和改进抗争的不足之处。比如，无解的局面和升级的警力，迫使人们质问：“暴力”是否就是评判冲击的唯一用词，不同形式的“暴力”是否对等，是否要不分语境地谴责一切“暴力”？

不同的抗争路线虽非齐头并进，但回顾演进的过程，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意或无意地，为彼此创造了可能性。这给许多见证者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社会运动的“升级”，不一定是简单的线性过程，仿佛一开始就提出了最终目标，成败的标准也早已注定，此后照做便是。相反，行动的结果包含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抗争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意外。接受了这一点，便可以采用更多元的标准判断争议性的行动（例如7月1日冲击立法会），而不是做只分对错的选择题。

讲座中，许宝强也评论道，抗争能达到什么效果，社运参与者所付出的努力，无论如何也只是多种因素之一。抗争者无法控制的因素还有许多，譬如历史的潮流和各种偶然性的事件（contingency），它们对于抗争的走势都有关键影响。正如今夏的“完美风暴”中，政府接连的施政失误，无疑是动员规模升级中重要的推手。

在雨伞之后的书写中，许宝强反复强调这个观点，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年轻人的无力感，期冀疏导他们卸下运动后的情感包袱，不把“失败”全部归因于自己（注3）。相比之下，近两个月来的抗争，则出现了走得更远的情感共同体：对于“失败”，大家一起承担后果。七一当晚，几个冲进立法会的示威者希望死守到底，但还是被其他队友强行救了出来。“一齐进，一齐退”令人感慨，不是因为整齐划一的纪律性，而是不让个别人承受过多代价的担当。“无大台”不只是进击时的组织方式，更是这种“善后”时的团结精神。

6月15日，梁凌杰先生在金钟不幸坠楼。他在楼顶挂出的横幅，既是抗议，也是死士对“香港人”的询唤。受到触动而走出来的市民，相信在翌日的二百万人游行不是少数。在他之后，又有数位青年选择以死相谏，牵动全城。许多市民收到区内有人轻生的风声，并不特别在意信息是否真实（也无法判断），就走出家门，力所能及地参与搜救。这种今夏常见的“义举”，非理性计算可以解释。互不相识的市民在抗争中以此建立的情感纽带，亦不是一般的社会生活中会出现的人际状态。

在抗争生态中基于情感体验的动员方式和道德经济学，也溢出了治理术的边界。

上述在抗争生态中基于情感体验的动员方式和道德经济学，溢出了治理术的边界。六月至今，面对以这种状态连结彼此的香港市民，政府的应对捉襟见肘。高度“公关化”和沿袭已久的去政治化（亦是去情感化）的处理手段，既无法回应政治诉求，也无法“管治”人们的情感—道德期待。“行之有效”的机制中的暗格，更是慢慢展现在世人眼前，成为主要的治理工具。终于，人们看到失控的警队、元朗黑夜、“落区”的催泪弹……

8月5日，官方继续使用“暴动影响民生和经济”来回应罢工和不合作运动，鼓励市民走出来挑战他们。有评论者认为，局势从“政府vs.示威者”的对立中转型，向“人民内斗”的方向演进。雨伞时，建制力量曾经使用类似的“反运动”（countermovement）策略消耗抗争（注4）。今次形成的抗争生态，能否抵御这种从内部被瓦解的挑战？当政府明确不回应五大诉求的时候，抗争还有什么选择？

回答这些问题，除了看多方互动的走势，也要求抗争者对政府重整话语权的尝试，作出有力回应。正如许宝强所说，运动对峙状态下中最难出现、但也最值得珍视的，是它催生出的更基进的质问（radical questioning）。人们想撤回条例，担心的“究竟”是甚么？经过数月的动员，人们从“失去自由”、“被人拉”等现象，很快过渡到更深层的共识，反修例其实最根本的动力，是想“保卫香港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当局说，示威者是希望和香港“玉石俱焚”的暴徒，亦非香港真正的“持份者”。回应这样的指控，除了坚持抗争，也需要迎击指控背后的真问题：什么才是香港的“玉”和“石”？谁持份，谁无份，凭什么？以及，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香港？如何勇敢地去实现它？这些是伞运在进入胶著状态后，示威者实际上面对，但未充分回答的问题。若要避免落入次次“尽地一煲”的社运窠臼，就要提出有说服力和想象力的城市愿景。反修例运动以防守型动员——保住现在的香港——获得了强大的动员力，它或许很难直接“升级”为一个“重夺未来”的进取型运动，但值得期待。

（马天池，自由撰稿人）

注1：关于空间对运动主体身份认同的作用及其限制，亦见袁玮熙对旺角占领区的讨论。Yuen, S. (2018). Contesting middle-class civility: place-base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Hong Kong’s Occupy Mongkok.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7(4), 393-407

注2：Appel, H. (2014). 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 economic imagin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29(4), 602-625.

注3：详见《情感政治》 天窗出版 （2018）、《回归人心——极权临近的香港文化经济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

注4：Yuen, Samson, and Edmund W. Cheng. “Neither repression nor concession? A regime’s attrition against mass protests.” Political Studies 65.3 (2017): 611-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