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运关键词书写笔记（二）：“拆大台”——从自发群众到多元领袖

【编者按】2019年是香港雨伞运动5周年，香港本地文化研究学者许宝强发起一场持续9个月的“伞运关键词计划”，希望用“关键词”的方式书写这段社会史，并将邀请关注伞运的学者、律师、社运人士与公众人士一起读书与讨论。端传媒纪录每月一场的讲座关键词、发言人的思考及与公众的对谈内容。我们邀请诸位读者一起，纪念和反思这场运动。本文为第2期，讲座笔记将持续9个月，敬请关注。

“雨伞运动关键词”第二期聚焦“拆大台”，邀请吴霭仪分享伞运留下的遗产。

若要回顾“拆大台”这个因雨伞变得耳熟能详的词，就要理解它在怎样的背景下生成、促成了哪些行动，在雨伞中和伞后的实践里，又有哪些局限。吴霭仪将自己的雨伞经历，嵌入她对香港民主运动多年的参与和观察中加以审视。

为什么要拆大台？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倘若我喜欢有明确指示，希望上街时有人指点，“拆大台”后谁来领导我呢？如果大家都想领导，岂不是很乱？倘若“大台”意味著政治领袖聚集人气、统合立场，甚至是发号施令的场域，那么大台拆掉以后，是否也要连同政治领袖一起摒弃？

吴霭仪认为，真正值得反思的问题，并非是否要彻底放弃领袖，而是检视要有怎样的领袖、领袖如何产生，以及领袖和其他参与者之间的政治伦理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拆大台”并非断裂式的放弃，而是激活政治能动性和政治成熟度的尝试。

“哲学是应该在街边讲的”

回忆起五年前的雨伞运动，吴霭仪觉得最迷人的是她在街头讲学的经验。从9.26开始的罢课不罢学，到9.28之后流动民主教室，她先后在占领空间内讲什么是法治、政府使用禁制令为何不妥，占领的理据……

以讲者的身份经历过各种场合的吴霭仪，却只在伞运中见到过这种听众：他们既带著强烈的危机感，又掩盖不住高度热忱；不论多深的题目，讲出来都有人认真地听。她面对的既有年轻的同学仔，也有大叔大婶，但不论读书多少，只要有不明白的，他们都会当面直接提问——不像课堂里的学生，因为怕问不出好问题或者出丑，干脆默不出声。她半打趣地评论道，说得夸张些，这挑战了儒家传统中不当面辩论的习惯——为此她还开玩笑说，孔子就不即刻反驳不妥意见，而是先离开几步，再感慨，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在吴霭仪看来，这种自信不是自大，而是出于一种对自己的责任：我要为自己负责，我有权利。更精彩的是，这样的人群不仅出现在街头，还一起打造了一个可以容纳异见的公共空间。即使在冲突要上升到肢体语言时，也总有人上前阻止。激情但理性的辩论，因此显得非常珍贵。

吴霭仪描绘的伞运占领区空间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宽容的、接受人之脆弱的公众性，使得普通人可以在此时此地，和同样无法“独立”面对危机和困境的其他人一起，在互相的观照中，平等地去“成为”。

我们或许可以引申吴霭仪的观点，更丰富地理解“无大台”的占领区在公共政治层面的特质和意义。在自由主义者对公共空间的寄托中，常常假定参与者都是自在自为的、独立的政治主体，随时可以快人快语，“自由”地讨论起来。现实中的人，则往往更加脆弱和“不完整”。公共讨论对许多人来说，是在知识、术语，乃至谈吐上都有门槛的一件事。面对强权和不公义时，除了愤怒，人们的情感状态常常是恐惧、无助，很难直接发言或行动。从这个角度看，吴霭仪描绘的伞运占领区空间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不仅让已经知道如何发言、带著清晰观点前来的参与者——一种已生成的政治主体——以平等的方式交流、辩论；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宽容的、接受人之脆弱的公众性，使得普通人可以在此时此地，和同样无法“独立”面对危机和困境的其他人站在一起。在互相的观照中，他们可以平等地去“成为”，无论是参与讨论或是做些其他工作，从而体验到与以往不同的政治状态和自我感觉。

