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耀华：在香港，雨一直下

【编者按】6月，香港，要求政府全面撤回《逃犯条例》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持续延烧。不幸的是这期间已有两名市民离世。

这些年来，都没有感到过无力，最多觉得好累，情绪波动。但累积到这几星期，真在绝望边缘徘徊。年轻人为甚么绝望？我想你我都心知肚明对吧。不愿意说对吧。要是说穿了，你我还怎么走下去，对吧。当天空万紫千红，你会否见到地上的血腥？当暗影从大地裂缝突进，穿透烧开正旺的火焰，是影变得灼热沸腾，还是焰被黑夜淹熄？

如果雪正在融，河在干涸，暴雨成灾，水土崩塌，山无植披海不纳川，我们还能怎样告诉眼睛圆润的孩提，相信天理循环？你知道讲不过去的。我们也很知道。如果天本无光，你以为不说实话，人们就不会知晓吗？只要抬头，云没有回答，月没有回答，星没有回答，但就这样在黑漆的夜晚各安其位，你就知道了。川本三郎在《我爱过的那个年代》回忆六十年代日本学运风起云涌，那些年总是下雨，每天都有人为运动而逝。

我想起6月12日金钟海富中心到政总的天桥。桥下的人要物资，呼吁桥上的人把伞掉下，好传到前线抵制警暴。伞直掉下来会伤人，于是大家叫桥上者把伞打开再掉下，伞如花，又如雨，飘飘落下。

“坠落”仿佛是这个六月的象征，连绵下雨，伞又如花落如雪，催泪子弹爆落地上，生命飘飘柔著地。只望有天雨会停，阳光能够穿透笼罩城市的黑云，我们能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而生命或许就是不断地为没有光的所在行进，消耗，然后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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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7年曾写过“这些苦活永远是立竿但不会见影，因为根本无光，无数竖起的竿最终只会化成整排又整排的墓碑，连墓志铭都没有。反抗本来就如是，无光是反抗的根本。”当时我想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被告与未被告。牺牲与被牺牲，墓碑与墓志铭，都不过是个比喻。不过两年间，一切变得不一样了。我还能够写下这样的东西吗？我连书都已读不下去了。

我记得2014年的暑假，我见证著6月13号晚反新界东北发展的集会警暴清场，见证著7月1号晚占领遮打道511名抗命者被补，两次当中都有我的朋友我的同伴。防暴清场，大规模拘捕，那时已是惊天动地。我曾问自己，望著身边同伴一个又一个在竭力抵抗，社会还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我这样写过——“在学生会任期完结后，我本来是打算全心念书准备升学的事情。但是在这一个多月，社会发生众多不公义的事，看著朋友们一个个没睡没吃的奋战，战至被捕，我在想，作为读书人，到底可以做些甚么，出一分甚么的力。”我甚至还会这样讲——“在愈是纷乱战意高昂的时候，就更有必要静下来思考。承接上次读书组读过罗尔斯的公民抗命论说，我决定把来次读书组的阅读内容定为Thoreau的Civil Disobedience. 这是有关公民抗命讨论的经典之一。我想邀请各位有参与没参与过抗命，还在犹豫挣扎思考抗命之意之义的朋友一起来读来分享感受。我想让各位有心的朋友都可以坐下来谈谈。各位请先读文章，届时我们会一字一句的读原典，然后讨论和分享一下对当下香港的感受。”

我本以为读书组来者只有几人不到十，结果来了差不多三十人，相识不相识的，超过三个小时，在文章与现实里穿梭。五年一瞬，今天讲甚么抗命不抗命都已过时了。人人都在抗命了。我也肯定再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了。那个那么笃定的少年，那个一往无前的无邪少年。那次读书会的经验我惦记在心，成为某种走下去的力量。或者是因为有朋作伴，或者是因为吾道不孤，或者是因为各位出席者的热情，让心没那么冷？我也不知道，总之就这样。然后就是然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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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说，如果国家机器从根本地要求你践行不公义，那就去打破所谓的法纪——“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机器运作的阻力。”我们都是机器的零件，每个人所能影响的事或者无多，即使抵抗了，机器还是可能继续运转，而你将被磨蚀殆尽。让社会向前？几十年了，主权移交后都已经二十二年了，社会向前了多少？梭罗说，要修正机器败坏的恶习，已经耗废了太多生命太多灵魂了。打破那个让你规行矩步的体制秩序吧！我们生而为人，不是非得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而是就这样活著，哪怕这个世界孰好孰坏。人不是非得要把所有事情都扛上背，但有些事却不得不做，亦正因为人不用把所有事情扛上背，我们大可不必行恶，不要成为不义政权的共犯。

