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硕：六四后，谁帮助中国政府突破国际制裁？

三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在满城的国际媒体眼皮下，解放军在北京展开屠杀，也让中国成为国际间的众矢之的。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才刚满十年，经济面还相当仰赖外资投资以及外国政府援助，各国纷纷为六四发动经济制裁，中国经济面临了严重而立即的危机。

而在四面楚歌当中，只有一个国家独排众议，在舆论压力下折冲樽俎，协助中国政府突破国际制裁。就今日两国关系观之，或许会让许多人相当讶异，当时在六四后可说“甘冒大不讳”相助的国家，竟是日本。

在1972年中日建交之前，虽然日本试图采取“政经分离”的方式，搁置政治问题，放行民间与中国的商贸往来；中国也打着透过人民外交，拉拢日本的算盘，但屡屡受到其他政治议程优先的干扰。特别是以文革时尤甚。

当时就连同属左翼、长年经营两党关系的日本共产党，在1966年时本想与中共签署反帝国主义共同声明，却被毛泽东趁势要求日共也要展开反苏联与（日共党内）修正主义的行动，双方不欢而散。因此在随即展开的文革当中，毛泽东甚至将“日共修正主义”与日本自民党内阁同列为批斗对象，不仅拷问日共驻中人员，更发动心仪毛主义的日共党员展开内斗，弄得鸡犬不宁。在政治情势不稳之下，即便仍有日本社会党作为窗口，中日关系的整体进展仍举步维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建交之前，日本政府就对中关系，早已做好了长期抗战的打算。结果文革还没落幕，两国就在1972年就完成建交，实是大出日本政府的预料之外。

根据日本学者井上正也的分析，在中苏决裂之前，中日建交的两个主要障碍，是《日美安保条约》与中华民国。在中苏决裂后，美国为了打击苏联，反而戏剧性地向中国伸出橄榄枝，这也同时意味着日本对中个关系亮起了绿灯。至于中华民国，在1971年蒋介石退出联合国后，即便日本国内仍有不少亲台派政治家，但在法理上，维持与中华民国外交关系的正当性，已被大幅削弱了。

即便如此，当时中国希望切断日本在国防与经济上与台湾之间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也要求日本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对象，再次解决终战与战后赔偿问题。对于前者，日本仍希望比照建交前的对中关系，与台湾维持实质往来；对于后者，日本官方立场认为，二战相关的法律问题，已在1952年透过与中华民国间的日华合约解决，并不希望再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一次战后问题。
但在联日制苏的战略考量，以及经济上的迫切需求之下，中国迅速选择了妥协。

1972年，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中，与周恩来会谈，带回了中国愿意接受日美安保现状、默认台日实质往来、并放弃战争赔偿的讯息，成为了日方决意建交的关键。

井上认为，两国当时选择以“共同声明”而非“条约”形式建交，就是为了避开日本国会审议，以求搁置钓鱼台、台湾、战后赔偿、历史诠释等重大争议。固然，这些议题在日后均陆续引爆，至今仍深深影响中日关系，但就当时而言，在相关争议均源自于冷战结构，非两国间所能立即解决下，“求同存异”式的建交，是唯一且务实的选项。

中日两国关系在建交后快速升温，日本企业着眼于广大的中国市场，乘着中日友好的风潮与邻国的地利之便，前往新天地开疆辟土。根据日本学者马场公彦的研究，当时中国送了两只熊猫给东京上野公园，引发了熊猫旋风，与中国相关的影视作品也广获好评。而根据日本政府调查，日本人对中国“感到亲近”的比例，在1980年来到了78.6%的历史新高，可说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

历史遗产沉重，中日关系冷热交织

但马场也同时指出，向日本开放的中国，固然在日本政府、产业界与一般民众间带来一股“中国热”，同时也投下了阴影。原本在日本基于向往毛主义、文革，支持中国最力的左翼论述，在中国共产党的封建、腐败、贪污等现实状况被披露后，淡出了舆论舞台。而改革开放也非一帆风顺，在缺乏法制、金融、交通、能源等基础建设下，再加上政治挂帅下，相关产业政策朝令夕改，令不少日企铩羽而归。

在这样冷热交织的两国关系当中，日本政府的对中政策，基本上仍是以加深两国友好为方向。在1987至1989年间担任驻中大使，亲身经历六四事件的中岛敏次郎，于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的中日关系有着详细记载。

中岛回忆道，中国官方在中岛初赴任时，立即提出了三点要求：首先是东芝因违反了对共产国家的禁运条款，被处以对共产国家全面禁运一年，禁运对象也包括中国。其次，是京都留学生宿舍“光华寮”，当时法院判决该宿舍属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接收该宿舍。最后则是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在发言中指邓小平是“云の上の人”（云端上之人），除了指邓身居高位外，还暗讽邓可能为部下所蒙蔽，但中方译为“老糊涂”，引起邓的激愤。