“拆大台”之后，我们还需要领袖吗？

正如“关键词计划”导言所论，“拆大台”在伞运后已经成为人们不假思索就会说出来的词汇，但在使用中它的意涵未必那么清晰。“拆大台”是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还是否定自上而下的领导？在伞运时它是怎样产生的，又和其他的关键词有哪些关联？这三个字改变了哪些传统民运默认的“玩法”，对伞运后五年的今天，还有什么启发？讲座中，吴霭仪在回顾并延伸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后，重点分享了在大台拆掉以后，我们如何打开对“领袖”的想象。

吴霭仪援引岑朗天在《伞悔录》中的分析，指伞运说明在社交网络盛行的今日，习惯或者有决心做“独立判断”、更倾向于“自发”上街的群众越来越多，这让传统民主运动中依靠自上而下的指令做动员的“社员大台”显得陈旧，甚至尴尬。“拆大台”的基本意思因此有两层：首先，在组织形态上，不再由少数人发号施令，霸占话语权，带领大家做抗争；其次，从政治伦理上说，群众不再需要高高在上的民运神龛，把民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一些需要供奉的“代理人”身上，仿佛只要跟随他们，自己想什么、做什么就不重要了。雨伞的重要遗产便是扬弃了这些陈规之后，自己承担自己命运的政治伦理。“拆大台”和“命运自主”因此是一体两面。

不过，在吴霭仪看来，“拆大台”带来的思考如果止步于此，一些常见的问题便无法得到回应：如果人人都可以自决，为什么还要有领袖？如果“命运自决”和有领袖组织行动本身不矛盾，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这些问题说明，“拆大台”远非赶走传统意义上的领袖那么简单，亦不可大而化之地认为，只要用自发性来取代少数人的领导，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吴霭仪对这几个问题的思考，深受她的博士指导教授、哲学家约瑟艾格思（Joseph Agassi）的影响。在为哲学入门者所写的The Siblinghood of Humanity: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中（中译本《本是同根生》由吴霭仪翻译并撰写中文版序，待出版），艾格思用了一章专门讨论领袖问题。他的论述基于一个基本的判断：在一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领袖总会以各种形式存在，是不能人为取消的一种自然状态和经验事实。

因此，回到香港的语境中，吴霭仪认为，既然领袖不是说没就没的，真正的问题就不是“我们是否还需要领袖？”。更具价值的设问是：我们想要什么样的领袖？领袖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更广义地说，需要何种社会土壤，才有助于生成这样的领袖？

这是吴霭仪当晚的发言中，非常有见地的一种思考方法：我们在讨论领袖时，需要视其为一种以契约和信任为基础、由多方共同构建的社会关系，而非孤立地描述某个人怎样才算是一个领袖。后者常见于各种以“培养领导力”为名的项目中——它们设定某些个人特质为领导力的核心，以此为标准划分拥有特质的领导者，和缺乏特质的被领导者，进而突出“与众不同”的领袖，甚至将“领导-被领导”的结构固化。相反，吴霭仪所倡导的领袖关系，不再强调群体中需要有绝对“英明神武”的寡头，而是对一般群众的政治智慧有更高要求。

吴霭仪的这一观点亦受到艾格思著述的启发（详见“本是同根生”中译序）。艾格思师承波普尔（Karl Popper），并发扬其批判理性主义观点。波普尔曾论断，“科学”是通过证伪不断靠近真理的过程，而非对真理不证自明的垄断。艾格思沿用这种进路分析法律和政治。例如他说，法律的权威不来自对公义的绝对垄断，而是提供了一种方法，通过不断改进错误，接近公义。在这种由批判理性主义生成的自由主义视野内，“公义”概念的多元性和它带来的纷争，都是可以接受的。

法律如是，政治莫不如此。借艾格思的论述，吴霭仪谈到，开放社会的政治生活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它要求足量的政治主体——不以占据真理为荣耀，有自我怀疑精神和好奇心，可以接纳政治事件的不确定性，同时秉持对错误和缺陷的包容，乐于实验、明白陈规终有推翻之日……如果领袖产生于这种政治主体的互动，拆大台与命运自主等理念，就和领袖并无矛盾：我想要什么样的领袖，本身就可以成为自主决定的对象。

讲到这里，吴霭仪回忆起在《明报》工作时的一次采访经历。1980年代中期，在《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吴霭仪采访过著名人文学者、时任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谈及香港的未来，她问王赓武：你这间大学想培养什么样的领袖？王答道：领袖近乎天生，是很难靠外力“培养”出来的。大学培养的不是领袖，而是有眼光的人，他们会识别哪一个才是社会需要的领袖，再去支持他，这才是大学的责任。所谓慧眼识英雄，英雄是天生的，而慧眼和社会责任感则是可以培养的……“所谓物色”，吴霭仪补充说，“不是去寻宝一样去挖掘一个英明神武的人，以后就完全靠她了。即使是天生的领袖，也时时会犯错，需要社会看住。”