“我们先是人，然后才是民。”梭罗如是说；“如果这是一个人”，李维．普利摩为其描述二战纳粹德军下集中营惨况的回忆录，起了这样一个题，一个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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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算是人？2019年6月12日是立法会二读《逃犯条例》的日子，示威群众蓄势待发包围立法会要刹停会议，新闻消息指警察调配近五千人手守卫立法会。人们以为警察必定清场阻止示威者集结让会议通过，6月11号晚都到了现场通宵留守。由我们到场起，就一直听到有人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原来当晚有天主教徒发起马拉松唱圣诗活动，期望化解警察暴力，为香港祈祷，他们一直唱，到我们身体挨不住要过天桥离开到海富中心麦当劳门外稍眠休息前，他们仍一直在唱，起码超过五小时，累计我们未到现场前，估计超过八小时。

当晚除了这群教徒，还有不少司机在现场支持打气。有司机把车窗调到最低，司机不断兜圈，车箱循环放著三首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分别是“海阔天空”、“一起举伞”以及“强”，音量调到最大，让车辆经过之地的现场群众都能听到。当晚现场警察每辆驶过的车都会检查有否所谓武器，故意刁难。可是这个不断兜圈的司机却没被警察截停，估计是在我们到场时他已在场被截一次，但因为他只是驶车，警察也奈他不何只可放行。这个司机驶经之地，现场群众都鼓掌欢呼，驶车兜了也有八个钟。在他以外，有一个穿黑衣的人，骑著单车在现场不断兜圈，甚么都没说，就这样踩，踩了我想也超过八小时，默默支持。

12日早上8点左右，立法会外示威者冲出马路，占据所有行车线，然后一直平静。到下午3点，警察突然开枪，橡胶子弹、铅弹、催泪弹平飞直射向示威者、记者，我们且战且退。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事实，这次催泪弹比2014年9月28日所发射的气味还要浓，更为刺激性。我几度以为断尾了接近二十年的哮喘病要复发，几度跪地窒息。每轮枪声过后，人们又再走回前线。好几次了，我看到许多年轻面孔，有比我还小年纪的，戴著口罩或者没有，哭著向人们呼喊——“返黎啊，我地仲要再输几多次，香港人！”、“香港人，唔好退啊，再退我地就输嫁啦！”、“我求下大家，一齐赢一次好无……就一次丫……”（注）然后枪撃又起，人们复又撤退，又复走到前线，回到本该站著的地方，正面面对警暴。

我们先是一个人，而如果这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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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命悬在刀口，而我们犹在意呼救的描述里，有没有写活了锋刃的光。最生气的是，强逼自己不想那些，却又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我们让那些美学、范式、典律、类型论代我们思考太久了，脱掉它们就只剩下孱弱的无壳之蟹。”朱宥勋在《舌的背面》里这样写到作为一个纯文学作者，在运动最激荡的时候，在信息分秒涌入的时候，自己那些迟疑、缓慢、笨重的文字最为无用——任何一个热心的网友都能为运动比自己做得更好。

“文弱无力的语言爱好者如我们，面对权势时只能与语言相依为命。”

“尽舌的能力”，他这样说。

“从来不会有真正自由与开明的国家，除非国家真正明白，他们的权力与权威来自每个堂堂正正的人们。我这样安慰自己——想像国家最终能对人们公平公正，待民如邻，不会因为有人公民抗命、不被国家收编收买而寝食不安。如果国家真能结出这样的民主果实，瓜熟蒂落，就能称上伟大了。可惜这只存在我的想像中，暂时还是前所未见。”梭罗在《公民抗命》的结尾这样讲。

我不知道可以再讲甚么。

注：“回来啊，我们还要输几次，香港人？”“香港人，不要退，再退我们就输了”“我求求大家，一起赢一次，就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