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社区需不需要艺术，艺术这个东西没有用，这就像你问一朵花有没有用。但你首先有个盆，种了花，看了，你才知有没有用。现在，是盆都没有了，”香港行为艺术家三木说。
三木说的花盆，是他和数名艺术同事共掌的社区艺术空间“碧波押”。
这个位于油麻地上海街404号地舖的空间，自1999年政府完成回收业权后、通过艺术发展局审批和资助，交给中选的艺术团体经营打理，是香港唯一一个由公帑资助运营的社区艺术空间。三木接手这里的时候，是2016年，取名“Green Wave Art”，半音半意，叫“碧波押”。
20年来头一遭，2018年12月3日，碧波押收到艺术发展局通知，空间计划要在2019年4月后中止，原因是有人投诉：空间并未申请公众娱乐场所牌照。
无法扎根的社区艺术
这里所说的牌照是由香港食物及环境卫生署批出的，据规定，一切用作表演、电影或激光投影放映、演讲、展览、运动展览或比赛、机动游戏机或跳舞派对等娱乐的地方，可以让公众入场的，无论是否收取入场费，都必须按照活动长短，申请临时或者长久的公众娱乐场所牌照。无牌经营，一经定罪，可致最高刑罚25,000港元罚款及监禁6个月。
谁的投诉，怎么现在才来投诉？艺术发展局为什么全无招架？到目前为止，官方都未有解释。去年底消息传出之际，恰逢大馆一度取消异见作家马建新书《中国梦》讲座以及取消异见漫画家巴丢草在港画展，而对碧波押的被投诉，传媒报导纷纷指向这个艺术空间两年多来挑战各种社会议题、政治红线的无穷花样，认为事件折射香港言论自由冬寒日深。
不过三木却说，他们并没有特别设定碧波押要在政治上发声。 “但这个文化立场，我们（碧波押的人）是基本一致的”，“大的场域在发声变化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个体，是一个小场域，如何互动？如何发生作用？这就是我们作为创作者要作出的决定。”
踏入“碧波押”生命倒数，团队决定将空间开放，联同城中五位艺术家，甄选出七个节目，一路排到7月去。葫芦里面是什么药，三木当下只道说不得。
大的场域在发声变化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个体，是一个小场域，如何互动？如何发生作用？这就是我们作为创作者要作出的决定。
“当年活化厅说要‘占领’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支持的。因为活化厅面临的问题，我们将来也会面临。”三木说的，是此地址上一手“租客”的情况：曾在上海街404号经营四年之久的艺术团体“活化厅”，2013年底至2015年底，此处地址再由艺术发展局批给了碧波押，活化厅面对此决定拒绝离场，并在没有艺术发展局任何资助的情况下苦撑两年。
如今，是一语成谶。“这个社区艺术网络，我们用了四年时间建立，万一停了资助，就根断脉尽了。社区艺术不是一两年、三四年可以搞好的，要长期浸淫和建立网络，我这几年是深切体会，不能急就章，”三木说。
同一结局果真轮到碧波押，要说遗憾，是三木和他的伙伴欧阳东——或曰香港作为一个整体，到今天都未参透“社区艺术”，404空间这个“花盆”就要碎了。
国际大卖场vs社区实验室
碧波押花盆以外，香港的文化艺术景观，似乎正满园春色：过去一年，公共文艺空间“大馆”、西九龙文化区头炮戏曲中心相继开幕，故宫文化博物院也在等待落成。另一方面，政策与资本也一直携手打造香港的亚洲艺术市场交易中心地位，每年Affordable Art Fair, Art Basel HK 到 Asia Contemporary Art Show、Art Central，都云集国际画廊与世界各地前来的对亚洲艺术感兴趣的买家，也将当代艺术及其买卖带入公共空间及市民视野。此外，还有如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H Queen's这些近年新兴的艺术空间，与港九各处新兴旧有的本地、国际画廊一道，仿佛香港真正成为“艺术金苹果”。
