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信：科技苦力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现实

从2018年三月中美间贸易战爆发，到2019年6月2日中国国务院发布相关白皮书，指责美方“三次出尔反尔”、“责任完全在美国政府”，中美贸易战经历的十一轮仍未结束的谈判，和华为孟晚舟被捕等极富戏剧性、且极有针对性的事件发生，让整个世界都在揣度——这会发展成一场什么规模和性质的冲突，又应放在怎样的历史维度中去定义。

而在6月2日新加坡香格里拉亚洲安全会议上，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军以三十年前的陈旧话语、粗暴立场和僵硬表情似乎不合时宜、却可能最真实不过地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表明了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新疆问题以及三十年前的八九民运问题上从未改变且不容协商的强硬立场。如同正式宣言一般，彻底、单方面地暴露了中国与世界的根本分歧。

这恐怕才是今年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的历史性所在：在中美贸易战的关键节点，魏凤和的强硬讲话不仅拒绝了东道主李显龙的善意，并表明中国执政党拒绝对天安门悲剧承担任何政治责任。他还提醒民主社会和贸易战的对手，他们所面对的中国政权性质以及中国与民主社会的根本鸿沟，无法以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来稀释或者和解。

如果要深刻理解当前的中美贸易战的性质，就必须回到历史中，以过去百余年间的全球化事件为观照，从中发现贸易战的历史机制。尤其当历史往复所带来的集体记忆重构，其本身就包含了今天人们的历史认知。

譬如，甚至有必要回到近代中国的上一次贸易战争，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既是今天中共领导人念兹在兹的民族主义心结，也对应着此番中美贸易战的芬太尼问题。而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向北美“金山”的劳工移民和随后发生的排华运动，或许嵌入着今天中美双方支撑贸易战的心理结构。无论未来是否可能改变，对这一心理基础的认知，或可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从《排华法案》到新苦力阶级——中美贸易战的心理根源

虽然现在仍有人怀疑，中美贸易战是不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但与此同时，华为事件的戏剧性发展，因为其冲突性和与中国关联的紧密性，虽然平行于双方的贸易谈判，却不断切入谈判乃至成为中美贸易战进程中最吸引公众和舆论的议题，并且直接改变着中美贸易战的性质，将贸易战引入到国家竞争力之外的基础设施安全和信任体制问题，俨如19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当中的东芝事件关系到西方阵营的冷战优势能否确保。

中国目前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沿着非洲-欧亚之间的泛宗教地带展开，也是曾经在冷战时代，中国致力于输出革命、在美、苏之间争夺领导权的“半外围”地带。

这些分歧，包括国际社会对华为的怀疑，越来越集中在对中国模式作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怀疑和担心。一方面在中国内部，从习近平到政治学者们都以所谓“治国理政”的中国模式作为向“一带一路”地区输出的“普世”威权主义统治模式；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迄今最为清晰也许算是美国防部最新划分的“修正主义强权”（Revisionist Power），强调中国侧重以经济手段来实现战略目的。例如中国目前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沿着非洲-欧亚之间的泛宗教地带展开，也是曾经在冷战时代，中国致力于输出革命、在美、苏之间争夺领导权的“半外围”地带。

而这种对当下中国模式的集中怀疑，在今天的中美两大经济体和中国加入全球化经贸体系近三十年的背景下，显得分外突出。但回顾历史——平行于中国共产党官方意识形态所称的1840年以来的反殖民革命——近代中国则先后经历了全球化三个阶段的演化，深刻塑造了今日中国在贸易战的心理结构，甚至可视为中美贸易战的历史起源，其中节点却常常为世人所忽视。

第一阶段，从中国的鸦片战争和美国西部大开发的“金山”热开始之后的一个世纪，从西部铁路的建设到1870年代美国陷入经济危机，西部驱逐（排华）运动开始，以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为标志。来自中国的“苦力”在美国西部特别是南加州的桔园和西部铁路工地上，用英国著名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话说，做着“只有华人在做的工作”，却拿着最低的薪水，最终招致同样出生最底层的爱尔兰工人和工会组织的普遍排斥，排华最力者甚至包括那些由华工手把手帮助发展出柑橘种植的南加农场主。

