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沈志华：从历史经验看中朝关系的恰当定位

【编者按】本文是沈志华教授著作《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增订版）》的结语部分，提纲挈领地总结了20世纪中后期中朝关系的主要特征和经验教训。该书增订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增加《改革开放与中朝同盟基础的瓦解》一章。在朝鲜半岛风云变幻、特金会破局之后，中朝关系再次回到焦点位置。端传媒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增订版）》

作者：沈志华

出版日期：2018/05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页数：886

定价：HK$380

ISBN: 978-988-237-075-3

20世纪中后期中朝关系的发展阶段

归纳起来，在本书（即《最后的“天朝”》——编者注）研究的历史时期（1945–1976年），中朝关系总体上处于冷暖无常、起伏不定的状态，其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49年），其特征是“若即若离”。

在苏联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后，在莫斯科的支持和帮助下，金日成整合朝鲜各派政治力量，建立并稳固了其对朝鲜北方的统治。在由苏联主导的北朝鲜政权建立过程中，原中共系统的延安派朝鲜干部受到排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不熟悉金日成等朝鲜政权的主要领导人。所谓中国内战时期（特别是在东北地区）朝鲜对中共的帮助，本质上是苏联对华政策的体现。毛泽东试图建立“东方情报局”，亚洲各国共产党均派出领导成员参加中共中央在中南海举办的“学习班”，唯独朝鲜劳动党没有一人参加。中共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朝鲜则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朝两党之间若即若离，却双双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接受的是苏联对亚洲地区的政治安排，新中国面对的则是一个斯大林安排的既成的“中朝关系”。于是，中朝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在历史的和地缘的因素中，又注入了国际共运结构中的“兄弟”元素。

第二阶段（1950–1958年），其特征是“内紧外松”。

中国出兵朝鲜，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发言权。在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双方对战争目标和作战方式的想法不同，中朝领导层之间冲突迭起，关系十分紧张。两国关系表面上亲密无间，实际上在如何解决朝鲜统一、何时需要中国援助、志愿军由谁来指挥、中朝联军越过三八线后是否继续南进以及朝鲜铁路管理权的归属和停战时机的掌握等一系列战略决策或重大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分歧和矛盾。尽管此前朝鲜一直仰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战争期间中国因其所处地位往往起到主导作用。所以，面对中朝之间的重大分歧和矛盾，斯大林都支持了毛泽东。由此，在金日成的心理上留下了深深阴影。中国人在朝鲜流了很多血，但并未在两国领导人之间和国家层面凝成深厚友谊。

在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双方对战争目标和作战方式的想法不同，中朝领导层之间冲突迭起，关系十分紧张。两国关系表面上亲密无间，实际上在一系列战略决策或重大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分歧和矛盾。

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为了战后继续保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发言权和主导作用，决定给予朝鲜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朝鲜的战后重建工作，主要是在中国、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下完成的。中国虽然经济实力远不如苏联，且自身亦在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但援助朝鲜的力度曾一度大大超过苏联。金日成对此十分满意，但在公开场合强调的是“自力更生”，很少谈及中国和苏联的援助。早在战争后期，金日成便利用各种借口和手段，挑动党内各派之间的争斗，以达到排挤和打压国内各派异己力量，树立其个人统治权威的目的。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全面改组领导结构，引起各派反对。

苏共二十大以后，金日成不愿接受莫斯科的新方针。延安派和苏联派联合起来，试图利用苏共对金日成的不满展开对金日成的批判，迫其下台。在1956年8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劳动党内部矛盾全面爆发，金日成控制局面后，将反对派打成反党集团，延安派部分干部逃亡中国。毛泽东对此十分恼怒，与苏共代表团商量后派米高扬和彭德怀率团赴平壤，强迫金日成收回成命。金日成在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压下被迫承认错误，但内心并不接受。中朝关系由此陷入严重危机。

波匈事件和苏联反党集团事件后，中共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望日益提升，逐渐成为在国际共运中与苏共平起平坐的领导者。毛泽东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建立和扩大与苏联竞争的优势，1957年底改变了对金日成的态度，主动承认1956年干预朝鲜政局的错误，并表示同意其国内政策，甚至答应全部撤回在朝志愿军。于是，中朝关系得以缓和，并在中国的“大跃进”和朝鲜的“千里马”运动中出现第一次高潮。