政策与体制方面，政府多年来一方面以不愿定义“文化艺术”为由，免提一套编织整全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又将公共文艺的发展收归于行政体系的民政分支之下，艺术发展局的“法定组织”身份能量有限，至于艺术家自治而影响政策制定更加是奢谈。
在这种设计下，艺术从来都不是“社区”、而是“社会”的——政府必须掌舵回归后的中华文化主轴；它也是“产业”的——比起艺术的美学纯粹或者公共意识，面向香港内外观众的品牌化和商品化往往走得更前更远；它又是“服务设施”的——政府供应的廉价场地的有限和拣择，与地产市场的高水平价格，本地艺术家可以另辟的蹊径寥寥无几。
在三木的描述里，碧波押是香港官方文艺体制内的一朵奇葩：它用的是官家地方，依靠公帑资助，但却拥有比其他政府运营的艺术空间大得多的自主权；非牟利的运营目标和模式又使它和“产业化”保持了距离，同时，它以“社区艺术”为己任，而这四个字，在香港迄今为止的文化艺术规划中，从未是重点。
2019年初第二次访问三木和欧阳东的时候，他们正在粉刷刚刚撤下上一个展览的墙壁。挨著一张木椅，提著半桶白漆，欧阳东说，社区艺术，不只是社区，不只是艺术，又要社区，又要艺术，碧波押挑选展览，总要解释和讨论“艺术做出来跟社会、社区、社群有一定关系”。
夜总会展览与尼泊尔画家
“我才知道，原来社区艺术这么辛苦，我们根本没准备做社区的族群融合。这是一个很好的展览，也是一个失败的展览。”
“最近谈的这个关于夜总会小姐的展览，他们来谈的时候，一开始很展现猎奇的心态。他们要做到一个展览，是和夜总会环境很接近的，有酒有毒有猜枚，有locker摆‘姐姐仔’的私人物品。那人们看完又如何呢？社区的人，和这些‘姐姐仔’，仍然可以没有交集。但我们的社区艺术需要这种交集。你要让人看完，不是因为猎奇，而是要对她们的职业和生活要有新的想法和意识，了解更多，她们为什么要做这一行。”
虽然欧阳东相信，这种判断来自碧波押团队本身关心社会议题的底蕴，不过三木说，初开碧波押时，是撞了板，碰了壁，才开始思考“社区是什么，街坊是乜Q（什么）”。
那是一个本来为2014马年准备的一位尼泊尔残疾画家的个人展览，因为活化厅占领推迟到2016年举行。为了向油麻地的尼泊尔社群宣传这个马画展，三木在三份尼泊尔报纸做了广告，404空间也做了特别的准备，让画家可以轮椅上落，用他的话说，是“一切做得漂漂亮亮，但其实准备十分不充分”。
开幕之后，三木观察到，尼泊尔人来看画的时候，华人不来，华人来的时候，尼泊尔人会离开空间，宁可在外面坐著，等华人观众看完再进来。不仅如此，尼泊尔社群之中，也大有不咬弦的。一些尼泊尔建筑工人会在工余带著啤酒进来看画，坐在空间里的水泥地上闲话家常，三木亦由此得知，他们中有些人根本就是在香港长大，广东话很好，而他们彼此听到名字就能知道对方的乡下、部落，也知道背后的世代仇怨。
“我才知道，原来社区艺术这么辛苦，我们根本没准备做社区的族群融合。这是一个很好的展览，也是一个失败的展览。”
沟通街坊与社运
在社区和社群中深藏不露的纵横沟壑，在碧波押第一次正面挑战社会议题的时候，由彼此避而不见，变成有火的“面斥不雅”。
2016年4月，在政府“新界东北新发展区计划”范围内的粉岭北农村马屎埔爆发收地冲突。自90年代起不断在当地囤积农地的恒基兆业地产（恒地）派挖泥机入村铲地，村民以血肉之躯抵挡，展开83日守村拉锯战，最终在6月，以恒地取得法庭禁制令，并请法庭派出执达吏收回业权，赶走所有守田者告终。
响应和支援马屎埔村民，开张不久的碧波押做了一系列的紧急展览和社区艺术行动，包括用粽叶包著种子和泥土，做成“种子炸弹”，鼓励参与者在港九新界任何一个他们觉得合适的地方“投弹”，宣扬种植和生态的理念；还有电影放映，如《巨轮下的新界》《稻米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市区天台种植工作坊。
先于港府的土地供应专责小组，碧波押还搞了个“马屎埔事件大辩论”，引来了油麻地街坊。
三木忆述：“有街坊骂我们‘支持租霸’，因为他们认为，马屎埔的地已经被人收走了，是村民不愿意搬走。有两三个中老年男人这样讲我们，‘你看你们好人好姐，我们也很支持你们，但你们为什么要支持租霸？’他们真的都是街坊。我们把他们请进来，还请了佳佳（注：卓佳佳，马宝宝社区农场核心成员）他们过来一起谈，解释说他们不是租霸，而是交租别人不收，大租户或大地主还把他们的地卖了，使得他们突然变成了地产商的租户，完全改变了生活状态。但讲也不行。”