即使在中国建立共和制以后，中华民国也仍然只能以苦力大军的方式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继续着美国和世界认知中苦力主义的刻板印象。虽然已经有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反苦力法》，以及1868年《蒲安臣条约》和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微弱保护，但在排华运动的高峰时刻，“西部地区对华人的私刑、屠杀和围攻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景观”——这种被孔飞力称之为19世纪西部激进劳工运动的“反苦力主义”，可能正是今天中美贸易战的心理根源。

然而，即使当第二阶段全球化开始，也就是二战结束带来以美国为中心、以《北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一全球化却被冷战期间两大集团的对立严重分裂和延缓，中国也被隔离在最初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中心的全球化经贸体系之外。

不过，毛泽东却继承了苦力主义，将之运用到对内对外的战争动员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即以人海战术和公社模式对民众施加着半奴役的人身强制，发展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并且以周扬1963年12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世界上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讲话标志着与苏联道路的决裂、和以林彪1965年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长文重新诠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进行世界革命的号召，直到邓小平1973年复出和稍后的改革开放才暂时中止了这一阶段的“革命苦力主义”。值得注意的，周扬、林彪将苦力主义神圣化、革命化、世界化的声明，联结了1963-64间中国发表“九评苏共”和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享有社会福利的劳工阶级，整体上被消灭了，而一个新的苦力阶级又重新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

但是在1989年，中国以华约军队1968年干涉布拉格之春的同样规模镇压了本国的民主运动，影响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的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然后自己保持着、并且继续以极权主义时代的“有组织暴力”体系返回全球化体系，却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承认。

接着，在第三个全球化阶段中，转而将极权主义时代的“有组织暴力”转化为各种形态的非正式和非国家的、用于对劳动力进行控制的暴力形式，也是查尔斯·蒂利意义上国家暴力和资本双重密集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1990年代，国营工厂的工人被大规模失业，转交由市场-资本的控制，并且很快被来自农村的农民工所替代。后者甚至带入了集体化时期按年度的工资结算习惯，也很少对高强度加班和低工资、低福利有什么怨言。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享有社会福利的劳工阶级，整体上被消灭了，而一个新的苦力阶级又重新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

恰逢冷战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这一新苦力主义备受从老布什到克林顿政府建设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秩序所欢迎，即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国家与资本的共谋，才是1989之后中国政府能够逃避屠杀责任的原因所在。而且，新的秩序延续了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造成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至今仍然无法突破对邓小平1980年代推进改开的幻觉。但实际上，邓在1980年代推行的有限放权的改革更接近赫鲁晓夫式的改革，从属于一个后毛主义的极权国家建设，这才覆辙重蹈，再现了东欧阵营1953年东德起义、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8年布拉格之春和1980年波兰抗议等令政权接近崩溃的内部反抗。

只是，1990年代出现的新苦力阶层，即便没有面临19世纪在北美和东南亚的华工苦力所经历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暴力，很大程度上仍然重复着19世纪华工苦力的基本特征：用尽可能低的薪水勤奋聪明地干各种活计。而且，这些改革开放时代新一代中国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主体的想法都和张纯如在她的《美国华人史》里记述的一样，“首先深信他们自己的牺牲能让老家的亲人过更好的日子；其次，其中许多人都显然认定自己只需要忍受暂时的不适，不愿承认往后长期都会过这种苦日子”。

甚至，这种个体层面上“过苦日子”的动机也吻合中国当局的伦理观，即1989年镇压天安门运动后为所谓集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所做的辩护——不仅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帮助中国执政党在部分开放的威权主义下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控制，而且迎合了全球资本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其中包括首先迎合了东南亚国家的要求：对他们来说，传统华工苦力们可能发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威胁，一直是过去一百余年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关系的紧张所在，而邓小平1980年代初，通过停止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换得这一地区华侨资本的流入，既解除了东南亚各国的对华担心，也获得了改革开放初期最重要的海外直接投资。

