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革命：巴勒斯坦公民抗争的光辉与衰败

“这是一场自发的民众起义……我们当时会藉派面包为由外出，然后把宣传单张塞进每一袋面包里……”

拉娜·艾雅斯 （Naila Ayesh） 如此回忆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 （The First Intifada） 初期一众妇女如何团结静静起革命。拉娜是起义的领袖之一，也是纪录片《拉娜的革命》（Naila and the Uprising） 的主人翁。

“譬如有时单张会呼吁大家，在某日某时份请一同关灯。”纪录片访谈声轨剪入简约手绘风格的动画，巴勒斯坦西岸的一幢幢民房灯火逐一熄灭，镜头随即移向小城之上夜空中的寂寥星光，仿佛既象征著黑暗之中的乍现曙光，又呼应著这场始于 1987 年底、持续逾五年却终于失望的起义的未竟之志。

《拉娜的革命》透过访谈、新闻片段与动画，还原艾雅斯的不凡经历：她幼时见证家园被毁，成年后投身异议行列，被迫与流亡丈夫分离，两度入狱并曾在狱中受虐流产，出狱后一家团圆辗转定居于西岸小城拉姆安拉 （Ramallah） ，继续坚持抗争至今逾三十载。在回溯这动荡的人生故事同时，影片也侧写逆境中的女性情谊与草根呼声。

令人慨叹的是，纪录片更呈现了这场民众运动到今天承载的希望与可能：在阿拉法特 （Yasser Arafat） 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下称巴解，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流亡到突尼西亚、民间抗争乍看处于低潮之际，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妇女与学生上街游行。她们推动罢工罢市，杯葛以色列货品，并组织农业合作社，组成不同的社区委员会，自助自治，职能犹如影子政府。由此催生的“民族统一起义领导”（Unified Na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Uprising, UNLU）在翌年成立，填补约旦撤出西岸所造成的政治真空。片中可见妇女以办工作坊为名吸纳成员，扩大女性参与，又有老师无视以方打压，将课室搬到社区进行义教……此番景象，与如今常见于主流媒体的战乱影像与“恐怖主义”叙述自成对比，适时提醒世人所认知的“非暴力抗争”与“不合作运动”，巴勒斯坦人其实都早早实验过了。

被遗忘的光辉一页

艾雅斯上月底亲临香港出席放映活动，适逢特朗普再度不顾多国反对与国际法决议，自行承认被殖民占领 52 年的对戈兰高地 （Golan Heights） 为以国领土，而此前他更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月前，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的独立调查小组报告更指出，以军在去年三月底至十二月底期间，蓄意射杀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导致 183 人死亡，逾 6100 人受伤，涉干犯战争罪行。报告更指有合理证据相信，以军狙击手在能清楚辨认目标为记者、救护人员、儿童或残疾人士的情况下，依然以无差别形式开火。

艾雅斯来港前透过电话访问向我表示，“巴勒斯坦的处境至今并无寸进，以色列的占领控制了一切，受屯垦地扩张而被迫迁、家园被毁的人越来越多，当年签订的和平协议未有落实。以军能随时随地进入任何地方，对平民施以暴力威吓甚至不合理拘捕。”

纪录片后半部描述了艾雅斯等女性领袖不满以巴双方 1993 年透过秘密和谈签订的《奥斯陆协议》（Oslo I Accord） ，认为巴解领导接受退步方案，又暗指巴解“收割”起义成果，抹杀她们多年来的在地努力。

根据《奥斯陆协议》成立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又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西岸地区划成“ABC”三部份。表面上有区分以巴双方的控制权，但以色列无孔不入的军事控制，已令这管豁区别名存实亡。协议签订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屯垦地一直有增无减。

“我们尚未成功自决独立，当下只能集中反对以色列的殖民占领与维护公民权利，女性议题的讨论就更收窄了。”她续说：“现在做甚么都比从前困难得多。人们也无法自如进出往来不同管豁区，假如有地方发生示威，以方可以把整条村子封锁起来，其他人要介入声援就非常困难，也会面对很多暴力阻挠。”

以色列扩张不止 自毁和平协议

在电话同一端，拉娜在学生时代相恋成婚并与她投身抗命的丈夫、前政治领袖贾马尔·札高特 （Jamal Zakout） 如此形容巴人的困境：“今天，每个巴勒斯坦家庭都至少有一位成员被拘捕、被递解出境、被杀、土地被夺去、房屋被拆毁。这就是占领下的日常生活。自 1948 年以阿战争与 1967 年的‘六日战争’以来，已有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这是一场人道灾难。”

居英以色列政治学者亚荣‧布列格曼 （Ahron Bregman） 在 2014 年出版的《被诅咒的胜利：以色列占领区中的离散与冲突》（Cursed Victory: A History of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写道：“有三根梁柱支撑著以色列的占领行为。第一是镇压被占领者的军事力量，包括军事力量、任意逮捕、驱逐、虐待、延长羁押等；第二是法律和官僚规章，使以色列得以控制公职任用、就业、迁徙，发放各种区域发展规划需要的牌照和许可等；第三是地上事实的确立，包括土地征收、摧毁阿拉伯村庄、建设犹太人屯垦区和军事基地、安全区、控制水和其他资源等。”他又如此形容许可证体制 （regime of permits） 对巴勒斯坦人的环环箝制：“巴勒斯坦人在几乎任何事物上都被要求取得证照许可：参与金融活动、盖房子、出国、念书、住在户籍地之外、在某些地区放牧－－甚至种植特定的蔬果。”