第三阶段（1959–1965年），其特征是“尾巴摇狗”。

随着中苏分歧不断加深，双方都有意拉拢朝鲜，由此为朝鲜提供了有利的外交空间。金日成在中苏之间采取对等外交的策略取得成功，出现了冷战中的一种奇特现象——小国主导大国（“尾巴摇狗”）。在此期间，韩国政府面临极大的内部压力，政权频繁更迭，无力向北方发起武装挑衅，美国则专注于推动韩国经济复兴。这一切在客观上为朝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安全环境。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粮食；赫鲁晓夫则向金日成出示了毛泽东1956年严厉批评金日成的谈话记录。金日成在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搞外交平衡，两边讨好，取得了众多援助和好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朝鲜在1961年同时与苏联和中国分别签订了同盟条约。

随着中苏分歧不断加深，双方都有意拉拢朝鲜，由此为朝鲜提供了有利的外交空间，出现了冷战中的一种奇特现象——小国主导大国（“尾巴摇狗”）。

由于赫鲁晓夫坚持的和平共处对外方针有违朝鲜的外交取向，加上苏联对外援助大大减少，朝鲜在中苏争斗的过程中逐渐倒向毛泽东，积极加入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为了拉住平壤，在无力继续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从政治利益出发，在处理朝鲜侨民和东北朝鲜族边民跨境流动的问题时，往往依从朝鲜的主张，甚至在中朝边界纠纷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把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国境内的长白山天池大部划给了朝鲜。此外，毛泽东还一再表示，中国东北就是朝鲜的后方，一旦发生战争便交给朝鲜管理。中朝关系由此渐入佳境，并达到第二次高峰。

第四阶段（1966–1969年），其特征是“外紧内松”。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调整了赫鲁晓夫的对内、对外政策，加大对朝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金日成对苏联的态度随之缓和。接着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极“左”的外交路线使中国陷入空前孤立的外交困境。造反派把朝鲜劳动党也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指责和批判，红卫兵又在中朝边界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引起金日成极大不满，甚至向苏联表示决不会屈从“中国路线”。在这种背景下，朝鲜迅速倒向苏联，一度加入反华大合唱。中朝关系由此一落千丈，从高峰跌入谷底。

然而，在以苏联为主要对手的斗争中，高举反帝大旗的毛泽东在内心决不会放弃两个亚洲近邻朝鲜和越南，从而使中国陷入孤身作战的境地。尽管在“文革”初期中国的外交一度失控，但毛泽东没有说过一句金日成的坏话，也从未想过要抛弃朝鲜。与此同时，金日成也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帮助。1968–1969年，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武装冲突不断加剧，朝鲜派突击队员前往青瓦台刺杀韩国总统朴正熙，扣押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及其船员，击落美国海军EC-121大型侦察机，半岛局势骤然紧张，美国对朝鲜政策趋于强硬。为此，朝鲜需要得到邻邦中国的强力支持，并主动提出缓和对华关系。而珍宝岛武装冲突导致中苏关系进入冰点，中国也不得不尽快消除与其他边境国家关系紧张的状态。1969年10月1日，崔庸健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标志着中朝之间又开始恢复了“兄弟”友好关系。

第五阶段（1970–1976年），其特征是“貌合神离”。

中国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决定对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打破中美长期对抗的僵局，恢复双边关系正常化。金日成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但提出必须对朝鲜的利益有所保障。在中美外交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想方设法照顾昔日盟友，满足了朝鲜的所有要求，并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全力援助朝鲜，中朝关系表面上显示出一片祥和景象。

然而，在中国采取联美抗苏战略的同时，朝鲜的主要敌人仍然是站在韩国背后的美国，其客观结果必然是把中朝两国的外交路线推向对立，而金日成在大力寻求中国援助的同时，也频频向苏联示好，继续开展等距离外交。另一方面，由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坚持世界革命的主张，不得不放弃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从而使中国失去了领导反帝斗争的中心地位。朝鲜则全面宣传金日成主义和主体思想，有意扛起世界革命的大旗，继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越南和柬埔寨的革命胜利刺激了朝鲜，金日成访华并最后一次与毛泽东会谈，企望中国支持朝鲜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民族统一，而毛泽东采取了回避态度。此期的中朝关系已是貌合神离，中美关系缓和在外交战略和地缘政治方面动摇了中朝之间“特殊关系”的基础。