在吴霭仪眼中，十年前的“菜园村-反高铁”抗争中，社会运动和立法会议员之间的互动便是这样的例子。她回忆到，对于政府拨款修高铁，当时的大部分议员都没什么反应，觉得给钱修铁路很好啊……一些环保人士还觉得，铁路的集中运输比汽车要环保，赞成的人很多。真正的反对声浪，形成于议会之外。当时朱凯迪等社运界的人，尝试游说立法会议员，告诉他们在新界发生了什么事，高铁有哪些弊端，如何影响到菜园村。让时任议员吴霭仪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前立法会大楼外搭了台，用扩音系统将议员在里面讲的东西播出来，让他们向公众交代立场。另一边，也有公共专业联盟的努力，议员一边在议会内先“顶住”，一边也向他们拿资料补习。吴霭仪认为，这种民间能实质性地辅佐议员达到社会目的的过程，彰显了真正的民主。拆大台和领袖之间，因此有良性互动的可能，二者并不天然矛盾。

无大台的团结与“任何人”式领袖

讲座互动环节中有观众问，在伞运和其他民运场合，常常听到“团结”这个字——大家要团结在一起，面对共同的敌人——那么，“拆大台”是否也意味著团结不再重要？

吴霭仪回应说，香港的民主派的确常常会讲，如果不团结，就不够人投票，或者说你的理论和我相近，我就和你团结，反之就不理你，甚至会说，不团结的就是坏人。她觉得出问题的不是追求团结的目标，而是这种“传统大台”设定的“团结观”——其要求的团结程度未必合理，很难实际做到，甚至对运动有害。

在她看来，我们不需要时时、事事都保持团结，更不需要通过制度和身份制造永远的团结。相反，当出现特别的行动或者某一个议题时，如果有很清晰的意见可以解释给大家听，你同意就跟我同行……如果不同意，也无须勉强。只有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和理由（cause），讨论团结才有意义。这种时候，你就可以问自己，我的意见是否对奋斗目标有用，我可以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

“我说地球是圆的，你说地球是平的，好有意思啊，不如讲来听下？当你说讲来听下的时候，你真的要去听喔！不要只关心对方有什么漏洞，我去攻击一下……你要真心去听啊！”

那么，我们怎么去处理意见不同的人呢？吴霭仪觉得，当需要集体行动时，“少数服从多数”仍然是不理想中最可以接受的方式，而少数人应有离开的自由。但更常见的毕竟是非行动状态的辩论——在她看来，这时候最重要的，莫过于好奇心带著自我怀疑的聆听：“我说地球是圆的，你说地球是平的，好有意思啊，不如讲来听下？当你说讲来听下的时候，你真的要去听喔！不要只关心对方有什么漏洞，我去攻击一下……你要真心去听啊！”

意见可以多元，能力也应如是。吴霭仪说，自己对人的基本态度是：“我不会特别看得上任何人，也不会特别看不上任何人……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事情上都可能叻过我（比我做得好），或者没我叻。”这种态度背后是一种更深刻的期许：如果我们相信，不同的人在不同时刻或情境中，有各自擅长之事，寻找“领袖”的焦虑恐怕也不会那么多。假若我们的政治生活能鼓励这种多元领袖观，它也将有助于提高参与者自身的政治能动性。

当更多的人去想，自己或许能在某件具体的事上做领袖，我们就不会特别被动地等待跟随某个大佬。相反，她则会更留心什么场合需要到我，自己在哪个环节可以扮演具体的角色。在吴霭仪看来，这是伞运“拆大台”中留下的珍贵遗产：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选择站出来。

去中心化社运中的政治责任

一如香港的“拆大台”，近年来世界各地的社运中，去中心化几乎已是默认配置。就吴霭仪关于领袖的发言，“伞运关键词”计划的召集人许宝强评论道，或许有时候可以调整一下字眼，未必要沿用“领袖”。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出于抗拒等级差异和过于僵硬的组织，倾向于使用“协调者”（facilitator），其主要是促成讨论发生、将已形成的共识快速转化成为直接行动，并通过有机地重复这个过程校准行动（注1）。