布列格曼年轻时曾于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亲证加沙占领区的黑暗，并两度以军官身份参战。第一次大起义爆发后，他向以色列报纸投书痛斥以色列残暴打压巴人，与过去众多族群对犹太人施加的罪行无异。期后他移居英国任教，避免因拒绝服役而入狱的可能。在起义期间，像布列格曼这样反对以方军事控制的以色列人大有人在，纪录片中就有提及当时在耶路撒冷参与声援示威的以色列团体。但艾雅斯感叹，“现在每周五都有巴人在隔离墙组织抗议，有时以色列的友好团体都会参与，但人数很少，跟从前是天渊之别。”

“现时在以色列国内，执政的右翼政治力量太强大，他们同时打压其他由以色列阿拉伯人组成的参政团体，例如封杀个别政党或成员的参选权，或是以胁迫手段孤立部份成员。左翼政团与阿拉伯人在议会内的声音极为少数。”

特朗普之所以选在这个时机宣布承认以色列的戈兰高地主权，外界分析认为主因之一，正是要在 4 月 9 日举行的议会大选前，为寻求连任的鹰派右翼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联合党”（Likud，又称利库德集团） 之选情造势，企图逆转反对联盟的重大挑战。选前数天，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若成功连任，将会在西岸继续扩张以色列的“领土主权”，更表明：“巴勒斯坦立国将会危害我们的存续，我在过去八年承受的巨大压力，没有任何前总理能及。”

巴解领导失民望 造就激进势力抬头

艾雅斯与札高特不约而同明言对巴勒斯坦领导的失望，也没有避谈哈马斯 （Hamas，正名为伊斯兰反抗运动） 崛起对以巴冲突的影响。艾雅斯说，“不论是外交和谈抑或本土政治前景，很多当初发起第一次起义的领袖都对现状失去希望，相继退出政党。自治政府成立后，抗争的意义变了质；从前人人都是义工，现在大家成了受薪的公务人员。同时，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苦无出路。加沙被封锁后，我们的支援更弱，这是以色列政府乐见其成的局面。巴解没有做好领导工作，有时候打压示威的是巴勒斯坦自己的警察。”

2000 年，以巴和谈决裂，促成“第二次大起义”爆发，与第一次不同，以军的暴力镇压升级，以哈马斯为首的激进伊斯兰组织也开始动用自杀式袭击、火箭炮攻击等手段，令双方死伤数字激增；哈马斯在 2006 年大选中赢得加沙管治权，也令巴勒斯坦“包庇恐怖份子”的主流印象不迳而走。

现驻巴勒斯坦、长年报导以巴冲突与中东事务的独立记者 A 以不具名形式对我说，两次起义对她来说已犹如“另一个世界”。“现时，在西岸与东耶路撒冷、国际社会认可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已住了至少约 60 万以色列人……自 2015 年以来，我们见证著另一种‘起义’：个别民众开始自发对以色列军人与屯垦者展开武装袭击。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见的，是一场民众运动溃败过后的后遗，而这很大程度是缘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施以形形色色的客观限制。”

然而，先不论殖民控制的本质与以巴之间的力量悬殊，以色列的民情转向也不能全都怪到哈马斯的头上。札高特解释：“追本溯源，是以色列在1970 年代扶持伊斯兰份子，企图以此与世俗国族主义的巴解相抗衡。如果你问加沙人民为何投票给哈马斯，我们首先要承认当时巴解领导的和谈的确是失败了；其次，当时巴解内部被批评管理不善、缺乏民主与透明度，甚至涉及贪腐的传闻，都令民众萌生求变之心。特别是大选发生在自治政府于第二次起义中遭受重挫之时—当时自治政府腹背受敌，非常弱势，无法有效应对民情。所以民众开始相信投给哈马斯会是答案。”

布列格曼在书中亦有分析以军“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伊斯兰主义者一度被赋予权力，尤其在加沙走廊，西岸亦是如此，而这都有以色列的战略许可。”他并分析伊斯兰主义者在加沙崛起的背景：“伊斯兰团体在加沙走廊比西岸更强大，一大原因是加沙人、尤其那些住在稠密拥挤的难民营中的加沙人，他们拥有比西岸巴勒斯坦人更传统且保守的伊斯兰背景，他们更容易接纳伊斯兰主义团体的信息。”

札高特续指：“哈马斯赢得大选后，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 （Ariel Sharon） 宣布单方面撤离加沙，这变相是默许了哈马斯的胜利，也确立了其管治地位。于是，以色列就可以借此加深西岸与加沙领导之间的分化，一边在西岸继续扩大屯垦地，一边标签加沙为恐怖主义温床，军事扩张便好像变得理所当然了。”