中岛认为，一般而言外交官初赴任的拜会，只是礼貌性的问候，但中国却突然当场要求日方解决具体议题，可说是相当失礼。或许这也反映了胡耀邦失势后，中国对日外交立场的修正，胡耀邦立场亲日，也备受日方敬重。但这并未影响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竹下总理仍在1988年访中，会见邓小平，并承诺提供中国第三次政府贷款，额度预定为8100亿日圆，日本国内舆论也无反对声浪。

而当群众从1989年四月开始在北京聚集时，中岛也紧盯着广场的动态，经常亲自到现场观察。在中岛的眼中，运动除了全国各地学生前来声援外，也广获北京市民的热情支持，从劳工甚至公务员都加入抗争的行列。但到了后期，持续二个月的运动已显疲态，根据中岛所见，现场开始弥漫着考虑退场的气氛，但又骑虎难下。就在这个时间点，解放军对群众展开了屠杀。

在六四屠杀发生后，日本大使馆在满城枪声中，开始全力撤侨。在通讯尚未如此方便的年代，拥有专用天线的大使馆，成为重要的资讯来源。但除了撤侨之外，根据中岛的说法，他个人虽然非常同情中国民众，也对中国政府极度不满，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在对中外交上“毫无作为，也无计可施”。

日政治人物丑闻缠身，对六四无暇他顾

原因在于，1989年的日本政坛，正面临着空前的剧烈动荡。1988年，爆发了被称为战后四大政治丑闻之一的“RECRUIT事件”（リクルート事件），知名企业RECRUIT公司，以公司股票行贿的弊案曝光，自民党政要几乎都卷入其中，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创下新高。

另一方面，当时的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在史上首位女性党主席、群众魅力惊人的土井多贺子的带领下，正卷起一阵“土井旋风”，剑指1989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弊案缠身的竹下内阁不得不总辞，改推原本因疏远权力核心，而未卷入弊案的原外相（外交部长）宇野宗佑继任首相，在6月3日上任。

由于宇野才刚于1989年5月访中，一般期待他会对六四有所作为，但就在上任后三天，知名艺妓中西光子公开告发宇野想要包养自己。这桩丑闻让宇野狼狈不堪，自民党在7月的参议院大选中大败，失去了过半席次，宇野引咎辞职，内阁仅维持了69日。继任的总理海部俊树，是从与弊案、丑闻无缘的小派阀中，被躲避弊案风头的大老们拱出来的，和宇野一样，是以拯救自民党的形象为主要考量，在党内并无实力。

在政坛动荡下，根据学者三宅康之的研究，日本外交部门选择维持了既定的亲中路线。外务省（外交部）虽对中国驻日大使杨镇亚表示：“（六四）基于人道立场无法接受”，但关于日本是否会采取实质制裁，宇野首相则表示：“与美中关系不同，日本与中国间有着战争历史”、“采取制裁对邻国很失礼”、“答应了的援助就必须履行，跟人道问题是两回事。”

在政府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针之下，日本企业的驻中员工也先于其他国家，在六月中旬相继返中。

但当时西方各国均采取了实质作为，包括武器禁运、冻结官方访问、延后或冻结资金、技术支援等制裁措施，同时也要求中国政府公平审判抗争者，并延长在国内中国留学生、移民的签证。

相较之下唯一拒绝采取行动，并迅速恢复对中关系的日本，被各国舆论批判为“唯利是图”、“趁火打劫”。

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日本外务省在六月底宣布暂时冻结既定的第三次政府贷款，以及其他无偿援助计划，并暂停阁员访中。而当时最重要的外交场合，是在7月14日于法国举办的G7高峰会，由于1989年也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这点也在广场上成为群众的口号之一，因此法国摆出了将在高峰会上，以人权立场严厉谴责六四的态度。

日本虽然拿中国没有办法，仍希望透过劝阻G7的对中制裁，试图在“严厉谴责六四的西方诸国”与“峻拒外国干涉内政的中国”之间扮演和事佬。在高峰会上，日本外交官力陈“制裁只会让中国陷入孤立，更加危险”，而在日本背后，也有美国总统老布希的支持。当时布希虽在美国舆论与国会压力下采取了制裁措施，但也立即派出密使与中国高层会谈，表达布希对中美友好的重视

在日本的外交工作以及美国的暗中支持之下，高峰会后各国针对六四的共同声明中，虽然表明了批判，但并未提出进一步的制裁措施，而是在罗列各国既存的制裁后，期许中国若能采取政治、经济改革，并让当时强力支援学运的香港恢复对中国的信任，各国便将重启对中国的往来与援助。

