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菁：从新西兰惨案到斯里兰卡爆炸，中国的仇穆情绪从何而来？

新西兰恐袭伤口正在痊愈，斯里兰卡爆炸案的余波未散。案情调查正在进行中，策划主谋、背后组织、斯里兰卡政府本身职责之间的关系仍未完全明了。然而，无论成因如何复杂，中国不少网民已然认定罪魁祸首即为仅占斯里兰卡人口总数9.7%的穆斯林，而新西兰惨案的发生原因也诡异地归咎于本为受害者的穆斯林社区。

近些年来，这样的现象屡屡发生。尤其在每次恐袭之后，中国大陆似乎都有仇穆反穆言论的集体式爆发，该现象又以大陆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评论为集大成者。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人是否患上了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源于西方语境的“伊斯兰恐惧症”是否在如今的中国语境下也能适用？这究竟是全球化情境在中国发生的新现象，还是中国历史累积下来的问题在新时代的变体？

本文试图从这几个问题入手，探讨西方和中国语境中反穆言论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从而为理解每次恐袭过后仇穆言论高涨提供更多的视角。

信息全球化中的文明冲突论

无论有意抑或无意，美国政府与主流媒体无疑搭建起了一个极为有效的机制，将恐怖主义与穆斯林、伊斯兰教挂钩。

为了解国人是否患有伊斯兰恐惧症，我们首先需要回到西方对该恐惧症的定义、特征、产生背景，并且考察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想像。

2001年9月11日，纽约双子塔轰然倒地。这一事件通过全球媒体网络实时转播，成为了新世纪恐怖主义的代表图景，也导致了西方伊斯兰恐惧症的大规模爆发。根据Wajahat Ali和Eli Clinton等学者的定义，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针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被夸大的恐惧、仇恨和敌意，并通过负面性的刻板印象不断加强，进一步导致偏见、歧视、边缘化，乃至将穆斯林从社会、政治和公民生活中完全隔绝。”

其中，事实上的恐怖事件与想像中的威胁系数之间的差异，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显著特征之一。研究显示，911事件发生之后的十年内，美国政府列举了超过160个具有恐怖袭击倾向的美国穆斯林，但相比于每年发生在美国境内的各种暴力事件而言，其占比极低，且大部分威胁尚未发生，就已经被提前告发或侦破，这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美国穆斯林社区与政府之间的通力合作。

然而，相比于其他群体，任何与穆斯林社区相关的事件都会获得主流媒体的大量关注，并为美国政府全球反恐战争提供了道德武器。美国小说家兼战地记者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长期报导中东和亚太地区新闻，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的一次讲座中，安德森承认，911事件之后，美国几乎所有主流媒体——包括他所在的《纽约时报》——都出现了他所谓的“中东转向”，也就是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对中东地区和恐怖主义的报导，而报导其他事件与地区的财政、人力资源均受到严重影响。

无论有意抑或无意，美国政府与主流媒体无疑搭建起了一个极为有效的机制，将恐怖主义与穆斯林、伊斯兰教挂钩。这种联系一旦在国家、资本和信息机制中建立起来，便在美国本土且全球范围内形成了这样一种刻板印象——那就是，以穆斯林为主导的恐怖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威胁，这种恐怖比我们想像的要更为可怕。这种联系很容易让受众产生这样一种心态，或许我们并不知道袭击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有袭击发生，那一定和伊斯兰脱不了干系。

以宗教仇恨、文明差异为理由的言论，加上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争后大量中东难民进入欧洲各国避难的事实，使得过去与现实错位交织，并在在白人至上的民族极端主义者中借尸还魂，成为伊斯兰恐惧症另一症状。

不可否认，在当代伊斯兰恐惧症全面爆发以前，对於穆斯林社会和伊斯兰教的恐惧和负面印象在西方早已有之，并且通过冷战后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重新进入了公众想像。

自七世纪以来，伊斯兰教从其发源地向四周扩散，穆斯林军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征服了叙利亚、埃及、波斯、北非和中亚等许多地区，建立起跨地区、多种文化和族群并存的庞大帝国。与此同时，欧洲中世纪文本中充斥着驱逐穆斯林、捍卫基督教的言论，且伴有教会支持的军事行动。在许多中世纪天主教徒看来，前后持续200余年的十字军东征最重要的目的是捍卫宗教、解放圣地，将穆斯林异教徒驱逐出境。

在当代，此类以宗教仇恨、文明差异为理由的言论，加上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争后大量中东难民进入欧洲各国避难的事实，使得过去与现实错位交织，并在白人至上的民族极端主义者中借尸还魂，成为伊斯兰恐惧症另一症状。