欧美“反犹”指控日盛 阻巴人自决讨论

除了主流媒体对刻板伊斯兰印象的渲染外，近年声援巴勒斯坦的运动在欧美也遇上另一个被频繁安插的“罪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等同反犹。艾雅斯语带无奈：“现在国际上但凡讨论巴勒斯坦自决问题，都好像例必被指控反犹，但两者根本完全不相同。”

月前，美国新任国会女议员奥马尔 （Ilhan Omar） 公开质疑以色列政府及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简称 AIPAC） 为首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长期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惹来民主党领导层与保守派媒体以“反犹”指控群起而攻之。

我于是想起 2003 年、第二次起义期间亲赴加沙不幸死于以色列推土机下的美国社运少女若雪·柯利 （Rachel Corrie）。柯利在日记与电邮中写下在加沙拉法市 （Rafah） 亲睹当地民众的绝望——无数生计与家园被毁、果园与农地被夷为平地、水电等基本物资中断，在枪火下惶恐度日，进退无路。她多次诘问：巴勒斯坦人暴力反抗就能合理化以色列违背国际法的罪行吗？陈年俄制枪械与自制炸药能威胁由世界强国之首撑腰的军事大国吗？大部份加沙民众面对机关枪与炮弹发射器威胁依然照样不卑不亢地过活，难道不就是非暴力抗争的缩影吗？

才情横溢的柯利死时年仅 23 岁，其双亲将文字付梓成书得以传世，部份内容于2005年被已故英国著名男演员阿伦·历曼 （Alan Rickman） 与现任《卫报》总编 Katharine Viner 联手改编成剧场作品《My Name is Rachel Corrie》。然而当这部在英国叫好叫座的剧作搬到美国知名的“纽约剧场工作坊”（New York Theatre Workshop） 时，却闹出艺术总监以顾及犹太裔群体反应为由而无限期延迟的审查风波，尽管有“斯内普教授”名气加冕亦无济于事。

柯利为捍卫他人的家园丧命，死后却受自己的国人冷待，惟她直书作为美国人的自省、加沙的人道灾难，拷问国人的责任，十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适切。事实上，上月美国民调显示，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已跌至 2009 以来的最低点，这现象均可见于两党的支持者；在 2015 年民主党初选中败给希拉里、已宣布角逐明年总统大选的桑德斯 （Bernie Sanders），正是多次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施政、提倡美国削减对以国军事援助的代表之一，他的犹太裔身份亦有望能凝聚进步的犹太裔选民。

分治局面突破在望 团结政府为首要

在美国舆论有望转向的同时，巴勒斯坦内部的管治困境也亟须解决。艾雅斯说，“越来越多美国人意识到占领的不公，同时也有以色列人觉得特朗普的高调举动是徒为局势升温，不会带来和平。”

札高特强调，“我不认同哈马斯在 2007 年透过不合法的内斗手段来瓦解联合政府，也不认可他们的意识型态。但客观而言，他们内部也是有变革的，当时的哈马斯跟 2017 年的哈马斯并不一样。他们开始准备与巴解的主要派系法塔赫 （Fatah） 和解，打破西岸与加沙的分治局面，长远合组政府。现在，巴解必须把握机会，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所有政治力量团结一致，建立合理的联合政纲与民族政府……没有团结，民主就难以向前，以色列的扩张就不会遏止。若我们没有希望，就甚么也难以实现。”

艾雅斯则说，“随著对巴解领导的不满日增，很多年轻人开始自发起来，成为活跃组织。他们也积极倡议 BDS 运动（注：支持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的跨国运动），不过这在本地的情况就有点复杂，因为我们很多日常物品都要依赖以色列。”

我问艾雅斯，今天重温《拉娜的革命》，会否觉得伤感？所谓两国方案 （Two-state solution） 的和平愿景，是否已成明日黄花？

“我个人相信两国方法是唯一之途，但现实已不可能。奥斯陆之后，以色列的扩张更加恣意横行，现在更有人说一国方案才是答案。”艾雅斯说。

两国方案成泡影 希望寄托新世代

“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村上春树的“鸡蛋与高墙”论广获华文读者引用。这番话来自他在 2009 年于争议声中前往以色列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讲辞；言语既指涉以巴冲突中的无辜平民，也寄寓每个人面对体制不公的共感与责任：“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它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更深一层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会继续坚持下去。会有更多年轻人参选，成为有实权的政治领袖。我们这一代甚么都试过了，希望必须来自新一代。他们处世更坚强，接受教育也更多，会更易得到民众接纳。”艾雅斯说。“但重点当然是何时会有怎样的选举。过去，以色列也曾经试过阻挠民众投票，更不要提西岸与加沙无法往来，介入无从。”

时代未必会永远站在高墙的一方。“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抗争，不能失去希望。同时，国际社会必须介入更多，正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我不相信占领能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

延伸阅读：

Ahron Bregman, Cursed Victory: A History of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1967 to the Present （2013, Pegasus Books）（台译：《被诅咒的胜利：以色列占领区中的离散与冲突》，联经出版）

Rachel Corrie, Let Me Stand Alone: The Journals of Rachel Corrie W. W. Norton & Company; 1 edition （March 9,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