虽然在这段时间当中，中日的外交往来停滞，但日本的一切作为，中国都看在眼里。根据当时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的回忆录，在七月于北京召开的大使会议当中，中方就决定将日本作为解除国际制裁的突破口，并展开对日本政界与产业界的积极接触。在双方的默契之下，海部首相在八月就重起了先前冻结的对中援助，中日友好议员联盟也在九月访中，会见邓小平、江泽民，成为六四后首批访中的西方阵营政要，产业界也接着相继组团访中。

美国也在台面下，推动日本持续前进。根据当时日本驻美大使松永信雄的回忆，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森，以及世界银行总裁科纳布尔（Barber Conable），都对松永表示，希望日本能当率先重启对中援助的领头羊。而当时在日本社会党负责对中关系的河上志雄，也在回忆录中写道，在89年的中国国庆前夕，在社会党高层顾虑日本舆论，不便访中的气氛中，他衔命赴中修复两党关系。而国庆晚宴上，他竟意外发现美国前国务卿海格（Alexander Haig）亦是座上宾，令河上不禁感叹，“美国对中外交的城府之深。”

最后，历史亦大致如日、中、美的所设定外交剧本进行。在日本率先行动之下，对于六四坚持“内政不容干涉”的中国，以方励之等知名人士流亡为交换条件，西方各国则以“支持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可促进未来中国政治改革”为由，找到了下台阶。各种制裁在90-91年间相继解除，与各国间也恢复了高层互访，中国就此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

在政局混乱、对中外交工作停摆的情形下，日本在六四后，究竟为什么仍独自坚持亲中路线呢？学者杉浦康之指出，一般认为有希望获得外交主导权、针对侵略历史的赎罪意识、对经济制裁的反感、日本国内对人权议题漠不关心、以及不愿因经济制裁而付出代价等主要原因。

反过来说，中国政府巧妙地掌握了日本的上述心态，对右派诱之以经济利益，对左派则以历史问题为筹码，让双方阵营都相信“中日友好”有利于日本，在经济上协助中国，才是真正能协助中国在未来走向民主的务实作法。最后成功地在政治上不让步、不损及统治正当性之下，中国以日本为突破口，在短短一两年间，就解决了后六四的外交与经济困境。

但看似大获全胜的中国，其实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在六四之后，中国于日本一般民众间的中国热迅速冷却下来，对中国“感到亲近”的日本人，从88年的68.5%，在六四后暴跌至51.6%（该民意调查于十月进行），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

而为营造中日友好氛围，六四后中国政府一度压抑了反日民族主义的声浪，但失去了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号召的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成为思想上最后的支柱。在往后的日子里，中共反覆操作历史、领土议题激起反日情绪，虽然巩固了国内支持，但也让日本人的亲中情感每况愈下。在2014年，只剩14.8%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感到亲近，创下历史新低。

在今日的日本，谈到所谓亲中派，除了少数人是基于对历史问题的反省，认为需维系中日友好之外，大多亲中声浪仍是着眼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有志于中国市场的年轻一代，多属此一意见。可以说中国对左派谈历史，对右派谈经济的对日外交手法，在今日仍然是维系中日关系的主要基础。

但并不是所有关心中国的日本人，都就范于上述中国的外交两手战略。知名作家安田峰俊，在去年出版了“八九六四”一书，追踪了数十名与六四相关的人士，访问他们对六四的回忆，以及现在对六四的看法。

当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受访者佐伯加奈子（化名），当时正在运动的核心学校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留学。与当时许多关心运动情势的留学生一样，佐伯经常出没在天安门广场，有时也协助日本媒体搜集资讯。而六四后最让佐伯心碎的，是原本论及婚嫁，当时也积极参与运动的男友，虽然幸免于难，却变了一个人。从理想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炫耀自己有日本女友，只想着结婚移民日本，依赖佐伯养活自己的人。而且不仅是男友，身边的中国人朋友，对日本人也都势利了起来，“向钱看”，“再也感觉不到真诚。”

从佐伯的访谈，可以看出日本不惜背负骂名，也要帮助后六四的中国政府，在钞票与罪恶感之上重建的“日中友好”，是否真正帮助到了中国人民，在三十年后的今日，结果已经相当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子弹，在1989年6月4日当天，不仅杀死了群众的肉身，以及一代中国人的理想主义，同时在昔日的“日中友好”潮流当中，两国人民针对和平、平等与民主等政治议题，曾经有过的交心与共鸣，也随之被葬送在天安门前的鲜血当中，渐渐不复为世人所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