2011年，挪威白人极端主义分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就是这种扭曲意识形态的代表者之一。（注1）他在执行爆炸与谋杀之前，通过网络发表了一份长达1500页的《2083：欧洲独立宣言》，将自己的行为称作“文化保守主义或民族主义”。其中，他在自问自答为何实施这场袭击中提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竟对我们的塞尔维亚兄弟（塞尔维亚人普遍信奉基督教下的东正教）做出如此行径，这让人完全不能接受。”他认为， 政府和媒体都在向伊斯兰世界屈服，“致使每年有数以千计的穆斯林通过政治庇护、组织机构或者亲属关系移民挪威。”而他——“拥有纯粹的维京人血统”的布雷维克——则愿意为“反圣战运动”奉献一切。

中国：他者，熟悉的陌生人

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从以华夷之分的天下观对待少数穆斯林群体，政策上也经历了外藩——土生番客——本国臣民的转变，但基于宗教差异的反穆情绪几乎从来不是主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伊斯兰恐惧症有其特定的社会体制、历史背景和文化想像。那么，中国穆斯林的历史是否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国是否也有类似的伊斯兰恐惧症呢？与西方语境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又有何异同？

自唐以来，伊斯兰教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穆斯林商人、使节和士兵的地位在唐朝就得到了执政者的正式承认，被认作“胡贾”、“番客”。自宋元以来，更多的外来穆斯林通过经商、外交等渠道，逐渐融入所在的本地社会，而这种融入在明朝更受到各种朝廷汉化政策影响而加速。现代常见的“清真”说法在明朝逐渐成为中国穆斯林本土化的象征之一，“回回”、“回教”成为了他称及自称的方式。

明清之交，出现了像王代舆、刘智等精通儒家和伊斯兰经典穆斯林知识分子，通过以儒释经的方式，为伊斯兰教与中国不同文化的互相兼容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及至清朝中早期，统治庞大多民族、多文化帝国的满清统治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回民与其他族群一样，已从“夷”到“华”，无论信仰如何，一概都是帝国的臣民。当然，不同朝代和执政者的具体政策和出发点都会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面对这一历史过程，我们不能否认，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反穆、仇穆现象。除了民间反穆情绪，有时还体现在歧视性的政策上，严重时甚至导致局部或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和社会动乱。

然而，直到信息全球化和911事件之前，中国的反穆现象仍然与西方的伊斯兰恐惧症有着显著差别。若说西方中世纪主要是以宗教为出发点反对穆斯林主导的政权，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从以华夷之分的天下观对待少数穆斯林群体，政策上也经历了外藩——土生番客——本国臣民的转变，但基于宗教差异的反穆情绪几乎从来不是主流。

这些差异以及对待差异的方式，逐渐导致了“熟悉的陌生人”现象，并在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定期的大规模反穆情绪爆发。

在伊斯兰逐步本土化的过程中，中国穆斯林因其社会阶层、经济生活、文化风俗、宗教信仰、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等因素，与主流汉族社会之间形成了细微却也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以及对待差异的方式，逐渐导致了“熟悉的陌生人”现象，并在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定期的大规模反穆情绪爆发。

所谓“陌生人”，本质上是一种对“他者”的定义。在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看来，欧洲犹太人就是典型例子。在中世纪欧洲，犹太人被认为是无土之人，在文化、宗教和职业上均与主流基督教社会保持距离，虽互有了解，但始终若即若离、若远若近。研究中国西北的历史学家李普曼借用齐美尔的这个观点，认为中国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汉人社会认为是“熟悉的陌生人”。（注2）

汉回之间经过长期接触、通婚或改信，种族上的界限早已模糊，无论是日常用语、肤色、体型、外貌都没有巨大差别，能够区别二者的更多是文化习俗和宗教习惯的差别。不触碰或禁食大肉（即猪肉）成为清真食品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但对以猪肉为主要蛋白质来源之一的汉人，往往很难理解这一饮食禁忌。回民礼拜、斋戒的惯例也难以被一些以汉族为中心的士绅阶层接受。

这些看似微小的差异长期累积，进入民间想像，并在汉地士绅阶层形成歧视性心态，便成了长期摩擦的来源之一。更有甚者，这些摩擦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清朝中后期西北、西南大规模回汉矛盾、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值得警惕的是，在当前的反穆、仇穆言论中，这种“熟悉的陌生人”现象并未完全走远。以上分析虽然指出了历史上中西方的不同，但是，我们更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些不同的反穆情绪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互相照应、影响，甚至形成不断放大恐惧的回音壁。

全球化的语境下，反穆的回音壁

以汉族为中心的狭隘民族主义与长期的文化偏见结合，借助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话语，成为了信息时代穆黑言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最近的新西兰惨案为例。正当遭受袭击的新西兰及穆斯林社会处于极度震惊与哀痛之时，中国网络舆情却令人倍感不安。在随即发表该新闻的《人民日报》微博页面上，受到最多点赞的评论将穆斯林比做“癌细胞”，并且要求中国政府不能重蹈新西兰的覆辙。而在经官方认证的VISTA看天下的微博页面上， 当日报导新西兰惨案的消息下方也出现了为杀手辩护的信息，评论者公然宣称枪手是“被压迫的白人基督徒”，在“英勇反抗残暴的msl政权”，而非所谓的恐怖份子。