紧急展览团队成员吉仔冒出个主意：不如试试蛇斋饼粽吧！（注：蛇斋饼粽具体指蛇羹宴、斋食、月饼、粽子，通常指代建制派政党为了笼络民心而免费派发给市民的小恩小惠。）
社区艺术，不只是社区，不只是艺术，又要社区，又要艺术，碧波押挑选展览，总要解释和讨论“艺术做出来跟社会、社区、社群有一定关系”。
其他成员即应：那赶快找张梁美芬的单张来看看怎么做。（注：梁美芬系立法会九龙西地方选区议员，亦为建制派政党香港经济民生联盟创会成员，油麻地位于九龙西选区中）
最后参展的艺术家们决定自掏腰包，租了一架巴士，搞一个免费新界东北一日游，包下午茶、导赏，还送给参加者一个内有马屎埔当地自制蜂蜡防蚊膏和草饼的福袋，参加者报名时需要交费留位，但只要如期出席，上车即可获得全额退费。
“我们去派传单的时候，街坊们会问，你们是民建联？工联会？民主党？我们说，不是啊，我们是碧波押。（他们问）碧波押？碧波押是什么党？”三木说得笑起来。
在大辩论中骂碧波押和马屎埔村民是租霸的几位油麻地街坊也有参加这次一日游。“他们很开心，而且都有改观。他们说，如果没有来，是不会知道状况的，”三木说。“我们需要这样，我们需要向建制派学习蛇斋饼粽，真的有用！”
“我觉得这样很好。我们的题目触犯了街坊的心理界线——即‘租霸’这件事，好的是大家摊开来说，是一个互动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三木说，后来，其中一个被说服了的油麻地老人走了，他们也去了送殡。
艺术家在三教九流之地
空间、艺术、政治和有社会触觉的艺术家，抛进油麻地这样一个三教九流龙蛇混杂的地方，化学反应如小品。
碧波押大门额角上挂了个艳粉底色的灯箱——似足了“一楼一凤”风月场所招来行人那种——三个绿色大字写著“中国梦”，下面还有“24小时”。
三木说这是因为2016年碧波押做纪念六四事件27周年的展览时，时事漫画家尊子硬要他也做作品。那年是习近平作为中共最高总书记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他在2012年上任时就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2012年卸任的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交班前作最后一次工作报告时，就提出了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套包括“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观亦为习近平主政时期的官方宣传所继承。
三木说：“我们这里，黄赌毒，都要有些（社区）联系，那就做个灯箱吧！（中国梦）那是个春梦啊，你不觉得很蠢吗？你自己有，没有关系，但作为国策就很奇怪。那些梦，那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现不了，就说只是个梦，你梦醒吧？很荒谬。大陆的艺术家把核心价值拆出来，做成牌子出去举，都不行。它们只能在墙上，建筑工地外面，地铁里面，那就是个这样的东西。”
2018年中，这个灯箱引来了两个警察。“请问这个灯箱，是前面楼梯，还是后面楼梯的？”他们问三木，以为楼上有色情场所。“都不是，是我们这里的，”三木说。
警察诧异：“你们为什么要挂这个？我们下个星期要拆招牌，我们要扫黄。”三木答：“这不关我们的事啊，我们是画廊，灯箱是艺术品。”警察迟疑起来：“艺术品⋯⋯？”最终只得一路摇头，一路走了。
“有些空闲的街坊会来骂我们，说我们拿著政府的钱反政府，我就出去跟他们说，拿政府钱是可以反政府的，你不知道吗？”
除了灯箱，碧波押一边外墙上头，还挂了一个大红布黄字标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标语上还画了个坦克。这是习近平2017年访港参加香港回归20周年庆典的时候三木做的。
“去（大陆）做的时候，被问是什么单位的，我说，我们公司知道习近平要来了，就做这个东西。又问，那你们怎么印的是繁体字？我说我们老板喜欢。做好之后再拿出去，让人家画坦克。有些人问，为什么要画坦克？我说，工农兵嘛。又问，那工和农呢？我说这是兵的版本，另外还有两个，”三木把他的“诡计”和盘托出。