其区别，只是在于19世纪的华工受制于秘密会社，如旧金山的华人社会被六大堂会所控制，马来的华人苦力也被类似的源于天地会、按地域分化组织起来的华人会党所控制，而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新苦力们则被分散的公司化暴力所控制。这种新型的有组织暴力得到了国家暴力机器的背书，禁止组织独立工会以及工人的结社和抗议权利，也部分源于1970年代以来单位制的暴力转型。在遇到工潮的时候，如过去十年间在珠三角所发生的无数实例所证实，官方工会和警察力量往往第一时间站在资方和管理层一方进行干预。

事实上，学者陈佩华和朱晓阳（Anita Chan & Xiaoyang Zhu, 2003）通过1500份调查问卷，对54个鞋类加工厂工作纪律的研究发现，所谓“中国奇迹”是以人身强制获得的，与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儒家伦理毫无关系。典型如富士康模式，工人被泰罗制流水线和半军事化的集体宿舍管理，工会彻底消失，工人除了央求超时加班别无权利，工厂频频发生如同19世纪古巴种植园里的半奴役华工所经常发生的自杀。

如此组织化暴力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正在被所谓“中国文明”包装，并且随着中国资本和“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今年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扩展到“半外围”的亚非拉，甚至包括对富士康工厂母公司所在地政治的影响——对富士康工人连环自杀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总裁郭台铭，已经在今年初宣布参选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

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秩序下，这一新苦力资本主义如同19世纪的苦力祖先，赢得了美国将其母国与人权状况脱钩的最惠国贸易待遇条件。在克林顿时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廉价出口品，拉低了美国劳动阶级的再生产成本，并且以中国的新兴资本市场成长，帮助美国华尔街与中产阶级的投资基金获利甚丰，并最终得以在二十一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全面融入全球化。

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美国劳工阶级的境况恶化，催生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民粹主义，也因中国经济规模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再度唤醒了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的警惕。按曾经获得2007年韩国“金大中学术奖”的美国著名东亚学者布鲁斯·卡明斯的解释，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其海上霸权深深植根于19世纪南加州柑橘种植园主们的排华意识，和战后仍然以他们为基础的西部共和主义。后者是美国政治光谱中堪比南方保守主义、并且在金融危机后与中西部锈带区选民相结合的、最为保守的政治力量。

当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新自由主义观念破产后，中美间以新苦力主义为中心的国家与资本的共谋也宣告破产，中南海和华尔街的合作再难以为继，双方的分岔也开始了。

其中的焦点，已经不再是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下市场经济与人权发展的复杂关系，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由此带来所谓贸易的猜忌，且愈益加深，正将双方带入难以逆转的新冷战漩涡。换言之，当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新自由主义破产后，中美间以新苦力主义为中心的国家与资本的共谋也宣告破产，中南海和华尔街的合作再难以为继，双方的分岔也开始了。强调伦理观和转向民族主义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正在面对一个比粗糙的国家资本主义更为精致的、如勃伦纳（R. Brenner）所批评的“新斯密式马克思主义”（Neo-Smithian Marxism）——一个嵌入在国家暴力结构中的市场分工体系。

当然，任何人都不会忽视这一政治和技术的双重分岔，始于2008年高加索战争所改变的地缘政治格局、北京奥运会所塑造的帝国崛起、和美国在全球的收缩以及随后的民粹主义兴起，但是最终呈现的关键，仍然是昔日爱尔兰劳工对华工苦力仇恨的复刻——中国新苦力阶级进化之后对中美竞争、乃至全球秩序的潜在威胁。

而且，这一潜在威胁，不再是19世纪伴随中国苦力的关于鸦片、霍乱、梅毒和娼妓的想象，而是从富士康到华为的新苦力主义升级所带来的另类真实——意味着从世界工厂到中国制造2025，从低端全球化到“一带一路”，其背后围绕劳动控制的有组织暴力，正在从服务于新自由主义下的全球分工和秩序，转为建构新地缘政治从而修正全球秩序，即所谓修正主义强权的实质。