中国网民在基督城惨案后的这种态度并非临时出现的个例。911事件之后，中国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反穆言论比例大增。对于许多已经存在偏见的人而言，无论是清朝的同治回乱（注3），还是2009年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还是2012年的昆明火车站事件，都可以被简单定性为“恐怖袭击”、“伊斯兰极端事件”。而面对近些年来不同国家发生的恐袭事件，不管事件本身成因如何，评论者就像是游戏走进了一场死局，到最后该怪罪的还是那些“绿绿”、“小白帽”和“清真泛化”。

反穆言论在中国网络的传播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信息审查制度的选择性盲视。

这些现象说明，以汉族为中心的狭隘民族主义与长期的文化偏见结合，借助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话语，成为了信息时代穆黑言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除了这些因素，反穆言论在中国网络的传播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信息审查制度的选择性盲视。

还是以新西兰惨案为例，在中国网络审查日益严格的环境中，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反穆言论在官方网站上获得众多点赞而未被删除。不少网络评论家和学者将官媒这种临时性的不作为解释为一种渲染西方社会不稳定的手段，由此激发舆论对中国在安全和反恐方面所采取的强硬行为的支持。

另外，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教授闾丘露薇和纽约州立大学传播学教授Yang Fan也通过对比分析官媒报导和微博信息，发现CCTV于2005年至2015年间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的新闻，绝大多数关注“冲突”、“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主题，且在国内发生恐袭期间会集中大量报导国外与此相关的报导。由于信息审查制度的选择性盲视，在每次发生恐袭之后，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又使这些信息加速扩散，进一步推动了网上反穆情绪的高涨。（注4）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妨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伊斯兰恐惧症基于特定历史文化的刻板印象，且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步升级，成为具有深刻社会、政治、经济意义的边缘化机制。有意思的是，恐惧症（phobia）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希腊神话中象征威吓的神祇福波斯（Phobos），而与他并肩作战的孪生兄弟得摩斯（Deimos）正是象征恐怖的神祇。正如福波斯和得摩丝这对双胞胎一般，恐惧症与恐怖事件也是相辅相成。每一次的恐怖袭击，无论发动者是谁、发起动机如何，都会不断激发这种症状，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虽然这种恐惧症有其西方背景的特殊性，但其社会心理机制却有着更为深刻的普遍性土壤，并且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均有其具体体现。

就中国目前情况而言，要说人人均患上了伊斯兰恐惧症未免过于武断。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种时代恐惧症对社会和个体的威胁，并试图打破沉默，提供多维度的视角和理性分析。引用当代穆斯林知识分子曹磊的话来说，“从某种程度上说，穆黑也许是个好事情，这样的时代环境给我们这一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能再沉睡在过去，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研究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正视和反思我们的问题……解决外部的问题，要从自己的点滴行为开始。这简直就是一场社会启蒙。”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样的声音现在往往被淹没在一边倒的反穆言论中，而任何企图分析复杂事实的言辞则被冠以“圣母”、“白左”一类的标签。

若长期缺乏有效的文化通识教育、族群沟通和社会调解机制，中国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社会的误解很有可能会越来越偏激，而原本愿意发声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也会因为担忧、失望或恐惧而选择噤声。

可以想见，若长期缺乏有效的文化通识教育、族群沟通和社会调解机制，中国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社会的误解很有可能会越来越偏激，而原本愿意发声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也会因为担忧、失望或恐惧而选择噤声。一方面，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会进一步推动反穆情绪的高涨；另一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也有可能因为这种偏见，发展出其它形式的民族主义。如果这些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反穆情绪很有可能会进一步从言语升级为行动与政策，造成更深层的社会隔离和偏见。届时，受害的不仅是被恐惧的对象，还有制造、传播或者任由这种恐惧症蔓延的我们。

（王菁，纽约大学上海分校Global Society Perspective Fellow，美国得克萨斯州莱斯大学人类学博士，关注全球化中的中国社会和穆斯林等问题）

参考资料：
注1：来自 J.M. Berger，《极端主义思想的危险传播》，王菁 译。本文于2月26日（新西兰恐袭发生17天前）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J.M. Berger还著有《极端主义》（Extremism），与Jessica Stern 合著《ISIS: The State of Terror》。
注2：Lipman, Jonathan 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注3：清朝同治年间的西北陕甘回变发生于1862年至1873年间，范围涉及当今陕甘宁、青海和新疆地区，持续至1877年结束。官方和学者大多将其定义为清末农民起义的一部分，或称回民起义，在民间也有同治回乱之说。因其发生的历史背景极其复杂，目前在历史定性上仍有争议。
注4：Luqiu, Rose, and Fan Yang. “Anti-Muslim sentiment is on the rise in China. We found that the Internet fuels—and fights—thi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2 (2017).
Luqiu, Luwei Rose, and Fan Yang. “Islamophobia in China: news coverage, stereotypes, and Chinese Muslims’ perceptions of themselves and Islam.”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 no. 6 (2018): 598-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