对艺术常常麻木的社区，对政治却可能时常敏感。
“有些空闲的街坊会来骂我们，说我们拿著政府的钱反政府，我就出去跟他们说，拿政府钱是可以反政府的，你不知道吗？他们又说，我们总说共产党不好，我说，我们没说共产党不好，你看看，习主席的语录就在外面，还有中国梦！他们说，不大妥啊这个，但又说不出来有什么不妥。我说，没什么不妥啊，他说，我写，就像帮文盲写家书，”三木再下一城。
有时也不是本地人。
“自由行的，看著看著发现讲六四，就要赶紧走，”三木瞪眼挥臂，模仿那个大陆男游客著急忙慌的样子：“快走！快走！快走！”游客的太太反而施施然，“六四有什么，我们都知道。”男人急了，三木用近乎生气的粗嗓门学他：“快走啊！”
“很好笑！”他演得自己都乐起来。
社区艺术就像一把椅子
不过话说回来，要油麻地的人去关注艺术，欧阳东不讳言，是一件难事，他琢磨出了一个混饲法。
“他们很多上了年纪，你要做前卫的艺术，他们知道自己不懂，就不会来看。那么就要找一些旧东西吸引他们，比如我们之前做的黑胶唱片展，让他们熟悉这里的环境和状态，再间入一点他们不懂的、或者比较艺术的东西，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运作，我们跟艺发局说做三两年不够，就是这样。”
三木更直白：“这个社区的人，都只挂著‘揾食’，艺术在他们眼中不重要。”
但有一个社区艺术空间是重要的，因为“他们更重要的是一个‘啤酒时刻’，或者老太太逛街的时候进来喝个茶，或者是某某女朋友约了他在这里，帮他织一条彩虹围巾。”
于是碧波押在门外，人行道的路牌下面，放了一张长条木凳。
“2016年我们进来没多久，发现整条上海街都没有地方给人坐，很不人道，原来我们对这件事已经麻木了，”三木说。
“社区艺术不是必需品，但艺术生活对于人，尤其是在香港这样一个工时长、政治环境高压的地方，其中一个最大的功德，就是处理中年男士的寂寞，的确是这样一个状态⋯⋯”
自从有了这张椅子之后，早上7点，学生在这里等上学的巴士，他们吃点东西，收拾一下书包。迟一点的上午，送快递的小哥会坐在这里分邮件。下午就开始出现寻花问柳的中年大叔，站街小姐也就被吸引过来，还有卖私烟的伯伯，有人会过来买卖。自由行的旅客有时也会在这里歇脚，拍一下“中国梦”灯箱。下午四点，菲佣和妈妈们会在这里等小孩放学，那时候那些叔叔伯伯就会主动把位子让出来。到了夜里，大概夜也深了，会有没生意的站街小姐，一个人默默地。偶尔，还有喝醉了的，露宿的，和警察扭打的⋯⋯
三木说，这张椅子不是一个艺术，但做社区艺术就像这把椅子。
“外面椅子上坐著的阿伯，和我们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试很多次都会失败，但失败的经验是宝贵的。当然如果你放弃‘艺术’，就比较容易达成联结，但社区艺术不同于社区工作，你必须从社区艺术再出发去思考社区，跳出所谓社区中心或议员办事处诸如此类的机构特性或框框。”
“艺术是一种基本的善意，我拿出来给你，你受，对我就是善意，我们做了这张椅子也是这个意思，”三木说。
“艺术是一种基本的善意，我拿出来给你，你受，对我就是善意。”
欧阳东说，到了今天，他都未摸到社区艺术应该怎么做，早前碧波押组织过一次社区艺术分享会，结果变成了社区艺术工作者的诉苦大会。“我们现在连一个界别都不是，想进步或者想有比较大型的讨论，都做不到，不是在发展，也不是在息微，挺令人迷惘的。”
但欧阳东也坚持，社区艺术，要为了“社区”而对“艺术”要有执著，因为艺术就是表达，而香港非常需要表达和共鸣的渠道：“社区艺术不是必需品，但艺术生活对于人，尤其是在香港这样一个工时长、政治环境高压的地方，其中一个最大的功德，就是处理中年男士的寂寞，的确是这样一个状态⋯⋯另一个功用是处理隔膜，现在大家住㓥房，关上房门就与世隔绝，人和人的关系，需要一点介质去复辟。”
归根究底，要做，欧阳东说：“是要有个窦（窝）。”
窦将不保，一个月之后，碧波押的团队或者不再有三木说的这样一个日常时刻：“有时我们坐在这里，熄了灯，望外面，就像电影一样，莫名有点感动。”
太可惜了(ಥ_ಥ)
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