金日成访华并最后一次与毛泽东会谈，企望中国支持朝鲜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民族统一，而毛泽东采取了回避态度。此期的中朝关系已是貌合神离。

中朝关系变迁的内在逻辑线索

总结一下，本书对毛泽东时代中朝关系历史现象的描述和解释，大体是按照以下并行不悖且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三条线索或基本思路展开的：

第一，从传统文化和外交理念的角度观察，毛泽东和金日成对中朝关系的处理，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宗藩观念与朝鲜提倡的“主体思想”及反“事大主义”之间的博弈。

冷战时期的中国和朝鲜无疑都属于个人专制国家，其外交决策方式则体现为“领袖外交”，也就是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个人理念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向。毛泽东具有极强的领袖欲——在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开始考虑如何恢复历史上中国对周边国家的主导权和领导权，又熟读中国古代史书——深谙中国历代皇帝作为“天朝大国”天子的统治术。因此，在他处理与朝鲜关系的理念中，有意无意地闪现出历史上中国帝王以宗藩体制统治周边地区的“天朝”意识。

毛泽东具有极强的领袖欲，又熟读中国古代史书。因此在他处理与朝鲜关系的理念中，有意无意地闪现出历史上中国帝王以宗藩体制统治周边地区的“天朝”意识。

如果说在古代中国这种宗藩制度表现为朝贡体系，那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和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现实条件下，这种理念和意识则以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让中国成为亚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中心，而自己担当亚洲乃至世界革命的领袖，始终是毛泽东追求的人生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泽东要求的，就是对其领导权的认可，只要服从和紧跟中国的政治路线，什么领土、国民、经济利益，都不在话下。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出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的特征，而这也是毛泽东的天下观与斯大林的领袖观之间的重要区别——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比斯大林更加传统。

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曾经长期依附于大国的小国领袖，金日成的理念恰恰相反。就建立世袭的金家“王朝”而言，金日成有继承传统的一面，但也有反传统的一面。古代朝鲜的统治者推崇“事大主义”，借助与中国的宗藩关系确保其国家安全及在东亚的政治地位。近代以来中国国力衰败，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受尽屈辱。战后虽然见到了独立的曙光，却又因冷战格局的出现而不得不依附于苏联的保护。在抗日烽火中成长起来的金日成，一生追求的就是朝鲜的独立和统一。在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金日成不失时机地提出主体思想，不断开展反对“事大主义”的教育，就是要为朝鲜谋求彻底的、真正的独立地位。

中朝关系的演变，就外交体制的发展而言，实际上是传统宗藩体制在现代条件下向两个独立、平等的国家关系转变的过程。所以，尽管冷战的国际背景和意识形态取向要求中朝团结一致，但是从外交理念上讲，此期中朝两国关系在本质上是对立的、矛盾的，这种对立和矛盾的表现形式不同，却贯穿始终。这就是中朝同盟关系不稳定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朝关系的演变，就外交体制的发展而言，实际上是传统宗藩体制在现代条件下向两个独立、平等的国家关系转变的过程。

第二，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观察，毛泽东和金日成对中朝关系的处理，实际上反映了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不对称同盟中大国与小国关系的特殊现象。

中国是一个大国、强国，朝鲜是一个小国、弱国，他们之间结成的同盟关系显然是不对称的。一般来说，在这种同盟关系中，都是小国服从大国，弱国依附强国。然而，中朝关系的情况却与此相反，表现为一种“尾巴摇狗”的现象。这种形象的说法也许不够文雅，但在冷战时期的不对称同盟关系中，大国难以控制小国，反而受制于小国，中朝关系的确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究其原因，除了金日成的顽强意志和左右逢源的外交手段外，主要起作用的首先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一个小国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其外交地位本来是十分可怜和微弱的，但是如果两个大国处于对立状态，而两者又都寻求小国的支持，那么主动权无疑就会转移到弱者手里。这大概就是冷战格局中产生“尾巴摇狗”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恐怕也是金日成能够大力宣扬“独立自主”和“主体”思想的外交基础。朝鲜处于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在远东安全和利益的交会点，在地理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于是，在1950–1959年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中，中国和苏联都需要照顾朝鲜这个社会主义远东门户的利益和要求；在1960–1965年中苏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斗争中，双方又都需要拉拢朝鲜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而在1966年中国被排挤出社会主义阵营之后，朝鲜作为中国仅存的几个“盟友”之一，就更有机会和资格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了。