暴力控制下的科技苦力——“廉价帝国”的扩张和新冷战的现实

在产业维度，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升级，虽然代表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同时转向尚存的最后一个红利——工程师红利的产业转型，但是企业的暴力组织形式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农民工被码农所代替，劳工的暴力控制转型为对中产阶级的暴力控制。而且，这一新型暴力控制的国家背书，不再是以禁止工会为标志、以防止劳工运动为目标，而是以压制公民社会和隔离互联网为标志、防止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所谓颜色革命为目标。

企业内部，在表面高于其他行业的高工资诱惑下，继续推行所谓“996”的超时工作模式，代替强制加班，而对他们的最大剥削者已经变为通过高房价获利的国家；企业外部，则在“市场换技术”政策的鼓励下，为逆向仿制而鼓动员工盗窃技术和代码、以大规模贿赂营销进行全球范围的不正当竞争。

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升级，企业的暴力组织形式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农民工被码农所代替，劳工的暴力控制转型为对中产阶级的暴力控制。

换言之，以希尔顿·鲁特（Hilton L. Root）关于全球阶级发展的政治逻辑来看，华为作为中国目前的明星企业——也是工程师红利、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代表——在一个产权保障倾向国有部门而非私营经济的环境里取得如此成功，本身就非常奇怪，同时还受到中国政府严密保护、以及近乎无限的金融支持，成为践行1990年代江泽民主导的“市场换技术”政策少有的成功代表之一。同时，还因东亚地区传统中，劳工权益保障的继续缺乏，华为也成为科技行业中新苦力主义的代表，从疯狂加班、末位淘汰制到坊间传闻的清退34岁以上员工，如华为多名员工匿名在公司社区、知乎等平台的爆料所显示出的那样。

而在全球维度，这种新苦力主义模式下的华为体系，以及中国的其他基础设施国企，首先沿着“一带一路”——既是曾经的华工苦力和华人移民作为一个散居民族的分布地带，也是世界体系的“半外围”地带——架设电信基础设施网络，在移植中国式基础设施—市场经济—威权统治模式的同时，将原先的散居华人地带重新国家化了，也将这个1990年代后中国所联结的“低端全球化”地带升级了。

或者说更确切的，这样一个廉价帝国版的中华帝国，是以新斯密式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模式代替了1960-70年代毛式“游击战”模式的革命输出，也将传统的中华政体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和“一带一路”的扩张，转换成一个建立在新苦力资本主义基础上、即扩大了的内部殖民的中华帝国。这或许是华为所象征的另一种新型的组织化暴力形态。

因为华为所象征的，还在于中国所渴望的后发优势的实现，也是苦力主义在革命苦力主义之后的3.0版：以科技苦力主义或者工程师苦力主义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技术密集型基础设施联合体，区别于冷战高潮时期美国霸权的象征——超级军工联合体。甚至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张艺谋所导演的开幕式，都完美体现了这一新技术苦力主义的美学：以每个场景数千人、总共超过1.5万人的演职员规模，连同炫目的服装、动作、灯光、投影、和音乐充塞了传播的全频道。

中国已经利用对本国国民和外围国家的数据采集，发展出更具技术优势、也更廉价的监控系统，而且这一系统可以为几乎任何非民主的国家所滥用。

当波音公司正在承受因为管理不善和技术缺陷，造成737-Max坠机后全球范围停飞的同时，华为和其他中国的姐妹公司，已经悄悄地将中国的信息控制和互联网防火墙从中国推进到了民主世界的外围，甚至正在利用5G技术的系统升级机会，渗透到民主世界内部。如同习近平6月5日访俄与普京的联合声明所宣示的，利用这一新型联合体和“一带一路”的迂回，最终目标是实现对欧亚大陆的控制，是传统地缘政治范畴的陆上强权在过去几百年、上千年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

这或许才是华为模式或者它的系统后门最受世界关注的原因，也以此才能理解华为的重心在于欧洲而非美国、以及华为事件衍生的芯片战争的意义所在。双方都在争夺对民众的监控权和对这一监控的分享权，特别是对欧洲民众的监控，而一方的监控还受着自由制度的制约，并且需要另一方的廉价基础设施满足民众的通信自由。后者却已经利用对本国国民和外围国家的数据采集，发展出更具技术优势、也更廉价的监控系统，而且这一系统可以为几乎任何非民主的国家所滥用。