吴霭仪补充道：协调者并不是那么好做的，不是收集意见然后总结一下就好了……自下而上的民主实践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协调者要知道议题的情况，要给不同人解释、指出分歧的地方，补充大家忽略的东西……这些是可以在实践中学习的技能，但与传统民运领袖的培养方式十分不同。

如果“拆大台”意味著领导运动的责任有了更灵活的配置方式，那么行动如果“失败”，对错误的问责应该怎样相应地改变呢？许宝强说，如果按照“协调者”的方式来理解运动领袖，那么它们所做的决策就并非纯粹的个人意志，因此也不需要背负所有的责任。

政治行动总是充满变数，未必所有人为努力皆可以成事。吴霭仪认为，香港社会对“确定性”的要求太高，不太接受开放的结局，最好没有意外，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许宝强也引用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观点，指出公共参与中形成的契约关系，虽然总包含对成功的许诺（promise），但终究还是不彻底的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因此，检讨错误时，原谅（forgiveness）就显得很重要。只有谅解自己和他人，不把错误全部归因于某个人或组织，才能保住行动（action）的活力和政治的空间（注2）——在鄂兰笔下，行动之珍贵，不在于它保证有结果，恰恰是它可以打开僵局。只有当参与的权利和失败的责任都再不集中于少数人身上时，大台的解体，才能成为释放政治活力的真正契机。

反思：“拆大台”精神如何走出占领区？

我们上街，不是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而是我们可以到街上去，一起准备。

对吴霭仪来说，“拆大台”折射出伞运最为进步的一面：它把香港民主运动中的集会从请愿式政治（petition politics）升级成为参与式（participatory politics）。在既是拼来，也是借来的时空中，占领者未能等到“真普选”，但却得到了共同学习和践行民主生活的机会。她谈道，专制政权的成功，往往并非依靠独裁者的勤奋；专制的基石是大量宁愿由独裁者左右一切，自己不想承担责任的普通人。经过雨伞洗礼的参与者，不管是对民主政治的质素还是他们自己的政治能力，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伞运之前的十年，接连不断的香港社运，大大地丰富了伞运的思想和经验资源。尽管如此，对许多人来说，伞运才是真正起点——他们在伞后“落区”，重新发现自己的社区、探索和挑战城市里的不公义。伞运可以被视为一次激进的公然造人事件——几十天的时间里催育出的政治想象力和自我感觉，香港社会至今仍在消化。

然而，雨伞占领区作为预示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的一种形态，也难免有诸多局限。人们争取不到普选，便占据街道，在地呈现民主生活。这是非常特殊的集会场景。它提供了诸多可能性，但和“现实”中更为复杂的社区发展、民生诉求、政策研究等更隐性的政治活动相差甚远，而后者往往更代表香港政治文化的日常。落区的伞兵所需要的工作能力，因此远多于吴霭仪所偏重的、以理性沟通为主的交流。他们面对的群众，也不可能像伞运中的那样，大家有相近的目标。如何处理基本盘就是“不团结”的人群？在高度异质的社区里，怎么做一个领袖？“拆大台”精神作为伞运遗产，其影响是否能走出占领区，关键在于它能否能有机地完成在地转化。

互动环节尾声，有听众分享说，伞后常碰到的情况，是根本没有动力开口，或者一开口辩论即陷入僵局。朋友之间可能一句“你我立场不同”，就不再能继续对话。这些情感状态的困局，揭示出批判理性主义论述公共政治的局限性：有时候人们不是不知道辩论和沟通思想的重要，只是情绪上没准备好，或者不再相信那样做有什么用。

诚然，雨伞营造的社运场景难以复制。它不保证参与者在特定时空中获得的高峰体验和开放性可以永续。回到自己的小环境里，我们仍然会感到无力。然而，也应该相信，如果我们曾经“成为过”，日后便会有再度打开自我和公众生活的可能——这也是“关键词计划”发出的一个邀请。在占领区，人们除了辩论，还一起承受过失落和彷徨。或许这种共同体的感觉，就是仍然需要在街头抗争的理据。我们上街，不是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而是我们可以到街上去，一起准备。

预告

“流动共学课室”将于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举办“香港雨伞运动关键词计划”系列讲座。第三次活动（3月30日） 的主题为“当泛民拥抱本土”，将由马国明主讲，许宝强主持。

注1. 参见David Graeber. Direct Action: An Ethnography. AK press, 2009.

注2. 参见Hannah Arendt. The Promise of Politics. Schocken,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