从中朝双边关系看，中国作为“大哥”要求的是领导权，即对“大是大非”的管控（如对苏联和战争的态度），而朝鲜作为“小弟”追求的只是安全和利益。因此，中国可以忽视朝鲜政策的实用性、摇摆性，容忍朝鲜不断增长的需求，却无法接受它的背离。这就使得金日成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可以经常处于有利的和主动的地位。从长时段观察，朝鲜得到了它所要求的物质利益，却始终对中国若即若离，在中苏分裂和对抗的过程中，“脚踩两只船”。而对于同盟内部存在的诸多矛盾和分歧，中朝双方既不能让两国人民了解，更不能让他们共同的敌人美国获知。否则，这一同盟对内就失去了合法性，对外则不再具有威慑力。这就是中朝同盟存在的现实表现和结果。

对于同盟内部存在的诸多矛盾和分歧，中朝双方既不能让两国人民了解，更不能让他们共同的敌人美国获知。否则，这一同盟对内就失去了合法性，对外则不再具有威慑力。

第三，从行为特征和政治准则的角度观察，毛泽东和金日成对中朝关系的处理，实际上反映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结构性弊病。

中国和朝鲜一样，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苏关系一样，冷战时期的中朝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不成熟或不正常的国家关系，这种关系还没有摆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党际关系的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继续着党际关系的政治准则。现代国家关系的主要行为特征表现在对主权、平等的承认和尊重，正是从这两个方面观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或同盟关系存在着一种结构性弊病。

其一，在共产党的理论中，本来就没有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工人无祖国”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就是明证，即使掌握了政权，但党际间和国家间通行的最高原则还是国际主义；其二，在共产党的观念中，本来就没有平等的概念——各国共产党党章关于“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规定和共产党国际组织的存在就是明证，夺取政权以后，党际关系中领导和被领导的组织原则被移植到国家关系中。

与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宗法关系。

与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宗法关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一家之长”任意指挥或干涉其他“家庭成员”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小弟”可以任性耍赖，“兄长”就必须忍辱负重。中苏关系是这样，中朝关系也是如此，只是调换了角色而已。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逐步意识到平等和主权应该是每一个国家必须享有的合法权利；国家利益应该是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准则，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公开否定无产阶级推崇国际主义、世界革命需要统一领导这样一些基本原则。因为一旦这样做，就等于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失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话语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制高点。或许，中国和朝鲜在处理他们的相互关系时所遇到的逻辑上的悖论，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以上几点构成了毛泽东时代中朝关系的基本特征。不过，当中美关系缓和，尤其是毛泽东推行联美抗苏的战略方针后，连接中朝之间特殊关系的外交链条便在无意中开始断裂了。到邓小平时代，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朝鲜的方针。改革开放逐步切断了中朝之间以“国际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关系，中韩建交则最后摧毁了中朝之间以“国际共运”为纽带的政治联盟，中国和朝鲜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

改革开放逐步切断了中朝之间以“国际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关系，中韩建交则最后摧毁了中朝之间以“国际共运”为纽带的政治联盟，中国和朝鲜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

在冷战年代，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构成中朝关系特殊性的基础是两个阵营的对抗和中美两国的敌对。因此，毛泽东始终把朝鲜视为中国的“挡箭牌”和安全“缓冲带”，而中国则成为朝鲜的“大后方”。然而，随着中国离开社会主义阵营、中美关系正常化，特别是冷战结束和中韩建交，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和韩国仍然是朝鲜的敌人和威胁，但对中国已经不具有直接的安全威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潜在的盟友。朝鲜再也不是中国的“挡箭牌”和安全“缓冲带”，尽管从外交策略的角度考虑，双方在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和政治上的一致性，但已是同床异梦，所谓“血盟”的特殊关系已经彻底瓦解。这是客观存在，无论人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本书的结论是，历史启示人们，中国欲摆脱与朝鲜关系的困境，并实现朝鲜半岛长期的和平与稳定，核心的和首要的问题，就是把中朝关系恰当地定位于正常的现代国家关系，从而制定合理的和现实的对朝政策。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国际冷战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兼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