过去十数年，没有号角，平行着高加索战争、叙利亚内战、克里米亚冲突、和南海岛礁军事化这些传统地缘政治冲突模式的继续，赛博战争早已悄悄开始——从克里米亚冲突中俄罗斯黑客部队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攻击到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操纵，从蔡英文抱怨中国每月向台湾发起超过两万次的网络攻击到美国政府机构多次披露其大量雇员数据和军事科技数据被骇客窃取。华为架设的电信基础设施系统，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公司化的分散的有组织暴力，伴随着防火墙的建设和威权政权的巩固，正随着华为的系统设备逐渐蔓延到全世界。

而结盟的俄罗斯一方，即使GDP规模只相当于中国广东一省，对华仍然拥有可观的合作筹码：一流的数学家和赛博战争技巧、最悠久的情报传统、丰富的能源储备和仍存的核武库等军事资源，尽管缺乏密集人力、资本和芯片。

对新冷战来说，因为赛博战争其随时可操作性质，即暴力的分散化和低可视性，其成果可能包括从侵入一个个人或家庭、窃取一个公司或者政府机构的任何数据，到破坏任何基础设施和军事设备的运行、和干扰金融和公共部门的服务。

其结果，这一超越传统碳基政治（包括石油地缘政治和以石油为动力来源的军事力量）而转向硅基的新冷战，正在逐步印证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提出的“新中世纪主义”黑暗时代：“一个全球性的现代性及反现代性的世界，对暴力方式的控制日益分散，永久的战争取代永久的和平”……并且促成人们对某种“廉价帝国”的需要，无论它是全球体系的退缩版，譬如对TPP、联合国和欧盟的放弃，还是习近平式推向全球的“治国理政”模式和“一带一路”战略。

只是，人们或许对华为和1984的图景有所认识，却难以认识硅基冷战的未来将如何持续并且改变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如果说上世纪的冷战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并且高度依赖核均势下核武器系统本身的巨大不确定性——后者自我解构了任何一方敢于使用核武器的政治决心；那么，对新冷战来说，因为赛博战争其随时可操作性质，即暴力的分散化和低可视性，它走向了旧冷战的反面——不用担心热战的爆发，或者操作人员的失误，新冷战的赛博攻击可能随时发起和中止、无限期延续、和不动声色地升级，无需国会批准或者惊动媒体，而其成果可能包括从侵入一个个人或家庭、窃取一个公司或者政府机构的任何数据，到破坏任何基础设施和军事设备的运行、和干扰金融和公共部门的服务。

至此，人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华为事件或者新冷战，正在因为贸易战的悬而未决而悄悄升级，从知识产权纠纷转为对芯片制造的争夺。后者决定着电信基础设施的运转和人类社会的运转，也决定着防火墙系统是否能够维持。

当政治-技术的分岔在相互的贸易猜忌下已经开始，人们能够做的，或许如大卫·哈维在他的《新自由主义简史》最后所呼吁的，甚至超越之，在认清新保守主义的同时，在世界范围而不仅是美国或中国内部建立一种联合——这一联合的可能，刚刚在半个月前世界范围的纪念1989年天安门屠杀三十周年活动中被证实，也在香港过去一周从一百万人到两百万人的抗议中再现——“以重新获得大众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并借此推动民主实践和民主价值，而不是用市场力量的铁蹄来践踏它们”，无论这市场力量是新自由主义的还是新苦力主义的，无论他们是否以贸易战来掩盖新冷战。

未来反抗这一切的主力，或许不会是新自由主义体系破产、发起贸易战的美国，而是来自那些全球化的“半外围”地带与中心地带的重合或冲突区域，犹如昔日美国西部的爱尔兰人在21世纪的继承者，例如现在的马来西亚或者香港。否则，人类或许将永远陷入到新旧帝国主义相争的黑暗时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